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李无未、李逊：近现代日本汉语语言学史主流意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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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当代语言学》2022年第2期

摘要

Abstract

近现代(1895—1945)日本汉语语言学史(“汉语语言学”简称“汉语学”)主流意识，是过去很少有人进行探讨的话题。本文从比较语言学(“双色调”意识)、方言地理学(“地质层位”意识)、结构主义(“索绪尔”意识)、文献与语言(“考据”意识)这四个视角加以探讨，力图理清日本近现代汉语学史的主流意识线索。对每一个理论视角都追根溯源，梳理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日本的过程，把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日本语言学(包括国语学与汉语学两方面)的影响和造成的学术效果作为研究对象，将潜在理论意识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来，尽力解释日本汉语学发展中语言理论的刺激因素。在这当中，对每一种语言学理论的学术结果所构成的“真”与“伪”、“形式”与“内容”、“政治”与“科学”、文献与语言等“界限”加以区分，寻求一种观察历史演进的方式。日本的比较语言学衍生出理论意识的两个“支脉”,一种是所谓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意识，进而发展成伪学术的“大东亚语言学”研究模式，对近现代日本汉语学理论意识的建构产生了消极影响，破坏了汉语学研究生态；另一种是真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意识，奠定了日本汉语学的主流理论基础，为日本战后清理伪学术“大东亚语言学”意识，回归汉语学科学研究“正轨”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理论意识为观察视角的意义，在于为全面而系统研究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确立至关重要的原则和模式，同时，为与之相关的日本日语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本研究希望通过中日两国学术界在汉语学史与日本日语学史领域的研究，有效廓清学界对伪学术“大东亚语言学”的“混沌”认识状态。

关键词：

日本汉语语言学史；比较语言学；“大东亚语言学”殖民意识；

比较语言学

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

“双色调”意识

由欧洲传入的比较语言学理论在近现代日本语言学研究中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 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成为了真正左右日本近现代语言学学术历史发展进程的至重要素之一。

1.1 甲柏连孜《语言学》与《汉文经纬》中的“汉藏语系”意识

甲柏连孜《语言学》(2009[1891])主要内容包括语言的习得、 个别语言、 语言史、 语族、 语言能力、 普通语言学等。甲柏连孜《汉文经纬》(2015[1881])最早建立了“汉藏语系”理论研究模式，对汉语中古音的研究就采取了用罗马字构拟的方式。书中“方言声母表”以罗马字形式构拟了6-8世纪汉语声母， 并连同“方言韵母表”标记了当时官话、 北京、 汉口、 上海、 宁波、 福州、 厦门、 潮州、 汕头、 广州等地方言声母和韵母的读音。甲柏连孜《汉文经纬》(2015[1881])也讲谐声字， 非常类似于后来高本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Karlgren 1923)所讲的谐声系统中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关系。

通过对汉语中古音的研究， 甲柏连孜大胆地提出了汉藏语系理论模式¹。瑞典学者高本汉(1940[1937])、 日本学者高畑彦次郎(1935)实际上是沿着甲柏连孜开辟的“汉藏语系”理论道路行进。

1.2 甲柏连孜《语言学》与上田万年《语言学》的继承关系

柴田武考订过甲柏连孜《语言学》(2009[1891])与上田万年1896年—1898年《语言学》讲义(1975)的关系， 他从两部著作的篇章安排发现它们的理论框架十分相似(上田万年 1975:1-3; 李无未 2017)。

1.3 上田万年《语言学》与《国语学十讲》中的意识

    1.3.1 上田万年《语言学》

该书第一次系统构建了具有东亚特色的“东亚语言学”理论模式。上田万年的《语言学》有时把“东亚语言学”称为“东洋语言学”, 中岛利一郎(1941:11)则称作“东亚语言学”或“东方语言学”。这个区域范围以日本为中心覆盖周边广大地区， 大致相当于后来日本侵略者所妄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域范围。“东亚语言学”操弄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 建立自己的“谱系理论”, 和“印欧语言学”分庭抗礼， 其“布局”背后有一张非常明晰的“语言规划地图”。上田万年的“预研究”课题， 由其弟子具体实施(石川辽子 2014:58)。上田万年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内涵下的东亚语言学， 潜藏了以日语为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核心的理论意识， 从而奠定了“东亚语言学”研究的学术根基。

    1.3.2 上田万年《国语学十讲》(1916)

《国语学十讲》(1916)是上田万年付诸实施“东亚语言学”的纲领性文献， 还建构了所谓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1916:65-80)。上田万年此书所讲的十个问题， 与配合日本政府20世纪初侵略殖民扩张战略的制定与推行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国语学十讲》第四讲“帝国版图内诸种语言”, 专门列了“台湾语”一章， 在论述时， 分为支那²语、 厦门语、 漳州语、 泉州语、 客人语、 番语、 熟番语、 生番语(1916:78-79), 把汉语与其方言分开来讲， 从语言上为“语言殖民”制造理论依据。作者以学术研究的名义， 全面梳理日本国语、 国字、 国家战略中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为日本的语言殖民规划与侵略政策制定充当智囊。

1.4 上田万年“东亚语言学”及日本比较语言学意识的发展脉络

明治末年至昭和初年， 日本的比较语言学研究群体十分复杂， 浓厚的“流派”意识、 “权威”意识主导学术领域。萨斯(1898[1874]:243)曾说欧洲比较语言学上的“类推”存在着“真伪类推”之分， “真伪比较语言学”的学术走向截然相反。参照萨斯的认知意识， 明治末年至昭和初年日本比较语言学研究应该也存在着“真伪比较语言学”两个学术阵营。如果作这样的“界限”划定的话， 就必须注意， 由欧洲传入的比较语言学理论在日本传播过程中就衍生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支脉”: 一个是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 后称“大东亚语言学”(乾辉雄 1944), 可谓之“伪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日本式”“真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 即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日本式”的比较语言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语言学史现象， 但过去中国学者很少研究。

    1.4.1 真伪比较语言学及其“伪作”辨识

新村出很早就关注“真伪比较语言学”问题， 而且卓有成绩。他所著《东方言语史丛考》(1927)中部分论文发表在明治末期。他曾严厉批判田口卯吉等学者滥用比较语言学理论研究东亚语言， 并指出他们的谬误。

当时日本学者对日本语所属语系判断五花八门。金田一京助是上田万年的学生， 在《国语史》(1938:47)中记述过明治末期日本语言“谱系”研究的“乱象”:

