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李葆嘉：爱上语言学史——王建军主编《语言学史》序【转发】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比特人文，作者李葆嘉。

本文作者：李葆嘉

学术史是学者的学术活动史。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语言研究是智者的理性选择，语言学史是学术史中的璀璨明珠。在中国大学教育中，中文、外文、民族语文专业各自开设其语言学史。一般而言，外文专业似乎不会开设中国语言学史，而中文专业可能开设外国语言学史。

王建军教授主编的这部《语言学史》贯通中外，也就是中文专业不必分别开两门语言学史。贯通中外的语言学史，即“世界语言学史”（或“语言学史”）。如果就其对比方法，也可称之为“对比的中外语言学史”，比如王建军教授编撰的《中西方语言学史之比较》（黄山书社，初版2003，修订版2009）、俞允海、潘国英编撰的《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与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与之有别，侯广旭、孙雁冰编撰的《英汉对比语言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并非语言学史的对比，而是指语言学的分支“对比语言学”的历史。

在一门课程里讲授两种语言学史，各自语言学史的内容也就必须精选，否则难免失之于庞杂。各自语言学史之间还需要贯通或寻找异同，否则显得有些隔膜。因此，无论是主讲这门课程，还是编撰这本教材，都有相当难度。

一

了解现有论著：成竹在胸

要编撰这样一本融会贯通的语言学史，需要一批参考论著。中国语言学史的论著可能有一二十种，此处不赘。就外国语言学史的论著而言，常见的中译本有：丹麦汤姆逊（V. L. P. Thomsen, 1842－1927）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1960）、丹麦裴特生（H. Pedersen, 1867－1953）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钱晋华译1958）、英国罗宾斯（R. H. Robins, 1921－2000）的《语言学简史》（有两个中译本）、苏联康德拉绍夫（H.A. Кондрашов, 1919－1995）的《语言学研究史：教学参考》（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1979；杨余森译 1985，题名《语言学说史》）。

其中，《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是汤姆逊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语言学引论”课程时的部分讲稿，1902年题名《语言学史：简要回顾》（Sprogvidenskabens historie: En kortfattet Fremstilling）刊行，彰显了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语言历史比较研究。1927年，由德国波拉克（H. Pollak）译为德文，题名《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要点简介》（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is zum Ausgang des 19. Jahrhunderts: kurzgefasste Darstellung der Hauptpunkte）出版。1938年，苏联绍尔据此转译为俄文版《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История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 до конца XIXвека, М.: Учпедгиз），插编了俄罗斯语言学史的若干内容，并另撰附录《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的语言学说史梗概》（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с эпохи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до конца XIXвека），以补汤姆逊论述之缺失。中译本《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即据俄译本转译。

显而易见，俄文版的译编者绍尔不是一般译者，而是基于俄罗斯－苏联语言学的立场，以语言学史家的眼光审视汤姆逊的论述。遗憾的是，汉译第一版（科学出版社，1969）和重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中皆无关于绍尔学术生平的只言片语。黄振华《译后记》仅称“俄译本编者”（1969年版，162页），姚小平《重版序言》中则称“俄译者、俄译编者”（2009年重版，15页，16页）。黄振华《译后记》中说：“1938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又根据德译本译成俄文”（1969年版，161页），而绍尔1935年起就任教于莫斯科，其俄译本刊于莫斯科（М.: Учпедгиз）。今据维基百科Шор词条（https://ru.wikipedia.org/wiki/%D0%A8%）、阿尔帕托夫（B. М. Алпатов）《第一位女性（罗·奥·绍尔）》（Первая женщина (Р. О. Шор)，https://biography.wikireading.ru/56383）等资料，简介苏联西方语言学史研究开创者的学术生平。罗莎莉亚·奥西波芙娜·绍尔（Роза́лия О́сиповна Шор, 1894－1939）是苏联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学史家和文学史家，莫斯科语言学派的成员。作为该国第一位女性语言学教授，她在苏联语言学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在语言社会学和语言学史两个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其父奥西普·所罗门诺维奇·绍尔（Осип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Шор, 1862－1920）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医学、物理和数学学院，在细菌研究所从事科研。其母玛利亚·绍尔（Мария Шор, 1865－1932）毕业于莫斯科高等女子学院物理和数学专业，曾任外语教师、牙科医生。1913－1919年，绍尔在高等女子学院德语系学习（毕业时该学院已并入莫斯科大学）。1920－1921年在莫斯科大学历史与语言学院学习，毕业后她应邀留任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比较语言学系。1922－1929年在俄罗斯科学研究协会语言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东方民族研究所、国家艺术科学院文学部民俗分部科研秘书。1928－1930年任阿塞拜疆大学教授。1930－1934年任莫斯科高等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1933年任列宁格勒大学北方民族学院教授。1934年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教授。1935年任莫斯科大学外语教育学院语言学系主任。1936年任苏联高等教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绍尔通晓16种语言，以学识渊博著称，其语言文学知识，尤其是外国文学方面，在当时的苏联无人匹敌，曾任《苏联大百科全书》和《文学百科全书》语言学编辑部主任。主要著作有《语言与社会》（Язык и общество, 1926，苏联的第一本社会语言学专著）、《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之路》（На путях 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1931）、《语言学导论》（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1945，苏联的第一本语言学导论教材）。在苏联，绍尔最早使用“语言社会学”（социология языка）这一术语，并将索绪尔（F. de Saussure）、梅耶（A. Meillet）等归入“语言学的社会学派”（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33－1938年，绍尔主编“西方语言学家”（Языковеды Запада）丛书，先后出版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Курса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М.: Соцэкгиз, 1933）、萨丕尔（E. Sapir）的《语言：言语研究导论》（Язык.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речи, М. -Л.,1934）、房德里耶斯（J. Vandries）的《语言：历史语言学概论》（Язык.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М.: Cоциаль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7）、汤姆逊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1938）、梅耶的《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Л.,1938）。除了梅耶的书是修订再版，其余四本都是第一次译成俄文，由此推进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众神之爱，英年早逝”，绍尔被当代俄罗斯学界称为“俄罗斯语言学先驱”之一。

