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邹煜：华语词典的红酒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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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6月27日—29日，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周清海（Chew Cheng Hai）教授在会议上就提交了相关的论文，并呼吁中国应关注海外华人的需求，编一本供海外华人使用的华语词典。当时周清海也向周洪波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但周洪波考虑到要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必将涉及到全球所有的华语区，这对于商务印书馆一家出版社来说是有极大难度的，所以当时未置可否。

相隔一两年后，李宇明作为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前往新加坡访问。在一次宴会上，周清海先生端着红酒来向李宇明敬酒，并且趁此机会向李宇明提出了编写《全球华语词典》的动议。李宇明当时以一位政府官员的身份接了这招，和周清海先生碰了杯，表示愿意推进此事。

有一次李宇明接受采访时，一名新加坡记者问他，你在词典编写过程中有什么可以与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分享的？李宇明毫不犹豫地说：以后喝酒的时候不能随意碰杯，碰了杯是要负责任的。也就是为了那一次的碰杯，包括李宇明、周洪波在内的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轻易不要喝红酒

周洪波回忆说，在南昌时他是有畏难情绪的，所以没敢接招。后来李宇明去新加坡访问，并以一个政府官员的身份接了这个招，表示要来推进这件事。李宇明回来之后就在语用所直接把我叫过去，专门跟我说，他在新加坡跟周教授碰了酒杯，这件事可得兑现，就希望商务印书馆能不能一起来推进这件事，他也知道做辞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强项。我当时觉得有政府出面来推动，我们商务印书馆心里就有底了，不然光是我们来做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提到这次的碰杯，李宇明谦虚地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海外朋友协助中国的发展，他们逐渐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需求。信息的交换是以语言做基础的，我在司里面，当时用力最勤的是语言信息化工作，因为非常了解在整个信息化进程里面，如果我们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不能跟上的话，就不可能构造一个很好的虚拟空间，其中也包括对海外华语的研究，特别是新加坡愿望非常强烈，包括马来西亚——他们都希望能够有很好的合作交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两岸四地和华人社区词语之间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怎么进行对照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海外比我们可能还要积极，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很多问题还没处理好，所以新加坡的周清海先生多次谈到这些问题。

海外华语书面味很浓

2015年7月18日，在陆俭明夫妇陪同下，刚刚赴京参加完《全球华语大词典》讨论会的周清海先生及夫人入住商务印书馆旁边的松鹤酒店。19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我如约赶到周先生入住的房间，和陆老一起重温了他的这份情怀。

周清海先生说，他的父亲是福建永春人，早年移民新加坡，他是第二代移民，在新加坡出生，在新加坡受教育。

新加坡1965年正式独立，1990年10月正式与中国建交，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建交之前，双方几乎没有来往。周清海先生说，我们叫华语，中国大陆叫普通话，这就有差距，因为我是根据书面语来学普通话的，在新加坡人的华语里面，带有很多你们所谓的书面语，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到北京的普通话。不只新加坡，海外的华语都是在没有普通话的口语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书面语的味道很浓。

新中建交以后，周清海先生才得以来到中国。他说，初次过来听到北京人说话，特别好听，那儿化、轻声、用词都不太一样。他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听到“前几年鸡蛋很紧张”这样的表达时，觉得很奇怪，这个“紧张”是情绪上的反映吗？怎么鸡蛋会紧张？是不是物质条件缺乏，人也紧张？周先生说他感觉到这个中间是有一些差别的。

后来，周先生在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他就把这当做他的研究内容之一。他始终在琢磨：差别在哪些方面？词汇、语法的差别又在哪里？陆俭明先生是当时周先生请过去的中国专家之一，陆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的文章，系统地分析了新加坡语法跟普通话语法的主要差距。周先生说陆老的这篇东西对他影响很大，他开始慢慢感觉到了这种差距以及差距的多少，包括词汇上的差距是怎么样的，语法上的差距又是怎么样。于是，周先生觉得这些问题是应该给予重视的。

