学人 | 淘尽黄沙始见金——访黄金贵教授【转发】
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学述”系列
淘尽黄沙始见金
——访黄金贵教授
文 | 薛世良、张玉娟
2016年年初，黄金贵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稍后，另两本代表作《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新一版）和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会要》（修订本）也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黄先生的勤奋和多产恐怕连许多年轻老师都难以企及，这让人很难相信他已是一位经过眼科手术、一目几乎失明、一目视力仅剩0.2的古稀老人。借黄先生的大著出版之机，我们对他作了一次专访，得以一睹这位老语言学家的学术风采。
路漫漫其修远
1957年，黄先生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四年后毕业留校工作，被分到蒋礼鸿先生主持的教研室，并直接在他的古汉语教学组。对此，黄先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蒋先生对年轻教师的要求特别严格，要求新教师三年不能上讲台，也不要写文章。同时蒋先生对年轻教师倾心指导，悉心栽培。在蒋先生指导下，黄先生勤奋读书，努力进修，同时作为蒋先生的助教，对学生的学业进行辅导。这几年虽然没有科研成果问世，但是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都被迫停止。黄先生也因此远离了古汉语专业的教学与研究。1979年，黄先生重新回到了古汉语组，他曾一度丧失信心，怀疑自己的学术之路能否走下去。
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进了高校，学术研究的百废待兴也激起了黄先生前进的信心：投身学术！一定要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时间，不看娱乐电视节目，不看小说，甚至在系资料室遇到同事也不舍得坐下来聊会儿天。他争分夺秒用来学习、备课、上课。他以古代汉语教学为主，在梳理教学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古汉语文化词义研究的新方向。他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促进了教学，引发了学生对古汉语学习的兴趣。对学术的执着与勤奋也为黄先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的研究论文一篇篇问世，科研工作量甚至是别人的数倍之多。目前出版的这三部大著就是黄先生多年科研探索的结晶。天道酬勤，此言不虚。
《古汉语同义词辨释两组》黄金贵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滑
动
查
看
《古汉语传播词辨释》黄金贵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败绩》黄金贵
《语文学习》1996年第2期
2003年黄先生退休，但他没有中断学术研究，甚至退休以后他又申请到了教育部项目。特别是在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词典”刚下达的时候，他手头还有16名硕博生。明明黄先生可以推掉二者全都不干，但他还是选择继续工作，并认真主持了重大项目的开展。他组织了当时不少在读的博士生参与编写。有学生受研究内容启发，在完成课题的同时，也完成了博士论文；有学生毕业以后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目前已成为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科研工作中培育人才一直是黄先生的夙愿，看到学生成材是他最感欣慰的事。
繁重的工作需要有健康的身体，为了工作他坚持锻炼，隔天到操场跑步。但是视力退化和眼疾又妨碍了他的工作。他的视力从0.4慢慢退化到了0.2，看书需要使用放大镜，后来又得了青光眼，不得不接受手术。手术使他逃过失明之劫，但手术后他仍然天天伏案。许多亲戚朋友不解：你这么卖力地干，图个啥？劝他保住0.2的视力，立即刹车。但黄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正是要趁眼睛还能看得见的时候，抓紧时间修订完善自己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一份有用的学术资料。在外人看来枯燥繁琐的语言文字工作，黄先生却甘之如饴，他觉得这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十年磨一剑
常语“十年磨一剑”，在黄先生这里决不是夸张，而是实录。他的每部书都经过十年以上的打磨才得以出版，这与黄先生对学术问题孜孜以求、对学术成果精益求精的精神分不开。这三部大著都有它们的一段故事。
黄先生的代表作《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最早在1984年就以《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为题投样稿到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过亚伦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并提出了严格的编写要求。之后，不断重复着“学习、研索、拟写、推倒、重写”的过程。1986年交出初稿，次年交二稿，1989年交三稿，又险些夭折，最终总算是有惊无险。1992年四稿完成，到1995年正式出版，前后距离10年。
这十年期间的每一稿的修改都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黄先生最初做词义研究还是从当时流行的动词、形容词词义辨析入手，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先生另辟蹊径，将文化研究引入词义研究，于是整部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一稿几乎都在条目、编排体例和内容上都做了重大调整。
