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侍建国：官话语音的地域层次及其历史因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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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语音的地域层次及其历史因素

（下）

侍建国

目录

★

（上）

1． 文白读音层次及三种官话早期形态

1.1.北京话文白读音的性质

1.2.东北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

1.3. 早期官话的三种形态

2.宕江摄入声字的演变

2.1.宕江曾梗四摄的早期语音形式

2.2.宕江摄入声尾在北方官话的演变

2.3. 宕江摄零韵尾对北方官话的影响

★

（下）

3. 曾梗摄德、陌、麦三韵入声字的演变

3.1.德、陌、麦三韵韵尾在中原官话的音变

3.2. 德、陌、麦三韵的元音音变

3.3. 中原官话与北方官话的历史音变举例

4.“方言混合假说”与“词汇扩散理论”

4.1.“方言混合”与文白读音

4.2.“词汇扩散”与文白读音

4.3. 余论

3

曾梗摄德、陌、麦三韵入声字的演变^⑤

3.1.德、陌、麦三韵韵尾在中原官话的音变

现代开封方言里，原曾梗摄德、陌、麦三韵入声字大多数是零韵尾，少数带[-i]尾。带[-i]尾的除了表二列出的两个合口字“或”和“获”以外，还有德韵的“北”“墨”“贼”“塞”（“边塞”）和陌麦韵的“核”（“核心”）（见张启焕等1993）。现代开封话德、陌麦两类入声字的[-i]韵尾形式，究竟是受外地音的影响？还是本地音的残留？比较这些字在西北地区的官话读音与中原地区的晋语读音，能得到一些启发。

高本汉提供的河南、山西、甘肃、陕西四省十二个地点的字音材料显示，甘陕两省境内的兰州、平凉、西安、三水等四处，德、陌麦两类入声字均带[-i]韵尾，而山西境内的归化、大同、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凤台以及河南的怀庆等八处，德、陌麦两类入声字均为零韵尾（见高本汉 1948:710-20）。兰州、平凉、西安，三水等四处方言属官话方言区，而大同、太原、怀庆等八处方言属晋语区，其主要特征是有入声（见侯精一1986）。不难看出，德、陌、麦三韵是零韵尾还是[-i]韵尾，也成了晋语与其毗邻的西北部兰银官话的区别之一。

再比较表四里河南境内几处官话方言的读音（洛阳话根据贺巍 1993，遂平话根据丁声树 1989，其余的根据张启焕等 1993)。

表四  河南洛阳等地德、陌麦字韵尾比较

遂平方言[-ɛ]尾的音系地位值得讨论。根据丁声树先生的描写，元音[e]出现在两种环境：一是作为元音a的变体，出现于齐齿呼与撮口呼音节；二是出现在元音[æ]之后，但[æ]不能单独为韵，如“盖”[kæɛ]、“介”[ʨiæɛ]、“怪”[kuæɛ]。[æ]后面的[ɛ]可分析为韵尾，理由有三。第一，遂平方言里，韵尾的[ɛ]与韵尾[-i]在儿化音节里受同一条音变规则制约，即音节-r化后，尾音[i]或[ɛ]都脱落，同时韵腹元音央化（见丁声树 1989）。例如下列字的读音。

背  pei＞pər

味  uei>uər

嘴  tʂuei>tʂuər

盖  kæɛ>kɛr

牌  p^hæɛ>p^hɛr

把[ɛ]分析为韵尾的第二条理由是，遂平话里以[æɛ]为韵基的舒声字都来自中古蟹摄字。这类字在开封、洛阳、郑州、信阳等其他河南方言里，都被描写为带[-i]韵尾。第三，官话的韵尾在实际发音过程中，只表示舌位移动的方向。丁先生的记音[ɛ]，表示舌位由[æ]到[ɛ]的轻微移动，[ɛ]所代表的向上移动的方向其音系地位应与韵尾[i]相同。

商丘话大都带[-i]韵尾。表三里“或”字以[-e]收尾，类似的还有“塞”“核”。作为收尾的[-e]，它只出现在[ae]韵母。商丘话有[ei]和[ao]韵母，但没有[ai]韵母。来自中古舒声的[ei]、[ao]韵母的字，分别对应于北京话的[ei]、[ao]韵母的字。而来自中古舒声的[ae]韵母的字，则对应于北京话的[ai]韵的字，它们也对应于其他河南方言如开封、洛阳、郑州、信阳的[-i]韵尾的字。所以，商丘话[-e]尾的性质应与遂平话[ɛ]尾性质相同。