另一方面，两国建交后，中国的朋友去新加坡的也多了。周先生说，刚开始到新加坡的中国朋友的观念就是规范的观念，认为新加坡人写的说的都有些不对。周清海先生当时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顾问之一，也常常要处理一些这类问题的来信。他同样也在考虑：规范是中国内部的事，你哪能规范到其他国家？面对这些问题，周先生感觉到我们需要在词汇上面，或者在语法上面来研究这些问题。当时他提出先解决词汇上的问题。比如中国朋友到新加坡来，听到新加坡人说“今天早上我到巴刹去买东西”,他一定不知道“巴刹”是什么意思。所以需要一本词典，专门收集和处理词汇差距的问题。因此，在南昌会议上他就提出来并呼吁中国要编一本《全球华语词典》。

周先生说，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和朋友就有沟通了，比如陆俭明、李宇明等。后来李宇明到新加坡开会，刚好晚宴坐我旁边，我举着杯就提这个问题。李宇明干了我敬的红酒，这件事也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确实义不容辞

对于那次的晚宴，李宇明先生同样印象深刻。

李宇明说，那次我到新加坡去开一个学术会议，晚上主办方举行欢迎晚宴，周清海先生听说我去了，他也到会上来。他在新加坡很有影响，是李光耀先生的汉语老师，而且也是新加坡语言政策制定的一个参与者。席间，他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他说：第一，这个事情很重要；第二，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政府牵头才能做得了，别人做不了，靠海外这些人做不了。今天李先生也来了，你是国家语委的，这个事情你看怎么做？那他就是喝了红酒之后表个态。他讲完了，我就拿着红酒到台子上讲，我说中国作为汉语的大本营，我们确实义不容辞。

李宇明说，就这样把这事给接下来了，回来就开始考虑做《全球华语词典》，做得非常认真，而且路径还是不错的。

当时首先对海外华语，包括对香港、台湾，香港的社区语言和台湾的国语进行定性，因为当时人们基本上把海外华语看作跟地方的普通话差不多，跟方言差不多，是方言“走出去”后的又一些变体。

通过编这个词典，我们认识到，全世界有一个比普通话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大华语。而且周有光先生早就讲过，大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这个概念就很不一样了，境界很高了。接着下面是大华语的变体，社区变体，因此大陆是一个华语社区，我们不完全以正宗自居了，别人都在学你的“儿化”，学你的京腔，不是这个样子的。澳门、香港也是华语社区，台湾的国语很显然也有很大的变化。

新马地区也一样。实际上全世界比如说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都有一些正在形成当中的华语的变体，它既不是方言，跟普通话也有差距，而且会吸收了很多外来词。

编的时候，先找几个重点，当然香港是一个重点，台湾是重点，新马是重点，其他华语社区也找了一些。这样内地和当地形成共同的编辑组，当地组有一些问题看不清，内地组可以帮助它看清；内地组有时候不了解情况，当地组能够协助说明情况，形成联合编辑组。

很特别的编写过程

“这本词典在编写过程中很特别。”周洪波先生说，说实话以前编词典都是以大陆作为主体读者的，对于《全球华语词典》来说，大陆只是一个区，还要涉及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还要涉及到欧美、日韩、大洋洲，这个编写一开始就很困难。

当时第一次就分了大陆编写组、港澳编写组、台湾编写组和新马编写组，还有一个其他编写组。其中，台湾编写组当时比较费周折，因为那个时候两岸关系还是很微妙的，陈水扁还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那边要是跟大陆这边接触多了或者介入多了，可能会带来一些负作用，所以很多学者都不愿意或者不敢参加。周洪波先生说，我们也跟几个学者沟通过，但是没有得到积极的回馈。后来是通过周清海教授跟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系主任林庆勋取得联系，林庆勋先生答应了。我们为台湾组的人员几经波折，最后才选定台湾组的审订为林庆勋。在那个时候做这样一个跨国、跨地区的词典，它的困难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周洪波先生说，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组成了这些各地的编写组，而这些编写组的成员，他们大部分只从事研究，没编过词典，所以编出来的内容跟词典的学术规范要求差得很远。比如新马组，当时我们请了汪惠迪先生做主持人，周清海先生作为审订，因为汪先生是编过词典的。新马组里其他人都没有编过词典，所以整个稿子来了之后，材料还行，但是释义的准确率、例证的选取，都和词典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全球华语词典》与其说是各家做出来的，实际上最终是商务印书馆的团队收的摊，他们的东西都是粗坯，根据这种粗坯我们整理成词典，最后让他们来确认，中间费尽周折。

