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崔山佳：《吴语语法共时与历时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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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袁毓林（2014）给王健（2014）所作的序中说：“记得刚去北大做博士生时，张敏就告诉我，朱先生非常看重吴语，曾经问张敏：‘你会说吴语不会？’张敏回答：‘不会。’朱先生叹了一口气说：‘那太遗憾了。’”以上充分说明，在朱德熙先生眼中，吴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英）艾约瑟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蔡剑峰等编，钱乃荣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1853年初版，1868年再版）不仅是最早的吴语语法著作，也是汉语方言语法最早的著作。它主要按照英语语法框架来描写上海口语语法。但这只是一种记录，还算不上研究。此外，西洋传一些教士也对吴语作了记录和研究，其中有语法内容。（详见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是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它既是吴语又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比）贺登崧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也涉及一些吴语语法。
浙江的语言学家，犹如群星灿烂，历历在目，如章炳麟、王国维、钱玄同、罗振玉、陆宗达、吴文祺、张世禄、许世瑛、蒋礼鸿、方光焘、金兆梓、陆志韦、陈望道、许国璋、胡明扬、倪宝元、裘锡圭、王宁等。（邵敬敏《浙江学者对汉语语言学的贡献及其特色》，《汉语史学报》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再加上江苏的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陆俭明、许宝华、鲁国尧等。他们都是语言学各领域的大家，但他们大多不涉及吴方言，更少涉及吴方言语法研究。朱德熙晚年写了几篇很重要的方言语法论文，有的内容涉及吴语语法。
总体上看，吴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李荣是方言研究大家，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但很少涉及吴语语法。钱曾怡专注山东方言研究，只有少量吴语语法论文。温端政早年主要是山西方言和俗语研究，近年来专注语汇研究，也只有少量吴语语法论文，但另有《苍南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3），语法有一定比例。叶蜚声、徐通锵都是语言大家，但主要研究语言理论，吴语语法论文也很少。王福堂主要贡献是主持修订《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许宝华主要在吴语语音、词汇研究，两位对吴语语法研究涉猎不多。汤珍珠主要研究吴语词汇。颜逸明主要研究吴语，语法研究比例不是很高。郑张尚芳主要是古音韵以及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语法不是其专长，但《温州方言志》（中华书局，2008）中语法有一定比例。潘悟云主攻音韵学、方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语法研究也不是其特长。游汝杰主要研究方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吴语语法占一定比例，《上海市区方言志》的语法部分是由他执笔，由其主编的《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4卷是描写语法。
工作在浙江的老一辈方言学者如朱彰年、傅佐之、傅国通、方松熹、鲍士杰等都有一些吴语语法论文。方松熹还出版了几部方言专著。
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已经举行过10次，每次会议都有语法方面的论文。会议的论文集《吴语研究》已经出了9本。此前还有《吴语论丛》（复旦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语法也有一定的比例，共13篇。
一些吴语区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吴语语法作为论文的选题，也有不少数量。这是可喜的现象，说明吴语语法研究后继有人。
吴语语法研究专著不多，目前只7部：钱乃荣的《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李小凡的《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徐烈炯、邵敬敏的《上海方言语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阮桂君的《宁波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王洪钟《海门方言语法专题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林素娥的《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演变研究——基于西儒吴方言文献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郑伟的《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吴语研究的专著要多一些，单点的如方松熹的《舟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义乌方言》（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舟山方言》（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日本学者大西博子的《萧山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社，1999），曹志耘等的《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社，2000），颜逸明的《浙南瓯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徐越的《吴语嘉善方言研究》（黄山书社，2001），吴子慧的《吴越文化视野中的绍兴方言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张惠英的《崇明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吴式求的《庆元方言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汪平的《苏州方言研究》（中华书局，2011），王洪钟的《海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2011b），刘俐李等的《江阴方言新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阮咏梅的《温岭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肖萍、郑晓芳的《鄞州方言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王文胜的《吴语处州方言的历史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王福堂的《绍兴方言研究》（语文出版社，2015），许宝华、陶寰的《松江方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曹志耘等的《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林齐倩的《苏州郊区方言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等等。这些专著中吴语语法有一定的比例。寿永明主编的《绍兴方言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是一本论文集，也有语法论文。