跟晋语、兰银官话的比较，再加上遂平、商丘的例子，可以假定，在早期的河南中原官话里，德、陌麦韵的字有[-i]韵尾，后来有些方言里这个[-i]韵尾消失了。商丘、遂平今音都带韵尾：而洛阳、郑州、信阳多数是零韵尾，少数带[-i]韵尾，找不出分化规律。德、陌麦韵的字在开封、洛阳、郑州等方言里今音读零韵尾和[-i]韵尾混合的现象，应是“词汇扩散”的结果。

在表四诸方言里（包括开封方言），保持中原官话早期带韵尾形式的只有商丘、遂平方言，其余的大多失落韵尾。再把考察范围扩大到河南省西南部的二十六个县市（见表四）。据报导，灵宝、卢氏两县属德、陌麦韵字保持韵尾的方言，读[ei]韵，其余二十四个县市都失落韵尾（见贺巍 1985）。比较韵尾的有无，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德、陌麦韵韵尾失落的方言里，都保存了少数带韵尾的字，这些字集中在“北墨贼国或获塞核”这八个字。反过来，在保持韵尾的方言里，德、陌麦韵字今读零韵尾形式极少。商丘方言没有，逐平方言里只有四个字“刻客黑吓”，它们都不带普遍性。

以上现象说明，在河南的中原官话里，德、陌麦韵字今音带韵尾的形式，其普遍性大于零韵尾形式。这种普遍性不在于哪种形式为常见形式，而在于哪个更具规律性。今音带韵尾的形式出现在所有河南的中原官话方言，而零韵尾形式无此现象。此外，那些普遍出现的带韵尾的读音，是几个固定的字，而零韵尾形式却无此规律。

综上所述，德、陌麦韵入声字在河南中原官话大概有两条演变途径：一是保存韵尾，像商丘、遂平、灵宝、卢氏；一是韵尾失落，像洛阳、开封、郑州。带韵尾的是较早的形式，不带韵尾的是后起的形式。后来，不带韵尾的形式影响了《中原音韵》北方官话的读书音。

2.1节提到，曾梗摄在等韵音系的韵尾是舌面硬颚音- ɲ和-k̂。根据以上的讨论以及表二的例字，入声尾-k̂后来在中原官话和北方官话里变成[i]（即/-y/）韵尾，这个音变可用音变公式(2)表示。

音变公式(2) k̂>y/V__   (元音V后面的k̂变成y）

3.2. 德、陌、麦三韵的元音音变

从表四看出，在河南中原官话里，德韵和陌麦韵字的韵核元音没有什么不同。再比较河北、山东等地的方言。按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冀鲁官话有两个特点，即古清音入声字今读阴平，古次浊入声字今读去声，前者与中原官话相同，后者与北京官话（北方官话）相同（李荣 1985，1989）。其实，除声调外，从德、陌、麦三韵韵母的今读，也能看出冀鲁官话到底近于中原官话，还是近于北方官话。在山东省方言里（见表五），有些地方如山东菏泽、莒县读中元音[ə]或[e]。但有些方言，如山东聊城方言，读低元音[a]（董绍克1986）。读低元音的属于北方官话，读中元音的属于中原官话。其实，聊城方言是北方官话的一个特例。北方官话更普遍的现象是，德韵字通常是中元音，陌麦韵字通常是低元音。比较表五里属于北方官话的东北话和河北昌黎方言（中国语言研究所1960）以及属于中原官话的山东菏泽（董绍克 1986）、山东莒县（石明远 1987）、江苏赣榆（刘斌 1990）三处方言。

表五  东北、河北、山东等地曾摄德、梗摄陌麦字韵核元音比较

（**表示原材料未列此字）

看菏泽、莒县、赣榆三处中原官话的读音，其韵核元音都是中元音（莒县有个别字念低元音，可能是古音的残留）。再看属于北方官话的河北昌黎方言和东北话，德韵字（曾摄一等）的韵核元音为中元音，而陌麦韵的字（梗摄二等）为低元音。德韵字和陌麦韵字今音韵核元音不同，这应是北方官话的一个特点，中原官话、冀鲁官话（昌黎方言是个例外）和江淮官话都没有这种现象。