在编写的过程中，对里面一些学术内容的把握，有时候也很伤脑筋。比如香港的繁体字跟大陆就不一样，台湾的正体字跟大陆也不一样，香港的地区词有的是香港的繁体，要怎么录入呢？意见就很不一致。台湾的地区词要用台湾的正体字，这些怎么办？我们当时也争论了多次，因为是在大陆出版，肯定以大陆的繁体字作为正体，他们那些是作为地区变体。

还有，香港其实是一个粤方言的使用区，台湾实际是闽南方言的使用区，港澳台词语里面，那时候夹杂着不少粤方言词和闽方言词，这些词到底是方言词还是地区词也涉及到一个判断问题。特别是香港的那些方言词，有些是有音无字的，作为一本词典要怎么收呢？当时各个地区都希望我们拿出一个编写体例的样本。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华语词典，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开始都没有很具体的东西。

我们有大的顶层设计，没有具体条目的顶层设计，后来还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后来我们按照一般的词典做例句之外，有两个版块是《全球华语词典》独有的地方，一个叫做异名词语，比如我们大陆叫“方便面”，其他地区叫“即食面”，或叫“公仔面”。如果是异名词语，我们在“方便面”后面就要括注，这是在台湾叫的，这是在泰国叫的，这是在哪里叫的等等，这是词典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版块。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使用地区，比如“升降机”，使用地区就标上香港。异名词语和使用地区，就体现出《全球华语词典》的特色来。

《全球华语词典》

作为词典的主编，李宇明说，他从新加坡回来后就跟商务印书馆说：一不主，二不编。他说，我哪有时间去编词典啊，我又不懂词典。周洪波说，不管如何，你得当主编，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统筹起来。

周洪波先生也说，在《全球华语词典》到了快杀青的时候，也为怎么署名、请谁写序、请谁题字更是好生纠结。他说，正好在我们的稿子快差不多了的时候，新加坡的周清海教授、李宇明司长和我都要去天津参加一个会，李司长就建议由我安排车。我跟李司长两个人去机场接周教授，把他接上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赶赴天津。

李宇明先生说，在从北京到天津一个多小时的路途中，我、周洪波和周清海在车上一起讨论《全球华语词典》的事情，形成了决定性的体制和机制的东西。这既是对在新加坡我们做出的承诺的一个回应，也是后面继续开展的大政方针的总体设计，后来我们又不断地通过电子邮件来回讨论。他说，这是一趟很关键的旅程。

迷雾重重的路途

当时，要在天津开的会是两岸现代汉语语言问题座谈会，时间是2005年11月4至7日，地点是南开大学。

李宇明先生说，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工作是要推动海峡两岸同文同种，两岸需要沟通，但是当时海峡两岸的隔阂很重。他说，语言文字一开始是在意识形态的祭坛上，一提及简体字，就说简体字没有文化，割断了文化等等，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这个观点。实际上，两岸语言生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李宇明在部里工作的时候成立了很多标准化委员会，比如语音拼音标准化委员会，词汇标准化委员会，语法语篇标准化委员会，外语标准化委员会等等。2005年那次就是请词汇标准化委员会和语音拼音标准化委员会组织两岸的现代汉语语言问题座谈会，开始是由南开大学和社科院语言所参加的，在两岸四地连着开，现在已经转完了，开了八次，2014年是开第九次，在烟台，到2015年也已经是十年了。

“那次是第一次开这个会，非常不容易。”李宇明说，当时由于两岸的形势，政党轮替，给开会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后来情况逐渐好转，台湾方面、香港方面、新加坡方面来了很多专家学者。当天渤海湾大雾，还好，我们去得早。

李宇明先生说，那些去得晚的就有意思了。由于当天晚上大雾，他们开着车往天津去的路上，高速公路封闭，他们就走辅路。走辅路10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是人下来带着汽车走，包括侯精一先生，田小琳先生，郑锦全先生，他们都回忆这事儿，说要开会了，迷雾重重，好像是一个什么兆头一样。他们从北京走到天津，大概走到夜里三、四点，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车不敢开，人不敢坐在里面，还得跟司机说话。把大灯开亮，看不见路，人领着汽车一点一点在前面摸着走。

但是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倒是天都大亮，好了。

他们写的回忆录里面都有这一段，而且去到天津那个会的路上，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段路程。

