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提纲） | 甘于恩：岭南方言文化中的避讳习俗（下）
#讲座通知#岭南方言与文化概论-第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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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方言文化中的避讳习俗（下）
甘于恩
岭南地区在远古时期，并无汉族。随着后来汉人进入，岭南逐渐开始汉化的过程，但在这一片土地上，依然生活着若干少数民族同胞。这一节讲述岭南地区方言文化中的行为避讳。
一
行为避讳与民俗行为避讳本质上说是一个地方的民俗（即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行为避讳也称行为禁忌，有时是单独的忌讳，有时则会结合言语避讳一起运用。行为避讳其实就是一种隐喻，代表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知与联想（即特定行为与某种语义的联系，如沿海地区“碗碟覆盖”与“翻船”的联系）。此外，忌讳时常涉及行业忌讳，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不等于行业隐语）。
二
行为避讳与语域特点
所谓“语域”，就是指语言在使用上的一切变体，包括场景、方式、交际者三个要素（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场景多指生活场景、专业（行业）场景等，我们按通常的习惯，可以将常见的行为避讳分为三类（简称“三生”）：生活避讳（包括丧葬方面）、生产避讳、生育避讳。
（一）生活避讳：这里的生活指的是日常生活。在中山地区，餐饮行业也有禁忌。比如在喜庆家宴上，菜式的名称通常是四个字或以上，忌用三个字（大概取“好事成双”之意，但沙田区则没有字数的讲究。见《中山市志（1979-2005）》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如“金猪成盆”“发菜蚝豉”“清蒸带子”“瑶柱粟米羹”；而举办丧事家宴，则必须是七道菜（即回避其他数字），俗称“吃七”。席上菜式清淡，忌用烧猪肉，这七道菜是：烩斋菜、藠头煮虾、白切鸡（忌用炸鸡）、莲藕焖鸭（忌用全鸭）、豆腐煮鱼、萝卜煮猪肉、时菜炒鱿鱼。（《中山市志（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另外，行为避讳也与某些特定的场景密切相关（场域），比如节庆、婚庆、丧事等。例如广府人在春节道喜时一般不说“新年快乐”，而说“新年好”（或者拱手道“恭喜发财”），因为“快乐”粤语中与“快落（下降）”同音，意蕴不佳。在云安县富林镇，人死后要停尸祭拜，祭品通常是腐竹、粉丝、猪肉、鸡肉等，但规定不可用鸡笼或纸箱装；出殡前亲人在灵堂用餐，但全部吃斋，严禁使用筷子和利器，因为这样暗示会插穿死者的眼睛。（《人文富林》，2013）在花都，婚嫁、建房、入伙、摆满月席等，忌见孕妇及洗头后披头散发的女性；晾衣时女性衣裤不宜晾在众人可能经过的地方，男性不可在女性裤子下走过，否则就会走霉运。（《花县志》）
（二）生产避讳：行为避讳常与行业特点密切相关。但离开了某一行业，这种行为避讳就不用那么严格遵守了。岭南如端州采石行业的禁忌，即属行业避讳。
《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唐作藩，200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到：“旧时代的戏班子里有很多忌讳的字，尤其最忌讳‘散’字。因为散班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凡是与‘散’字同音的，也必须用别的字代替。”王作新（2001）也提到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因说了一句“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被头儿呵斥“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语言习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所以在戏班，“雨伞”（繁体是“傘”）得换成“雨盖”“雨挡”“雨拦”之类的说法。据说旧时戏班后台有诸多禁忌，其中有三条涉及语言，即：第一，后台不得张伞，尤其禁说“伞”字，管伞叫“雨具”或“雨盖”，比如唱《奇冤报》行路那场，刘世昌的家人刘升应该持伞上，及至场上表示出来下雨了，刘升在台上便也张起伞来，可是到下场门台帘前立刻把伞落下去，无论如何不能进入台帘后再落伞，他们对于这个忌讳的解释是“伞”与“散”音同字不同，一个整齐坚固的戏班团体，当然忌讳“散”。为避免“散”字，故此便不许后台张伞、说伞，管伞叫“雨具”或“雨盖”；第二，后台不许下棋，两人对弈必均说“你走啦”、“我走啦”，都走了还唱甚么呢，因为避免这个“走”字，故此后台绝对不准对棋；第三，是不准晃旗，随便拿起旗子来晃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因为“晃”是“摇晃”之意，不稳当才摇晃，对戏班不吉利。（搜狐网《戏班后台规矩种种》）