还有一些方言志，如温端政的《苍南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1）、钱乃荣的《杭州方言志》（日本好文出版社，1992）、洪成玉等的《桐庐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2）、胡明扬的《海盐方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郑张尚芳的《温州方言志》（中华书局，2008）、汪平的《吴江市方言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肖萍的《余姚方言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吴越等的《缙云县方言志》（中西书局，2012）等，吴语语法也有一定的比例。傅国通、郑张尚芳总编的《浙江省语言志》也有一些语法内容。
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吴语处州方言的地理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主要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也有语法内容。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商务印书馆，2008）调查了吴语（有上海点，浙江点，江苏点等）。颜逸明的《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是吴语的概说。黄晓东的《钱塘江流域九姓渔民方言——濒危方言个案研究》（文汇出版社，2018）则是吴语的个案研究。
刘丹青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中有绍兴方言介词研究。石汝杰的《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明清白话文献的语法与吴语结合研究，有语法内容。王健的《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比较研究苏皖地区吴语、徽语和江淮官话的一些语法现象，吴语语法比例较高。汪如东的《江淮方言泰如片与吴语的语法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则是江淮方言与吴语的比较研究。
关于吴语语法研究，钱乃荣是一位主要人物。其专著如：《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共8章，其中涉及语法2章（其中1章还以词汇系统命名）；《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共20章，其中第4章至第19章为语法研究；《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语法内容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北部吴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论文集，15篇论文是语法研究；《现代汉语研究论稿》（学林出版社，2006），论文集，语法方面有3篇论文；《上海方言》（文汇出版社，2007），语法内容较少；《上海方言著作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共15章，为第一部集中研究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的语言学专著，其中第4章至第13章为语法研究内容，涉及语法研究内容较多。
令人兴奋的是，由许宝华、王福堂、游汝杰、潘悟云、刘丹青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复旦大学陶寰、盛益民先生分任主编、副主编的“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已有20余位语言学者参与，丛书已初具规模，立项后的第一部专著《富阳方言研究》（盛益民、李旭平）已于2018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语法占较大比例。同时，许宝华、陶寰的《松江方言研究》（201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第3次印刷，且在“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上标号为“01”。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又有多部单点吴语研究专著问世。吴语研究即将迎来一个高潮。
总之，吴语语法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毋庸讳言，大多为单点方言语法描写，有以下不足：（1）描写不平衡，有的内容有待深入；（2）基本未从认知语言学等角度展开研究；（3）一般未进行历时与共时考察；（4）基本未论及少数民族语言。
二
袁毓林（2014）在王健（2014）所作的序中说，朱德熙先生“这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一条贯通共时和历时的路子，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并使汉语语法研究走上了全方位、多视角的道路”。确实如此，朱德熙先生身体力行，他发表了《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方言》1980年第3期）、《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1983年第1期）、《“的”字的方言比较研究》（1991年提交北美中国语言学会年会论文，其主要内容写入《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构》[《方言》1994年第1期]）、《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方言》1984年第2期）、《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等论文，为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指明了方向，影响深远，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吴福祥先生在给黄晓雪教授的《宿松方言语法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说：“我一直主张，历史语法学界的学者应当做一点方言语法的研究。