李宇明说，现在这个会越开效果越好，两岸之间还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大范围的协作，在2013年7月成立了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合作与协调小组，这个小组于2015年4月18—19日刚刚在福州主持召开完首届会议，即首届“两岸语言文字调查研究与语文生活”研讨会。

李宇明强调说，这也是一系列跟海内外加强联系的举措，整个大华语区共同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而且经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和台湾朋友逐渐达成两点共识。

第一点共识，华人社区都是简繁并用，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在使用当中让民族再有一次更好地选择优化，这是对简繁汉字的态度。第二点共识，对两岸的交流问题究竟存在哪些语言问题，不是学者在家里能够从学理上分析出来的，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够解决。这两点现在基本上被大家接受了。

他说，这些共识我觉得对于海峡两岸能够加强信息沟通和文化沟通，加强人心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

进总统府发聘书

周清海先生回忆说，从北京机场到天津，刚好起大雾，一路上走得很慢的，三个人就在车上聊天，这也是激发了火花。

周洪波先生说，我们当时在路上有一个很大胆的动议，我们想既然是《全球华语词典》，我们能不能把华语区的头面人物，作为我们的名誉顾问，比如像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当时还说到了香港的董建华，大陆的李瑞环或者李岚清这样的人物。只是当时就觉得操作起来很难。但是由于周教授是李资政多年的汉语教师，在新加坡民间被称为“国师”，如果李光耀作为一个外国的元首，能够进到我们辞典里面做一个荣誉顾问，我们都觉得是首选，所以我们当时想能不能通过周教授来达成这样一个大胆的动议。

对于这个动议，周清海先生当即表态：那好啊，我试试看。周清海先生说，李资政也很关注他正在做的《全球华语词典》这个事情，而且当时新加坡也面临一个语言政策问题，比如新加坡的华语跟普通话的差距有多大，应该制定怎样的语言政策来推广华语，等等。新加坡华语以什么为标准这是要决定的，新加坡那么小，如果推广新加坡式的华语，离开了新加坡没有人听得懂，如果一切以普通话做标准的话，中间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原则上是以普通话作为标准，但是你不能用全部，周清海先生用了一句话叫“向普通话倾斜”。

周清海先生说他本来也没想到要请李资政做顾问，因为他想这是学界的事情，最好不要搞一些政治人物进来。但是，最后一沟通，李资政一口就答应了。

李宇明说，没想到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大到什么程度？说请李光耀先生来做顾问，我们总得给他发个聘书吧。

于是，李宇明借着随郝平部长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机，让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涛跟陆俭明老师一块奔赴新加坡，大家在那儿会合，然后一起进总统府。

在这整个过程中一直做着联络工作的周洪波先生高兴地说，他们去新加坡总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给李光耀发聘书，请李资政做《全球华语词典》的荣誉顾问，他欣然地接受了；第二就是邀请李光耀资政出席北京的发布会，他也欣然应允。那次这两件事都非常的圆满。当时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也陪同前往。

周清海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人生记忆》里说：“由新加坡人倡议编撰的词典，李资政又是荣誉顾问，这对新加坡是非常荣耀的事。我和资政相处了将近40年，他知道，我所做的都是和保留与推广华语文有关系的，我不是在为个人的名誉做事。”

回忆到当时的细节，李宇明说，李光耀先生为了接待我们，临阵磨枪，先跟周清海先生练习华语，练了一段时间才过来。原来我们想谈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老人家嘛，得考虑他的身体情况，不想后来谈的时间很长，他当时谈了很多很重要的观点，比如，新加坡不会像台湾那么傻搞自己的标准，明明人家中国什么标准都做好了，我们跟着学就行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海外用的都是繁体字，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社区用的都是简体字，用的是汉语拼音，哪能海外用的都是繁体字呢？这是对情况不熟悉。

简繁体“风波”

周洪波先生说，在那次去天津的路上，除了确定请李光耀先生作荣誉顾问外，还对即将举行的《全球华语词典》发布会做好一系列的“顶层设计”，比如，中国这边的荣誉顾问请李瑞环先生比较合适，因为他当时也是政协的主席。

