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胡松柏：《江西玉山紫湖闽南话研究》后记——我的闽语“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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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封面照）

因为参与福建省的语保工程项目检查、验收活动，这几年我先后去了好几次泉州。初到那边，我用闽南话与福建的同行套近乎说：“我亦是泉州侬”。他们以为我是在厦大读硕士时学的闽南话，话学得蛮像，人却有假冒之嫌。我只好自报家门以正视听。我这个江西老表血缘上真的有泉州人的成分，所说的闽南话还是正宗的泉州音，打小就会，可不是临时模仿几句拿来忽悠人的。

这里算是晒一点个人的家乡和家族的信息了。我的出生地是江西广丰的枧底地方。这个赣东北县际交接区域的小镇，居民历史复杂。下面不妨迻录我为家乡一处水利景观所撰记叙文字的片段以作说明：

武夷北麓，信郡南缘，峰间林际，有泉孕焉。于是一流潺湲迤逦，两岸次第开阔。经饶县，入丰邑，生面别开。涧水汇成大溪，溪畔蔚现坦畈。是谓之枧溪。枧溪西行北折，有山临水。山水间，街市呈，名日枧底。····有宋之时，即聚村落。徽、抚、建、泉诸州，移民迁来，绵延千年，遂成乡镇。民众口语，主操广丰乡音，福建、南丰、麻山诸腔，亦兼通行。吴侬软语，并行闽语、赣语，先祖辗转迁徙，遗迹犹存。

---《枧溪赋》（胡松柏）

就我家乡一带的情况看，乡间至今基本维持着自然村聚姓而居的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村仍然是语言通行和传承的社区单元。枧底镇58.个自然村中一小半通行县内主流方言本地话“广丰腔”（属于吴语上丽片），通行“福建腔”（属于闽语面）的有24个，通行“麻山腔”（有的叫“南丰腔”，属于赣语抚广片）的有9个。

我家在镇政府所在地的枧底街上。所谓“街”，是相对散布的自然村而言的乡镇中心村落，众姓杂居之地。上世纪70年代我在大队（今行政村）小学做民办教师时还兼着生产队（今村民小组）的出纳。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横一直的丁字街，直街、横街各为一个生产队，总共68户人家，不到300人口，却有21个姓氏（只算户主，不考虑娶进的女子）。除了王姓（镇内大姓）24户、黄姓7户、陈姓5户，纪吴周三姓各4户，蔡程姜三姓各2户以外，其他鲍何胡廖刘梅全肖徐杨余张等姓各只有1户。从各家家庭成员母语情况看（也不考虑娶进的女子），除了大部分属于说广丰腔的本地户以外，有福建腔户12户，麻山腔户6户。

我家系曾祖父于民国初年从抚州南城县迁来广丰，经县内两地辗转，至祖父时三迁来到枧底。我祖父的岳家梅姓也是南城籍，早于我家迁来枧底街。岳婿两家都是经营药业由南城（南城的“建昌帮”药业明清时盛极一时）往外移民的，也正因为同乡同行之缘而联姻。祖父迁家到枧底，是为了照应岳父去世的岳家帮忙打点药店生意。由于商贸移民是散户型的，没有那种家族聚姓而居的自然村作“语言根据地”，我家的“南城腔”只保持到祖父，祖母她们梅姓因为来广丰早，则更早便丢失了南城腔。因为祖母说广丰腔，我父亲便在语言上成了正式的“广丰侬”了。枧底街地方不大，地理位置旧时却还很要紧。1942年太平洋战争前夕，因为日军侵入，县政府曾一度西撤来驻。因为再往西，便可经上饶县入武夷山进入闽北。枧底街众姓杂居，多也与商贸活动有关。我外祖母娘家杨姓一家是外祖母的父亲为开金银铺迁来的；我外祖父何姓一家迁来的情况与我祖父相似，外祖父开的是杂货店。此外，街坊中还有开小饭店的，开屠宰店的，开豆腐坊的，开剃头店的，开布料店的，开裁缝店的，开木匠铺的，开锡箔店的，开草鞋店的，还有做道士的，做吹鼓手的，教私塾的，等等。

自然村作为一个封闭的社区，其内部通行语都是居民的母语。枧底地方那些内部通行福建腔、麻山腔的自然村，居民都属于双语人群，社区内说母语，在社区外则说广丰腔。与下面的自然村不同，众姓汇聚的枧底街上则同时通行广丰腔、福建腔、麻山腔，说福建腔、麻山腔的居民自然能说广丰腔，说广丰腔的不少人也耳濡目染而会说福建腔、麻山腔。

我家与外祖父家隔街斜对，3岁时父母带我干脆就住到外祖父家去了。外祖父何姓一族早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从福建建宁迁来枧底以西10里的上饶县乌门楼，说的是麻山腔。外祖母娘家杨姓一族也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从福建泉州迁来枧底东南10里的上饶县枫岭，说的是福建腔。我们家庭内部用语是麻山腔；福建话则是部分成员的用语：住家只隔了几个门面的老外婆（母亲的外祖母）来家总是与外祖母以福建腔唠叨家常。这样，我在学龄前所习得的语言，就有了三种，依运用能力和使用频度，其排序是：广丰腔－麻山腔－福建腔。

