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 | 甘于恩：岭南方言与方言文化初论（上）

甘于恩

    当下各地都非常重视地方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相关的研究、相关的成果甚多。广东地处岭南，其方言与文化皆具浓厚的特色。在座的各位作为未来可能的“新广东人”，了解、体验或深入广东的方言文化，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对于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对于强化文化自信，并在涉及地方文化的事务上不至于乱作为，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开设“岭南方言与文化概论”这门课程的初衷和主要目的。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方法论概说

    古人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是在开展正式的工作之前，工具和相关准备很重要。这对于岭南方言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同样是适合的。如果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定义没有厘清，一些基本的方法没有掌握，就来开展岭南方言和文化的解说，就来进行相关的研究，不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搞乱思路，导致争议。因此，本节就相关概念及方法论做些论述。

一、“岭南”概念的宽与窄

 “岭南”概念有宽与窄之别，也就是有广义的“岭南”和狭义的“岭南”。以下简单交待。

（一）广义的“岭南

    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之南的地区，主要是汉族地区，而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等省区交界处。广东、广西是岭南文化发源地。这个是广义的岭南概念 越城岭或称越城岭山脉，是云贵高原的东南端、南岭山系的西北支（北看则属雪峰山系），跨越广西桂林市（东北部）——湖南邵阳市（南部）和永州市（北部），主干跨广西的资源县和全州县—湖南的新宁县和东安县（山脊的湘桂分界点在八步岭），东北端的大型余脉直达衡阳市祁东县最西端的四明山。 都庞岭山脉为五岭之一，处于湘桂交界处，跨广西桂林市的灌阳县、恭城县和湖南永州市南部的道县及江永县。山岭作东北—西南走向，长约75公里，宽约20公里。一般海拔1400米，主峰韭菜岭位于灌阳和道县边境，高达2009米，为五岭的第二高峰。

萌渚岭的主峰山马塘顶位于湘桂边境的贺县（现名八步区）北部，海拔1787米。西南为潇贺谷地，湘江支流潇水和西江支流贺江在这里分流，自古以来谷地便是湘南和桂东的交通要道，也是寒潮入桂的主要路径。萌渚岭于寒武纪前褶皱成山，在燕山运动时进一步断裂上升，伴随着大规模的花岗岩侵入。山势高峻，河谷深切，山间分布着拗陷或断陷小盆地。西南部称为姑婆山，主峰海拔1731米，是广西十大水源林地区之一。骑田岭，中国南岭山系里的五个历史名岭五岭里最小的一个。位于湖南东南部郴州市的北湖区—宜章县。主要由花岗岩构成。为湘江支流耒水和珠江水系里北江西源武水的分水岭。京广铁路通过东侧。大庾岭，即庾岭要塞，为南岭中的“五岭”之一。大庾岭的代表性段落即庾岭（只是大庾岭的一段），因岭中多梅花，亦称梅岭，有梅岭古道。介于江西赣州市的大余、信丰、崇义、全南和广东韶关市的仁化、南雄等地之间。主体在江西省大庾县（后改称大余县）。

 图一：五岭的位置

（二）狭义的“岭南”

    狭义的岭南则仅仅指“两广”（广西东部至广东），有些学者甚至只是作为广东的代名词（广东有个“岭南方言文化博物馆”，其实就是广东方言文化博物馆）。本课程用狭义的概念。

图二：位于佛山图书馆内的“岭南方言文化博物馆”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的基本功能和文化特性

    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它的交际功能，是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人们归纳语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的作用时，总是认为语言文字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文化性。就传递信息这方面来说，，范围和内容也是可大可小，可多可少的。少可以少到只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今天天晴”、“他是男的”之类；多到可以记录下社会上发生过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我们常说我们的国家是具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把一些通过我们古老的语言及其书面形式记录、承载下来的历史文献视为华夏文化的瑰宝，正是有了源远流长、充满活力的语言文字，中华民族深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承传下来、弘扬开去。语言是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有它的先天性；而文化则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文化是人类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创造结果的总和”，正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文化，都必然要有一定的符号系统来记录它、承载它，而语言文字，正以其最典型的形式表现出不同人类群体所拥有的不同文化和不同的文化活动。说到底，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文化要通过语言来表现，这就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关键所在。甚至可以说，语言文字是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不是有的民族迄今尚无自己的文字，也就是缺乏本民族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吗？那就只好通过口头语言来承载、来表现该民族的优秀文化。通常我们所说的“口头文学”（或曰“口传文化”），正是这种有语无文情况的体现。众所周知，不同的文化被视为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以至不同地域的特征的集中体现。从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地缘出发，人们往往会提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类带地理方位“东”“西”的词语来概括具有不同特征的不同文化，在南方，往往会听到“湖湘文化”“八闽文化”“岭南文化”之类；而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则又会提出诸如“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这类带时间性的词语来概括。重要的是：无论哪种文化，总是要通过其载体——语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来表现，这就决定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始终是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而不同的语言文字，其内涵也总要反映出不同的文化。