1924年，汤姆逊的弟子裴特生刊行《十九世纪的语言学：方法和成果》（Sprogvidenskabens i det nittende Aarhųndrede: Metoder og Resultater）。1931年，由英国斯帕戈（J. W. Spargo）译为英文《十九世纪的语言学：方法和成果》（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ods and Results）出版。中译本《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即为该英文版的转译。中译本书名增加了限定词“欧洲”和后缀“史”，却省略了副标题“方法和成果”，由此导致读者觉得，前五章更像“世界诸语言概述，而不像语言学史”、“7、8两章……似乎才进入正题”（姚小平1995）。其实，裴特生曾交代，该内容是“十九世纪：北欧科学家的描绘”，重在介绍北欧语言学家的方法和成果，并未作为一部语言学史来编撰。如果直译为《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方法和成果》，则可避免中文读者徒生误会。

1967年，罗宾斯的《语言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出版，此后多次修订重版（1979年第二版，1990年第三版，1997年第四版），其影响极大。然而，仅就印欧语言学史内容而言，其明显缺失有：第一，对史料把握不够严谨，史实方面错误太多，不能列为可信赖的参考书（Koerner 1978: 5，姚小平1995）；第二，对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索绪尔（F. de Saussure, 1857－1913）等学者的评价夸大其辞；第三，几乎没有涉及语义学史。（李葆嘉、邱雪玫2013）与罗宾斯该书的初版同年，法国穆南（G. Mounin, 1910－1993）刊有《语言学从起源到20 世纪的历史》（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 des origines au XXe siècle）。有趣的是，罗宾斯的语言学史有两个中译本（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译《语言学简史》，1987；许德宝、胡明亮、王建明译《简明语言学史》，1997），而穆南的语言学史却迄今未有中译本。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欧洲语言学史的研究兴起于德国。1807年，哥廷根历史学派的艾希霍恩（J. C. Eichhorn, 1752－1827）出版的《现代语言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n Sprachenkunde）为西方第一部语言学史专著，主要是对亲属语言比较或非亲属语言对比研究的论述，实际上更像一部“各国语言研究简志”。此后，出现了一些欧洲古典语言学史的专著，如克拉森（J. Classen, 1805－1891）的《希腊文法学之初》（De Grammaticae graeca primordiis, 1829）、斯坦塔尔（H. Steinthal, 1823－1899）的《古希腊和罗马语言学史》（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ei den Griechen und Römern, 1863）等。1869年，本费（T. Benfey, 1809－1881）刊行《19世纪初以来的德国语言学和东方语文学的历史，以及对早期的回溯》（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Orientalischen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nfange des 19. Jahrhunderts mit eim Rückblick auf die früheren Zeiten），此为第一部梳理德国学者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语言学史。1883年，瑞典诺伦（A. Noreen, 1858－1925）刊行《瑞典语言科学史概述》（Aperçu de l’histoire de la science linguistque suédoise），描述了1652年以来的瑞典语言学史。（参见姚小平1995）

