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伍巍：回忆张涤华先生【转发】
伍巍｜回忆张涤华先生
伍巍 安师大文学院学术论坛 2022-12-26 18:01 发表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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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4年入读安徽师大中文系，1977年毕业，当时属于“工农兵学员”。此期间，张涤华先生组织部分教师在安徽师大成立“语言研究所”，主要任务是担任《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当时这项工作缺乏人手，我与同班的陈冠明、许心传、赵英明、董光浩五人选留《汉语大词典》编写组。我们最初从看书、收词、制卡片做起，稍后，帮助中年教师查对书证。那几年，我们成了安师大图书馆古籍书库的常客，一进去就是半天。因为书库藏书太多，往往外面喊“下班了”，我们在里面都听不见，被“关禁闭”是常有的事。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请教张涤华先生，先生总能作出精到的解释，并准确地指导你去查阅哪部书，甚至第几卷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上上下下无不佩服先生学富五车的知识功底与博闻强识的超凡能力，“张涤老”成了我们全所与中文系老老少少对先生饱含敬重的专称。也就在那几年，我们几位新入门的青年教师，在泡图书馆、资料室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中国的“经、史、子、集”，了解了中国图书的大致分类。这一经历虽单调、枯燥，但却受用终生。
张涤华先生
1979年上半年，文革后的第一期“普通话研究班”在北京文改会（后称国家语委）开班，安师大分得一个名额，中文系李凤阁书记与张涤华先生商量，决定派我去北京参加学习，开启了我专业的方向。该班“普通话”课由徐世荣先生主讲，国际音标由宋学、周殿福两位先生轮流执教，担任“文字与音韵”教学的是古文字专家高景成先生。有一次，吕叔湘先生为我们开设“语文朗读”讲座，讲课结束后我上前请教，当他知道我来自安徽师大时，立即嘱咐我向张涤华先生问好，他说：“我与你们张先生谈过，安徽的徽州方言很有价值，值得好好调查研究”。那时我方知道，开展徽州方言研究是张涤老成立语言研究所的另一项实施计划。那年五月底，我结业回到安师大，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向涤老与语言所领导汇报，涤老拿着我的成绩单笑着说出了两个字:“特优！”
1981年，全国第一期“汉语方言研究班”在福建建瓯开班，黄典诚先生与李如龙先生分别任该班班主任、副班主任。安师大语言所曾派数位青年教师参加学习，我亦在其中。这年的暑期，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严学宭先生在武汉“华中工学院”举办全国第一期“音韵学研究班”，拟为全国高校培养这门“绝学”课的教师。此时，中文系与语言所已分别派张柏青与潘竞翰老师参加该班学习，我知道，搞方言不懂音韵是很难深入的，于是亲自向涤老请求，希望能拥有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涤老肯定地回答：“只要有名额，我同意你参加学习”，态度毫不含糊。是涤老帮我圆了一个青年教师想学音韵的美梦。就在第二年，我撰写的论文《汉语ʻ-儿ʼ尾纵谈”》获准参加第二届“中国音韵学学术研讨会”，并被收录于中华书局出版的《音韵学研究》（第二辑）（1986年）。我们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却受到涤老与语言所相关老师的关心与爱护，我们自己也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书影
1981年，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正开展《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田野调查工作，其中安徽皖南的徽州方言与“亚吴语”的分布面貌一直不大清楚，于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派郑张尚芳教授来皖南实地调查。为了让我们能有实践锻炼的机会，张涤老在“五四堂”接待郑张尚芳老师，要求我与董光浩跟随郑张老师去皖南作方言田野调查实践。那段日子真苦，每次下去起码20天到一个月，每天坚持8个小时的记音，3、4个小时的材料整理，家里的孩子、老人只能交给我爱人。有一次遇到皖南洪水，公路被冲垮，我们被困在小县城里，一个多月无音讯可通。因为前几年学习打下的基础，在跟随郑张先生的三年里，我不但作为他的学生，同时作为他的助手帮助收集材料。每到一县，我先根据访谈与现有材料绘出一县的方言分布草图，再呈郑张先生修改、教正。应该说，张涤老作为安师大语言所所长期间，一直心系着安徽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对方言队伍的建设，对方言人才的培养是付出过心血的。安徽师大语言所对《中国语言地图集》皖南方言的调查是尽过心、出过力的。
张涤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儒者风度。当年，上海大词典组常有一些青年业务人员下来指导工作，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不过是文革前期的老大学毕业生。每次讲课涤老都与我们一样坐在下面听课，并认真做着笔记。我当时都觉得有些不服，给我们讲课的应该是涤老才对。可作为《汉语大词典》副总编的张涤华先生却将它当作是工作程序，显示了这位儒者的虚怀、朴实与大度。
我们作为学生与涤老相处那么多年，很少见他发脾气。在当时安师大的一批老先生中，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上涤老家的次数算是最多的，先生与我们谈话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势，即使是讨论问题也是循循善诱。有一次，我向涤老请教一个音韵学问题，我似乎说得比较主观，但涤老并未做过多解释，也并未指责我的唐突，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心平气和地嘱咐我回去认真读一读。读完这本书我才发现自己的浅薄无知，从此对涤老常强调的“切问近思”的学习态度有了更深的体会，从此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再不敢离开语言事实材料发议论。