因为第一，汉语方言语法史原本就是汉语语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应该将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基于方言比较的研究结合起来。第二，国内做方言语法的学者，要么是方言学的出身，要么是现代汉语语法的背景。因为受的是共时语言学的训练，这些学者大都将所描写的方言语法现象视为共时的状态；相反，做历史语法出身的人因为有历时视角和历史语法的训练，很容易透过那些共时状态窥见其间的历时关联和演变过程。借用Bybee（2006）的隐喻来说：纯粹从共时角度看，橡树子（acorn）、橡树苗（oak seedling）、橡树（a full grown oak tree）和橡木（wood products）很可能被视为四种在形式和功能上几无相同之处的物体；但历时地看，这四者之间显然具有清楚的源流和演化关系：橡树子＞橡树苗＞橡树＞橡木。”
我们以为，上述说法很有道理。吴语语法如果能在认知语言学等理论指导下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或许能发现更多研究空间，便于吴语语法研究的深入。
关于语言的共时与历时的研究，其实古人早有说法。明人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他在《读诗拙言》中又说：“一群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变，系乎时者也。”他虽然说的是语音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发生变迁，其实语法何尝不是如此呢？也就是说，语法研究也应该从历时与共时角度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吴语有丰富多彩的资源，不仅语音、词汇如此，语法也是如此。以往的吴语语法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且多为单点研究。吴语语法是十分复杂的，南部吴语与北部吴语既有一致处，也有不同处，对它的深入研究有认知语言学意义。方言语法研究已成为汉语语法研究新的增长点，吴语语法也有可深入挖掘之处，值得从认知语言学等视角综合而深入地研究。吴语语法研究也有语言类型学、区域方言学、方言地理学、语言接触学等意义。
认知语言学以Ronald W.Langacker和George Lakoff等为代表，在国外学术界影响日益增大，成果丰硕。在国内，对认知语言学的介绍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先是评介文章，后借鉴该理论研究汉语具体问题，成果多——专著、论文集有数十本，论文更多，近年来吸引众多学者眼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种语言学理论有这么快的发展势头。好多汉语学者认为，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适配性高，与汉语有很强亲和力，也切合方言语法研究。当然也切合吴语语法研究。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是研究各种语言的特征并进行分类的学科，其方法是比较这些语言，找出其相同和相异之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吴语语法也是如此。本书以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对吴语语法进行多维度研究。研究思路是：（1）运用认知语言学等理论；（2）从吴语语法现象入手，结合其他方言语法现象，描写共时分布情况，揭示共性与个性；（3）结合近代汉语语法现象，从历时角度比较异同；（4）有时结合民族语言语法，为语言接触理论提供新的样本。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
（1）基本描写与理论解释相结合。以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从语言事实出发归纳规律性的结论，致力于演变动因和机制发掘，揭示吴语语法共性与个性，推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吴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同时，兼及语言类型学、方言地理学、区域方言学、语言接触等理论。（2）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既有吴语语法考察，也有历时研究，还有与其他方言及南方民族语言的比较。方言与近代汉语等的结合研究，能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如动词重叠带结果补语、“VP一VP”与“VP了VP”、“A做A”、论元分裂式话题结构等。（3）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充分利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汉语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BCC现代汉语语料库、读秀学术搜索、文献传递系统和家中藏书等，并进行实地调查，详尽、准确占有材料。
我们觉得，本书与已出版同类著作有一些主要不同之处，如：（1）以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多有认知语言学价值。（2）多角度、多方位研究。以往的吴语语法研究多为单点方言的平面研究，而本书既有共时研究（包括通语与其他方言），又有历时研究，有的还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是“普—方—古—少”的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本书有一些创新特点
如：（1）以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本书所研究的内容都可用认知语言学来解释。如动词重叠后加尝试助词，吴语有10来种说法，有家族象似性特征；如“数量+头”用法，主要用于钱币，这是典型范畴，用于其他是非典型范畴；人称代词带前缀、“数量+生”等，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相比，带有词缀标记；“VVR”北方不少方言与民族语言无，三身代词加前缀除少数徽语点外，主要运用于吴语区，有类型学价值。（2）采用新视角。方言与近现代汉语、民族语言语法多维度研究，揭示吴语语法现象的共性与个性，如动词重叠“VV看／瞧”等、形容词重叠“AXA”式与论元分裂式话题结构等，既有近代汉语，又有现代汉语，还有民族语言。（3）描写新鲜语法现象，为深入认识和研究方言提供根据。不少材料为以往研究所未见或少见，如近代汉语“数量+生”、“数量+头”，形容词“A猛A”重叠、“好X不X”、论元分裂式话题结构等。总之，本书对吴语语法做较为全面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同时，还涉及其他方言语法，有时还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
