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 甘于恩：广东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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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是十分重要的非物质文化财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有助于抢救和保护宝贵的方言资源。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尤其是现代传媒的作用下，强势语言或方言对各地的方言土语影响巨大，方言消失的速度相当快，如果不切实地予以抢救和保护，广东方言的丰富形态将受到损害。
一、广东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的简要回顾
广东闽方言分布于粤东南与粤西南的沿海区域，地跨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湛江、茂名6个省辖市，潮汕片接近福建的闽南方言，雷州片接近海南岛的海南方言，此外，中山、清远、韶关、惠州、梅州、河源等地还有一些闽方言岛。使用人口约1895万。我们把广东闽语分为粤东潮汕片与粤西雷州片两大块来谈。
（1）粤东闽语（潮汕方言）
潮汕方言研究的历史并不算短，可是从地理学或类型学的角度来做研究的，成果还很有限。本节简要回顾这方面的成果，以期将来规划时有所参考。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潮汕方言的研究主要是做基本面貌的调查研究，以单点的调查为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林伦伦为首的汕头大学研究团队，方开展规模较大的多点研究项目；李永明《潮州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别》（《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2期）、李新魁的《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和林伦伦、陈小枫的《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在研究粤东闽语时都谈到这一地区的内部差异；中山大学的施其生教授也进行了潮汕方言声调的多点调查与录音。严格说来，这些调查研究还不能视为地理类型学的研究，但为后来的地理类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潮汕方言的地理学研究出现了可喜的苗头。暨南大学的学者开始关注闽、粤两地闽方言的不同特点，甘于恩（2005）对域内闽语和周边闽语做了语音的比较研究，并指导几位硕士研究生在语音、词汇等方面研究、展示潮汕方言的内部差异，并揭示了类型学的一些特点，这些论文有：吴芳的硕士论文《粤东闽语与福建闽南方言文白异读比较研究——兼论粤东闽语文白异读内部差异》（2006）对粤东潮州、潮阳、澄海、揭东、惠来、海丰和南澳7个点的文白异读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再与福建闽南话进行类型比较，试图揭示两地差异的成因，尽管有些观点还稍显稚拙，但为其后来的语音类型研究做了理论的准备和技术上的预演。吴氏的《粤东闽语-n、-ng韵尾的方言地理类型研究》（2009，导师伍巍）是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作者调查了粤东5市160余个方言点阳声韵尾-n、-ng的共时现状，并归纳分合类型，做了较好的理论总结，绘制了山、臻、宕、江、曾、梗、通七摄-n、-ng分合类型图，-n尾韵母方言的地理分布图，阳声韵尾-n、-ng的音位分合图等多幅地图，在粤东闽语语音的地理学研究上具有示范意义。另一篇值得一提的学位论文是邹珣的《澄海方言咸深二摄闭口韵尾的地理分布研究》（2007），相比起吴芳（2009）来说，这篇论文应属于中观或微观的研究，论题也较小，但论文有不少精彩之处，作者就咸、深两摄-m尾的存失与否，选取澄海区内17个重点点和若干一般点，进行深入的调查，结合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检视老、中、青三代的差异，绘制了数幅详细的特征分布图，在调查方法上有所创新，在韵尾研究上，与吴文可谓相得益彰。
潮汕方言地理学研究一项重大的成果，便是曹志耘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虽然这部地图集并非以潮汕方言作为专题，但其中选取了潮汕地区11个闽语点，以语言地图的形式展示出方言特征（其中语音图205幅、词汇图203幅、语法图102幅，共510幅），这是史无前例的，给潮汕方言的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和有利的平台，也是潮汕方言类型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
《汉语方言地图集》给广东地理语言学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我们看到，自从《汉语方言地图集》立项开展工作以来，广东的地理语言学蓬勃发展，《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甘于恩主持，2004-2008）卓有成效，还有两个项目与潮汕方言直接有关：一个是林伦伦主持的“接触与变异：粤东闽方言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研究”（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一个是甘于恩主持的“粤东闽方言地图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资助项目），这两项研究如能顺利完成，将对我们深入认识广东闽语尤其是粤东闽语的特点和分布，对于促进全省的方言地理学的开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2）粤西闽语（雷州方言）