那么，封面题字和序又分别请谁呢？周洪波说，当时很是发愁。他说，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涛与他准备一起去请许嘉璐先生。但是请他题字还是作序，当时还没想好，说是到时候听听许先生的意见。后来上车了，王总说让许先生题字不合适，因为许先生还是一个学者，可能让他写序更合适。但是当时这个书是教育部在主导，李司长又是主编，他当时在日本访问，我们都要去了还没定夺好，很着急。还好当时李司长把海外的电话给了周洪波，立马打了一个电话，他接了，我说我们只能定一个方案，不能弄两个，李司长也同意，就决定让许先生写序。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尚方宝剑，王总和周洪波两个人在去的路上决定直接出牌请许先生写序，许先生欣然同意。

李宇明先生也谈了当时他的考虑，许先生一直很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算是国家语委的领导，又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也很关心语言学界，关心文化的发展。所以，请他做序是最合适的。许先生的序写得非常漂亮，文采非常好，也很有愿景。他的书斋叫“日读一卷书屋”，每天要读一卷书。他要上课，或者做报告，你根本不会在下面打磕睡。他有时候没有稿，就在小纸片上写，能讲得滔滔不绝。许先生的口才、文采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他思考的很多，站得很高，所以一般只在书斋里做研究的学者所不具有的高度和思想，他都有。

题字请谁呢？“当时想请范曾先生，因为他在海外华语圈还是挺有影响的。我们又通过跟荣宝斋老总的关系，请到了范曾。范先生很快就写过来了，让我们觉得又惊喜、又遗憾。他写的字很漂亮，很有文气，但是他用的是繁体字，就很让人发愁。”周洪波说，我们就跟李司长商量，因为名家请一次很不容易，而且说实话都是通过关系，没有花钱。后来李司长琢磨，这是国家语委承担的一个任务，国家语委是倡导写简化字的，结果国家语委自己题的字还是繁体，到时候不好跟社会交待。所以这就很明确，一定要商量，请范先生改。我们真的是硬着头皮去商量，实在很难开口。其实，范曾先生是知道的，他说“华”字写成简化字不好看，笔画多好看。后来也是跟他说得情真意切，最后还是说服他了，给我们写了一个简体的《全球华语词典》，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我感谢范曾先生，书法本来是悉听尊便的事情，但这个我们有政策。”李宇明先生说，范曾先生的书法实际上非常好，当时商务印书馆姜副总编，人缘好，也热心，他请范曾题了字以后，我们非常高兴，《全球华语词典》能够请范曾先生题字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当然范曾先生也很高兴，《全球华语词典》的顾问都是重量级人物，他能够为这个题字，他觉得也是代表全世界华人来题字。最初题的是繁体字，当时我们觉得也可以，但总觉得好像缺点儿什么东西。因为国家语委提倡推广简体字，封面当时有两个方案，题词如果不放在封面我们就用印刷体，把题词放里面，想了想这样也不恭敬，还是再做一些工作吧，谁知道范先生非常好，马上又题了简体字。

磕磕碰碰的发布会

2010年5月17日，《全球华语词典》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座谈会的有《全球华语词典》荣誉顾问、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全球华语词典》荣誉顾问、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许嘉璐，以及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华文教育基金会、中国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新加坡总理公署和新加坡驻华使馆官员和来自海内外的三十多名语言学者。

今天来看，当时的发布会开得很成功。但是谈及发布会的筹备，周洪波先生说，这让我很发愁。因为从来没有过请两个国家元首的经验，那边是李资政要来，这边要请李瑞环。要怎么操作？比如，李资政是不能由我们去直接邀请的，是要由外交部或者中联部邀请的，我们要向外交部、中联部去打报告，但这还必须得由新闻出版总署来做，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出版集团都是没有资格的。周洪波说，当时商务的老总王涛跟他说，洪波，要请李资政、李瑞环这种人物，我们新闻出版总署玩不转，你要请教育部出面，那是大部委，他们能玩得转。王总就跟周洪波交代了这么一句话，洪波就真的如实去跟李司长汇报了，说我们王总说了，总署庙太小，要让教育部出面。周洪波说，当时李司长也是有一种使命感，二话没说就把这件事接了。最后事情办成之后，李司长说，他后来才意识到王涛老总说这个话后面没说出来的意味，即使教育部出面，也是磕磕碰碰。不过，最终通过中联部邀请到了李光耀先生。另外，请李瑞环、请许嘉璐虽然也颇费周折，但最后都成功搞定。

