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王建设：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赐”有致使义用法吗？——与曹茜蕾、贝罗贝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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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曹茜蕾、贝罗贝发表在《方言》杂志二○○七年第一期上的《近代早期闽南话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历史探讨》一文，受益非浅。该文以Doctrina Christiana和《荔镜记》两种历史文献为基础，考查了近代闽南话（16至17世纪）的三类分析型致使结构：“乞”字式、“使”字式和“赐”字式。应该说文章关于“乞”字式、“使”字式的分析是符合闽南话实际的。作为两名外国的学者，对于闽南方言的研究能如此细致深入，确实令人钦佩。然而，文章也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尤其是该文探讨的中心问题，即解释Doctrina Christiana中出现的看似异常的致使义动词“赐”，笔者却不敢苟同。

该文的第一个失误在于误解词义。

请看原文中列举的“赐”的两例致使用法：

汝 赐   我  不 要  只  世  上   假  欢  喜 你使我不再追求世上虚枉的事。

lu  su  gua  m  ay  chi  si  chio  ke  hua  hi（Doctrina 172页）

我 今  求  汝，汝 赐 与  我  神   魂  清   洁 我现在求你使我灵魂洁净。

gua  ta  kiu  lu  lu  su — gua  sin  hun cheng kiet（Doctrina 168页）

其实，以上两例中的“赐”仍旧是个实义动词，词义也没发生变化，还是“赐予”的意思。在基督教信徒的心目中，自己所有的一切——从有形到无形——都是上帝给的，因此上帝既可以赐予有形的实物，也可以赐予无形的思想（如上举两例），甚至连吃饭、睡觉、读书这样的动作行为都可以“恩赐”。笔者的祖母信奉基督教，记得我小时候三餐吃饭前，祖母总要我跟她念这样的祷告词：“主啊，汝赐阮有饭通食，有册通读。”

“汝赐阮有饭通食，有册通读。”与上面两例一样，都应该属于双宾结构：NP（主语）——“赐”—— NP间接宾语—— VP直接宾语，而不应该看作兼语结构：NP肇事者——“赐”—— NP被肇事者—— VP。

实际上，作者也已经注意到，“无论在上古文献中还是在现代闽南方言中都没有‘赐’作为致使动词的用例”，“‘赐’的本意义是皇帝（或一个居于高位的人）对地位低下的人实施‘给予’的行为……在总共32个‘赐/赐乞/赐与’用例，包括20例致使结构中NP代表的肇事者，以及12例授予实义动词中NP代表的给予者，所指都是身居高位的人，即：圣母玛利亚（17例），上帝（12例）和圣灵（3例）”。可随后又以“闽南话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白异读现象……根据Carstairs Douglas的厦门闽南话字典（1873：562），表‘给予’意义的词有‘赐’[su3]（文）和‘度’ [tho3]（白）”为依据，认定“在词源上没有联系”的“赐”与“度”“却有密切的纵聚合关系”，从而断定“Doctrina中多用‘赐’是由于此书作为经文，采用了早期闽南方言的书面文体，而‘赐’正适合于这种文体”。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赐”[su3]为厦门音（泉州音为[sµ3]），而“度” [tho3]（笔者注：原文注音有误，当为[th3]）为泉州音（《厦门闽南话字典》在“度”的注音之后明确标有泉州音的缩写“Cn.”，厦门话与泉州话“度”相应的说法是“与”[h7]），厦门音与泉州音不能构成所谓的“文白异读”，当然更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应该说明的是：“赐”在闽南方言中只有一读，并没有文白异读；厦门话表“给予”义的“与”（现通常写作“互”）[h7]倒是有文白异读，但其文读是[u2] （详见《厦英大词典》，即《厦门闽南话字典》，1873：140右栏）而不是[su3] 。

该文的第二个失误则源于机械类比。

作者认为：“表‘给予’义的动词在不同的语言中都是典型的致使动词的来源。因此，‘赐’用作致使动词是完全合于情理的。”是的，典型的致使动词大都源于表“给予”义的动词，但是否因此可以说凡表“给予”义的动词都会演变成致使动词呢？当然不行。普通话中的“赠”、“送”也表“给予”，可至今没有演变成致使动词；闽南话中的“赐”、“送”也一样。

“赐”虽表示“给予”，但还含有上对下恩赐这样的意思（Doctrina中的32个用例无一例外）。也许正是这个特殊的含义使得闽南话中的“赐”从古到今都没有演变成致使动词。早于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约1607年）的《荔镜记》（1566年）没有这样的用例，与该书几乎同时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1604年）也没有这样的用例，晚于该书的清光绪甲申年刊本《荔枝记》（1884年）同样没有这样的用例。下面，我们把这三部书中带“赐”的所有句子全部列举出来：

①〔外〕下官姓陈名伯延，厝住泉州蓬山岭后，双亲在堂。幸得一举成名，除受广南运使，敕赐剑印随身。《荔镜记》第二出《辞亲赴任》

②〔旦〕开向花阴，深拜祝太阴。尽将心事含哀告禀。乞赐好人来结亲。免得冤家来相阵。《荔镜记》第十五出《五娘投井》

③〔末〕诏书到，跪听宣读：切见建官推贤，古之道也。今广南运使陈必贤，治事清廉，文武兼备，六艺精通。朕实嘉勉。转升都御史，敕赐广南，便宜行事。《荔镜记》第四十七出《敕升都堂》

