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行旅 | 陈晓锦：有惊无险三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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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惊无险三国行
海外汉语方言
陈晓锦 教授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听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听说我得跑东南亚了，就不断有亲朋好友关心地提醒我：千万小心，外面乱啊！也有的给我传授经验：遇到海关或什么刁难时，不妨递上点小礼金或小礼品。
我感谢亲友们的好意， 但心里也不免嘀咕：乱，能乱到哪儿去？报纸、电视上是天天有恐怖袭击的报道，但此前几次出国调查，除了一次在泰国曼谷国际机场，应允来接机的朋友的朋友忘记航班，我被“晾”在机场两个多小时，在泰国曼谷、在越南胡志明市有几次自己一个人迷了路，在人生地不熟的大街上不安地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地问路以外，我好像还没在治安等方面碰到其他更大的麻烦。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再说，每次从机场海关进出，官员们也都还客气，我也还未遇到过特别有意为难的情况。
其实，以往域外田野作业，我主要担忧的并不是治安问题，不是没有可口的饭菜，也不是因为经费问题只能选择便宜的旅店，我每每最担心的都是外出后能否顺利开展工作。这方面我倒是有不少铭心的记忆。比如，眼瞅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却找不到合适的发音人，找不到帮助你的人；比如，早已联系好的调查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而拒绝你的理由竟然是“这里的公安（警察）会盯着的”；比如，为了完成调查豁出去了，背着背囊有点尴尬地在街上“扫街”（寻找发音人）……所以，当暑假来临，我打算开始新一轮的工作时，心里顾虑的依旧是发音人，依旧是任务能否如期完成。
做足了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准备，我开始了越南 、柬埔寨 、老挝三国之行。
事情的开头似乎很正常，坐飞机到越南胡志明市会合了合作伙伴—该市国家大学所属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东方学系的胡明光博士，搭乘胡志明市到柬埔寨金边的大巴，包括出入境，七八个小时的路程还算愉快。一路饱览湄公河三角洲的风光：掩避在林木中，用木板建造或砖砌的幽静的高脚楼，还有大片大片的绿地。很诧异为什么有那么多空置的绿地，被告知雨季就要来临，那些地方是会被一年一度泛滥的湄公河淹没的。
胡博士在柬埔寨的同学帮助我们开始工作后，就携新婚妻子到新加坡度蜜月了。几天后，胡博士也因为临时有事回了越南。于是，我独自一人在摩托车行人挤成一团的金边工作。不料，就在胡博士离开的当天，一件横想竖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入住的客栈，发生了一起谋财害命案，凶手杀死了一同入住的伙伴，抢走了摩托车等财物。
早上出门调查时，周围一切如常。下午四五点我还在记音，一位刚认识的华人朋友惶惑地对我说，他刚经过我住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围满了警察和观望的人。我惊问是否应该回去看看，在座的华人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候最好别去掺和，待事情平息了再说。于是我继续进行记音工作。工作至晚上9点多，当我疲 惫地回到客栈时，只见整座楼房漆黑一团，大门上贴着封条，我 “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我的所有行李都被封在里面。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没有其他办法，行前专门开通的手机国际漫游也一直没有信号，不能工作。无可奈何，只能再折回初识的发音人处，请求帮助。不幸中的万幸，护照在身上，一些钱也还在身上。发音人带我另找了一家客栈，一夜无眠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凶杀案上了金边报纸的头条。热心肠的发音人帮我联系了出事客栈的老板，请求拿回我的行李。老板先是答应了,我满怀希望地等了两个多小时，再联系他时， 他却再也不接电话了。万般无奈中，我想起了大使馆。在国内时，不是常说“有困难找警察”吗，在国外，大使馆就是家呀。于是，我直奔坐落于金边毛泽东大道的中国大使馆 。使馆的负责人听了我的陈述，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出来对我说：“金边市警察局的电话打通了，对方说得找具体办案的区警察局，可是区警察局的电话就是没人接。陈老师， 你还是自己去找区警察局吧。外国人的东西，他们应该会归还的。”
迈着沉甸甸的步子和发音人走出使馆大门，发音人一拍脑袋，突然说：“对了，先去问问我的当警察的邻居吧。”他的邻居就是那个区的警察。警察邻居也是打了一阵电话，给了我们他上司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们，这事要大使馆亲自出面或亲自打电话才行。接过那个重要的手机号码，发音人又赶紧发动摩托车，载我返回大使馆。使馆负责人又是一通电话，这回出来时对我说：“哎呀，麻烦了，老师，都说是人命案，上了封条，要打开就不易了。”我再三请求他想想办法，负责人回答说，下午3点再来一趟吧 。