表五说明，原曾摄与梗摄入声字的元音，在北方官话和中原官话里有不同的音变。先说梗、曾两摄在唐宋时期的演变。在2.1节，我们把等韵时期的曾摄等韵核元音定为后低元音ɔ，梗摄二等的韵核为央低元音a。据周祖谟先生研究，梗摄二三四等在宋代汴洛地区已通用不分（周 1943）。此外，宋代中原地区文人用韵显示，梗曾摄合并。音变原理可以这样解释：在早期中原官话里，梗曾摄元音先合并为央元音a，这个a在具有前音特征的入声韵尾k̂影响下，进一步前移为前元音æ。

因此，当中原官话还保持入声韵尾时，梗曾摄入声字是-æk̂，而北方官话没有合并，分别是-ak̂和ɔk̂。当入声塞音尾消失后（音变公式(2)），中原官话变成-æy，北方官话变成-ay和-ɔy。中原官话的低元音又变成中元音，后来某些方言又失落韵尾-y。

北方官话梗曾摄入声字的演变，有两种现象。一是-ay和-ɔy合并，保持低元音，如山东聊城。二是梗摄保持低元音，而曾摄元音升高成为中元音。对于曾摄元音升高，如果用“词汇扩散”理论来解释，北方官话跟中原官话一样，梗曾摄合并后有些曾摄字受中原官话读音的影响，改读中元音了。这只能是个别字的现象，因为曾摄字已经跟梗摄字合并了，音类上已经分不出彼此。原曾摄字受影响，原梗摄字也应受影响，如“额、格、客、革”。（但这些梗摄字都属于二等喉牙音字，它们的音变是规则的。）

对北方官话曾摄元音升高，另一种解释是，德韵字没有跟陌麦韵字合并，曾摄德韵字保持-ɔy的形式，有别于陌麦韵-ay的形式。以后-ɔy元音升高，并入《中原音韵》的齐微韵（以高或中元音为韵核）。在《中原音韵》里，原德韵字大多出现在齐微韵（“则、刻”两字在皆来韵，“塞”在支思韵），原陌麦韵的字都在皆来韵（以低元音为韵核），没有例外。所以，原德韵字和原陌麦韵字在《中原音韵》时代的主要差别是元音的高低。十四世纪北方官话德韵字和陌麦韵字的不同，就是元音高低的不同。

3.3.中原官话与北方官话的历史音变举例

曾梗摄一、二等入声字在中原官话（包括冀鲁官话）具有相同的元音，而北方官话里这两类字有不同的元音。此外，3.1节音变公式（2）表示曾梗摄入声尾在中原官话和北方官话的变化。要具体排列某些字音从中古到现代的整个演变过程，有关音变还有两条。

(1)曾梗摄合并，其音变原理是曾摄一等的后元音ɔ和梗摄二、三等的央元音a，在具有前音特征的韵尾-ɲ和-k̂的影响下前移为前元音æ。此处暂以音变公式（3）表示。^⑥

(2)二等开口喉牙音字读为细音，即喉牙音二等字韵核元音a前面滋生了一个-y-([-i-])介音，这用音变公式（4）表示。

音变公式(4)     ø>y/G__ a   (G代表喉牙音声母)

薛凤生先生认为，这三条音变，即公式(2)、(3)、(4)，在中原官话和北方官话发生的顺序不同。中原官话的顺序是(3)—(4)—(2)，北方官话的顺序是（4)—(2)—(3)（薛 1992）。现将德、阳、麦三韵的例字及有关喉牙音字的韵母在中原官话的历史演变过程，列于表六。

表六  中原官话里德、陌、麦三韵及有关喉牙音字的历史演变过程

（注：例字下的标音为等韵时期的韵母形式，演变过程自上而下。）

如再加上中原官话里-y韵尾的两种变化途径(3.1)，我们就得到原德、陌、麦三韵在现代中原官话的两种读音，即灵宝、卢氏的[ei]音，洛阳、开封、郑州的[æ]音或[ɛ]音。