旧时有专门从事配种工作的人，在农村尤其讲究。在揭阳农村，牵猪人（即牵公猪为农家母猪配种的人）有某些规矩，如母猪配完种后，他必须拍着母猪的臀部说：“顺顺十二只”，同时规定属虎的人不可以进入现场，因为虎会咬猪，必须回避；惠来靠海，渔民的风俗规定渔具不能被妇女踩踏，见及海豚不可以捕杀，吃鱼时也有禁忌，即汤匙不可翻覆于盘边。（张仲长《揭阳民俗》，2020）
广东临海近河，水资源丰富，存在着一群生活习俗比较特别的水上居民——疍民，以捕鱼为生。疍民在日常生活中，有诸多禁忌，如筷子不能搁在碗上，碗碟等食具不可以覆置（电白同）说话时，要避开“翻”“沉”“慢”“逆”等字眼。（《阳江市江城区志（1988-2000）》，584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
必须提示一点的是，广东疍民只是按行业特点来划分的，其语言可能并不统一。例如香港水上人（即疍民）“主要包括疍家人和鹤佬人，他们有自己的方言体系，有偏近粤方言的疍家话，也有福佬话、客家话等。”香港水上人有与水上生活相关的行为避讳，龙克杰（2022）提及：“与水上人同台吃饭，最禁忌的是不能将鸡翻转和扭歪鸡头，更不能将鸡脚斩断，因为害怕会招致断缆沉船，折断手脚。另外，水上人食鱼不能反肚，因为他们认为反肚就如船一样，尤其是水上人一般捕鱼为生，鱼与水上人最为密切，认为反肚就有反船的意思。”（推文《城市下的奇幻漂流——香港水上人的信仰杂谈》，2022-5-1）
在茂名化州，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有关生产的行为禁忌，即“打标示禁”（又称“插青示禁”，叶春生《岭南民俗事典》，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通常是以一枝竹叶、一根树枝、一捆青草、一棵小树等为标记，打结或结环作为标识记号，这便是无字的禁牌和告示，知会人们什么不可以做（潮汕地区亦有类似习俗）。
以前农村有较多生产禁忌，由于生产涉及财富的创造，尤其是农事方面，特别讲究。比如在花都，节日即每月的初一、十五不可挑粪便，据说会招来大旱；浸种、播种场合忌孕妇在场，恐影响谷种发芽生长；屋前种竹、屋后种“碌”（柚子）会招来不详；孵小鸡时忌外人（孕妇尤是）闯入，认为这种行为会使蛋变臭，孵不出小鸡来；猪、牛是重要的家畜，但如养了头顶有白毛的猪、牛，则会令主家不详，宜早处理。（《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三）生育避讳：生育（包括女性的分娩和儿童的抚育）是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大事，故各种文明对此都有相关的行为禁忌。如客家梅州妇女的孕期禁忌。再比如在电白，也有诸多关于孕妇的禁忌，细分可以分为孕妇本人的行为禁忌和涉及孕事的行为禁忌（他者）：孕妇本人的行为禁忌有——怀孕4个月以上的孕妇忌摸别人小孩的头，不可以抱小孩，忌看小动物，孕妇不可在床上裁剪、缝补衣服，禁止在娘家分娩，坐月时禁房事、禁祭祀、禁红白事；涉及孕事的行为禁忌——孕期禁止搬动房中物件（特别是床铺），禁止在孕妇房间补墙、填地、钉钉子（粤北翁源同），婴儿出生七天内忌生人进屋，忌大声响动，不能当着婴幼儿面说“很肥（胖）”“很重”，婴幼儿的衣物禁晾高处，不可露天过夜。（《电白县志》，中华书局，2000）这些禁忌与客家的生育禁忌，有某些类似之处。
粤东揭阳也有类似梅州的孕妇禁忌，如孕妇忌出远门，忌操劳过度，忌裁布缝衣、漂染、动土，否则会动了胎气。（张仲长《揭阳民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
在花都，忌进产妇家门，犯禁者要到产妇门口挂红解秽并道歉（《花县志》）；在吴川，产妇产后12天内，禁忌家中开锁、用剪刀、用铲、刮铁锅，为保婴儿健康成长，往往起贱名作为小名（如“阿狗”“尿桶”等）（《吴川县志》，中华书局，2001）。许多地区皆忌讳说孩童“胖”“壮”等词语。
三
行为避讳与数字迷信
数字迷信实际上是语言禁忌的特殊表现形式，包括语言灵物崇拜和语言禁用，在口语与书面语方面都会有所表现。数字迷信主要是由于认知引致的特殊行为，也就是避用或替用某些当事人认为意蕴不好的数字。陈原（1983）指出：“所谓语言塔布，实质上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灵物崇拜（语言拜物教），一是语言的禁用或代用（委婉语词和鄙视语词）。”（《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