前期的系统论， 令人眼花缭乱， 学者们研究日本语， 面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族， 似乎与之都有关系， 其学说， 大概超过十种之多。第一是支那语系说；第二是南洋语系说；第三是阿伊努语系说；第四是希腊语系说；第五波斯语系说；第六是雅利安语系说；第七是印欧语系说；第八是蒙古语系说；第九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说；第十是朝鲜语系说；第十一是琉球语系说， 等等。

明治末期的日本学术界引进欧洲比较语言学理论， 利用比较语言学理论研究日本语系归属， 对理论生吞活剥， 漏洞百出。这样研究的结果是， 一方面容易造成日本学者对日本语“谱系”研究的混乱局面， 另一方面则是， 有的学者为明治末期以至于后来的大正、 昭和日本政府侵略扩张的政治意识所左右， 出于政治需要而虚构所谓的“大东亚语言学”。

日本在东亚推进其侵略扩张行动的大背景下， 为侵略服务的“大东亚共荣圈语言学”意识甚嚣尘上。日本占领东北后， 日本学者对汉语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更是呈现严重的“畸形化”。首先， 一些语言学家出于政治目的， 在所编写的汉语研究著作与工具书中歪曲汉语方言的命名， 比如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宫越健太郎的《日满会话辞典》(1935)把通行于东北的汉语官话称之为“满洲语”。更有甚者， 体现“帝国意识”和“殖民意识”的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日见发展， 从上奥留辅《日满会话：日满协和先从语言开始》(1933),到保科孝一《国语政策论》(1933:62-64)明确提出“殖民地公用语”等“殖民语言”概念， 以及后来寺川喜四男(1945)构建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的日语语音地理扩散模式， 以让殖民地人民说优美日语为目标， 建立更为严格的殖民语言“同化”理论体系，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语言政治”标准。

标志着“大东亚语言”理论意识成型的是保井克己的《满洲、 民族、 语言》(1942), 该书系统论述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 是非常典型的“殖民语言”论著(李无未 2019)。保井克己直接地用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通古斯语言”, 语音比较成为最为直接的证据。在“通古斯大系”旗帜下， 存在着语音上的“亲缘关系”。他说， 北方通古斯人和蒙古人如洪水般占据了“北支那”, 一方面受汉语的同化， 产生了“语音之讹”, 另一方面， 也对汉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指出北方官话与日语之间的一系列变读关系， 据此认为“北支那”音和日本语音之间存在历史与现实的纠葛， 有规律可循。保井克己也谈及中国北方方言中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的语音关系问题， 但却把汉语这两个区域方言看作是两种语言， 这与当时一些日本学者的观点雷同(1942:90-103)。

保井克己认为， 欧洲“音韵推移”法则(印欧语语音递变的格里姆定律), 适用于东亚诸民族语言的研究。如论证“chʻa-cha-ca-sai、 sa”模式时， 保井克己说， 送气音chʻ与其他语言形成对立， 第一个层次， 变成不送气的ch, 第二层次变成c(ts), 第三层次变成s、 z。比如“茶”字， “汉语chʻa-日语cha-蒙古语ca-索伦语³sai”的对应规律在通古斯语系语言中表现不同(1942:164-165)。

他突出东亚诸民族“音韵推移”规律， 因为“主题先行”, 硬要把并不相干的文献牵扯东北、 华北、 蒙古高原、 西伯利亚预定的“地域”上， 为建构“通古斯语系”服务， 很显然， 东亚诸民族“音韵推移”是个虚假的命题。按照保井克己的论述， 中国语、 日本语、 蒙古语、 索伦语只是处于一个“虚构”的语系之中。虚构为侵略服务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体系， 刻意建构殖民地汉语音韵学理论， “大东亚语言学”背后的侵略扩张意识昭然若揭。

当时严肃的日本语言学家对通古斯语族⁴语言系属的学术态度是颇为谨慎的。安藤正次在《语言学概论》第二章第四节“乌拉尔阿尔泰语族”(1927:61)中直言：“日本语与朝鲜语是否属于这个语族没有定论。”新村出(1935:243, 251-253)则把乌拉尔语族与阿尔泰语族并列， 其中阿尔泰语族分为突厥派、 蒙古派、 通古斯派三个支脉， 通古斯派支脉只包括满语及相关的几个小范围通行的语言；日语、 朝鲜语系属待定， 汉语、 藏语则归在印度支那语族中。这是当时日本语言学界一般的说法。

    1.4.2 日本学者汉语“真比较语言学”成果

日本学者“真比较语言学”的成果之一， 是高畑彦次郎对高本汉《广韵》研究的补充与修订。高畑彦次郎(1928—1930)的研究特点突出， 也应该在汉语音韵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李无未 2010)。主要有三方面理由：1)高畑彦次郎(1928—1930)远早于中国学者的翻译引介， 该研究基于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原著论文(Karlgren 1914—1919), 早在1928年就接受了高本汉《广韵》构拟理论， 并作出了修订⁵。2)高畑精熟高本汉理论与方法，但又不失东方语言研究传统。他采用钱玄同(1918)《文字学音篇》对汉语历史分期，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汉语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材料，进而确立《广韵》在汉语语音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推导出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性， 以及突出高本汉在构拟《广韵》音上的贡献。3)高畑在高本汉的基础上， 发挥日本所获第一手资料的优势， 对高本汉研究进行补充与修订。高本汉重视汉语方言语音在构拟《广韵》上的作用， 使用了33种汉语方言以及译音对音，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二手数据”占了很大的比重， 削弱了汉语方言以及译音对音构拟《广韵》的功能， 也成为后继学者批评的主要因素。高畑彦次郎(1928—1930)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调整研究思路， 对高本汉的研究缺欠进行弥补， 发展与完善高本汉的学说， 在当时应该说是极其难得的， 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音韵论》是有坂秀世于1930年完成的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以“国语音韵学”理论为建设目标， 在日本国语音韵学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被誉为日本国语音韵学理论史上标志性著作。庆谷寿信(1992)系列论文等已经进行了全面论述。《音韵论》注意修正高本汉研究中的缺憾， 比如高本汉使用“第二手资料”而陷入“循环论证”的问题， 还有高本汉没有使用通行国际音标的问题。在“纽论”中， 对高本汉《广韵》反切声母构拟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一些不同修订意见。比如， 禅母高本汉拟音[Z′], 有坂秀世从梵汉对音考虑拟为[d′zˊ][d′zˊ], 因为很多的方音是摩擦音；高本汉把三等声母拟成[j]化， 或者称为“喻化”, 有坂秀世也表示怀疑， 并不采用。在“韵论”中， 对高本汉《广韵》反切韵母构拟进行了分析， 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比如止摄诸韵的唇牙喉音三等四等是否有区别， 有坂秀世认为高本汉与高畑彦次郎“同音”看法是错误的， 还是从“重纽”角度理解更为合适。

