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 | 甘于恩：闽粤文化碰撞下的广东闽方言（下）

二

雷州方言文化

      （一）雷州地区方言的分布和来源

     （1）雷话。雷州话是闽南方言的次方言，旧称“东语”、“客语”，跟雷州话是由外来移民带入有关，但现已不用，老百姓多简称“雷话”，海康一带又叫“黎话”。雷州话是雷州半岛通行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约300万人）的方言，以原海康县城雷城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雷州市境内21个区镇，徐闻境内18个区镇，遂溪境内23个区镇，湛江市的7个市辖郊区和赤坎、霞山市区的部分，廉江境内5个区，吴川境内3个区，电白城关及5个区。

    （2）海话。主要分布于廉江、电白两县的沿海地区。海话有两种：廉江沿海的海话旧方志称为“海僚话”（廉江海话），是粤语的一种土语；电白沿海的海话则属闽语，跟福建漳州一带的闽南话相近（电白海话）。廉江海话的使用人口约为5万人，电白海话的使用人口则近50万人。虽然这两种方言都叫做“海话”，但从语言特点看，应分属不同的大方言区（粤、闽）。

       如把海话分归粤、闽语，雷州半岛实际上通行三大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此外，电白电城等地还零星分布着称为“旧时正话”的官话方言，使用人口约3万人，也有人认为这种方言与广西平话较接近。

     （3）雷州方言的来源

       雷州方言的分布格局，与雷州半岛历代的移民关系密切。

       湛江等一市六县在汉代属合浦郡地,古时为“岭南之南”,十分荒僻。《电白县志》说“唐宋以前，僮傜杂处，语多难辨”。唐宋以降，早期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南部旧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以及粤东旧潮州府地区，多经海路进入雷洲半岛，聚居在徐闻、海康、遂溪等旧雷州府三县，以及其他县的沿海地带。雷州话内部有差异，恐怕跟移民来自福建不同地方有关，如廉江横山有边擦音[ɬ]，可能来自旧兴化府（现莆田、仙游两地）；而海康、徐闻等处的雷州话，与闽南话关系较密切。

      关于雷州话的定型期，《中国移民史》有段话值得注意：“现代闽语区的雷州片，包括今湛江、遂溪、廉江、海康、徐闻、中山（中山闽语归入雷州片，尚待商榷——引注）、阳江、电白、吴川诸县市，其中的大部分地区宋代都已有相当数量的福建移民。文献载：绍圣年间（1094-1098年）南恩州（辖今阳江、阳春、恩平等县）‘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特别是州治所在的阳江县，‘邑大豪多莆（田）、福（州）族’。化州（治今县）也不例外，‘化州（城）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州治所在县如此，下属县也同样。清代吴川县的巨族吴、林、陈、李各姓，祖先都是在宋代由福建沿海迁入的。由于福建籍人民已是雷州半岛汉族人民的主要部分，当地人民‘平日相与言’均是闽语，闽语区雷州片已基本形成。”[2]可见，雷州话成形于唐（后期），定型于宋。

   （二）雷州方言的文化内涵

    （1）地名中的文化内涵

      据《岭南古史》引《宋书》的记载，“历代王朝苦于南裔各民族的暴乱，若考其暴乱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地方官吏的欺凌，一是其风俗习惯遭到严重的干预，”[3]统治者对付民乱的方法，无非是强力镇压和减缓剥削以安抚民心，因而地名上亦流露出统治阶级力求安定南方的意愿。如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海康县，唐天宝元年（742年）以雷州改置海康郡，西面又设海康所，“海康”应含“海域安康”的寓意，类似的地名还有湛江的“民安”、“太平”，徐闻的“海安”、“广安”，雷州的“太平”、“平定”，廉江的“永安”、“新安”等处。

