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 | 温昌衍、温美姬：方言避讳语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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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语言避讳，就是指用别的说法婉指某些人们不愿直说的动作、事物或现象。它是避讳行为的语言形式，与避讳行为的文字方式（如书写上的“缺笔”等）和动作方式（如亲朋好友之间避讳分离而不打伞）不同。一般情况下，前两种方式常合归为一类，称为语讳形式。但本文重点探讨语言避讳在方言中的体现，而方言一般没有自己成系统的书写文字，采取的往往是口头上的语言的避讳，故将二者分开，并将文字方式排除在外。至于避讳的动作方式，常在民俗现象中讨论，亦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
在语言避讳中，人们不愿直说的动作、事物或现象，可称之为被避讳者；用来婉指被避讳者的别的说法，可称之为避讳者，本文称之为避讳语，因为后者更明确、更具体。
语言避讳是人类语言中历史悠久的普遍现象。它源于人类童年的语言拜物教，那时，由于语言的产生，原始人群在发展自我、征服自然中取得巨大进步，逐渐认识到语词的魔力，同时又无法正确认识到语言和它所代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把语言当作客体或客体的一部分并加以敬奉崇拜或禁忌避讳，结果就产生了语言避讳，产生了避讳语。对于避讳语的研究或记载，历来都有著作涉及，近来出现了一些专著或论文，如专著《汉语语讳学》（陈北郊，1991）、《汉语委婉语词典》（张拱贵，1996）、《历代避讳字汇典》（王彦坤,1997）、《委婉语》（张宇平等，1998），论文有《禁忌字举例》（李荣，1994）、《略论语讳的类型与构成》（曹志耘,1996），一些方言专著中也有某些章节进行了讨论，如《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1997）、《福建方言》（李如龙，1997）。这些专著和论文角度不一，所用的术语也不完全相同，但都在各自的角度上，对避讳语进行了或深或浅的研究或介绍，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很有价值的看法。
遗憾的是，至今未有专文重点探讨方言避讳语，基于此，本文在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专门探讨考察方言中的避讳语。因为方言中的避讳语不仅异常丰富，而且根深蒂固，成为日常口语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方言避讳语进行重点的全面的考察，不仅能加深对方言区人文现象的认识，而且对整个人类语言避讳的认识，也有提高作用。
考察的内容包括避讳词和避讳短语，考察角度包括避讳的对象、心理、类别、方式、特点等。
二、方言避讳语涉及的对象及其反映的心理原因和交际目的
上文已笼统提到，避讳语涉及的对象即避讳的对象，是人们不愿直说的动作、事物或现象。它们主要和死亡、不幸或粗俗有关。具体地说，有如下几类：
（一）死亡及相关事：包括死亡、丧事、死者、殡葬等，如各地讳称“死”为“老”、“过身”等，客方言区讳称“坟墓”为“地”。
（二）疾病及相关事：包括病、伤、残及生理缺陷等，如客家人讳称“生病”为“唔自然”，讳称“中药”为“茶”（部分吴闽方言同此）。
（三）性器及相关事：包括性器、性爱、风流韵事、怀孕、生育、行经、泄精等。如北方各地讳称小孩男阴为“雀雀”、“牛牛”、“鸡鸡”，怀孕为“有喜”，吃醋为“吃忌讳”，山东莒县讳称“月经”为“不干净”，“月经带”为“骑马布”。
（四）排泄及相关事：包括解大小便及相关的厕所、便器等，如江西石城讳称厕所为“灰寮”，上厕所为“走灰寮”，山东莒县讳称尿壶为“懒起”。
（五）贫穷及相关事：包括贫穷、破产、生意蚀本、输钱等，如湖南等地讳芹菜为“富菜”（芹与穷音同），广东则讳称丝瓜为“胜瓜”、历书为“通胜”（丝、书与输同音）。
（六）离散及相关事：包括亲人朋友的分离走散等，如很多地方讳称“梨”为“圆果”，讳称“伞”为“雨盖”、“雨遮”、“竖笠”等。
（七）称谓及相关事：包括亲属称谓、社会称呼、姓名等。例如福建方言亲属称谓中的“偏称”，称父母为“叔婶”、“哥姐”。泉州“卖苦瓜”到许姓村庄要改为“卖红洋”（苦与许同音），这是姓氏禁忌，也属此。
（八）凶恶动物。包括虎、狼、蛇等猛兽毒虫，例如湘方言，讳称虎为“大猫”，且因为“腐、斧、府”与“虎”同音，改“腐乳”为“猫乳”，“斧头”为“猫头”，“府正街”为“猫正街”。