方言地理学

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的

“地质层位”意识

西方的方言地理学是如何引入日本的?东条操(1962:3-29)说， 上田万年在东京大学的弟子新村出在《上田先生与方言调查》中回忆， 上田万年在学术讲演及方言课上， 就曾详细介绍了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时的老师德国学者保罗(Paul)《语言史原理》(1965[1880])中的方言分化论， 《语言史原理》是方言地理学理论进入日本的起始著作之一。

《语言史原理》“语言的分裂”这一章突出了地理环境要素对促使方言分裂所发挥的极大作用， 这对上田万年及其弟子方言地理学意识上的影响， 并不亚于甲柏连孜。石黑鲁平(1929:47)专门列“保罗以后至现代”一节， 称赞保罗具有新的语言学革命精神。又说到， 上田万年教授通过精读此书， 传播其学术思想意识， 使日本语言学界理论意识水平大为提升。

也有人认为， 日本方言地理学是受吉耶龙的《法国语言地图》(Gilliéron et Edmont 1902—1910)影响而产生的⁶。在昭和初年， 小林英夫、 江实、 松原秀治等学者开始介绍并传播方言地理学理论(加藤和夫 2002:114-124)。索绪尔(1996[1980]:282)曾说：“方言特征的探讨是语言地图学工作的出发点， 席业龙(吉耶龙)的《法国语言地图集》可以作为楷模。此外， 还可以举出温克尔的《德国语言地图集》(1881年出版1册， 1926年由吴雷德完成， 6册⁷)。”可见， 吉耶龙语言地图集在东西方语言学界影响之大。

但实际上， 在这之前， 上田万年所在的国语调查会已经开始进行方言调查工作了。其《口语法分布图》(1906)中已经涉及到日本方言地理分布与历史变迁的关系。小川尚义对台湾闽南语的调查已经全面进行， 还绘制了《台湾语言地图》, 列入了他编写的《日台大辞典》(1907)。后藤朝太郎(1910)结合地图对汉语入声的研究， 是其在东京大学文科大学本科学习时的毕业论文， 完成于1907年， 呈现了先进的汉语入声历时发展的地理分布理论观念， 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值得特别关注， 这应该是东亚最早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论文之一。根据柴田武所编文集(1976), 师从周殿福的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illem A. Groo taers)认为， 日本方言地理学是从柳田国男的论文“蜗牛考”(1927)开始的。显然， 贺登崧并不了解小川尚义、 后藤朝太郎的研究情况。

学者们认识到比较语言学理论的解释力局限性明显， 因此寻求新理论来弥补缺憾。小林好日(1941)说：新兴语言地理学， 在人类生活自然环境中捕捉到特别直观的语言现象， 研究的角度可以随机应变。如此， 以柔性的方法， 使比较语言学理论焕发了新的生机。学者们明确了人类存在的地理环境条件， 就能够弄明白了词语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条件， 还可以解释词语随着历时发展过程在空间的基本分布方式。它取决于词语发生与死亡的时代， 再根据其语言的地理存在方式， 去构拟其形成历史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地理学理论。建立语言地理学理论的意义在于， 这种研究会成为语言地质学， 或者说语言层位学， 把地理学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意识带给了语言研究。柴田武(1988)说， 语言地理学是19世纪中后期欧洲一批学者从批判比较语言学理论发展而来的。比较语言学立足于过去到现在诸语言之历史比较， 揭示其近亲缘关系， 称之为“系谱”之学， 是语言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目的是找到诸语言之间严格“不许有例外”的音韵对应关系(音韵法则), 并基于此去推定分裂之语言本来的祖语状态。

欧洲语言地理学对日本学者语言学意识影响很大， 形成了多个语言地理学学术流派，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著名的方言地理学理论流派。日本方言地理学在1945年之前的发展， 也是不平衡的。从其研究的实际效果来看， 存在着政治“方言地理学”与科学“方言地理学”两种学术思潮。

2.1 政治化的“方言地理学”语言学》与《汉文经纬》中的“汉藏语系”意识

    2.1.1 方言周圈论与方言区画论

A. 柳田国男“方言周圈论”

东条操(1952:28-30)第三章“国语方言区画”有过介绍：日本二十世纪初乡土、 民俗研究勃兴， 倡导者就是柳田国男。柳田氏从地名和民俗的角度出发研究方言， 从而引起人们对方言研究的兴趣。1916年柳田氏主持乡土研究， 特设方言栏， 汇辑俚语成书。柳田氏1927年发表论文“蜗牛考”, 从语言地理学角度考察蜗牛(かたつむり)俚言， 提出“方言周圈”理论， 在学界影响很大， 被学界认为属于“至精”的典范， 受到极力推崇。东条操《方言研究》(1952:5)认为， “蜗牛考”是日本方言地理学研究之始， 后续效仿者很多， 比如小仓进平就有朝鲜版的“蜗牛考”。关于“方言周圈”, 即语言中心地产生新语， 而表现同一事项的古语却向着周边扩散， 其过程反复不息。古语层在新语产生的中心地周边渐渐形成如车轮之圈， 此即“方言周圈”。这个理论主张外层词语是过去产生的古语。新语从中心地放射， 同一圈内相同古旧俚言由此可能被发现。

柳田国男“方言周圈论”是一种与“方言区画论”相对立的方言地理学理论。柳田国男“蜗牛考”(1969[1927]:7)“初版序”第一句话就是：“前年东条氏尝试调查静冈县各村的方言， 近来在岛村知章君、 佐藤清明君等汇集的《动植物名汇》即可以见到成果。据此就可以明白， 词语在相邻的村和村之间， 更体现显著的异同特点， 在日本绝不稀罕。把府县作为一个采集区域， 而制成其方言集， 未能保持正确结论先不说， 他所记述的十分亲切的各郡郡志， 果真能代表各个区域语言的变化吗?”柳田国男否定东条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理论。

“蜗牛考”所呈现的理论观念十分明确， 尤其提出“方言周圈论”理论， 以蜗牛新语替换蜗牛旧语， 将旧语由中心排挤到边缘为例， 说明辨别方言词语“新旧叠加层次”相当困难这一特点。以幼儿学语与成人所受汉字教育而学习的新汉字词为例， 说明新旧相隔， 变化很大。