80年代初，《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在黄山召开编写会议，邀请了全国的一大批著名专家，我校中文系的宛敏灏先生也被涤老邀请与会。我们作为负责中转的会务人员一早就严阵以待。那天早上，小车司机先接上涤老，再去东大门的红楼接宛敏灏先生，然后将两位先生一同送去黄山。到了红楼，涤老主动从车上下来，走到宛敏灏教授家门口，亲自邀请宛敏灏先生上车。等宛老选定副驾驶的位置坐定后，涤老才坐进小车的后排。同是一个学校的老先生，涤老为人却如此谦和自逊，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涤老为人对我们的影响。
《汉语大词典》书影
在我们的记忆中，涤老一家人都很厚道，登门拜访时，最先将我们迎进客厅的是热情的张师母，即使在路上相遇，张师母也常常会主动问及我的孩子与家人。张家的两个姐姐在单位都是兢兢业业的先进工作者，从不与人计较。老三张劲秋是被“文革”耽误的“老三届”高中生，文革后考进安师大中文系。虽然父亲是中文系主任、语言所所长，但劲秋在同学中始终十分低调。按照他的水平，本科毕业后无论跟中文系的哪位老师读个研究生都不是难事，但劲秋没有利用父亲的威望，毕业后去了合肥教育学院教书。老小张御冬从小就是个优等生，后来在芜湖一中教书，不但学生喜欢他，学生家长也很信任他。我曾喜欢教学朗读，他知道后主动帮助我，给我提供教学实验场所、资料与可能的方便，在相互探讨中我们竟成了好朋友。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当是涤老一门的家风。
草创时期的安师大语言研究所的条件相当艰苦，最先设在教学楼的一间朝西的教室里，办公室、资料室、宿舍（我们负责住守）三位一体，后搬到“五四堂”条件才略有改善。记得涤老当时第一重视的是图书资料的建设，语言所成立初期，经费是相当紧张的，这种情况下仍然以外汇购置了一部13册的日本《大汉和辞典》，实属难能可贵。
1979年我在北京进修期间，涤老写信让我注意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售书动态，接信后，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去琉璃厂中国书店，记下某些古旧书籍的名称与版本。时间长了，与书库里管书的先生慢慢熟识起来。当时，中文系的朱彤老师正借调中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我曾约朱老师一起去琉璃厂中国书店，让他帮助参考，他赞叹这里的好书很多，而且价格不贵，应当抓紧时间选购。那年上半年，涤老随安徽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朱彤老师建议我设法将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售书目录借出来，送给涤老圈点。那天傍晚，我拿着那本手写的“中国书店古旧图书售书目录”送到涤老所住的宾馆，涤老当晚圈点，第二天由我陪涤老一起去琉璃厂中国书店拍板订购。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出租汽车，从宾馆到琉璃厂来回好几站路都是步行，尤其是过马路，来往车流太多，往往这边人流还没走完，横向的车流就冲了过来。我紧紧地牵着老人的胳膊、盯着瞬息变化的红绿灯，小心又小心，老人却感慨地笑着说：“哎，就像做贼的”。作为一个年近70的老人，仍为学校语言所的图书资料建设亲自操劳，可谓鞠躬尽瘁啊！
此后的几年里，在涤老的关心下，语言所资料室已具备《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尤其是从古到今的工具书基本齐全。
为了改善语言所的工作环境，涤老凭自己的影响，向省有关部门申请兴建新办公楼的经费。1987年，语言所新楼落成，77岁的老人欣喜地写下了两首诗：
一
华屋峥嵘仰望时，老犹得见未嫌迟。
新开芳岁刚三日，便赋东风第一诗。
二
几载经营幸落成，后来应念此辛勤。
宏图大展从兹始，伫听铿金戛玉声。
新楼落成后，安师大语言所开始兼任对外汉语与中文函授两大教学任务，我们这些已并不年轻的“青年”教师无疑成了教学的主力。那几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前辈人的引领下锻炼、成长。如今每当重回母校，我们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走近语言研究所新楼，伫立久久，缅怀我们景仰的前辈学者张涤华先生的开创之功。
2022.12.22.
壬寅冬至日于广州番禺作者简介
伍巍，男，1950年出生，安徽无为县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74级毕业生，早年曾任安徽师大语言研究所实习员。语言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广东国学学会会长。一直从事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曾任暨大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及省人文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国家重点项目《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五卷本）编撰与审稿，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子项目“《近代粤方言文献集成》研究整理”。著有《方言研究集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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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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