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李思旭：《部分量：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类型学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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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量：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类型学研究》书影）

一

2005年9月，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攻读汉语语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原以为大学阶段就对各种语言学理论有所了解，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应该轻松很多，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上师大的语法研究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不仅要有理论意识，更强调对语法事实的描写和解释。幸运的是，在齐沪扬教授、陈昌来教授、吴为善教授和张谊生教授等的诸多语法课程的耳濡目染下，在各门课程作业的强压下，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了科班训练，我的语法研究也逐渐走上正轨。

硕士三年级上学期，无意间接触到“东方语言学网”，看到陆丙甫教授在上面发了很多讨论语法的帖子。当时我正愁于语法研究之路怎么才能走下去，于是就在网上积极发帖参与陆老师的讨论，想让陆老师对我的学术潜能和创新能力有更多的了解。其中，蕴含共性“O部分格VO”，就是跟陆老师在网上讨论时我提出来的。陆老师发帖给予了积极鼓励，让我把“部分格（partitive case）”好好研究一下。在得到陆老师的鼓励后，我铆足了干劲准备研究“部分格”这一国际性课题时，却发现难度太大。因为汉语（包括方言）、民族语言中根本就没有“部分格”，要研究就必须全部依赖国外的文献资料。这跟我原先的预期相差很大。

2008年9月，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跟随陆丙甫教授攻读语言类型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经过近一年的资料搜集和反复思考，我把研究课题从过于狭窄的“部分格”调整为涵盖面略微广一些的“部分量”。其实，修改后的课题“部分量”仍然比较具体，抽象程度（degrees of abstractness）较低，想通过跨语言调查概括出语言共性，难度较大（Comrie 1989）。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国内外材料，都非常零散、有限。2009年3月，在犹豫很长时间不敢动手之后，我开始把这些零散材料分门别类，尝试搭建论文框架。类型学研究跟其他研究最大不同在于，后者可以先搭框架再写作，而类型学研究必须先有材料，然后你才能搭框架。因为没有跨语言材料作为支撑，类型学论文写作根本就无从谈起。在搭建论文框架，进一步整合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跟我原先的预期又一次相差很大，整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博士三年，为了写毕业论文，历经多少痛苦与折磨，恐怕很少有人能体会。当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喜悦之感，我想也很少有人比我体会得更深刻。

二

历时近四年写作和反复修改完善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了，现在可以写后记了，身心也轻松了许多。

首先由衷感谢导师陆丙甫教授，感谢他能招我读他的博士，从而使我的语法研究之路能够继续走下去，更要感谢他三年来对我学术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心。论文从选题到最终完成都是在他的细心指导下完成的，部分章节内容更是跟他反复讨论之后才完成的。

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潘海华教授，是他的帮助我才能有幸去香港城市大学访学。由他和李宝伦教授一起主持的每周一次的语言学沙龙，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而跟城大的博士生以及内地其他高校去访学的博士生们的交流，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城大图书馆的外文资料非常丰富，这无疑给我博士论文外文资料查找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确保了博士论文的如期完成。在城大短短四个月的访学期间，能有幸去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香港高校参加学术会议或聆听学术讲座，使我对香港语言学界乃至国际语言学有了新的认识。

感谢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Rose Thomas博士。在我硕士三年级上学期确定这一研究课题的初期（2007年10月），因为芬兰语部分格资料难找而一筹莫展之时，她于2008年4月30日把她研究芬兰语部分格的博士论文发给我，这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要把这一艰难课题继续研究下去的坚定信念。感谢她及时回复我的电子邮件，无数次耐心热情地解答我提出的诸多疑难问题。感谢立陶宛的Silvia Luraghi（Università di Pavia）和Tuomas Huumo（University of Tartu）两位语言学家，他们是首届国际部分格研讨会（Workshop on Partitives）（2010年9月4日）的召集人。感谢他们数次耐心解答我的问题，更要感谢他们把这次部分格研讨会的会议论文摘要发给我，使我能及时了解我的部分格研究的意义所在。

感谢张谊生教授，他给我们开了两个学期的语法专题讨论课。张老师在课堂上不仅传授我们丰富的语法知识，而且给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语言学界的大门。感谢硕士阶段学习所在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齐沪扬教授、陈昌来教授、吴为善教授等，正是在他们的严格要求下，在浓郁的语法研究学术氛围中，才能有幸在硕士阶段打下坚实的语法基础，从而为博士论文的顺利完成提供保障。

在全国语言学重镇之一的上海师范大学6年语法氛围的熏陶，以及平时的沙龙再加上学术报告的耳濡目染下，语法已经渗入日常生活之中，看语法论文或书籍、写论文已经成为日常习惯。我至今仍然坚信：把人生最宝贵的6年青春献给了上师大、献给了语法研究，是值得的，上师大的6年语法生活必将使自己终身受益。