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盛行数字迷信，当然这也与当地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特点有密切关系。如广府地区喜欢的数字是：1、2、3、6、8、9、10，“二”与“易”音同，“三”音近“生”，寓意“生猛”“生机”，即生命旺盛之意；“六”即“六六大顺”；“八”音近“发”，寓意“发达、发财”；“九”音同“久”，寓意“天长地久”；“十”则意指“十全十美”。粤人不喜欢的数字有：4、7。因此，在吃围餐的时候，忌讳点7道菜（“七”与男性性器官谐音，一说与丧事做七有关），但点6道或8道都没有问题。尽管粤语6属于正面的数字，但一旦与7组合成“67”，便带有忌讳的意味。因为粤语中67表示感情强烈的语气词，属于粗话，表示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中多用作骂人用，相当于“糟了！”“完蛋了！”
由于“四”与“死”谐音，所以粤语地区与纯数字“四”（4）有关的事物常常要回避（尤其在商业方面），比方有的大厦没有四楼，有的宾馆“十四楼”用13B楼代替，逢4的房间则要跳过（即没有“224”房）；电话号码、车牌号有“四”的，便乏人问津。但由汉字的“四”组合的词语，有时不一定回避，如“四季汤”。
（餐馆里的666号房） （白云区城市快捷酒店的4楼电梯内标识）
广州丽枫酒店的门牌（缺414、424）
汽修站的命名
客家地区的数字迷信，跟广府地区异同互见。这里介绍一下汕尾陆河县（基本上是纯客县）的情况。陆河人喜欢“一”字，因为方音与“益”同音，但正月初一有忌讳，一般不做重要事情，也不出门作客；“二”与“义”谐音，属于吉利词；与广府粤人相反，陆河人不喜欢“三”，作客不能三人成行，骂人的话有“三八”“三乖”；“四”则基本属于好词，客家人谓“好事成双”（“四”“事”谐音），赴宴贺喜要出“四句”好话，但“四六”是骂人话（意即不正经、无赖、傻瓜，粤北翁源同）；“六”与“禄”同音，常说“六六大顺”，所以是好的；“七”“八”数字在陆河习俗中都不太受欢迎，骂人话有“三八”“八婆”；“九”象征“长长久久”，也是吉利数，但探望病人时不宜在带“九”的日期去，因为暗示“病情久拖”；至于“十”，属于圆满的词，与广府一致。（罗新焕《闲话陆河》，万卷出版公司，2015）
粤西地区是个地理概念，而非族群概念。粤西通行的方言复杂，比如茂名电白区内有三种方言（粤、闽、客），在文化上会相互影响。在数字忌讳方面，有个总的原则：凡喜庆事喜用偶数（尤其体现在婚嫁礼品、喜宴等事务），丧事则一般用单数，不过近些年粤语文化盛行，喜“八”忌“四”的做法，对区内习俗也有影响。（《电白县志》，中华书局，2000）
前述粤语区“9”字较受欢迎，但某些场合，也可能回避这个数字。例如在湛江吴川，有人忌讳做91岁生日，据说是由于9与“狗”字同音，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狗”有不好的含义。（《吴川县志》，中华书局，2001）茂名化州与吴川接壤，也有类似现象（不过不属于数字避讳），化州粤语“韭菜”说成“快菜”，李健（1996）认为是与“狗菜”同音而避讳（《化州粤语概说》，天津古籍出版社）。这个避讳的理据可能有二：一是确实回避了“狗”字的负面色彩；二是可能借用了境内客家话的避讳词（化州境内有大厓和细厓，皆属客家话）。
以上简单介绍与言语避讳、行为避讳相关的一些现象。避讳是一种反向的文化习俗，有的学者在调查研究文化习俗时，往往注意显性的文化特征，即记录可以做的习俗，而忽略了不可以做的习俗。从哲学意义上说，不可以做的习俗也是习俗，属于隐性的习俗。
无论是言语禁忌，还是行为禁忌，其本质上还是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是民俗在语言及行为上的折射，它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心理、语言及行为的典型特征。有时还是一种表达和礼仪的需要。研究避讳习俗，不但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社会治理是有参考价值的。有人（《电白县志》）将禁忌视为“陋习”，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抹杀了避讳习俗在文化学上的积极意义和认识价值，是值得商榷的。
本期作者 | 甘于恩
本期编辑 | 黄丽婷
本期审读 | 罗义洋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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