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则为柳田国男等所倡导的“文明中心移动说”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注解， 建构了新的解释学理论， 也符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政治原则， 所以， 对柳田国男“方言周圈论”的解释， 构成了学者们对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新的理解。柳田国男“改订版之序”(1969[1927]:4-5)反思说， 这个研究是一种推理与想象， 40年后再去调查， 发现许多“相反证据”。推及日本语与异民族关系， 即日本侵略他国后向异民族强行推广日语， 似乎收到了“新旧替换”的效果， 但就是没有考虑到其他民族接受日语时的消极语言态度而引发的“反作用”问题， 即异民族拒绝语言同化， 要求采取妥协态度。所以， 他说自己的研究是“不审”之作， 缺少基本方言之学识。

B. 东条操“方言区画论”

柴田武(1964)说， “方言区画”术语最早见于东条操(1926)。东条操《方言研究》(1952:14)认为， “方言周圈论”很难划定“方言境界线”, 因为俚言分布图呈现的“境界线”是千差万别的， 而以方言的诸种特征作为“境界线”而划出一定的区域， 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方言区画”虽然注意“境界线”, 但本质上是历时的， 如同文学史分期一样， “方言区画”历史区域划分带有时代特征。这就隐含着明显的意图， “方言区画”研究， 很容易渗透进方言政治意识， 对“方言区画”历史研究给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这成为伪“超级日本语系”建立的一个重要契机。金田一春彦(1962)认为， 东条操的“方言区画”理论， 具有“比较语言学”的性格和意图， 而与语言地理学相距甚远。“方言区画”理论的形成， 和上田万年19世纪末叶倡导的比较语言学息息相通。东条操认为， 日本语属于孤立的语言， 似乎没有姊妹语。观察日本语形成， 必须和其他的语言进行比较才可以摸清线索。论及日本语系统， 日本语与朝鲜语、 满洲语、 蒙古语关系是必须要考虑的内容。在语言关系比较过程中， “方言区画”就成为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操作系统(东条操 1962)。东条操(1926)的附录“大日本方言地图”, 把日本语分为内地与琉球两大类方言。但有学者认为， 琉球方言内部差异关系比较复杂， 南琉球方言属于南岛语系语言， 与日本语不是同一系属语言， 更何谈是其方言的一个区域?很显然， 所谓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理论指导下的日本方言研究， 肯定不是真实的日本方言区画情况。

东条操曾对自己研究日本方言地理学历史有一个简要回顾， 从这里可以折射出当时方言地理学领域所谓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理论萌生、 形成、 发展的历程。东条操(1957:91)曾把自己的方言研究过程比作跨越了“三座大山”。

安田敏朗(1999:17-18)对此有一个解释：与第一座山(时期)相当时期， 日本国民国家轮廓已经十分明确， 有步骤地实施对外扩张战略， 即占领台湾、 对朝鲜加速“保护国化”、 插足中国“满洲”事务， 国民国家“帝国”之膨胀野心昭然若揭。与第二座大山(时期)相当时期， 1930年代， 柳田国男“方言周圈论”、 东条操“方言区画论”成型。“方言”与“民俗”关联， 十分兴盛。柳田国男“方言”研究也包括在民俗内， 称之为“新国学”, 成了日本的“再发现”。而东条操， 以“方言区画”为理论， 纠合各地“方言”为一个整体， 设定“日本语”。当时在日本统治的区域内， 盛行内地与外域称之为“标准语”的“日本语”。“日本语”以“帝国”日本为“内核”而“再造”国民国家日本的“语言”, 所谓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的“伪造”性质一目了然。而与第三座大山(时期)相当时期， 日本投降， 即日本人所谓“终战”时期。作为一个“新生”国民国家日本登场， “方言”研究才始步入正轨。

2.1.2 政治化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与“大东亚语言学”

通过将传统语言和比较语言学、 人类学、 民族学、 民俗学结合， 柳田国男、 东条操等学者建构了新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模式， 构成了日本近代语言学史上以所谓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为根基的政治方言地理学。历来以所谓“大东亚语言学”为标签的著作不少， 1940年以后愈演愈烈， 最终出现以所谓“大东亚语言学”为名称的总括性理论架构著述。乾辉雄的《大东亚言语论》就是一例。乾辉雄(1944:1)认为， 大东亚语言之间“构造”有相同之处， 是历史与现实相互影响的结果：从前是中国语言影响了日本等周边语言， 而当下则是日本语言影响了中国语等周边语言， 由此引出为侵略服务的“大东亚共荣圈内语言”意识主导下的升级版“大东亚语言学”概念。中岛利一郎《东洋语言学建设》(1941:29)在构建其“东亚语言学”理念时则称：日鲜满蒙是同类民族， 中国也必将与之合流， 这就构成了以日语为中心的东亚民族群体， 并将其作为一个总体的语言构成， 成为“东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和柳田国男、 东条操的语言学构想是一致的。清野谦次(1944)则更是野心勃勃， 其理论视野由东亚进一步拓展为环太平洋地区， 涵盖语言学、 人类学、 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 远远超越了所谓“大东亚语言学”的范围。很显然， 这也是从柳田国男、 东条操的语言学构想出发而生成的理论“怪胎”。

法国学者梅耶(2008[1924:73])说过：“语言地理的长处在于明显地表现出每个词、 每个形式的历史的特点。但是， 这种特点在整个系统中有它所处的地位；假如只考察这些孤立的事实， 而不把它们放在整体中去考虑， 那么， 所犯的错， 比起只考虑整体， 而不用相当可靠的批评眼光来研究构成这些整体的每一个特殊事实的语言学家来， 还要大一些。”梅耶批评的， 也正是东条操、 柳田国男的缺憾， 更是“大东亚语言论”者视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2.2 科学化的“方言地理学”

2.2.1 日本科学化的方言地理学意识

在德川宗贤(1993)看来， 这一时期日本真正的方言地理学者就是小林好日与藤原与一。小林好日于1934年到东北大学赴任， 就把日本东北区域方言当作一个专门学术领域来研究， 1938年到1941年， 为研究东北的方言， 实施260多个项目， 对两千多个地点进行调查， 调查地点密度之高， 令人惊奇。这就为研究提供了非常完备的第一手方言资料。小林好日(1941)重视点与点之间对比是其特色， 同时还研究语形变化、 意义变化、 新语产生、 语源论等内容， 特别是同音冲突， 类音牵引等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方言分布地图。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成为当时最为出色的方言学著作。此外， 小林好日(1950)等也非常著名。