从表五的昌黎方言里，我们发现德韵字在北方官话里有不同于陌麦韵字的元音。北方官话的德韵字并没像中原官话那样随陌麦韵字一起变化（公式(3)），而是保持了后低元音。所以，公式(3)在北方官话不包括曾摄字。它们后来元音升高，随其他蟹摄字一起归入齐微韵。而原陌麦韵的字此时已入皆来韵，这就造成德、陌麦这两类字在现代北方官话里不同元音的结果。

上文提到的三条音变在北方官话发生的先后顺序是(4)—(2)—(3）。根据以上分析，再加上尾音公式(2)在元音公式(3)之前发生，公式(3)在北方官话里有两点不同于中原官话：一是不包括曾摄元音ɔ，^⑦二是不包括入声韵，只代表梗摄舒声韵的音变（入声字已变入蟹摄字）。公式(3)在北方官话里应改写为公式(3')。

音变公式(3')     a>æ/__ɲ

根据音变公式(4)、（2）、（3'）这三条音变，再加上蟹摄字的元音升高，原德、陌、麦韵例字及有关喉牙音字在北方官话的历史演变过程，列于表七。

表七   北方官话里德、陌、麦三韵及有关喉牙音字的历史演变过程

表六和表七的不同音变顺序，说明中原官话和北方官话的不同演变过程。先看二等喉牙音“耕”字的读音（包括同类的“更（“三更”）、粳、耿“）。表六的中原官话念[kəŋ]（/kɨŋ/）表七的北方官话念[ʨiŋ](/kyɨŋ/)，它们的主要不同在于-y-介音的有无。在北方官话的演变中，-y-介音的滋生发生在梗摄二、三、四等合并之前，所以二等“耕”字获得了介音。在中原官话的演变中，因为曾梗摄元音先起变化，所以-y-介音就没在元音前滋生（但仍在宕江发生，像“江”字）。北方官话和中原官话对于“耕”字（包括“更、粳、耿”）的不同读法，反映开口二等喉牙音字变细音的先后次序及范围在这两个官话里都是不同的。

再看音变公式(2)的地位。在中原官话里，它肯定发生在梗摄各等合并之后。据周祖谟先生研究，梗摄庚、耕、清、青四韵宋代中原地区文人大都通用不分（周 1943），音变(2)所代表的入声消失肯定发生在这以后。但是，在北方官话里，它却必须发生在梗摄各等合并之前。否则，现代北京话的“白”“麦”“宅”等不会念低央元音[a]。它们会在入声尾变化后，随蟹摄字升高元音，念成与“贼”“得”的韵母相同。

4

“方言混合假说”与“词汇扩散理论”

4.1.“方言混合”与文白读音

所谓方言混合 (dialect mixture)，指方言间的相互影响，由社会、政治、人口迁移等因素造成的一方言对另一方言的影响。自从19世纪下半叶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提出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口号以后，“方言混合”被用于解释由借词而引起的不规则语音现象。

治汉语方言的学者也常常使用方言混合这个概念，如北京话里“尴尬”的“尬”[ka]音，在极少的几个[ka]音节里唯一念去声，它明显是个外来音。然而，按照徐通锵先生对文白读音的定义，我们会把官话方言里通常说的文读音也算作一种外来音，如本文1.1节所说的德、陌、麦三韵的文读音。所以，就北京话而言，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外来音。一种是把北京话看作一个内部一致的音系，“尴尬”之类是这个音系以外的借音。李荣先生所讲的北京话的白读音，大概指这种读音。一种是把所谓内部一致的音系再分类。根据一字文白两读的现象，指出其中的一个来源于较早时期外方言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不是个别的，而是音系的。不然，为何一组古音上有渊源关系的字都有相同的读音（如表二里宕江摄的字）？至于方言影响的过程，可以假设成两个阶段：引进阶段和融合阶段。一开始，外来音作为一种特殊语体，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在官话方言里，这种外来音并非照搬外方言的整个音系，而是引进外方言音系最具代表性的读音，如入声字的读法。在非官话方言里，官话音的影响是整个音系的影响。例如，在绝大多数闽方言里，文读音有一套自己的声韵调系统（陈章太、李如龙 1991：131-4）。随着影响的扩大，在官话方言里，外来音逐渐被本地音吸收，有的甚至取代了当地的读法，这可以称作方言的融合阶段。所谓外来音取代本地音，指一些字的读音，依历史来源不符合当地音变规律，例如表二中“责”“获”等字的北京话的读法。它们现在只念零韵尾，而不念[-i]韵尾，可能因为零韵尾的读音被借入后，取代了原有[-i]韵尾的读音。前面提到的音系的融合，就是指这个替代过程。如果有一个独立于口语音系之外的文读音系，那么本地音、外地音各自独立，^⑨就很难说有什么音系融合了。