另外，战乱、灾祸、犯罪等也是方言避讳语涉及的对象，如讳称“兵”为“丘八”，讳称枪毙为“吃子弹”。舟船之事，在海边、江边的渔民中通常也要避讳的。如讳称“箸”（与“住”同音）为“快”（后写成“筷”字），讳称盛饭为“添饭”（盛与沉音近或音同）。
至于避讳语产生的心理原因，曹志耘已归纳为较有涵盖力的三点，即畏惧、尊重、嫌恶，此处不赘。避讳语的交际目的，从上述避讳对象的性质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大致也可归纳为三方面：
1.避凶避恶避病，求吉利安康。如对死亡、疾病、凶恶动物、战乱、舟船之事及称谓的避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2.避俗避亵，求典雅高尚。如对性、排泄等的避讳。
3.避贫穷离散，求富裕和美。如对贫穷、离散的避讳。
对方言避讳语划分类别，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可以从功能分类，可以从产生过程分类，也可以从来源分类。
从功能角度分类，实际上就是从心理原因、交际目的相一致的交际作用的角度进行分类。曹志耘（1996）从这一角度将语讳分为五类，方言避讳语也大致同此。但其中的“名讳”即“国讳”、“家讳”、“名人讳”这一类在方言避讳语中是比较少的，因为这类避讳语是因为封建特权引起产生的，常与封建朝廷和特权阶层的提倡有关，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这类避讳语失去了产生的源头。已经产生、使用过的，也多留在历史语言里，较少流传到现在的方言里。至于一些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名讳”，在有宗教信仰的方言区中是存在的。
从避讳语的产生过程分类，可以分为两类：直接避讳语和间接避讳语。直接避讳语是直接产生的，其被避讳者本身具有不吉、不祥、不雅等为人所禁忌、避讳的特点，例如“上1号”、“去洗手”常是“上厕所”的避讳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关系。间接避讳语不是直接产生的，而是因为谐音关系间接产生的，其被避讳者是因为同音或近音原因才具有不吉、不祥、不雅等为人所忌讳的联想含义。例如“圆果”与“雨遮”分别是“梨”和“雨伞”避讳语，它们是因为“梨”与“离”同音，“伞”与“散”同音而带上“离散”的联想含义而产生的。
从避讳语的来源分类，参照李如龙先生对方言词分类的方法，可以将方言避讳语分为四类：
1.承传避讳语，即古代通语和古代方言传承下来的。前者如有的地方讳称死为“百年”（《触龙说赵太后》中已存在），后者如舟行讳称“幡布”为“抹布”（见明·陆容《菽园杂记》）。
2.变异避讳语，即对前代避讳语作了一些变动的，如“有身”是“怀孕”的避讳语，是“身怀六甲”的一种变异。
3.借用避讳语，即从别的方言或共同语或别的语言中借进来的。如石城方言避讳生病，原先只说“懒”，现在也说“唔舒服”，这是从共同语中借进来的。又如山东莒县方言讳称猪为“牲口”，这是从周围回民语言中借进来的。
总的说来，从来源角度对避讳语进行分类，是较为困难的，因为不仅要考察古今纵向的变化发展，还要对各方言区甚至别的语言进行横向的考察。如果这两方面都做好了，不仅能顺利地给方言避讳语分类，而且对方言避讳语的研究，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促进。
方言避讳语避讳的方式，可通过考察避讳语与被避讳者之间的联系看出。经考察，它们的联系主要有语词上的联系、读音上的联系和字形上的联系三种。而方言避讳语是口头上的语言成分。在方言里很少体现为书面上的文字形式，故字形上的联系较少，所以避讳的方式主要从语词联系和读音联系体现。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1.相反指称，即用一个反义词来指称被避讳语。如“猪脷”指称“猪舌”（脷与利同音，舌与蚀同音），“猪润”指称“猪肝”（肝与干同音）。又如“快菜”指称“韭菜”（韭与久同）。
2.相关指称，即用一个相关联的语词来指称被避讳者。相关联的点或角度是较多的，如形状、动作、颜色、特点、性质、位置等。比如“圆果”指称“梨”，着眼于形状，“爬”指称“（动物）交配”，着眼于动作方式，“猪红”指称“猪血”，着眼于颜色，“不干净”指称“月经”，着眼于特征，“有喜”、“有好事”指称“怀孕”，着眼于性质，“下身”、“下面的”指称“阴部”，着眼于位置。
3.拆分指称，即将要表达的内容作意义上（如数量）的拆分或字形上的拆分，并以此来指称被避讳者。如永定、大埔等客方言“四、死”同音，小孩“4岁”要说成“两双岁”。潮语区有的地方将“4位”说成“3+1位”，这些是数量上的拆分。福建将东把“猪舌”说成“猪千口”，这是字形上的拆分（“千口”合写为“舌”）。字形上的拆分与文字有关系，但不属历史上避讳字中的“文字改写法”，因为不是书写出来的，而是在口头上表达出来的，故仍应认为与语词相联系。