德川宗贤(1993)认为， 小林好日这种充满理论意识而又扎扎实实的方言地理学研究， 与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 以及东条操的“方言区画论”刚好形成对立， 独树一帜。小林好日之外， 德川宗贤认为， 藤原与一虽然是东条操的学生， 但在研究思路上与老师大相径庭。1945年以后， 藤原与一出版了巨著《方言研究法》(1964), 内容涵盖共时方言学、 通时方言学、 高次共时方言学、 事象方言地理学和方言分派地理学， 理论体系庞大、 新颖， 很有创造性。

2.2.2 日本汉语方言地理学意识

小川尚义是上田万年的学生， 在上田万年指导下编有著名的《日台大辞典》(1907)等作品， 并且对台湾的汉语方言及原住民语言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调查。小川尚义对汉语方言地理学很有研究。他具有明确的汉语方言分区理论与地理类型意识， 以厦门话为突破口研究闽南话的语音特征， 关注《韵镜》系统对应闽南话读书音的语音特征， 对《韵镜》中古音与闽南话读书音之间对应的“拟音”模式， 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石山福治(1925)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调查汉语方言， 而赵元任等学者要到1928年才开始有计划地调查汉语方言。其理论意识形成也早于东条操(1926)与柳田国男(1969[1927])。石山福治(1934)“编纂大意”说， 书中收录诸材料， 以大陆长江以北黄河周边之中原为核心， 其以南渐减， 以北步步增加， 分量饶多。近代以来， 日本与中国关系所涉主要问题， 大多发生在黄河周边、 长江以北之地区。该辞典的组织构成，以汉字为中心， 采用《玉篇》部首， 选定12000多主要词语， 与之相伴的熟语句子， 按字画数多少逐次配置， 确定20万词语。每条词语， 注记中国现代音， 用民国制定的注音字母表示。

作者列“支满字音对照表”, 名义上是中国和“伪满”字音对照表， 实际上， 是北京音与东北音对照表。但里面为何又牵扯到山东音呢?是因为东北人大多为山东移民的后代， 山东胶东半岛语音对东北音影响很大。今天学者研究东北方音， 把东北官话区分为北京官话区与胶辽官话区， 胶辽官话区就包括了山东胶东半岛。所以， 石山福治进行北京音与东北音比较， 当然要考虑到山东半岛和东北语音的关系。比如“人、 任”, 北京音读jen, 而东北音读yen(石山福治 1934:9), 这个对比就很有见识了。所以， 此表对于研究20世纪30年代北京音与东北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香坂顺一(1943)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重要论著之一。冈本一雄(1944)注意粤语发音地理差异， 其描写也很细腻。影山巍《详注现代上海语》(1936)被认为是关注当时中国南北方言地理差异的重要著作， 语音描写、 语音比较都非常出色。他还带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中国东南方言。他的学生近幸一郎所著《苏州语言调查报告》(1939)就是其中的一份报告。铃木择郎《支那语概说》(1938:9)采纳胡以鲁、 黎锦熙与上海申报馆方言地图的分类， 对汉语方言的分区进行了研究， 也很有学术意义。

贺登崧曾以《汉语方言地理学》(2003[1949])闻名于中国， 岩田礼(2009)就受其影响。在日本， 1950年以后的日语、 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都与贺直接相关。1951年， 贺登崧去日本主持编制了6卷本《日本语言地图》。柴田武编的论文集(1976),收有贺登崧日本方言地理学论文13篇， 其中对日本方言地图的解释占了很大的部分。德川宗贤(1993:31)说， 1955年以后， 日本语言地理学的发展， 受贺登崧影响很大。《日本语言地图》基于全国规模最大的调查， 共计2400个地点， 300幅分布地图， 由国立国语研究所主导。德川宗贤(1993)第五章、 第六章， 又分别列了藤原与一与福岛邦道对《日本语言地图》的批评意见。德川宗贤(1993)则以“从《日本语言地图》看方言东西对立概观”为题， 对《日本语言地图》进行了评述。贺登崧《日本语言地图》此后在学界备受争议。

比较语言学并不排斥方言地理学， 反而更重视方言地理学在比较语言学中的作用。法国学者梅耶(2008[1925]:72)说过：“无论对哪种语言， 只要我们能够运用地理方法， 就可以取得一些确定的进步。地理方法需要作尽可能广泛的调查， 需要利用我们对一个语言区域整个地区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因此， 比较方法得到了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精密性、 普遍性和便利性。”可见， 比较语言学发展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 更是注意发挥方言地理学的系统性作用， 给比较语言学注入了前所未有之活力。

结构主义

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索绪尔”意识

3.1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日本的传播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何时传入日本?时枝诚记(1969[1941])“语言理论批判”一章介绍说， 神保格(1924)从欧美留学归国后在东京大学有一个讲演， 专门介绍法国语言学， 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时枝诚记(1937)说， 神保格《语言学概论》(1923)中关于语言观念及语言活动的概念， 与索绪尔学说langue和langage非常相似。时枝诚记(1937)呼吁日本学者运用索绪尔等学者理论改造日本文法理论。但神保格(1939)则对索绪尔提出不同意见。

1928年， 小林英夫翻译索绪尔(1916), 以《语言学原论》为题出版，索绪尔之名由此传遍整个日本⁸, 对日本国语学的震动很大。新村出(1972[1928]:489)兴奋地说：“大正十五年间沉寂的日本普通语言学， 进入昭和的新时代， 从西洋迎来了二位新导师， 现在看到， 新的机运到来了。导师之一是驰名世界语言学界的丹麦国都老语言学者叶斯柏森， 其卓见见于《语言学》, 1922年出版， 五年后， 由市河三喜、 神保格二位译出。他的导师就是在1913年已经去世的， 瑞士日内瓦大学语言学大家索绪尔， 著述很少， 却很精致， 具有综合才能， 指导法国学生， 超过了德意志专门家。其讲授《语言学原论》遗篇， 由小林英夫新近翻译问世。”由新村出推荐， 1929年， 小林英夫担任汉城帝国大学讲师， 1932年任副教授(安田敏朗 2003:207-215)。有资料表明， 他是朝鲜半岛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传播的第一人。