以上说明方言混合的两个阶段并非发生在所有汉语方言里。在官话方言区，由于方言间的接触频繁，常有音系融合发生。但在非官话区内，如闽方言，外来音仅作为不同语体存在，并没有融入当地口语音系，所以方言混合仅停留在引进阶段。

在北方官话里，方言混合常常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说一方言受到多个外方言的影响。Hugh Stimson 根据中古入声字在北京话今读声调与韵尾的不同，提出北京话入声字的读音来自四个族系(strain)，以此支持R.A.D.Forrest 关于方言借用引起北京话入声分化的观点(Stimson 1962)。本文在1.1节提出，北京话宕江摄入声字的文读音与中原官话有关，而曾梗摄入声字的文读音与江淮官话有关。这是就它们最初来源而言，不能说中原官话影响北方官话时，只对宕江摄入声字发生作用，而没碰曾梗摄的字。本文3.1节提出中原官话晋梗摄入声噫韵尾有两条演变途径，其中韵尾消失的音变，也可能是受了江淮官话的影响。江淮官话曾梗摄喉塞音韵尾的形式，先进入中原官话的文读音，进而融合于口语音，然后再影响北方官话。从《中原音韵》看，对北方官话的影响肯定发生在14世纪之前，因为原属梗摄的“客”“嚇”“额”三字，既出现在《中原音韵〉收噫韵尾的皆来韵里，又出现在收零韵尾的车遮韵里。元朝大都地区还不普及的零韵尾文读音，大概来自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标准语对幽燕地区的影响。^⑩此后，明代的迁都、移民以及《洪武正韵》的推行，都会对北京话的文读音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新语法学派认为，音变都应是有规律的，方言混合是造成语音不规则的原因之一。在这个理论下，有渊源关系的字，在同一方言里都遵循同一条语音规律而变化。如有不合规律的，则是方言融合，由外来音取代了本地音。

4.2.“词汇扩散”与文白读音

王士元先生1969年的词汇扩散理论着眼于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认为在扩散过程中显示音变的参差、中断和音变的残存。潮州方言里原浊声母去声字今读阳上、阳去比例十分接近的现象，被看作音变在词汇扩散中进行了一半的最好例证 (Cheng & Wang 1972)。

词汇扩散理论受到不少中国音韵学者的批评，主要有丁邦新 (1978)，Marjorie Chan（1983)，徐通锵 (1991)。丁邦新先生不同意词汇扩散论者把属于不同系统的文白读音（潮州话的浊去分化）揉合一起，用来推论语音演变的路向。Marjorie Chan 认为汉语方言里未完成的音变，都能用方言影响来解释，所以词汇扩散论不能代替方言混合论来解释一切不规则现象。参考这些意见后，词汇扩散论的最新版本 (Wang & Lien 1993) 绘制了一幅“词汇扩散”与“方言混合”和平共处的新蓝图。这个最新版本（以下简称“新论”）提出方言混合分为两个阶段,起始阶段(actuation)与实施阶段 (implementation)。在起始阶段，“词汇扩散”确有发生。在实施阶段，一旦两种音系的相互依赖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建立，并且合成共存系统(coexisting systems)，语音变化在这共存系统里呈双向扩散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Wang & Lien 1993: 345-56)。新论还一改旧版的语言等质（homogeneous）的看法，主张语言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因此，由方言混合而引起的所谓系统外部变化，在共存系统里就没有区分的必要 (Wang & Lien 1993: 355-6)。下面是新论对于潮州话古浊去今读分化的新构想。