李宇明先生也说：“为了把发布会开好真是非常忙，也非常困难，有很多事情不便在这里说，太困难了。”他说，不过更令人高兴的是《全球华语词典》发布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得相当成功。李光耀先生亲自来参加了会议，李瑞环是当时的政协主席，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两个都是前国家重要的领导人，他们在一块儿谈，会议很隆重。

李宇明先生说，当时李瑞环的讲话讲得非常好，李光耀的讲话讲得也非常好，陆俭明老师和周清海老师讲话也讲得非常好。他说，我接受新加坡记者的采访，回想起自己因为喝了一杯红酒，就把这个事儿给弄起来了，所以干什么事儿以后轻易不要喝红酒，现在都成了一个典故了。

“干什么事儿不要轻易跟别人喝酒，一喝酒就忙很长时间。”

《全球华语大词典》

“这个事儿现在没忙完。”李宇明说，当时李光耀先生就说《全球华语词典》太小了，应该出《全球华语大词典》，李瑞环当时在会上都答应了，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的人都坐在那儿。商务印书馆就觉得答应了就是一个说辞。真没想到，等到申报项目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直接让商务印书馆报《全球华语大词典》作为全国出版重大计划。最后商务又就去补这个重大计划，还是报我是主编，我又是一不主，二不编，这次比过去形势就好多了，做得有经验多了，而且有所扩展。

周洪波说，当时之所以没敢报，是因为前面有了编《全球华语词典》的体验和难处，我们对《全球华语大词典》都后怕，因为它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所以，当时在报国家出版资金时，我们想到了《全球华语大词典》，都没敢报。

从“华语”到“大华语”

李宇明说，《全球华语词典》我除了跟大家一起编之外，认识了很多海外的朋友。而从《全球华语词典》到《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意义在于，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语言规划不能只做大陆，要把全世界华人的语言规划进行协调，而且要关注国际上语言规划的情况，特别是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情况。

在《中国语文》2014年第6期上，李宇明先生发表了《汉语的层级变化》一文，文中提出来了“大华语”的概念。他说，现在“大华语”这个概念和定义大家都接受了。现在“大华语”的定义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李宇明说，这个定义的形成是经过了好多年的探讨，首先讲的是华语的基础不是方言，是普通话，也就是说普通话还是它的基本标准，希望华语向普通话靠拢，但是还不完全，因为从文字等其他方面来看国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国语主要是指台湾国语，还有繁体字系统。定义为以普通话和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这样就比较丰满了。

过去曾经说，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也有说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这个定义在《全球华语词典》前言里面，现在大家都引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大华语的概念了。以普通话为标准，大家必须跟北京话来学，有点儿为难。

大华语是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还是像英语一样变成复数？“这是我们关心的（它的）命运。”李宇明说，现在英语已经是“Englishes”了，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了，将来大华语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还是分裂为不同的形式？现在我们想通过《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能够让华语更紧地往一块儿走，然后相互补充，这样也带来了我们对繁体字、简体字之间的正确、合理的认识。

李宇明说，跟这个相关的是国家社科基金还批准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重大招标项目，由邢福义老师领头组织起来，现在做得也不错，现在看起来这个研究的趋势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周清海先生也说，《全球华语词典》发展到《全球华语大词典》，有了大华语的概念，他总的感觉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有一个热爱，有一个共识，所以这是很好的支撑，跟国没有关系，跟国际没有关系，这是华人共同的东西。从参与编这部词典开始，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个语言的生命力。对这个语言的爱护不只是中国、还有海外的华人，我们对于繁体字跟简体字也是一样的，你把它切开了，说这个是标准的，那个是不标准的，如果你承认它都是汉字，中间就没问题了。