在神保格与小林英夫之前， 即1916年到1922年之间， 是否有日本学者阅读过索绪尔《讲义》著作， 并且加以运用?这是个无解的问题。但其在日本的传播恐怕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索绪尔理论传入日本后， 引起激烈的学术争议。时枝诚记就严厉批判索绪尔的理论， 后来， 服部四郎予以驳斥， 详情见于时枝诚记(1941), 还有服部四郎(1960)“最近语言学诸问题”与“索绪尔‘langue’与语言过程说”二文。

索绪尔理论并不排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建”, 但对“重建”的认识是客观的， 索绪尔(1980[1916]:308)说：“有些重建的形式是完全确实的， 另外有些却仍然可以争论， 或者坦白地说， 很成问题。”他提出了三个修订方式， 其中确定音位系统， 以符号表示区别的声音要素实体， 以及表示声音数目的界限。索绪尔(1980[1916]:266-291)理论上也顾及到语言的地理要素， 第四编就是讲这个问题， 强调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寻求地理差异的原因时间要素， 但忽略了空间要素；确立语言的波浪式传播性质。

3.2 松下大三郎《标准汉文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许多日本学者在日本国语语言学与日本汉语语言学两个领域“两翼大展而腾飞”, 松下大三郎(1924, 1927, 1928)肯定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在日本研究松下大三郎(1924, 1928)的学者很多。神保格(1939)把松下大三郎《标准日本文法》(1924)与山田孝雄《日本文法论》(1908)当作日本当时最具创造力的两本文法书加以称赞。研究松下文法专著也不少， 比如铃木一(2006)就是其中之一。铃木一对松下“词、 连词”理论创造与“形式性品词”理论体系化予以高度评价， 但他对松下大三郎理论的来源并未做系统探讨， 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赵世开(1990:321-323)列有“松下大三郎”条(由刘耀武、 徐昌华、 张麟声撰写), 在说明其理论时， 有如下评价：“作为语言单位， 松下提出原辞、 词、 断句概念， 原辞是构词材料， 是句法上的最小单位。原辞中包括能够单独构词的完辞(自立形式)和不能单独构词的非完辞(结合形式)。他的原辞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素大致相同， 既含有意义的最小单位， 也是构词的基本单位， 它由音位构成。他的词是断句(通常所说的句子)的成分， 词以自己的力量表示观念。但应注意， 他的词与传统的词辞对立中的词大不相同， 因为， 他认为‘花’、 ‘花か’、 ‘花かさき’都是词。而他认为一般所说的词可以独立表示观念的自由形式， 和布龙菲尔德关于词的定义‘含有意义的最小的自由形式’几乎相同。他认为， 助词和助动词是比词低一级的单位， 是构词要素， 因此， 带有助词的也是一个词。”“他在词学中区别开相与格， 并且指出， 句中研究纵的性能者为相， 研究横的性能者为格。他的此种思想与索绪尔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韩礼德的体系与结构的关系相类似。其观点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布龙菲尔德的几乎相同。”松下大三郎(1924, 1928)的学说， 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理论意识的产物。

日本学者对松下大三郎《标准汉文法》(1927)关注度不高， 仅有德田政信(1978)等少数学者整理与研究。冈井慎吾(1933)认为， 日本明治末期到昭和初年最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日本式汉语文言语法书“汉文典”著作是冈三庆《支那文典》、 猪狩幸之助《汉文典》、 儿岛献吉郎《汉文典》、 广池千九郎《支那文典》、 松下大三郎《标准汉文法》。松下大三郎(1927)列在最后， 但我们看到， 松下大三郎(1927)与其他“汉文典”文法书所属时代不同， 不属于明治时代著作， 是昭和初期的著作。

松下大三郎(1927)具有以下理论特点：(1)从语言的构成入手， 让学习者了解句子、 词组、 词、 词缀要素。主要强调词组、 词是研究的焦点， 句子是语言研究的主体， 理论先行， 为分析汉语文言文法奠定理论基础。(2)将语法学分为记述文法学和理论文法学， 区别的是事实和抽象理论， 即描写和解释分开。这与中国学者胡以鲁(1913)的主张是一致的。(3)文法研究的范围局限于语言内部构成法则， 不去关心语言构成法则之外， 即外部语法学的范畴。这和索绪尔有意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是有直接继承关系的。(4)体现结构主义语法学理论的意识。比如文法理论范畴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范畴。总论论及文法学一般抽象问题， 概括系统全局， 用理论来说明分类范畴的依据；各论范畴， 区分为词单独论和词相关论两个次一级范畴， 一个是研究词本身的结构系统， 一个是研究词和词之间的关系结构系统。(5)对词的分类不是笼统地拿西方的“品词”理论来机械套用， 而是从词有本性和副性这个特质出发来进行分类， 有单性和复性两大类6种；词的分类，还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个标准， “词组本位”倾向明显。

牛岛德次(1989:98-99)对松下大三郎批评多于肯定。很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日本汉语语法研究者把松下大三郎(1927)看作是日本“国语汉文典”的成果， 将之归在了日本国语文法学史范畴。

松下大三郎(1927)不满足于日本旧“汉文典”语法分析模式， 以西方结构主义语法理论为先导， 以“词组本位”、 词组关系结构为中心， 建立了一整套分析模式，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强烈地冲击了旧“汉文典”语法分析模式， 是日本汉语文言语法史研究上的一次革命， 具有里程碑意义。

“词组本位”、 词组关系结构， 是一种超出了当时一般汉语学者研究汉语句法的常规思路。马建忠《马氏文通》是词本位代表，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是以句子为中心的“句本位”语法理论。1980年代， 朱德熙先生构建了“词组本位”语法体系， 其基本认识是， 汉语句子的构造规则跟词组的构造规则基本一致， 所以， 就应该在词组的基础上来描写句法， 建立一种以词组为核心的语法体系。松下大三郎(1927)讲的词组和句子统合关系， 也带有这样的性质。

3.3 宮岛吉敏《支那语语法》与李颠尘《实用中国语文法》

3.3.1 宮岛吉敏《支那语语法》(1921)

宮岛吉敏(1921)专注于汉语内部结构形式， 在汉语句法研究上确实呈现了独有的特点。比如采用插入成分分析方法研究汉语隐含省略成分。宮岛吉敏句式变换比较分析虽说是个例的研究， 也不如结构主义变换分析法那样有一套成熟的、 严格的“变换矩阵”操作规程， 但其中蕴含了比较科学的两种结构不同的句式之间的依存关系思想， 十分难能可贵。