至于粤西闽语的地理学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只有一些单点的报告或专著（如林伦伦的《粤西闽语雷州话研究》，中华书局2006）。但已经开始出现与地理语言学相关的研究，如陈云龙在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研究课题定为“湛江闽语语音数据库研究”，选点较多，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使用地图软件绘制方言地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未来需要加强人力及资源的配置，从基础的田野调查入手，逐点攻克，建立完善的数据库，改变闽语研究“东强西弱”的格局。
二、广东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不足
应该看到，广东闽方言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个人认为以下几点不足比较明显：
（1）基础调查不够：表面看来，潮汕方言的研究声势不小，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少于其他闽语次方言，可是这其中有不少人属于纯理论研究，也有是业余研究，多带兼顾性质，能够专注基础调查的学者少之又少。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看，目前所发掘、所拥有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
“传统方言学式的研究”存在于潮汕方言，同样制约着潮汕方言地理学的发展。潮汕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潮州、汕头、澄海一带的方言点，语音研究做得多，词汇调查则做得不够，即时做了，条目也不统一。至于语法的调查研究，则更是不平衡，很少见到有系统论述粤东方言语法特点的论著（无论是点还是面）。方言地理学有赖于基础材料的完备，材料不完备，要从地理上呈现地区方言的整体特点，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则有如“巧妇欲为无米之炊”。
（2）缺乏规划：地理语言学既然反映的是语言特征的地域分布及走向，那么体例和条目的统一便显得十分重要，否则统一的数据库便无法建立，从地域上察看语言特征更是无从谈起。大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如何筹划对于调查结果的质量高低至关重要，本人曾经指出：“在绘制地图之前，必须拟订一套切实可行的体例，从理论上来指导工作方向、调控细节，确保方言地图的高质量。”
可是，目前粤东地区的方言研究尚缺乏整体的规划，无论是传统的方言基础研究，还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皆未见周详的部署。传统的调查研究，需要调查哪些点，调查条目如何设置，发音人条件有哪些要求，还有资金的支持，人员的配备，这些都要过细地考虑。如果是做地理语言学的调查，则要求更为严谨，包括如何录音，如何调查，以及调查点的选定，调查表格的设置，以及人员的训练，调查材料的分析整理，数据库的建立，绘图体例的拟订，等等，皆需要做统一的规划。假如不设计系统的、一一对齐的调查纲目，那么，语言数据的图像化就无从谈起，而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探索也将成为“空中阁楼”。
（3）方法需要改进：即使是前面提及的有限几篇学位论文，在方法上还有可议之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没有有效地建立数据库，利用自动绘图软件来展示方言特征，而是使用画图软件，用人工干预的办法来处理调查所得的数据，这样绘出的地图，层次性差，准确性成疑，而且效率低下，如吴芳（2009）只有3幅地图，这较之达到大规模地、立体地展示方言类型特点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采集的数据甚多，势必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同时选购合适的绘图软件（如ArcGIS自动绘图软件）来处理数据，但这对个人而言，又不太可行。如何解决这种难题，后面将要提到。
总之，数据库是开启方言地理学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则无法顺利地步入方言地理学的境地，这是毫无疑问的。
（4）后备力量不足：就潮汕方言的研究而言，现今已出现有培养前途的后起之秀，可是由于教育体制和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后起之秀毕业之后能够从事语言研究的屈指可数，能够从事方言田野调查的更是稀少，这不单是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对于潮汕方言研究亦是重大的损失。这就造成了潮汕方言研究后备力量的严重匮乏。当然，类似情况恐怕不独潮汕方言为然，李仲民谈到台湾方言研究的困局时指出了能够“持续从事语言调查、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却寥寥可数”这一现象，这恐怕也是目前方言研究的共性。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做强烈的呼吁外，还需要政府层面出台有关政策，对学术研究予以重视和扶持。
（5）调查研究不够均衡：目前潮籍学人已经意识到地理语言学的重要性，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势头不错，可是粤西闽语和中山闽语在这方面还很薄弱，如何改善，应该从机制和后备力量上研究解决。（注：林春雨、甘于恩《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已于202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谓填补语音地图的空白）