                                            2011年4月6日夜

三

以上是我博士论文《部分量对句法形态和语序制约的类型学研究》的“后记”，只是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因为这样才能更真实反映我当时的心态。清楚地记得，博士论文答辩主席邀请的是复旦大学戴耀晶教授，他对我博士论文给予积极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宝贵修改建议。在上海求学6年，跟戴先生见面的机会一共就三次，他给我的温文尔雅、与世无争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博士论文答辩结束的当天，我就想以后博士论文出版了，一定要送一本给戴先生。令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戴先生于2014年9月22日因病逝世。

2011年6月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工作。2012年6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部分量编码方式的类型学研究”成功获批，这给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经费支持。从2012年至2016年这4年间，我对博士论文作了大量补充和完善，大到论文框架的变动、章节的调整、新理论的引入，小到跨语言（跨方言）语料的增加、论证不足地方的修改打磨、语句表述上的调整。印象最深的是，为了增加跨语言（跨方言）的语料，那几年又回到了读博期间的生活状态，长年都忙于搜集与本书诸多大小课题相关的语料：一是在网上搜索最新发表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二是购买最新出版的书籍，尤其是民族语言和方言方面的图书。有时看了很多文献，一条有用的语料都没找到，情绪立马跌落谷底；有时找到了某条一直在苦苦寻觅的稀缺语料，如获至宝，顿时手舞足蹈，甚至偶尔还会喜极而泣。

这是因为做语言类型学研究，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找语料。找汉语方言语料和民族语言语料难度还小一些，最难的是找国外语言的相关语料。另外，搞语言类型学研究，常常要深陷窘境：选题太普通、太常见，虽然语料好找，但是论文写出来意义不大；选题太特殊，虽然意义很大，但是论文很难完成，因为很难找到你需要的那种特殊语料。这跟我们做的汉语语法研究，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这是因为做语言类型学研究，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找语料。找汉语方言语料和民族语言语料难度还小一些，最难的是找国外语言的相关语料。此外，搞语言类型学研究，还常常要深陷窘境：选题太普通、太常见，虽然语料好找，但是论文写出来意义不大；选题太特殊，虽然意义很大，但是论文很难完成，因为很难找到你需要的那种特殊语料。这跟我们做的汉语语法研究，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经过4年多的努力，2016年6月向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提交了课题结项材料。2016年9月收到了规划办转来的5份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书稿的诸多不足。尤其是其中一份近4页纸的评审意见，对结项书稿《部分量：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类型学研究》进行了多维度的剖析，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看了以后，着实让人感动。仔细对照评审意见，我又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书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完善。

此后的2017年至2021年，研究的侧重点从之前的做“加法”转为做“减法”，即把精力放在怎样才能突出文章的主线、突出文章的创新。自我感觉“减法”工作成效最大的，还是2021年春节前后这几个月，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把书稿从头到尾又修改打磨了好几遍；为了突出主线，增强可读性，删减了不少内容。后来由于篇幅字数和出版经费的限制，我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拙著进行了数次精简压缩。为了方便查阅，又补做了“语言索引”和“主题索引”。不知为什么，这次修改完以后，十多年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许多。

本课题不少章节已在《外国语》（4篇）《汉语学习》《东方语言学》《南方语言学》《语言类型学集刊》《吴语研究》《粤语研究》（澳门），《中国语文法研究》（日本）等国内外重要语言学期刊上发表，对外审专家的宝贵审稿意见以及编辑的努力付出，再次表示感谢！更要感谢这些期刊以及《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十多年来对我学术成长的支持和鼓励！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并不是已发表论文的结集出版。比如本课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8万字的《全称量化和部分量化的类型学研究》（《外国语》2010年第4期），现在该部分的内容已经扩充为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两章共计4.8万字，篇幅已接近10年前发表时的3倍。其他已发表的十几篇论文，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本书相关章节比以前在期刊上发表时，无论是分析论证的充分性和科学性上，还是跨语言语料数量的丰富性上，都变动较多。

从2007年偶遇“部分格”到现在的2021年，15年过去了。在感叹时光流逝如此之快的同时，我也从青年步入了不惑之年。现在书稿要出版了，长达15年的语言类型学征途，也将暂时画上句号，内心感慨万千。一方面依然佩服自己15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敢于做这么有挑战性的课题；另一方面深刻体会到做真正的跨语言类型学研究之不易。最后希望学界的新生代同仁能迎难而上，为中国语言类型学与国际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双向互动，贡献力量！为构筑中国的语言类型学大厦，添砖加瓦！

                                                           李思旭

                                              2021年3月21日

（《部分量：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类型学研究》，李思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一版）

本期编辑|罗丹

本期审读|罗丹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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