但即使如此，《辨考》出版后，书中还是留下了一些疑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黄先生日日思考这些问题，时时留心新材料。2006年，正式开始《辨考》一书的修订工作。至2015年修订完成，竟又花去了十年。修订本中不仅原来遗留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且书中的每个词都逐条修订过，许多词义辨析的深度增加了。修订本还增加了100多幅插图，为了编选复印这些插图，黄先生花去了整整两个暑假。黄先生说，这个修订版完全就是《辩考》的第五稿，个别词条几乎又是推倒重写一遍。修订版的问世，不仅黄先生本人倾注了心血，他的家人也作了奉献，黄先生的夫人去世前仍抱病将1500多页的书稿逐页剪贴在信纸上供日后修改，此景此情令人动容。
《辨考》一书奠定了黄先生在传统训诂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同义词研究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新一版）
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
黄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的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该书从1998年开始组织校内外人员编写，直到2003年全书即将完稿时，出版社却撕毁协议，以经济效益不佳为由，要求退稿。他清楚此书与一般的文化史著作不同，有释解名物的特点，决心再困难也要争取出版。于是四处奔走，接洽出版社。通过申报课题以及在汉语史研究中心等单位的支持下，2007年该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顺利出版，时间已过去九年。在寻找出版途径这个艰辛漫长的过程中，黄先生的团队在学术至上的观念指引下，不厌其烦地进行编辑修订，没有一位作者中途撤稿。而此书出版后得到浙大罗卫东副校长的赏识，在他的帮助下，浙江大学出版社出了修订版。于是，又历经了九年时间，此书实现了文献校核上的零错误，体例上更趋完善，重名物的特点更突出，配图更精美精确。
《中国古代文化会要》（修订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是黄先生主编的新书，它是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的成果。2003年刚立项时，黄先生突然接到学校有关部门立即退休的通知。故此书始于退休之初。尽管退休后没有了相应补贴，黄先生一如既往，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此书的编写中。从2003年到2015年，历经12年——其中4年完成课题、在出版社经历了8年五上五下的修改，该书才得以面世。《百科词典》是融考古学、文化史、汉语史三位于一体的中型词典，在方法和体例上借鉴了《辨考》的成功经验，在内容上分天时、地理、职官、服饰、饮食等17个文化类，对其中3000多组名物同义词作了辨释。这是一本创新性的名物同义词辨释词典。
《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出版
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求是”是最重要的学术品格。从与黄先生的对话中，我们常能体会到他对“求是”精神的秉承和践行。
“求是”要求学者的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自欺欺人。黄先生多次提到，提出一个新说，要挖掘古人训诂，还要与古代文献相印证才能成立，他反对用“哲学家式的玄想和推理”来解决语言问题。这从他对“舟”“船”的辨考中可见一斑。前人一般认为“舟”“船”只是一对古今词或方言词，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是一样的。黄先生遍览古人的训诂材料后发现，“船”是“循水而行”之“舟”，从中悟出，“船”与“舟”是不同的。又结合字形和读音，判断“舟”为人类文明之初直到夏商时代使用的生产工具；而“船”则是春秋战国以后使用的水上运输工具。更从文化学意义上提出，文字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的。看似简单的两个字，黄先生却查阅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的训诂文献，览阅了造船史、航运史，再加上字源和声源的推导，得出了确凿可信的结论。这个发现立足于客观材料之上，是无法通过凭空想象来获得的。
《“羹”、“汤”辨考》黄金贵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求是”要求学者慎重对待暂时没能力解决的问题。孔子曾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黄先生在《辨考》第一版中对“羹”做了详细的考证，但对“汤”的起源和意义还没有时间做出解释，就按流行之解将就。但是，“汤”一直是“热水”义，唐代以后为何突然出现了“菜汤”义？“菜汤”义究竟出现在何时？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黄先生脑海中。新版《辨考》经过详细的梳理思辨，论证“菜汤”义是元代才出现的，从而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合理的回答，修正了一般词典认为“菜汤”义出现在唐代的误解。
“求是”要求学者有自我否定的勇气。否定他人的观点往往比较容易，否定自己的观点则会很难。然而一个人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永远都没有失误。以前的观点出了问题，如何对待，这就很能看出一位学者的学术品德。黄先生对以前研究中的疏漏之处毫不避讳，认为这属于否定之否定，并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他的《辨考》初版中认为“江”“河”的语源学意义来自于“可”声、“工”声有“大”义。但是，到了新版中，他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观点，认为“河”的意义来自“可”声有“曲”义；而“江”的意义来自于“工”通“公”声，有“水汇合之大”义。这些辨释考证，不仅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也给训诂学的“声训”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启发。