宮岛吉敏用“格”理论分析名词代名词， 把它们纳入与动词发生关系的各种关键结构研究， 突出了名词代名词与动词关系结构特征。这里的“格”主要是一种对句法范畴内部关系的分析模式， 以句法功能为中心。比如主格相当于主语， 目的格相当于宾语。但有些“格”, 如“使用格、 收得格、 示处格”, 基于“语义角色”关系而建立。

3.3.2 李颠尘《实用中国语文法》(1944)

日本学者翻译和改编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及相关著作值得一提。李颠尘(1944, 简称《实用》)在许多地方与黎锦熙(1924, 简称《新著》)很“相像”, 但不失结构主义语法意识特色。

其一， 从整体体例框架上去认识《实用》与《新著》的关系。就其体例框架来说， 《实用》上篇“总论”与《新著》前五章相当；《实用》中篇“各论”与《新著》前第六至十一章、 第十五至第十八章相当；《实用》下篇“句”与《新著》第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相当。只不过“连词详论”和“等立复句”以及“连词细目(上、 下)”重合而已。

其二， 从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去认识《实用》与《新著》的关系。在《新著》“引论”中， 黎锦熙以“句本位”和“图解法”为题阐述了自己研究汉语语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实用》没有像《新著》那样在“引论”中以“句本位”和“图解法”为题专门阐述自己研究汉语语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但在具体的安排上却明显体现了这种以“句本位”与“图解法”为理论核心的教学意图。

与《新著》不同的是， 《实用》运用“句集”式的“矩阵”变换方式分析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出现了22次， 以便更为有效地寻求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 这在汉语语法研究理论与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革新。1980年代末期， 中国学者使用哈里斯“变换分析理论”研究汉语蔚然成风(方经民 1989)。朱德熙说：“变换可以理解为存在于两种结构不同的句式之间的依存关系”(1986)。《实用》比吕叔湘(1942)使用更为圆熟， 更为常见， 就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奇迹。

《实用》使用“扩展法”也很频繁， 把扩展法称为“基本构成式的扩张”方法(李颠尘 1944:255), 利用变换式展现， 特点十分突出。这与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的“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理论意识相通， 揭示了此一句式与相关句式之间的“映射”关系， 超越了《新著》所涉及到的句法理论与方法视野范畴。

其三， 从使用的文献与资料上去认识《实用》与《新著》的关系。同样是探讨固有名词(《新著》特有名词)的， 《实用》所举用例， 有很大的不同， 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 更加通俗化、 口语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 取材范围比《新著》更为广泛。

《实用》既有“形似”《新著》框架、 理论与方法等的一面， 也有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拓展”框架、 理论与方法的一面， 用“继承与发展”来概括， 是最为恰如其分的， 归入黎氏“国语文法系谱”是完全可以得到认可的。

比较语言学与语言地理学“结构主义化”, 深化了比较语言学与语言地理学研究的许多问题， 使比较语言学与语言地理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日本及中国研究索绪尔的历史进程与此“错位”而行， 但还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这是毫无疑问的。

文献与语言

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

“考据”意识

4.1 文献与语言关系

新村出(1935:9-10)说：语言学把语言自身当作观察的对象。这就意味着， 通过残留的文献去研究语言， 和通过文献去研究一个民族古代文化的文献学有所不同。语言学固然也把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学， 只有活的语言当作重要的研究对象， 但文献对于语言学研究来说， 仍然是唯一不可或缺之手段。语言学相对于文献学也是一样。英国就把普通语言学和文献学等同起来， 用philology一词表示。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是“欣求智慧”之意。

4.2 林泰辅《中国文字源流》(1907)

在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上， 确实涌现了一大批以文献语言文字学面目出现， 以“考据”见长， 通过考证而得出扎实结论的语言文字学成果。1914年， 林泰辅以“中国古代史的文字源流”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由此成为东亚第一个中国古文字学博士。据考证， 林泰辅的博士论文于1907年完成(成家彻郎Narike 2003, 2018)。林泰辅将中国文字分为篆体时代与隶楷时代、 提出象形、 指事两大造字“纲领”说、 古文字变迁三期说、 “字形比较法”、 从地域差异角度研究古文字等， 我们认为， 与唐兰(1934)一起代表了20世纪初中日两国中国古文字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意义非凡。

4.3 大矢透《韵镜考》(1924)

在大矢透《韵镜考》(1977[1924])“凡例”中， 大矢透强调该书的着眼点是“考证与《韵镜》相关诸事项”。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要项”五条， 是作为“要说”而被大矢透隆重推出的。其中， 关于等位的解释非常重要。四等之列， 语音实质如何解释?他认为， 中国清代江永、 戴震等鸿儒的理论值得借鉴。日本汉字音也有暗合等位的发音情形， 又可以作为证据。其实， 日本江户学者汤浅重庆《合类韵镜》、 文雄《磨光韵镜》也早就提出了与江永类似的“四等洪细”理论， 只不过大矢透没有充分注意到罢了。

大矢透研究文献考据与科学论证相结合， 比较典型， 成就十分突出， 其学术观点引起了中国罗常培、 赵荫棠、 高明、 潘文国、 杨军等学者的高度重视。

4.4 考据：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现代批评意识

当然， 也有一些学者对比较语言学理论有一些误解， 也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比较语言学在日本尴尬境遇的一个门径， 更可以证明传统考据学意识的根深蒂固。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Karlgren 1914—1919)发表后， 在日本汉语音韵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译介、 修订、 补充、 批判等研究性的论著很快就出现， 比如满田新造(1964)。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批评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音韵研究的基本主导思想；二是具体的音韵研究方法。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 以今天人的眼光来判定， 有的看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见解， 有的是满田新造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误解， 还有的是存在着一些争议， 并不能说是高本汉理论自身的问题。

尽管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批评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我们认为， 站在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历史发展脉络来观察， 它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不可等闲视之。(一)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批评毕竟是东西方汉语音韵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正面碰撞， 所产生的学术轰动效应是前所未有的， 肯定会引发人们对西方汉语音韵学研究缺憾的反思， 作为一种现象它超越了满田新造论文本身所具有的批评价值。(二)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批评， 即使是今天看来， 有许多意见也是正确的， 说明他的批评具有非常明显的前瞻性， 值得深思。(三)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 标志着日本汉语音韵学开始走出了近代时期， 进入了现代时期， 为日本现代汉语音韵学理论与方法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才有了高畑彦次郎、 有坂秀世等学者对高本汉汉语音韵学研究理论的继承和更为深刻的批评。