语言承载文化，但并非只是客观地记录文化。在记录文化的过程中，语言还有可能会影响文化；而文化呢？它需要语言来记录、来承载，但也不只是被动地让语言来记录它、承载它的。因此，我们在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还应该看到语言与文化存在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双向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考察和认识，使我们有可能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常常表现为一种“互限”。这种“互限”体现在人们的社会语言生活中时有所见。拿语言影响文化来说，在我们的汉语中就有不少例子。例如汉语中有一些同音词的应用，就往往会影响到某些特殊生活习俗、文化心态的形成和发展。“人生自古伤离别”，由于作为水果的“梨”和离别的“离”同音，就影响到有的地方在某种和睦欢聚的场合，人们不大愿意以“梨”作为礼品，甚至忌讳把梨切开来吃；同样的心态，由于“苹果”的“苹”与“平安”的“平”同音，人们在上医院探视病人时，送上的水果总是首选“苹果”，可是在吴语地区“苹果”又与“病故”谐音，所以探望病人时不选苹果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当今语言和方言的社会应用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之所以经常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拥有一个能为大家共同掌握、共同使用的社会通用语，其中最重要的理据就在于共同的语言势必带来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凝聚力。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共同使用同一种民族共同语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赋予该共同语以独特的文化特征，使之能够很好地适应于本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形成的风情习俗和心理状态。在使用共同语的过程中，共同语往往又会约束着、影响着使用这一共同语的成员，使之具有共同维系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和归宿感。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促进了独具特色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可见语言文字对于独特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另一方面，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更是随处可见。每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一些反映文化因素的语言新现象，这在词汇的发展中尤为常见。例如在我们丰富多彩的汉语词库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增添一些反映那个时期文化走向的词语。中古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汉语就明显出现了一些有关佛教文化的词语；近代随着海禁大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日渐增强，大批反映域外文化的外来词语又蜂拥而来，使现代汉语词汇中出现了一批反映外来文化的新词语。地处沿海的粤方言，在借用外来词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它既影响到语言体系的形成，也影响到语言中各个要素——语音、词汇、语法的表现。拿通行全国的汉民族共同语来说，它的基础方言之所以是北方方言，它的语音标准之所以是北京语音，绝不是偶然的事。只要回顾一下汉民族共同语及其标准音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历史文化的条件始终是影响汉民族共同语及其标准音从萌芽到成熟到定形的重要因素。从春秋时代出现的初步具有共同语性质的“雅言”到经历四百年南北分裂、“正音”一时无所适从再到隋唐以后以至宋元明清，民族共同语始终是沿着既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的。这个轨道就是：每一个历史阶段，共同语都是在作为华夏文化发源地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

     自从公元1153年以后的八百年间，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话在全国的影响经久不衰，北京语音也就逐步奠定了成为共同语标准音的地位。经历了几千年的不断发展，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很快就确立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民族共同语作为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迅速普及，取得显着的效果。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因素在确立和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特别是在推行汉语标准音——北京音方面所发生的重要作用。再从语言中词汇、语法的应用方面来看，文化影响的影子更是常有所见的。众所周知，我们的汉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中的语序问题。在比较不同语言间语序的差异时，往往就夹杂有文化心理上的因素。拿时间的表述来说，我们习惯于从年到月到日，这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大到小”的观念不无关系。我们不是常说：“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吗？这正是一种从大到小的心态。西方人的观念可是跟我们不同。他们的时间排序一般按“日—月—年”排列，这也许又是另外一种从小到大的文化心理的反映。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真可谓无处不在。语言的使用者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经历、修养、性格等，这些反映不同文化素养、不同社会心态的因素，时刻制约着、影响着语言的运用。同一个意思的表达，在不同人（或人群）的嘴里说出来，所用的语言，包括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有相当的差别。人们往往可从中揣度说话者是什么类型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人还是缺少文化修养的人？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毫无疑义，言语形式的选择应用，多少能够透露出说话者的职业和地位，甚至也多少可以看到其脾气的好坏和性格的类型。因为正是每个言语使用者的社会文化特征时刻左右着他在言语交际中对语言的选择。此外，长期积淀形成的思想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制度、宗法制度等对人们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关系至大，这些也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语言应用的文化因素。拿我国来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宰而形成的一整套忠孝仁爱道德礼教，几千年来深入人心，必然也都直接影响到语言的应用，譬如汉语及其方言中一些所谓避讳语、敬语和谦语的出现，都是这类基于儒家思想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的反映。在岭南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广府文化，有丰富的避讳现象，我们在今后相关课程中会详细介绍。

 三、研究、传承岭南方言文化的基本态度

 （一）实事求是

    做研究时，往往会出现“选择性研究”，就是回避某种事实。这里因素很多。我们提倡注重事实，不要回避事实。实事求是应该是从事研究最要紧的原则，对于方言学者而言，也就是要尊重、探求方言事实，通过对方言事实的细心考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与时俱进