词义研究应注重方法
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取得成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好的研究方法，即使材料摆在面前，也不会识别和利用；而运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做出新意，才能发现更多的客观事实和规律。词义的研究也是如此。
黄先生对方法的注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词义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使用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方法。他的研究横跨语言学和文化史，既要解决语言问题，也同时解决文化史问题。就语言研究而言，占了词汇系统半壁江山的名物词研究，对语言学者较为困难，由此反而被排斥、轻视，有人索性就认为名物词研究不属于语言学范畴，因此从事这样的研究很难得到认可。但是黄先生却几十年如一日，在古代文化词语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回顾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生涯，黄先生最感欣慰的是学界已经逐渐认同了他这种“跨界”的研究方法。他曾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在《考古》杂志发表了长篇论文《“甓”义考》,这篇论文将考古学方法引入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同时还关注到了古代的建筑材料、水井等文化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吉林大学有位考古学老师把《“甓”义考》作为考古学科研究的范文发给学生作参考，由此可见语言学在跨学科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可。
《“甓”义考》黄金贵
《考古》1993年第5期
谈及黄先生最为擅长的同义词辨析，他感慨说，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流行的同义词辨析都是在词的层面上进行，所谓的辨析就是罗列几个近义词的不同义项作比较而已。黄先生不满足于这种流行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同义词只是在一个义项上相同的词，那么同义词辨析，也必须在同一个义项上更深入地比较它们的异同。这在理论上自然很正确，但实践起来难度却相当大。黄先生迎难而上，摸索了各种“求异同”方法。他特别擅长使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这解决了曾受忽视的很多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辨考》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因声求义，立足上古音，大量使用声训法解决问题。如黄先生谈到“贿”和“赂”的区别时，指出“贿”有异体字“
在古代汉语研究中，黄先生注意利用但不囿于传统的语言研究方法，而是独辟蹊径，与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相结合。小到语言内部的声符求义，大到语言与文化、考古、历史的契合，既有精细的考证辨释，又通过宏观的文化视野对考释的结论加以印证。这些研究方法促成了三部大著的完成，也是三部著作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关键。这三部著作是一个整体，是黄先生为莘莘学子迈入古汉语学术之门造就的津梁。
作者简介
黄金贵，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939年7月生于上海。1961年7月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4名。先后两次应邀赴挪威、捷克进行访问和合作研究。曾参加《辞海》《辞源》的修订工作，并任分主编。有关古汉语同义词辩释研究的项目多次获得教育部、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立项。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考古》《文史》等20余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出版《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等著作13种，学术成果多次获得省、校级奖励。
本文载于《浙大文科》2016年第3期
编辑：潘洁妮
审核：真大成
除个人照外，本微信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个人照来源于黄金贵教授本人
本期作者|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公众号
本期编辑|丁阳
本期审读|丁阳
责任编辑|甘于恩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投稿邮箱：jnufyzx@163.com
文章版权归【语言资源快讯】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往期精彩推荐
做语言资源保护公众号不容易，每天更新更不容易，每天提供新语料尤其不易，很多读者没有打赏的习惯，提倡每月打赏一元钱，积少成多，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