余论

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意识

之另一个侧面

对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发展脉络梳理发现， 日本当代学者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方言地理学、 结构主义、 传统考据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 所构成的学术繁荣与发展局面不是孤立存在的， 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方法基础的。

5.1 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意识的负面学术影响

从19世纪末到1945年， 日本一些著名语言学家或多或少参与到为日本侵略服务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研究中来。1908年， 藤冈胜二在国学院大学同窗会发表讲演， 题目是“日本语的位置”, 指出， 乌拉尔阿尔泰语族14项目特征中， 除元音和谐之外， 其余13项目和日本语一致，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朝鲜语与日语关系， 白鸟库吉(1898)、 金泽庄三郎(1910, 1929)也明显存在着这种意识。金田一京助(1938)等著作， 渗透着“大东亚共荣圈”语言学意识。

小仓进平(1964[1920])第一章“总说”, 语学史以语言为对象， 对语言各个方面研究过程作历史性叙述。朝鲜语学史范围包括朝鲜人及外国人之朝鲜语研究的历史以及朝鲜人对外国语研究的历史。小仓进平论及朝鲜人及外国人之朝鲜语研究的历史以及朝鲜人对外国语(即日本语、 中国语、 满洲语、 蒙古语、 女真语、 契丹语)研究的历史。这种观念， 不是他个人的观念， 带有一个“集体性观念”的明显标记。这是其学术研究背后潜藏着的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意识， 也不可忽视。

伊佐真(2007)说， 伊波普猷研究琉球语言与民俗， 认定与日本占领朝鲜情况“相通”, 研究琉球语“日本化是急务”, 把琉球语看作是日本语的一个方言， “政治性大于学术性”。在涉及到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上， 伊波普猷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潜在的意识。

5.2 清理1945年前日本的“殖民语言学”意识

一些日本学者做了大量工作， 清理1945年前日本的“殖民语言学”意识。服部四郎(1959:35)就对1945年之前新村出、 金田一京助等学者提出的带有“殖民意识”的理论构建如“东亚语音”包括汉语语音进行了重新考察， 认为证据不足。他提醒现代学者要注意反思殖民语言学意识残存问题。近几年，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安田敏朗等学者成绩显著。但就目前来说， 中国大陆及台湾学者， 还没有充分重视对日本“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等许多殖民语言学理论的反思与研究， 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5.3 1945年后“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意识余续

1945年以后， 这种为侵略扩张服务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意识观念仍有残留， 比如西田龙雄(1976)就认为， 藏语、 缅语与日语经过比较可见， 在语干构成法、 动词和助词等特征上一致， 由此认定日语与藏语、 缅语来源是“同祖”的。这个观点和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观念不谋而合。

中本正智(1992)以“跨语系比较研究模式”意识， 从语言地理学角度去看日语与相关周边诸语言分布关系。在诸多关于日本语的性质研究中， 有所谓北方系、 南方系混合语之说， 他强调北方系说的正确性， 以“强文化圈”为立脚点， 对东亚古层语痕迹进行挖掘， 认定是“强文化”扩散而“波及”的结果。我们认为， 他的理论意识似乎未超出充满侵略扩张意识的“大东亚共荣圈”地理范围之外。这也很有代表性。已经被学者完全否定的1945年以前为侵略服务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的一些观点， 在这里竟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肯定， 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当代一些日本学者研究东亚及南亚语言， 与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理论模式之间的关系“剪不断， 理还乱”, 确实很难说清楚。

5.4 对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论》的辨別

要认定一种研究是不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影响下的成果， 需要对其著作理论与方法深入理解。有些看似与殖民语言意识有关的学说， 更需要下“层层剥笋”的功夫加以分析才可以定论。

比如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论》(1978), 涉及到的语言内容颇具理论性构造特点， 比如语言的发展、 统辞构造的推移(以南方汉语顺行和北方汉语逆行构造为例)、 基础词汇的推移、 音韵构造的推移(主要以朝鲜语“超分节音地域推移”为例)。他将亚洲， 以东亚和南亚主要语言分布用图表形式表示。可以看出， 桥本万太郎(1978)打破“语系”界限， 从文化类型， 语言类型学， 比如“牧畜型”与“农耕型”入手， 研究东亚及南亚语言关系， 得出“逆序”与“顺序”型语言转换的结论。

桥本万太郎的“跨语系比较研究模式”和保井克己“通古斯语系”的比较研究模式有点“类似”。但有一个关键点要引起注意， 那就是桥本万太郎不讲“音韵推移”, 也就是说他与“格里姆定律”距离比较远。桥本万太郎(1981)对比较语言学中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同系语的语言构造不一样， 现代英语与俄语便是一例；不是同一系属语言反而有相同的构造形式， 这涉及到音韵对应关系问题。桥本万太郎更强调地域特征， 并指出语言研究应该更关注语言的普遍性与类型问题。由此他建立起普遍言语论与言语类型论的分析理论与方法。在这个前提下以“跨语系比较”模式进行研究， 如果在一定区域内对不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 必然会造成语系超级化。由此看来， 对桥本万太郎(1978)的理解， 不可表面化， 也更不能局限于单独一本书， 而是要结合桥本万太郎(1981)等著作来看， 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桥本万太郎(1978)与为日本侵略服务的那种“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意识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属于同一理论模式。

当然， 无论是日本， 还是中国， 甚或欧美个别学者， 具有旧殖民者和侵略者烙印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诸种意识肯定不会以“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这个名目直接出现， 却可以延伸到其他语言研究领域中来。以“跨语系”研究为基点， 并以更为隐蔽的、 但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的所谓“创新形象”呈现。意识到这种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关联性， 对东亚过去殖民语言政策“支流”, 包括中国汉语及少数民族殖民语言政策“支流”存在认识就不是一种悬空， 而是一种“隐忧”与思考。

注释

1 有学者认为,德国学者康拉迪(1896)的理论“原型”即源于此(转引自梅祖麟 2010)。 

2 “支那”是日本对中国带有蔑视色彩的称谓,日本学术界也曾大量使用。 

3 鄂温克语的旧称。 

4 日语文献中的“语族”其实是语系,“派”是语族。 

5 高本汉此项研究最早的中文译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元任、 罗常培、 李方桂合译本(1940[1915—1926]),1948年再版。 

6 该工程于1889年启动,共绘制636个语言点。 

7 Wrede,et al.(1927—1956)。 

8 著名的“共时、 通时”概念,就是小林英夫的译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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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陈灵梓

本期审读 | 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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