下午不到3点，我们已在使馆等待了，可过了3点，仍不见传唤。正焦急时，发音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客栈老板叫我们赶快去拿东西。摩托车几乎是飞驰般地开到了客栈， 十几位警察端坐在客栈的大厅，我的东西已被搬了下来。在催促声中，我急急忙忙地检查了一下行李，匆匆忙忙地结账，谢过阿Sir（警察）们后，赶紧离开。我一边走一边给使馆负责人打电话。电话一通，对方一听是我，就说：“陈老师啊，还没有消息呢……”我连忙回答：“我正是要告知你们，行李我拿到了，谢谢了！”
处理完这桩 “天降” 的麻烦， 庆幸没有成为谋财害命者的目标之余，我赶紧继续工作，记完了柬埔寨80％以上的华人使用的潮州话，又在潮州会馆的帮助下想办法记录了另一些华人讲的广府话。等到胡博士从越南返回，我们就起程去了老挝的首都万象。因为金边到万象之间没有直达的汽车，故搭乘的是飞机。
老挝是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家，与泰国隔着湄公河相望的首都万象更像一个悠闲的小镇，路上有慢慢地踱着步的行人、穿着绣花边筒裙的女性、呷着咖啡在湄公河边享受清风的旅游者。在这个天蓝树绿的地方，人待久了怕是想不慵懒也很难吧。按老挝中华理事会掌握的数据，全老挝大约只有两万华人，华人主要使用潮州话。于是，和着老挝人 的慢节拍，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地做了潮州话的调查。
完成任务后，打听到万象每星期有几班飞昆明的飞机，但这样再从昆明回广州不但时间长，费用也不菲。如坐车直接回国呢，从万象到与中国交界的云南省边境，汽车得走3天山路，且金三角一带不很平静。顾忌到这点，我打消了坐车从中老边境回国的念头，转而决定与胡博士一起坐车到越南河内，毕竟，我前两次到越南都只是去了南方，也应该了解了解越南北方的情况了。
没想到，就是这个决定，令我又有了另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 。
那天晚上从万象出发时是7点，山路崎岖，九曲十八弯，破旧的车子在黑黢黢的山路上忽上忽下，人似睡似醒，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路两边残旧的茅草房都点着长明灯。汽车颠颠簸簸，直到凌晨3点多抵达老挝、越南的边境关卡。关卡就在一个两边都是山的小山口上，呼呼的山风把人的疲累一扫而光。好不容易等到7点钟，边防官员上班，顺利地出了老挝，以为很快就可以再上路，没想到竟被越南海关拦住了。
被拦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些西方的背包游客。我们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我没有带身份证，有的背包游客也没带，我一向以为出国只要有护照就行了，带身份证，丢了怎么办？海关柜台并无电脑，那个官员慢吞吞地拿着护照前翻后翻、左看右看，最后在西方背包游客的英语叫骂声中（不知他们为何对叫骂无动于衷）放行了除我以外的所有人。我惊问为什么，回答是护照有问题 。
护照有问题？我手持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去了好些国家， 就是越南这也是 第三次来了。十二万分之担心，我已出了老挝 不可能再进入，我乘坐的汽车也早已载着我们的行李过了越南海关，如果过不了关，如果汽车不等人，那该怎么办？我质问有什么问题，但胡博士示意我别吭气。他不断用越南语和海关官员交涉，告诉他们他本人是越南一所大学的教师，我是中国一所大学的教授。此时，汽车的乘务员也等得不耐烦了，折回来问我是否没有签证。我说有，而且还是半年内可以多次进入的。乘务员常年跑这条线， 听后做了一个数钱的手势 。想起行前亲友的告诫， 我终于相信有的地方海关官员甚至打开抽屉示意你放钱进去的说法。但是我该怎么给？那个小关卡是开放式的，一排柜台前挤满了要入境的人，柜台后并排坐着几个官员 。真真是难煞人。这时，那位乘务员也自告奋勇地加入了交涉。
海关官员进进出出办公室几次，说是要请示上级，最后不知是顾及胡博士和我的身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终于在收了我一美元后同意放行。看看手表，已是上午9点多。就这一美元，整车人被耽搁了两三个小时，我惊出了一身汗。
汽车重新向河内开进。越南的中、北部不似南方，这里多山，而且已经不是湄公河流域，流经这一带的是水色浊红的红河。在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常见的高脚楼不再出现。如同灰与黄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主色调一样，青与绿是整个东南亚的主色调。虽然放眼所及，山峦依然一片郁郁葱葱，但除了河内的周边，其他地区从路旁的民居来看，民众的生活并不富裕。
傍晚六七点，汽车终于抵达河内，整整一天一夜的摇晃，我双脚坐肿了,下了车还有一种怪怪的飘浮感。河内不算太大，尽管街道上的摩托车也是多得很，可到底是首都，市容似乎比胡志明市整洁，绿化也更好。我在此了解了一些问题。两天后，我决定还是坐汽车回国，因为这样能够看到很多搭乘飞机无法见到的人和物。
从河内到广西凭祥的路虽然不是高速公路，但路况还不错，汽车一路穿行于遍植林檎 （一种热带水果，也称“番鬼荔枝”）的群山中，经过谅山、同登，不过三四个小时光景，当双脚踏上友谊关时，我不禁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我回来了。我终于完成此次三国行回来了，沉甸甸的装满调查资料的背囊，就是我此行的收获 。
广西边境友谊关，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调查归来
回国了，一切的辛劳惊恐好像一下子随风飘走了。有惊无险三国行， 完成了此行还有下行。为了海外汉语方言研究， 我该着手准备下一次的外出了。
2007年12月草于广州华景新城
（原载《方言那些事儿》，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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