其次要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出版的世界语言学史，没有译为中文的有一批：苏联加卡耶夫（К. Е. Гагкаев, 1912－1986）的《语言学史讲义》（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57），苏联阿米洛娃（T. A. Amirova）等主编的《语言学史概论》（Abriß der Geschichte der Linguistik, 1975），美国西比奥克（T. A. Sebeok, 1920－2001）主编的《语言学的当前趋势》（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丛书第十三卷《语言学史学》（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1975），苏联德希尼兹卡亚（А. В. Дecницкaя, 1912－1992）等主编的《语言学说史：古代世界》（Истoрия лингвист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Дрeвний мир, 1980），法国奥鲁（S. Anroux）主编的《语言学思想史》（Histoire des idés linguistiques, 1989），英国莱普奇（G. Lepschy）主编的四卷本《语言学史》（History of Linguistics, 1990－1994），芬兰伊特科宁（E. Itkonen）编撰的《总体语言学史：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Universal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dia, China, Arabia, Europe, 1991）。而英国薇薇安·劳（Vivien Law, 1954－2002）编撰的《欧洲语言学史：从柏拉图到16世纪》（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Europe from Plato to 1600，2003），此为最近出版的一部欧洲古代语言学史。

需要提醒的是，欧洲的第一本语言学史专著（艾希霍恩的《现代语言学史》，1807），晚于中国的第一本语言学史专著（谢启昆的《小学考》，1798）；欧洲的第一本世界（东西方）语言学史专著（加卡耶夫的《语言学史讲义》，1957），晚于中国的第一本世界语言学史专著（林柷敔的《语言学史》，1943）。林柷敔（1915－1975）译编的《语言学史》，参考了裴特生的《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叶斯柏森（O. Jesperson, 1860－1943）的《语言的本质、起源和发展》（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缪勒（M. Müller, 1823－1900）的《语言科学》（The Science of Language）、道扎特（A. Dauzat, 1877－1955）的《语言哲学》（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以及梅耶（A. Meillet, 1866－1936）的《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全书分为六编：通史、印欧语学史、非印欧语学史、比较语言学史、一般语言学史和文字学史。1958年，岑麒祥（1903－1989）出版《语言学史概论》，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普通语言学史三大部分。2009年，林玉山出版《世界语言学史》，分为语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四个时期。这些著作，基本上以译编（外国语言学史）和选编（中国语言学史）为主。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者出版了三部在国内富有影响的西方语言学史专著：冯志伟的《现代语言学流派》（1987）、徐志民的《欧美语言学简史》（1990）、刘润清的《西方语言学流派》（1995）。冯著重在现代语言学史，其修订版（1999）增加了“叶斯柏森的语言学理论”一章，是为独树一帜；增订版（2013）又补充了俄罗斯现代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计算语言学等章节，亦为拓展新知。徐著（2005修订版）突出的是洪堡特、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理论方法。刘著（2013修订版）突出的是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着力剖析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除了《现代语言学流派》，其余两本都没有提及俄罗斯的语言学研究。

2000年以来出版的外国或西方语言学史，主要有王远新的《古代语言学简史》（2006）、王福祥的《语言学历史·理论·方法》（2008）、姚小平的《西方语言学史》（2011）等。王远新著作的特色是将阿拉伯古代语言学、斯拉夫古代语言学列为专章论述。王福祥著作的特色是第五章“俄罗斯语言学”。姚著的一些章节，如“语言乌托邦”等皆有新意，则建立在基于原著的专题研究基础之上。此外，具有特色的专门语言学史，还有赵世开的《美国语言学简史》（1989）、王远新的《中国民族语言学史》（1993）、郅友昌主编的《俄罗斯语言学通史》（2009）以及姚小平的《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2001）等。

二

辨析模糊问题：胸无成竹

显然，要编撰中外语言学史或世界语言学史，需要尽可能多的各种语言学史专著为基础。大体上包括这几类：欧美语言学史、俄罗斯语言学史、阿拉伯语言学史、印度语言学史、东亚语言学史等。迄今，我们尚未看到阿拉伯语言学史、印度语言学史的专著。印度是一个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国家，因此印度学者可能没有撰写这样的专著。西方学者撰写的印度语言学史专著（不是指梵语研究的论著），我们也尚未见过，尽管人们经常引用汤姆逊的一句话：“印度人在语言学上达到的高度，那真是罕有的，欧洲的语言科学直到十九世纪才达到了那样的高度；而且就是那样，也还多是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黄振华译 1960: 4）我们查到的此类期刊论文，如《简述古印度梵语语言学》（共确降错1995）、《古印度语言学对现代欧美语言学的影响》（莫旭强、张良春1983）、《古印度、古希腊与中国古代语言学比较》（[捷克]吴大伟2000），其参考文献中却没有古印度语言学文献。