       雷州市现有不少闽语地名，这些地名是闽人在当地长期生活留下的历史见证。突出的例子是有许多小地名皆称以“-仔”，这在粤语地区较少见，例如：井仔、网门仔、下寮仔、六洲仔、坑仔、下六仔、东塘仔、英龙仔、坛头仔、坡仔、新坡仔、调错仔、贤洋仔、塘仔、培家仔、油河仔、东村仔、新村仔、迈创仔，等等。邻近的遂溪县也有类似的地名，如“钗仔、石塘仔、打铁仔、坑仔、铺仔、分界铺仔、牛圩仔、湾仔、田头仔、坡仔、后坡仔、黄川仔、石滩仔、那梭仔、石坑仔、急水仔、岭尾仔、迈典仔、苏村仔、陈村仔、崖村仔、黎角仔、平重仔；廉江有：营仔、下长福仔、高塘仔、高坡仔、高田仔、元岭仔、铺仔、墩仔、新塘仔、莲塘仔、新围仔、尖仔，等等。粤语地名不太用“仔”字做词尾（粤语“仔”读[tsɐi]，多用于指称人，是“儿子”或“男性青年”的意思，也可以指物），而雷州半岛的“仔”音（本字为“囝”），在闽语中既指“儿子”，也可以作为小称，在地名中使用，往往指很小的村落（或地貌，如“坑仔”指“小坑”），有时还与另一旧地名相对而言，如“迈创仔”与“迈创”、“新村仔”与“新村”（雷州）；“后溪仔”与“后溪”、“陈村仔”与“陈村”、“迈典仔”与“迈典山”（遂溪）；“下尾仔”与“下尾”、“博爱仔”与“博爱”（徐闻），这些带“仔”的地名可能是从原地名（如“迈创”等）衍生而来的。此外，有些地名只有用闽语来解释才豁然通顺，如“山狗空”，“空”闽语指洞穴，“山狗空”在雷州西部靠海处，当是早期荒凉冷清，野狗出没之地。

      但是，闽人到来之前，粤西毕竟是土著占优势的地方。粤西各地都有以“迈”开首的地名（迈典、迈创、迈陈、迈奴、迈塘），与海南的地名连成一片，有人认为可能是女性称谓的遗留（张惠英）。但蔡叶青认为是“以‘迈’字开头的地名，大都是侗语地名。‘迈mai55’是‘树’。”（蔡叶青：雷州地名的语言特色）他还说：

       这些地名用侗语也能解释清楚，并切合该地实际。如“迈坦村mai55 phang42 tshui24”，是海康县客路镇的一个村子，意为“高树村”，村子周围原有一片原始森林，有高大的树木。又如“迈哉村mai55 tsai24 tshui24”，是海康县客路镇的一个村子，意为“荔枝树村”，村子里有许多荔枝树，是历史上栽种荔枝的村子。

这种以地理特征、地方特色作为命名手段的现象，在各地都不乏例子。只是粤西的地名含有非汉族的成分，不注意的话，很容易望文生义。

秦以前以壮族先民的少数民族分布图（引自网络）

符雅芳《海南闽语亲属称谓研究》（2018）

       电白县今行政上从属于茂名市，与高州、两阳接近。电白有“那霍区”，小地名则有：那庄、那贞、那楼、那银、那尾、那芨、那菉、那关坡等。“那”是壮瑶语的成分，意为“田”，雷州以北的四邑、两阳地区非常多见，如恩平的那吉、那龙，台山的那扶、那金，鹤山的那白、那水，还有化州的那务镇，高州的那射山。雷州市所辖的各县市，也有不少以“那”为开头的地名，例如雷州的那南、那尾、那金、那毛、那澳、那利、那宛、那平，遂溪的那杰、那梭尾，徐闻的那利、那黄下、那骆坑、那汤、那潭、那郎、那屋、那山、那练、那种、那七，廉江的那榕、那毛角、那亭、那牌、那交、那特、那彭、那腮、那贺圩、那梭圩、上那顶、下那福等，说明古南粤民族的壮、瑶这一支系的行踪，一直来到雷州半岛一带（有些地名甚至可能直接反映这一点，如廉江的“瑶仔”）。

雷州半岛还有一些地名，汉语的语义未明，笔者揣测应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如以菉结尾的地名（梅菉，那菉），值得好好探究。

     （2）方言词语中的文化内涵

雷州诸方言使用的一般词语（包括俗语谣谚），体现出不同次方言文化圈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反映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实况，是雷州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宝贵财产。