在方言混合的起始阶段，文言音与白话音互不影响，保持各自的语音系统，例如，文、白层次都有阴上调类，但调值一定有异。在方言混合的实施阶段，由八个白话音声调和七个文言音声调（浊上变去），合并成现代潮州话的八个声调。例如，现代的阳上，包括原文言音的阳去（包括已变化的全浊上）和原白话音的阳上；现代的阴上，包括原白话音的阴上和原文言音的次浊上；现代的阳去仍为原白话音的阳去。语音变化在现代音的阳上字和阳去字之间呈双向扩散，这就是说，在阳上字中间融入了原属白话音的字，在阳去字中间融入了原属文言音的声母或韵母成分（见Wang & Lien 1993:362-75)。

从以上说明看出，新论的新意在于以语言异质性为出发点，理直气壮的把文白读音揉合在一起，以推测语言变化的方向。尽管新论口口声称，文、白读音层次在现代汉语方言不再被区别，但在分析步骤上寸步离不开它们。本文论证了官话方言的文白异读来自历史上外来音的影响，这与词汇扩散新论在方言混合过程中区分文、白语音层次是一致的。此外，我们把方言影响分为引进阶段与融合阶段，这也与新论关于方言混合的两个阶段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融合只发生在官话方言，而没有在闽语这类非官话方言里发生。新论则根据语言的异质性，认为融合发生在所有汉语方言。

4.3. 余论

既然词汇扩散新论已接受方言混合的说法，就没有必要再分辨官话方言里原入声字读音不规则现象，到底是方言影响的结果，还是“词汇扩散”的残余。两种假说的不同是，第一，当外来音进入本地音系，方言混合假说主张外来音通过词汇的借用而最终取代一些字的本地读音，词汇扩散则认为外来音中止本地方言原有的某些音变。第二，在处理现代方言的文白读音上，方言混合假说求分，词汇扩散新论求合。

就官话方言而论，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外来音对本地音的影响或渗透，却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口语音之外的文读音系。例如，在属于江淮官话的江苏北部沭阳方言里，原曾梗摄入声字收零韵尾，但有两个字例外。“贼”念[tsə]，入声调；或者念[tsei]，阳平调。“塞”念[tsə]，入声调；或者念[sə]，阴平调。念入声的属本地音系，念舒声的是外来音。^⑪这两个外来音融人沭阳本地音系后并不用于文读。“贼”的[tsei]音只用于口语音，读书音用[tsə]，如在“卖国贼”和“林贼”这两个词里念入声。“塞”的两个读音则有语法上的分别，念舒声的是动词，念入声的常用作名词（侍建国 1994a：145-7）。其实，在官话方言研究上，某些字的外来音在被当地音系吸收时，是取代了当地的某个原读音，还是中止了当地音的某个音变，这并不重要。能分清楚那些外来音的来龙去脉，就相当不容易了。

（本文于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通过刊登）

（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二分，出版日期：1998.6）

注释

⑤ 本节的部分观点又见《方言》1996.3。

⑥关于公式(3)的讨论，见薛凤生 (1985，1982)。他用/e/表示前低元音，本文改用/æ/，以区别于现代方言记音常用的中元音[e]。

⑦从薛风生先生对“黑”字（代表“北”“得”“贼”“国”等字）读音的排列看，曾摄一等字的音变在这两个官话表没有什么差异，都保持低后元音ɔ。所以他的公式(3)反映不出北方官话德韵与陌麦韵的元音不同。

⑧ 现代北京话的“得”“贼”等字的韵腹元音舌位较高，可用/ɨ/或/ə/表示。本文用/ɨ/，理由见薛凤生(1986:20-1)。

 ⑨ 文言词、口语词应属于不同系统，这样，文言词的读音就不能算作本地音。

⑩ 此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语应为相对于口语音的文读音。根据本文音变公式(2)（见3.1），中原官话口语音里，曾梗摄入声字也变成收噫尾。至于宋辽时期汴洛地区的文白读音系统以及南方金陵官话如何影响中原地区，因材料缺乏，暂不讨论。

⑪ 在沭阳方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韵母ay变成æ。详见侍建国 (1994a: 112-6)。

图片 | 网络（侵删）

本期编辑 | 王怡美

本期审读 |甘于恩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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