罗宾斯指出：“印度语言学的开端比西欧语言学更为久远，而且由于本民族人不断的学术研究而延续下来。”（许德宝等译1997: 166）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之前，印度的语言研究就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据介绍，我们能知道的古印度语言学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据说公元前7世纪成书而作者难以确定的《尼揵荼》（Nighaņţu，意为“词汇表”），该书包括五章：第一至第三章同义词表，第四章同音异义词，第五章诸神之名。二是公元前7世纪，雅士卡（Yāska）注释《尼揵荼》完成的《尼卢致论》（Nirukta，意译《语源学》），划分四大词类。（饶宗颐1984）三是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巴尼尼（Pāņini）承袭雅士卡的思想所完成的第一部梵语语法书《巴尼尼经》（Pāņinisūtras）。没有文字不可能从事系统的语言研究，因此必须考虑记录古雅利安语的古印度字母（不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之前，约前2300年左右，哈帕拉考古文化中的印章文字）的出现时间。公元前559年，居鲁士大帝（约前600－前530）统一波斯，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所辖疆域向东延伸到印度河西岸。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官方语文是阿拉米语文（来自腓尼基字母），犍陀罗地区受其影响形成佉卢字母。已经发现的最早佉卢文是阿育王时期的《法敕刻文》（前251）。古印度早期通行的婆罗米字母，据说是前5世纪通过中亚商人带来的，同样源于阿拉米字母。最早的婆罗米字母文献，可溯源至前3~4世纪。再看看其他语言，苏美尔文字前3500年，古埃及文字前3000年，腓尼基字母前15世纪，殷商甲骨文前13世纪，赫梯字母前12世纪，希腊字母前9世纪，阿拉米字母前8世纪，罗马字母前6世纪，波斯字母前6世纪。就此而言，印度字母出现较晚。因此，印度的语言研究不可能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之前就已达到相当水平，而《尼揵荼》《尼卢致论》也不可能成书于前7世纪。

就世界性的近代语言学史而言，中国语言学史是东亚语言学史的一部分，东亚语言学史是世界语言学史的一部分。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日本学者留学西欧，吸收新知，翻译名著，培养学者。西欧语言学理论，由此通过中国赴日留学生等传入中国，堪称此阶段西学东渐之津梁。近年来，李无未教授致力于“东亚语言学史”专题（日本语言学研究、朝鲜语言学研究及其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联系），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刊行专著《日本汉语音韵学史》（2011）、《东亚视阈汉语史论》（2013）、《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提要》（2015）、《台湾汉语音韵学史》（2017）、《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2018）、《任尔西东：〈国语学草创〉原理》（2021）、《东亚汉语史研究》（即出）等。

2000年以来，我主要用中国传统方法研治西方学术，试图基于西方原著“重建西方五百年语言学史”，拨开笼罩在语言学史上的重重迷雾。先后合作完成《揭开语言学史之谜：基于知识库重建历史的21世纪使命》（2021）、《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2020）、《失落的西方语义学史:重建恢弘画卷》（2022）、《作舟篇：基于西方原典的学术史追溯》（2021）。同时探索16世纪以来西洋学者研究中国语言的学术史（西洋汉语文法学史、西洋中国古音研究史、西洋汉语亲缘关系研究史）。窃以为，西洋中国语言学术史和东亚语言学史的相互照应和贯通，可进一步阐明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史。

三

挖掘尘封史实：胸有成竹

学术史的研究是开放的，随着学术史观的提升和历史文献的研读势必修正以往的一些通行看法。目前看到的语言学史专著，其中的描述和论断具有相对性，即既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比1如美国语言学史，赵世开写到：根据时间的先后，按资格排列，主要人物如下：第一代辉特尼；第二代鲍阿斯；第三代萨丕尔……。（赵世开1989: 4）在对辉特尼的成就述评以后，作者不胜感慨：“总的说来，辉特尼为美国语言学揭开了序幕。他被人奉为第一代的美国语言学家。在我看来，他的确当之无愧。但是，以后的年代里，他似乎被人遗忘了。在美国他并没有受到后人对他应有的重视。我认为，在论述美国语言学的发展史中把他遗忘，那将是不公正的。”（赵世开1989: 8）其实，美国语言学史中遗忘的岂止辉特尼？更何况，辉特尼只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第一位美国语言学家，而非美国的第一代语言学家。我们可以追溯辉特尼之前的三位早期语言学家。