④〔外〕收拾行李返去本州，赐我都堂御史，查勘诸州。《荔镜记》第四十七出《敕升都堂》

⑤〔末〕恁大人官升都御史，敕赐剑印随身，钦差各府查勘官吏。《荔镜记》第四十九出《途遇佳音》

⑥〔末扮使臣〕诏书到，跪听宣读：切见都堂御史陈伯延，申奏亲弟陈伯卿，桑林花下，不告而娶，该仗八十。离异发回宁家。幸蒙龙颜大喜，见得伯延先治其国，后治其家，赦免伯卿前罪，夫妇团圆完娶。仍赐冠带荣身。《荔镜记》第五十二出《问革知州》

⑦〔旦〕贼婢，卜佐戏，尔就是陈秀才了，赐尔坐罢。〔丑〕向说，蕳受赐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满天春》之三《戏上戏》

⑧〔旦〕我共尔实说。因我爹一日赏雪，赐院子二个肉包……《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满天春》之七《蒙正冒雪归窑》

⑨〔生〕许时节，即敕赐封妻荫子。《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满天春》之七《蒙正冒雪归窑》

⑩〔生〕贤弟，我一时口干，有茶见赐一锺。《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满天春》之十二《山伯访英台》

11〔生〕不敢。学生昔日患病，多蒙小姐殷勤伏事，恨不能报，焉敢反受夫人厚赐？《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满天春》之十六《杨管粹玉分别》

12 那因至亲骨肉可相欺，望将军，乞赐慈悲。《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满天春上栏·锦曲曲词（上卷）·北青阳》

13〔旦〕是客罔坐。〔丑〕向说受赐。《荔枝记·益春请李姐》

14〔旦〕闲来花阴，深拜祝太阴，尽将心绪含哀告禀。乞赐好缘来结姻亲，免得冤家来相绊。《荔枝记·五娘投井》

15〔净丑〕哀，九郎公值时到，佃户失等接，莫在谴责，乞赐金杯。《荔枝记·上庄收租》

16〔生下，净笑〕天赐一升米，黄昏亦送来。《荔枝记·五娘探牢》

以上16个例子中的“赐”全都没有致使义，而从例⑦的“赐尔（你）坐罢”、例⑨的“即敕赐封妻荫子”（“赐”后省略了间接宾语“我”）不难看出，“赐”后所带的VP完全可以充当直接宾语，分别与代词“尔（你）”、“我”构成双宾结构。这种用法今闽南方言口语中仍沿用。如：“赐汝无罪”、“赐伊免死”、“赐我食肉”等等。

我们还注意到：《厦英大词典》（1873：461）在“su3”字条下除解释为“to bestow”（授予；赐赠）外，还特别注明“said only of a very high superior”（地位很高的长官、上司专用）。

也许是因为证据不足，难以自圆其说，所以，《近代早期闽南话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历史探讨》一文多次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的现象，留下了致命的硬伤。例如：

“在其他文献中，这样的用法（笔者注：指‘赐’用作致使动词）非常罕见。”

“无论在早期文献中还是在当代文献中，‘赐’作致使动词的用例都很少见。”

“无论在上古文献中还是在现代闽南方言中都没有‘赐’作为致使动词的用例。”

前面两种说法明显不符合闽南方言中“赐”从来不曾用作致使动词的实际情况。又如：

“‘赐’的本意义是皇帝（或一个居于高位的人）对地位低下的人实施‘给予’的行为……总共32个‘赐/赐乞/赐与’用例……所指都是身居高位的人。”

“‘赐’用作致使动词是完全合于情理的。”

“赐”用作致使动词如果是完全合于情理的，那么，“赐”的“恩赐”义就应该不复存在，为什么“赐/赐乞/赐与”的所有32个用例所指都是身居高位的人呢？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闽南话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历史探讨》一文在既没有历史文献依据，也没有现实口语根据的前提下，仅靠主观臆测、机械类比就认定在早期闽南话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语法化现象，即：一个具有明确的‘给予’义的动词‘赐’发展成为了一个致使动词”。这样的结论是靠不住的，也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参考文献

［1］明本潮州戏文五种[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367～580．

［2］［英］龙彼得辑．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Z]．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95．1~下40．

［3］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一卷《梨园戏·小梨园剧目（上）》，中国戏曲出版，1999．

［4］曹茜蕾、贝罗贝．近代早期闽南话分析型致使结构的历史探讨[J]，《方言》，2007，（1）：52~59

［5］Carstairs Douglas 1873 《厦英大词典》（原文译作《厦门闽南话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Supplement by Thomas Barclay.  London：Truebner & Co. Reprinted SMC Publishing Inc.，Taibei，in 1970

（原载《南方语言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王建设，任教于华侨大学文学院】

（《南方语言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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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本期审读 |  张   盈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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