       1. 雷州方言中的海洋文化

       雷州半岛面对大海，渔业发达，一般词汇中即有丰富的鱼类名称，显示海康话中浓厚的海洋气息。例如：鲛鳓（真鲷）、鲦鱼（弹涂鱼）、虫 宅（海蛰）、魟hong鱼、笠鱼（乌鱼）、大头鱼（鳙鱼）、水乞食（水虱）、白痣鲨（星鲨）、角螺（海螺）等等，举不胜举。即使在口语语汇中，也有许多熟语与海、与水相关，如“红膏赤蠞”（红光满面）、“无孔讨鲦”（无事生非）、“乜笾都背来海”（滥竽充数）、“合水鲎口化瘦”（像水马儿那样瘦）、“日头落水”（太阳下山），雷州半岛东西两面临海都反射出雷州半岛独特的地理特点。

（珍珠魟）

（珍珠魟）

      2. 雷州方言中的传统文化：在雷州诸方言中，不时可见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1）雷话等方言保留较丰富的古汉语单音节词。古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已发展成双音节词甚至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但是，在雷话等南方方言中，单音节词依然十分常见，例如雷话：厝(房子)、喙（嘴巴）、骹（脚）、涂（泥巴）；电白哎话有：索（绳子）、禾（稻子）、朝（早晨）、颈（脖子）；吴阳和电白白话也有：屋（房子）、索（绳子）等，不一而足。

    （2）雷话等方言保留许多古汉语的词义和用法。雷州诸方言中有不少词语和语义仍和古汉语一脉相传，如上述的“索”、“禾”、“颈”等，常见的还有雷州雷话的“拍”（打）、“市”（±赶³集）、“箸”（筷子）、“共”（和）、“晏”（晚）；电白雷话的“行”（走）、“囥”（藏）、“沃”（浇灌）；电白哎话的“爽”（畅快）、“着”（穿）、“箸”（筷子）、“镬”（锅子）、“木”（树）；电白白话的“饮”（米汤），等等。

     （3）雷州等方言的词语反映传统的民俗、民风。雷话把日常的三餐“饭”都叫做“糜”，早饭叫“早糜”，午饭“日昼糜”，晚饭叫“冥昏糜”，反映了早期雷州半岛生产力低下、老百姓温饱不能解决只好三餐食“糜”（古汉语“糜”的本义为“稀粥”）的状况；雷话称“桌子”为“床”，也是源自上古的汉民族习俗。（东海苞萝）

   （三）雷话的主要特点

      雷话来自闽地，不仅有历史、地理方面的证据，而且有语言本身的证据，显示其与母方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皆可得到证实。

      1.语音上保留了许多古音特点，如清唇读如重唇、舌上读同舌头、部分匣母读同见母，这些闽语的重要特征在雷话中都能见到，例如：

匣母读见母以电白霞洞雷话的读法为例：咸kiam22、行kia22、厚kau43、滑猾kut2。

      2. 文白对应整齐。汉语不少方言都有文白异读现象，反映不同的语音层次，但像闽语那样有异常丰富、成系统的文白异读，其他方言尚未见到。雷话也有严整的文白对应，与福建闽语基本相同。如雷州雷城话的文读和白读：

      3. 电白东话、廉江黎话有许多古代的心、邪、生、书、禅、船、崇母字读边擦音>，而周边闽语则无此声母。电白、廉江这类闽语之所以有>这一独特的声母，与移民的成分有关，水东、廉江一带的早期移民，不少是从福建莆田迁来的，跟其他闽语区的移民来源有所不同，因此，有学者推论“粤西闽语中的>的形成，其原因之一就是从福建莆田话中带来的”。[1]

       4. 雷州话也有很多词语直接来自闽语，体现出词汇上的闽语特性。例如：厝（房子）、巷囝（胡同）、乞食（乞丐）、囝（儿子）、摆骹（瘸子）、胡蝇（苍蝇）、[物]配（菜肴）、[k‘iɔ]（拣、收拾）、跋（摔倒）、八（认识、懂得）、洘（稠）、偗（瘦），等等。