我9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他是医生），家搬到了枧底东北15里的横山公社（今横山镇）。政府驻地廿四都是一个近万人的通行福建腔的集镇。我们家在这里一住6年，与同学伙伴厮混的过程中，我的福建腔得到巩固加强也有一些改变，成了“廿四都福建腔”（各地的福建腔彼此有差异）。

1966年我去江西最北长江边上一座小城上学，1968年学还没上完又在下放的大潮中返乡回到枧底。再后成家了。岳家是同村的，当地王姓，家人说广丰腔。但我连襟五人，那四位都是母语说福建腔的。枧底的福建腔母语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从前那种近距离通婚的状态下，婚姻网络中多数乡民都会与闽南移民后裔有或近或远的联系。我祖母的娘家梅姓是南城籍，而祖母的母亲则是邻村铜山的闽南陈姓人。巧的是，内子的外祖母娘家也是铜山陈姓。这样，从父系血缘算是南城籍的我们家，三代人在母系血缘上都有闽南移民的先辈：我父亲的外祖母，我的外祖母，我儿子的曾外祖母（母亲的外祖母）。至1977年恢复高考并在次年春上学，我在家乡又实实在在地生活了10年。接触面更广的社会生活，使我个人用语的多方言排序成了：广丰腔－福建腔－－麻山腔。我的福建腔调整稳定在了“铜山福建腔”的状态。

以上枝枝蔓蔓地数来，说的是我与闽语的“缘”。下面再说说我与闽语的“情”。

1981年我上饶师专毕业，留校任教语言学课程，结合教学作些科研便就地取材从方言着手。我陆续对赣东北地区的方言作了面上的调查，了解到闽南话是赣东北分布区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类方言岛。同时还发现处于吴语区西南一隅的广丰腔与闽语也有诸多联系（例如脚都叫“骹”），这使得我在考察第一母语广丰腔的同时觉得也有必要好好关注闽南话。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还有解决自己学历短板问题的功利考虑），我在上世纪90年代便考去厦门大学读了方言学的硕士学位。

长期生活于多方言地区，我对方言濒危现实有着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眼下家乡的广丰腔、福建腔、麻山腔都在趋于衰微。不过作为本地主流方言的广丰腔，其衰微只表现在语言特征消磨而与共同语趋同，而这种渐变是长时期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广丰腔不至于变得与普通话一样。然而福建腔、麻山腔则不同，半个世纪过去，随着人口代际更替，枧底街能说福建腔、麻山腔的只剩了寥寥几位高龄老者，而且基本上没有了使用空间。枧底街周边的福建腔自然村和麻山腔自然村，青年以下人口的母语保持也都已经出现显见的危机：那就是母语方言逐渐被广丰腔所替代，而不仅仅是母语方言面貌的颓变。

2015年开始参与语保工程，我一直没有承担具体的方言点调查任务。到2018年，在工程的支持下，我申请并获批了调查前述横山镇廿四都福建腔的濒危方言调查课题。找到60年前的同学作调查，话听起来还是那个话，好像变化不大。可最大的问题是，课题规定要调查的口头文化项目，包括谚语、歌谣、谜语、故事以及属于语言成分的成语、歇后语、惯用语等，收集就非常艰难。最后只能勉勉强强地算是完成课题任务。这表明方言濒危首先表现在方言文化内容的消失。而我们保护方言资源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传承方言所承载的方言文化啊。环顾现状，令人感慨唏嘘！

厦门大学是闽语研究的大本营。在依山滨海的厦大美丽校园我呆了4年（读硕之前还进修了1年），在著名的闽语学者周长楫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以铜山闽南话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周老师建议我在此基础上对赣东北闽南话作更深入的调研，完成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二十余年来，老师的交代一直萦于我怀。现在紫湖闽南话一书即将付印，虽说对照最初的计划已经打了不少折扣，总算可以聊复师命了，自己似也有了松一口气的理由。如今社会上开展语言资源保护蔚成风气。自幼习得的吴、闽、赣三种方言，当是我与生俱来的家传资源，若付闲置，那便是大大的浪费。退休之后，个人的时间安排有了更多的自由。到目前为止，福建腔的专著写作算是完成了，广丰腔的撰稿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只是麻山腔这些年一直较少关注，具体的作较大研究的计划尚未拟就，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开始着手调查和撰稿。看来自己与方言的“情缘”还是一时难了，只有在已经走过四十年的方言调研路上继续前行，才不负当年入行此专业的初心。

是为自勉。

胡松柏

二0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南昌

（《江西玉山紫湖闽南话研究》，胡松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

END

本期编辑：罗菲
本期审读：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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