本书有如下的意义
（1）有利于认知语言学等深入研究。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完美的语言之一，有资格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主干支撑语种，方言资源极丰富，可为认知语言学等作贡献。就民族语言来说，情况更复杂，有的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有的是各语言平行发展的结果。吴语动词重叠带助词表示尝试有10来种说法，南部方言如闽语、粤语、平话等也有不同说法，充分体现了象似性意义。（2）有利于语言类型学、方言地理学、区域方言学、语言接触学等深入研究。三身代词加前缀除少数徽语点外，主要在吴语运用，“数量+生”只吴语还在用，有语言类型学价值；“两+亲属名词”与“亲属名词+俩”、“VP一VP”与“VP了VP”重叠有方言地理语言学特点；形容词“AXA”重叠、动词重叠带尝试助词、论元分裂式话题结构等有方言接触与语言接触理论意义；形容词“AXA”重叠有区域方言学价值。
本书也有一些学术价值
（1）有利于汉语语法史系统研究，有利于沟通方言与近现代汉语语法历时共时研究。完整而系统的汉语语法史，应是方言、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等的语法史，即“普—方—古”缺一不可。语法研究历时与共时结合是近年学界强调的重要方向，有的近代汉语语法现象在普通话中消失，但有方言保存下来，所以有方言是语言活化石之说。如苏州方言仍有“VP一VP”重叠式，宁波话等仍有“做…不着”等说法。（2）有助于发掘汉语研究的新事实和规律。汉语方言资源丰富多彩，是汉语史研究极重要的部分，随着汉语方言语法深入研究，能发掘出汉语研究的新事实和规律。如宁波方言“好X不X”格式中的“X”不像其他方言都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宁波方言的“VV动”，既有表示“……的样子”，又可表示“……的感觉”，尤其是还有“六十岁横横动”的说法，这比其他方言的“VV动”只表示“……的样子”更复杂，显然语法化更彻底。
李如龙（1996：92）说，因为汉语的方言历史长、品种多、差异大、情况十分复杂，只有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才能如实地理解汉语方言的真面貌，而多方面的成功研究一定可以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形成崭新的理论。
事实确实如此，汉语方言语法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等理论，肯定能结出更丰硕的成果来。
三
汉语方言使用人口有10亿，且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类型复杂，就认知语言学等来说，中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方言语法间的差异不亚于欧洲不同语言间的差异，语法现象十分复杂，方言与通语、近代汉语等语法现象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对汉语空间变体（方言）和时间变体（历代汉语）的差异进行比较，已无异于跨语言比较。李如龙（2000：3）说：“什么时候我们把汉语方言的横向比较搞透了，对于现代汉语的结构系统就能获得真切的了解；把纵向的比较也搞透了，一部翔实的汉语史也就水到渠成了。从这一点说，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研究汉语方言的需要，而且是整个汉语研究，建立汉语语言学，使我们的语言学真正中国化、科学化的需要。在新的世纪，沿着比较研究的路子走下去，汉语方言学必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为整个汉语的研究，为汉藏语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的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吴福祥（2013：33）说，这些年，他在做历史语法的同时，也涉及方言语法史的研究，特别是南方方言语法史的研究。不过，跟上述学者不同，他做方言语法史研究，着眼的并不是汉语历史语法和现代方言语法的古今印证以及源流嬗变关系的考察，而是将现代汉语方言语法史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本体性研究对象，换句话说，他们主张汉语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吴福祥（2013：33）又说，由此可见，方言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语法史研究是当前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亟须大力加强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他们主张，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应该将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基于方言比较的研究结合起来。
邓晓华、王士元（2009：142）说：“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
我们十分赞同以上说法，南方方言确实有不少区别于北方方言的语法现象，需要我们化大力气深入研究。我们觉得，南方方言中的好多语法现象应该也是方言语法史研究的内容，与北方的汉语语法史相比有自己的特色，与近代汉语中不少语法现象相比，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从认知语言学等角度来看，这些语法现象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沈家煊（2011）在给吴为善（2011）所作的序中说，“认知语言学”特别贴近汉语这种“不爱搞形式主义”的语言。汉语穿“认知语言学”这件衣服相对比较称身和舒服。吴为善（2011）在“后记”中说，同时，学界也意识到，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及方法与不同类型的语言之间还有一个适切度的问题。相对而言，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及方法对汉语这种非形态的语言，显然解释性是比较强的。国内近些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势头及发展前景，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刘丹青（2005：219）说：“中国是一个语言方言资源丰富的大国，还有很多重要的语言事实和由此可能获得的理论概括尚未进入国际上类型学研究的视线。”贝罗贝、徐丹（2009）说：“近年来，汉语的历史语法研究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类型学。”确实如此，就吴方言的这些语法现象来看，确实是汉语比较特殊的用法，是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汉语应该而且也能够为认知语言学等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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