4.变音指称，即将语词作语音（声、韵、调）上的变动，并以此指称被避讳者。如山东莒县“本”读pì，因与女阴pì同音，故改为pei。这种因为与指男阴、女阴的词同音而被迫变音以避开“嫌疑”的变音现象，在汉语方言里是很普遍的，此处从略。
另有一种避讳方式，也偶尔可以碰到，是和语词相联系的，可叫“空后指称”或“空位指称”。它有点像歇后语表达，只说前面的谜面部分，后面的可以指称被避讳者的谜底部分则不说出来。例如湖北崇阳一带，过年杀猪“猪死了”的说法为“过了三”，其意思是“过了三，就是四”，“四”又同“死”。
五、方言避讳语的特点——全民性与地域性的统一
综观方言避讳语，可发现其鲜明的总特点：既有全民性，又具有地域性，是全民性与地域性的统一。
（一）全民性。
表现为各地方言都有丰富的避讳语，有共同的避讳心理，避讳目的，有大致相同的避讳对象，并大致能用相同的标准去分类。例如关于“死伤”、“离别”这样大范畴的避讳语。有时连具体的个别的避讳对象也是相同的，如“猪舌头”，许多地方都不叫“猪舌头”，而用有关的避讳语指称。“中药”也同此。造成全民性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民族的大统一，使得汉族人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共同的心理，共同的视角。二是历史上统一的民族共同语，形成相同的语言背景，使得一些语言成分（包括避讳语）有共同的源头。
（二）地域性。
表现为各地方言的避讳语不完全一致，有个性上的、地域上的差异。这差异主要体现在有些相同的事物，有的方言要避讳，有的方言不要避讳。例如“箸”，有的地方已避讳改成“筷子”，但客方言很多地方，仍称为“箸”或“箸只”。形成地域性的原因，大概是：第一，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物质生活不同而引起的。如江边、河边、海边的近水方言区，船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关的“翻”、“沉”、“住”就常成为避讳对象，而在山区，因为过去常受到“虎”、“狼”等凶恶动物的威胁，这类动物就成为需要重点避讳的对象。第二，不同的民俗、信仰引起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民俗的差异会导致避讳语的差异，如山东民俗“老大”与“武大郎”有嫌，所以“老大”要避讳，而南方很多方言区都无此民俗，故“老大”无需避讳，而且还常用来表示尊称。不同的信仰也会造成不同的避讳语，如信回教的地方，避讳“猪肉”，用“黑肉”、“大肉”指称。第三，方言语音系统的不同或词汇系统的不同而引起的。前者，如“四、死”同音的地方，“四”是必须避讳的，而没有语音联系的地方则不必避讳，后者如客家方言，“蛋”一词无需避讳，鸡蛋可说“鸡蛋”，也可说“鸡卵”，因为“蛋”和贬义无关，但北京旧时口语忌用“蛋”（周振鹤、游汝杰，1997），在以下几个词中都避用“蛋”：鸡子儿（鸡蛋）、炒黄花（炒蛋）、松花（皮蛋）、木樨汤（打蛋汤），因为“蛋”和贬义有关，如“浑蛋、坏蛋、捣蛋、滚蛋、狗蛋、王八蛋”，造成两地差异，是因为两地的词汇（词义）系统不同。
参考文献：
［1］陈北郊．汉语语讳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2］张拱贵．汉语委婉语词典［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3］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4］张宇平等．委婉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李如龙．福建方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7］曹志耘．略论语讳的类型与构成［J］．韶关大学学报，1996，（1）．
［8］李荣．禁忌字举例［J］．方言，1994，（3）．
［9］石明远．莒县方言志［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原刊于《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温昌衍、温美姬任教于嘉应学院）
本期编辑|田曼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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