       5.在语法上雷话亦体现出闽语的特色，如有小称词尾“囝”、有正偏式的结构（如“母鸡”称为“鸡母”、“公猪”称为“猪哥”）、第三人称代词为“伊”、被动式标志用“乞”[K‘i]等。

    （四）雷州诸方言的外来借音、借词

      尽管雷州话是闽方言的分支，但是由于它来到雷州半岛的时间较长，难免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变异；而雷州半岛的客家、粤方言，也产生相互的借用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格局。

      雷话有不少非闽语的成分。如：雷话非组及疑母（白读）多读浊塞音b，这大概是黎语的影响使然（海南闽语也有b）；徐闻徐城雷话则有两个带喉塞的声母ʔb、ʔd，而带喉塞的声母ʔ-在黎语诸方言中普遍存在；电白海话（属闽语）知组字往往有文白异读，其白读是闽语的层次，而白读却是粤语的层次，如“展”白读为本[tieŋ31]，文读为[tsieŋ31]；“耻”白读为[ti31]，文读为[tsi31]；雷话有两个名词词头[bi55]（人名背称）和[ni33]（亲属称谓）恐怕也是非汉语的成分；雷话“小孩”叫[cnɔŋ]，跟壮侗语的[nɔŋ]（弟弟）很相似；雷话中还有一些其他汉语方言的词语或用法，如海康雷话的“碱”（或番鬼碱，肥皂）“倾偈”（谈天）、电白雷语的“托手踭”（暗中捣乱）、“车大炮”（吹牛），皆明显来自粤语；电白雷话表给予义的“分”（分两万钱我）显然来自客家话，表动物雌性的词尾“婆”（鸡婆、狗婆）也可能来自客方言。

    （五）雷州方言的研究概况

         关于雷州方言研究的基本情况，可以参考我的讲座稿《岭南方言视域下的湛江方言文化》“三、湛江地区方言研究概说”（其中雷州话部分刊在“语言资源快讯”21-11-1）。

三

其他点块闽南方言文化

                     （其中雷州话部分刊在“语言资源快讯”21-11-1）。

      其他点块闽南话，散布在广东各地，如韶关、清远的连滩话，广州白云区的闽南话，增城鹤洲的闽南话等跟本地方言（粤、客）都有接触，这里以河源源城区埔前镇泥金村的闽南话为例，说明闽南话在异域环境中的变异（泥金话受客家话影响较大）：

       旧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受地主剥削和压迫，不少人去讨吃、流浪，妻离子散、家散人亡。现在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证实旧社会的证据。那时候有一个孩子，叫做来财。来财才九岁，有父母，一家三个人，整天靠去捡东西吃，来生活，吃香蕉头，吃穷鬼来去过生活。来财没书读，他父亲想去和地主打工，打长工，想赚钱给来财读书，没想到他父亲在和地主打工的时候，都是早出晚归，吃的饭都是酸臭的，都是别人吃剩的，常常剩饭汤捞饭，一年到头没有休息，做得不好回来还要挨骂，有时候被用柴头扔，扔他的脚，过着猪狗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有一次，来财的母亲病了，病得差不多快死了，家里又没钱医，怎么办好？哪里借都借不到，没有钱，为了救这条命，求求拜拜，求那些地主，叫他们借200元给她看病，后来接了200元还要讲条件，第一个，要加倍还？第二，借一年，一年没还，来财要跟他打工抵这个数目。结果一年他母亲就治病了，没医到，死了。来财很心痛，妈妈，你别死，我那么小啊，你叫我怎么过日子啊？

       在这个文本里，出现了不少本土闽南话所不具的语言成分，如V声母，借词“穷鬼”的读音，副词“正”（tsang）的读音，“叫”说成“喊”等等，尽管其主体尚属闽南话，但异文化的语言成分已经慢慢地渗入了泥金话。观察这些语言片段，可以了解语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注]：

[1]戴由武等《电白方言志》说，旧时正话“似乎与桂林等地的‘平话’较接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2]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1版, 第185页。

[3]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58页。

[4] 何科根、李健：《谈粤西闽语中声母 Â 的问题》，《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编辑：区淑妍

审读：谢方铤

责任总编：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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