第一位是当时北美新英格兰的政治领袖威廉姆斯（R. Williams, 1603－1683），以建立普罗维登斯种植园（后成为美国罗德岛州）和倡导殖民地政教分离、与美洲原居民公平交易而闻名。威廉姆斯出生于伦敦，年轻时就熟悉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荷兰语和法语。1627年获剑桥彭布罗克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631年来到北美波斯顿。1683年去世于普罗维登斯。威廉姆斯研究新英格兰原居民的印第安语（属阿尔冈琴语系），1643年出版《开启美洲语言的钥匙：或美洲新英格兰部分原居民语言的指南》（A Key into the Language of America：Or, An help to the Language of the Natives in that part of America called New England），这是一本印第安语和英语分类词汇（含日常会话用语）的对照手册。

第二位是牧师爱德华兹（J. Edwards, 1745－1801）。爱德华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他于1765年毕业于新泽西学院（1896年更名为普林斯顿大学），其后在康涅狄格州的伯利恒跟随贝拉米（J. Bellamy, 1719－1790）学习神学。1769－1799年，在纽黑文、科尔布鲁克任牧师。1799年移居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任联合学院院长。爱德华兹在斯托克布里奇长大，那里的印第安人多数说莫希干语，他从小就通晓这种语言。1755年，其父派他到易洛魁人定居点生活，由此又掌握了易洛魁语和其他阿尔冈琴诸语的知识。1787年，爱德华兹刊行《莫希干印第安语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Muhhekaneew Indians）。他记录了莫希干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则，对比了莫希干语和英语之间的明显差异，甚至还寻找莫希干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可类比现象。他列举了60个词项以及一些短语和语法特征，论证了阿尔冈琴诸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且指出阿尔冈琴语与其邻近易洛魁语之间的区别。由此开启了北美语言关系的比较研究。

第三位是耶鲁学院教授吉布斯（J. W. Gibbs, 1790－1861）。吉布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他于1809年毕业于耶鲁学院（1887年更名为耶鲁大学），1811－1815年在该校任教。其后前往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在斯图亚特（M. Stuart, 1780－1852）的指导下，从事希伯来语和圣经研究。1824年返回耶鲁，后任神学院宗教文学系教授。吉布斯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受英国语法学家哈里斯（J. Harris, 1709－1780）、德国东方学家格塞纽（W. Gesenius, 1786－1842）和语言学家贝克尔（K. F. Becker, 1775－1849）的影响。1857年，吉布斯刊行《语文学研究：以英语为例》（Philological Studies: with English Illustrations），共收录论文83篇，包括概论、句式、实词和格变、形式词和非谓分词、复合句、语气、修辞和语义、语言教学。吉布斯不但是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语文教育家，而且是最早从事语义学研究的美国语言学家。1849年，辉特尼（W. D. Whitney, 1827－1894）进入耶鲁学院学习，次年去德国留学，1853年返回耶鲁执教。吉布斯是辉特尼的同事和前辈。此外，辉特尼在耶鲁学院师从索尔兹伯里（E. E. Salisbury，1814－1901）教授。索尔兹伯里曾到法国、德国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梵语。1843年担任耶鲁学院的阿拉伯语和梵语及其文学教授，这是美国大学第一个这样的职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编教材并非个人学术专著，因此关于语言学史的一些新探索，并非立即就要编入教材之中，可以先作为拓展阅读文献加以介绍。任何教材都具有一定的承传性，新探索的史实和观点适宜通过不断修订的方式逐步吸收到新编教材之中。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祛妄，读史使人贯通。而研究历史，则“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王建军教授主编的这部《语言学史》是在《中西方语言学史之比较》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化，在对中西方语言研究进程的总体观照下，探索各自的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比较中西方语言学的共性与个性。该教材的前身《中西方语言学史之比较》，长期被全国众多高校选定为专业教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新版《语言学史》，除了一些内容的更新并延伸到20世纪末，尤其强化了教学元素（导读、思考与练习等）和技术手段（如二维码资源库、教学思维导图等）。据闻，今后还拟出版与之配套的《语言学经典选读》，以便深入了解重要的语言学思想。

不知哪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只有爱上语言学史，才是真正爱上语言学。期盼更多的学人，爱上语言学史。

 东亭 李葆嘉 谨识

                                                2021年8月30日于千秋情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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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戴绮琪

本期审读 | 刘怡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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