（6）理论的总结与思考欠缺：理论是先行，还是后行，对于地理语言学质量的提升，并非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悖论，而是关乎这一学科能否取得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笔者曾经提出：“理论的先行一步，会对地理语言学的实践产生良好的导引和修正作用；而经过地理语言学的实践，再来进行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和反思，也将推动调查研究更加有效地开展。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这是中国地理语言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可以说对此如何强调也是不过分的。”越多学者投入其中，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将起到越大的推动力。
三、开展未来研究的设想与建议
笔者对于广东闽方言的未来研究，尤其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有以下一些粗浅的想法与建议：
（1）开展语言区情的基本调查。潮汕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要取得成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对区内的语言状况要有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如区内各种方言、语言的分布，语言的分片，较为准确的使用人口数据，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等。目前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的论著大致有：李新魁的《广东的方言》谈到潮汕方言（即粤东闽语）时曰“使用的人数约1000万左右”[6]（P265），分为汕头、潮普、陆海三个小片，信息非常有限和粗略；林伦伦、潘家懿的《广东方言与文化论稿》（2000）有一节比较详细地介绍粤东闽语区的语言状况和使用人口，但从地理学角度来看，还是有待细化，最好能够找寻到镇级单位的语言数据，这样才便于绘制一张符合起码要求的《广东潮汕地区汉语方言分布图》，否则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就是那种只能称为“示意图”的黑白地图，在理论上和实用上都缺乏价值。
可喜的是，吴榕青等（2009）近期在粤东方言地理分布方面提供了较为详尽的信息，绘制了清晰的《粤东地区闽客方言地理分布图》，材料的可信度非常高，为今后粤东地区的方言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该研究的文、图皆有不足，即对小方言的信息有所忽视，图例的颜色运用亦有待改进。
（2）开展先期的试验性研究。地理语言学研究是费时、费力的研究，倘若一开始就以全面的、周全的调查研究作为目标，可能不太现实，也会影响团队的组建，因此，建议选取若干调查点，来开展一些试验性的工作。比方可以在潮州市选择几个点，做小范围的试验调查，建立数据库，绘制初步的方言特征图，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也不妨先做些专题的调查，内容可以是语音、词汇、语法，例如声调的专题研究（声调数目、声调的分化、入声的有无）、声母的专题研究、韵母的专题研究甚至是音系的专题研究，词汇可以做小称的专题研究、亲属称谓的专题研究、动植物名称的专题研究。刚开始时亦不必求全责备，只为一个小问题来进行调查研究也是可以的，比如“脏”、“蝉”、“青蛙”等词条在各地有不同的说法，如能够系统地记录下来，经过一定的程序，便可分别做成一幅很有价值的反映词语现象的特征图。（附图1：广东粤方言地图集S15“脏”）
附图1：广东粤方言地图集S015图“脏”
（3）以闽方言为龙头，申请项目，带动相关研究的开展。潮汕地区的主体方言是闽语，不管是以了解、反映概况的方言基础调查，还是以反映语言特征分布的地理语言学，粤东闽语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地理语言学项目可以有大小之别，如果是个人申请，以小型的或专题的项目为宜；集体申请则可以考虑从事中型的研究（如粤东地区选取几十个点，每县市至少有2个点，这样点面结合，就能够反映分布特点与趋势）；如果是大型项目，选点应该密集，理想的状态是每个镇有一个点：这种选点较为密集的项目，由于工作量巨大，团队的组合应考虑采取跨地域、跨院校的方式，人数与工作量的设定必须对当。一旦取得成果后，则为开展全省的闽方言地理类型学研究打下坚实的语料基础。
广东两翼闽语的地理学研究如能扎实推进，将为深入开展整个闽语的地理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但粤东、粤西等区域除了通行闽语外，还有其他一些方言，如客家话、军话、畲话等，这些方言同样需要开展调查，为全省性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提供基础材料。下一步要考虑的事情便是申请开展客家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地理学研究，以此为基础，整个粤东、粤西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最终将对广东省的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做出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
（原载《地域文化的构造与播迁》，陈春生、陈伟武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有删改）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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