    传统方言学有许多值得继承发扬的优良之处，但亦有甚多欠缺，尤其在技术层面。现代方言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引进西方一些现代语言学理论，推动了汉语方言研究的迅猛发展。现在，当代方言学更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面临着应用智能技术调查研究方言与方言文化的问题，面临着在新媒体环境下创新技术、创新理论的问题，面临着新文科如何与相关学科融合发展的问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从传统研究方法向现代研究方法转型。岭南方言的研究要上档次，研究者的眼界必须更广阔、手段更丰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使岭南方言研究更上一层楼。广东经济腾飞所具备的雄厚物力，足以引入一些高端技术来制作电子方言分布地图和方言特征地图，建立囊括文字、语音媒体、图像等内容的方言语音和词汇数据库、专题专项的方言语料库等”，虽然时间过去了若干年，这段话至今仍未过时。

 （三）理论探索

    著名学者孙玉文指出：“我们研究语言学，目的是探讨语言规律。有系统的东西才有规律，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语言的系统性。建立系统，并不意味着具体字、词的研究就没有系统。有人对此有误解，以为系统研究只是构建一门学科的框架，具体字、词的研究只是零星的考证，里面没有系统。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需要得到澄清。”这段话对于方言和方言文化的探索，同样是适合的。任何科学都是要追寻真理，追寻规律，但也免不了遇到问题，遇到例外，真正的学者就是不回避问题，不回避例外现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展理论探索，进行理论创新。

（四）服务社会

    当代学者要有服务社会的意识，语言学工作者尤其如是。因为语言（方言）是跟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如果学者的研究不能回答现实社会中语言文字的热点问题，不能回应百姓的重大关切，那么，所做的研究必定是有欠缺的。我曾经在一个论坛上指出：语言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语言的使用，都是为了让各种各样的语言更好地服务于人群。语言资源保护的重心，应该放在活力较好或甚好的语言（或方言）上，采取措施保持它们的活力，确保它们代际传承的延续性。而对于活力较好或甚好的语言，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传承上”，所以，如何在语言保护的大课题下，挖掘语言或方言的使用功能，使之更好地传承、发展，避免走入为保护而保护的歧路。这是目前尚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四、处理好几种关系

    要做好方言文化的调查研究，有几对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即：

（一）理论与事实的关系

    语言事实是语言社团的人们对于语言运用的结果，而语言描写则是语言研究者从某个角度、运用某些方法或理论对这些结果（现象）的观察或分析，两者的关系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李荣（1983）先生说得好：“语言比语言学丰富，语言学的理论必须建立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他指出：研究语言，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事物一样，无非是六个字：摆事实，讲道

理。……现在研究语言、研究方言，似乎有两个偏向，一个是重视所谓的理论，一个是轻视所谓的理论。……有人把理论跟事实对立起来，好像理论比事实高。李先生还强调：“理论出于事实，并且受事实的检验。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虽然这是近40年前说的话，但对于我们现今做好岭南方言文化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二）微观与宏观的关系

     语言研究要处理好微观和宏观的关系，文化研究同样如此。规律的总结，是通过许许多多微观的事例得来的，上升到较为宏观的层面，反过来审视微观层面的观察与分析。这在地理语言学中表现得尤其典型。另外，语言服务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是指国家或政府部门所提供的语言服务，微观层面是指群体或个体提供的语言服务（李现乐2010）。

    我在《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一文中还提出要处理好微观-中观-宏观的关系，认为：“要达成宏观审视的目标，还要处理好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微观研究是基础，是基石，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桥梁，而宏观研究则是词汇研究的学术高地，只有到了这样一个高地，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粤语的词汇本质特性，才能看清粤语词语与共同语的关系，才能厘清粤语词与古汉语词的关系，才能发现粤语词汇与其他方言的异同。”对于刚刚入门的初学者，我们提倡具体而微的研究，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个案研究，通过个案研究来一步步深入，最后达成宏观的视野。

 （三）短期效益与长远目标的关系

    文化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来不得半点的急功近利。可是，社会上有太多急功近利的事例，这既与我们的文化体制有关，与现行的科研考核机制密切相关，当然也跟研究者作为社会的个体需要求得生存息息相关。如何在短期效益与长远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这是每个文化人需要深思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提供的文化产品，是否在“服务社会”的幌子下，以追求效益为导向，行蒙骗社会大众之实。如果是那样，所谓的文化产品最终会淹没在历时长河里，遭到群众的唾弃。

 （四）本位与他位的关系

    资源共享的话题在文化界和学术界说得很多，但做得很少。由于本位观、绩效观的限制，如何处理好本位（研究者个人、研究者所在的单位）与他位（合作者或者整个社会）的关系，目前办法似乎不多，成功的做法也很少。我曾经说过：“要提倡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尽力做到科研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的共享，研究者需具有现代眼光和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观念，地方主义至上、固步自封、自我设限、拒绝学习和更新等都是岭南文化研究的大忌。此外，要以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统领岭南方言与文化的研究，这是研究岭南文化时应有的语言哲学观。”在这方面，只有突破个体主义的藩篱，文化研究才能迎来真正光明的前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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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刘家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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