不只看差异 更看共同

周清海先生接着说，从《全球华语词典》发展到《全球华语大词典》他有三个方面的感受。

第一是华人的智慧表现在词汇的创造上面。周清海先生说，在一个新环境里，需要给新事物命名，这个命名就表现华人的智慧，是值得珍惜的。至于这个词汇能不能留下来，得让使用者去决定。比如说香港人把匪徒为勒索金钱，绑架富豪或其家人叫“标参”，“参”指人参。因为人参是你看见的，又有价值的东西。“标参”会不会留下来很难说，如果真的留下来，这表现了香港人比较生动的构词方法。词典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无论从修辞、构词、语法、搭配等部分，都闪耀着华人的智慧。通过编这部词典，我感觉大家对这个语言的热爱，你说普通话，他说是国语，在新加坡说是华语，在香港说是中文，这都无所谓，这是共同的语言，是大华语，不要把这个对立起来。如果真的对立起来的话，对这个语言的发展，对大家感情上的交流，都是不好的。

参加的人都是热爱这个语言的。所以台湾组开会的时候都很亲切，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我听得懂，你对这个语言的热爱我也感觉得到，所以我想有共同的语言，这是参加者的共同特点。

第二，我们尊重各个华语区不同的词汇，都把它当做是华人智慧的结晶，这些词汇将来是否能留下来，由使用者决定。可能有一些会留下来进入普通话，成为华语区共同的词汇，就能丰富华语词汇，使华语词汇更具现代化，更具表现能力。

第三，我深深地感觉大家也觉得这个语言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所以，我们从《全球华语词典》到《全球华语大词典》，给不同词汇下定义时，都尽量做到大家读起来不会误解的，所以释义的部分基本上很倾向普通话，这是大家的共识。如果以香港的广东话来给大家注释，我想不仅台湾人看不懂，新加坡人也看不懂，大陆的人可能更看不懂。我们是尽量引导这个语言，让它趋向于比较一致，让大家都能看得懂。

周清海先生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某一个词，比如说香港的词，其他地区应该怎么用，怎么说，后面都有说明。再比如一个词新加坡是怎么说的，香港是怎么说的，如果你在台湾的话你该怎么说……，这也就是告诉你分歧是存在的，分歧对于使用者是一个负担，如果一个词在不同的地区有三四个说法，你是要增加自己这么大的负担？还是要让它慢慢融合？所以这个也是提出来摆在我们使用者面前值得注意的问题。

陆俭明先生补充说道，《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变化，根据刚才周教授讲的，就是我们不只是要看到差异，更要看到共同，把共同的东西都放进来，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范围扩大了，原来《全球华语词典》基本是大陆、港澳、台湾、新马等，现在还包括北美、欧洲、大洋洲，另外就是亚洲，北美、欧洲、大洋洲则采取有多少是多少这么一个政策。还有一个不同，就是适当增加了一波跟旅游文化相关的一些词，就是每个国家，比如华语地区的国家都有一些旅游景点，把这些放到里面去，这样便于交流。词条也从原来的1万条增加到了9万条左右。

周洪波也说，做《全球华语大词典》虽然说压力比较大，但是在组织上还是比原来容易一些了，也更有经验一些了。首先，我们这次的一个导向就是一定用数据说话，所以我们用基础语料库。其次，我们在人选上几乎是重新组的班子，港澳组请了邹嘉彦来主持，台湾组请了台湾政治大学的竺家宁先生来主持，把新马组分开了，因为之前马来西亚有不同意见，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是有区别的，华语区的说法也不一样，所以这次把他们分开。马来西亚组专门请了马来西亚大学的庄晓龄教授来主持，做得也很到位。此外，我们这次也对欧美这一块做了适当的加强，美国我们又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储诚志，英国我们又请了伦敦大学的李嵬教授来做，所以应该说在质量上又更上了一个台阶。

关于《全球华语词典》的故事还有很多。周洪波最后说到，这个故事还可以讲到2015年3月李资政病危，到3月23日去世，我很敬佩李宇明书记专门代表我们《全球华语词典》项目组通过周清海教授给新加坡官方发去了一个邮件，表示我们对李资政病情的一种关注，祝愿他能够早日康复的愿望。那个信发给周清海教授，周清海教授立即转给了李显龙总理，而且当天下午李显龙总理亲自回了一个邮件给周清海教授，周清海教授又把这个邮件转给我们，其实就是两句话：邮件收到，感谢中国人的这种情谊。下面落款写的是李显龙。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总理，对李司长代表项目组的信能够及时地回复，就是因为李资政是我们这个词典的荣誉顾问，出席了我们的发布会，因为有了这样的积累，才有这样的一种共识。

（原载邹煜编著《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商务印书馆，2015，页1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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