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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上、下册，李无未著，中华书局，2017年第一版）
1990年6月，中国大陆，包括恩师唐作藩教授在内的许多汉语音韵学学者和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学者在香港浸会学院召开的“中国声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实现了40多年以后的第一次握手，开启了两岸汉语音韵学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破冰之旅”。这主要得归功于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新雄先生，这是他与香港浸会学院中文系主任邝健行教授共同倡导的结果。1991年11月，在湖北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举办“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用李添富教授的话说是“延续香港浸会学院精神”的会议，“再次地结合两岸声韵学者以及海外研治中国声韵学专家，共同为研究中国声韵学投注心力的具体表现”（《声韵学会通讯》1：10，1992)。1992年在威海召开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议上，两岸汉语音韵学人进行了更为密切而实质性的“学术对接”。那次会议的盛况，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之后，两岸汉语音韵学学者来往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发展的历史就开始感兴趣了，并有意识地收集资料加以关注。1994年，当时在台湾中正大学任系主任的竺家宁教授向我和几位大陆学者发出诚挚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去中正大学参加台湾声韵学会会议，并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台湾社会。今天来看，此事似乎很平常，但放到当时两岸尚未“解冻”的关系视域来看，确是十分难得，很显然是一个意识超前的大胆举措，也令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十分激动。那一阵子，我曾不间断地幻想着，如何才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探索神秘的台湾汉语音韵学知识领域。可是，当我去办理手续时，吉林大学外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几句冷冰冰的回答就让我这个梦想破灭了，他的回答很让人泄气：吉林大学没有这个先例。他的观念意识落后，目光十分短浅不说，态度也十分地僵硬。其实，在中国大陆音韵学界，学者们并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访台邀请；1992年以后，就有大陆汉语音韵学人访台，并没有遇到任何政治等方面的阻力，比如宁继福教授的访台手续就办得很顺利。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机会，如1996年、1998年在大陆召开的汉语音韵学学术会议，和台湾汉语音韵学学者接触，并试图了解他们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基本状况。1999年，台湾声韵学会会长陈新雄教授、台湾史语所何大安教授、台湾辅仁大学李添富教授等向大陆6位学者，即施向东、叶宝奎、虞万里、杨亦鸣、孙雍长和我发出了邀请。几经周折，我们一行6人转道香港，终于在2000年5月踏上了宝岛台湾的土地。在李添富教授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在台北走访了许多大学，比如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同时还南下到了高雄的台湾中山大学、成功大学、台南师范学院，与陈新雄、何大安、林庆勋、廖美玉等许多台湾学者进行面对面的接触，真正做到了相互沟通和深入了解。可以说，在我们的面前，台湾汉语音韵学神秘的面纱开始渐渐地被揭开了。台湾学者所发表的论文质量之高，涉足领域之多，学术视野之宽阔，学术批评之严厉，都令我们大陆学者为之震撼。我们深深感到，我国台湾同行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了大陆的前列，我们要想迎头赶上，必须奋起直追。此后16年，我们与台湾同行的接触更为频繁，“兄弟如手足”，学术血脉十分通畅，两家已经融为一体，汉语音韵学之根越扎越深。当然，有关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信息传达就更为便捷了。 我于2005年由吉林大学调入到了厦门大学任教。厦门与台湾各地有着天然的“五缘”亲和关系，两岸图书交流会举办多次，厦门外文图书城还辟有“台湾书店”专室；我又多次应邀赴台参加学术会议，所以购买台湾汉语音韵学书籍的机会很多，所得到的书籍种类不断增加。此外，我一直承担着汉语语言学史博士课程，其中，汉语音韵学史是中心议题。在汉语音韵学史中，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必不可少，但在国内外还根本找不到供大陆博硕士生阅读的系统、专门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著作文献。要讲授这方面课程，虽然可以列出一系列台湾学者编写的参考书目和期刊，但却无系统的可以集中参照阅读的教科书可用，学生们面对着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文献的茫茫海洋毫无头绪可捋，我亦显得无所适从。由此，触发了我写一本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课本的冲动：既敷博硕士生汉语音韵学史教学之用，又可以凭借论著与台湾学者娓娓而聊，并梳理台湾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学术脉络，学习许多未曾领略的知识领域，岂不快哉！
（2021年4月13日甘于恩返回母校厦门大学，与李无未先生等合影）
2013年8月，我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古籍保护与整理学术研讨会”。这期间，我应邀赴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文哲所、傅斯年图书馆进行学术访问；在旧书店“淘”到了不少心仪的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文献。2014年8月，我与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陈淑芬教授、刘承慧教授取得了联系。虽然我与二位教授素未有交往，但她们的热情和诚挚深深地感动了我。刚好，我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编号：12&ZD178)与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研究相关（这也是厦门大学2014年人文社科繁荣计划项目之一）。于是，我向两位教授表达了希望前往台湾清华大学交流访问的愿望，希望借此机会可以到台湾查阅第一手资料，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台湾汉语音韵学发展的历史，为修订已经写就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初稿打下基础。陈淑芬教授、刘承慧教授为我的住宿安排十分周到。当时是陈淑芬教授的博士生李柏翰同学接待我，他细致而热情，谨慎而有条不紊，我得到了他的太多帮助，并由此懂得了台湾汉语音韵学博士生的综合素质之高。张惟捷博士后到松山机场接我，还领我到台湾史语所访问。蔡哲茂先生与我倾心叙聊商周出土文献问题，这些真的让我感动不已。张光宇教授和我只在10多年前一个大陆学术会议上匆匆见过一次面，并且有幸在一个饭桌上聊了不多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方面的话题，此次有了多次直接接触的机会。他有意促动我多接触台湾汉语音韵学学者，并向李存智教授举荐我，所以，我才有机会去台湾大学中文系做讲座，并讨论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研究的诸多问题。在与台湾大学汉语音韵学同行的互动中，我了解到了台湾学者那种严谨、执着、质朴的性格特征。在台湾清华大学访学的一个月里，我充分利用了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的馆藏条件，取得了超乎我想象的收获。以台湾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为收集资料的基础，以台湾图书馆和台湾大学图书馆等为补充，加之去旧书店收购、网上查询、朋友帮忙搜罗材料等各种途径，资料储备相对充足，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我觉得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程序——补充和完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初稿的工作中来了。2015年1月至3月，我应日本内田庆市教授之邀，访问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并作为“委嘱研究员”进行两个月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次访问使我有机会感受东西学术研究所的研究风气之盛和资料之丰富，不愧为世界范围内“东西交涉学”之学术中心。我与内田庆市、沈国威、奥村佳代子教授的交往，则令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学术视野之宽隅、学术气魄之宏大、学术态度之严谨。他们毫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他们的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并就相关问题与我以及相关的学者进行了探讨。在他们举办的两次“东西学术研究所例会”上，我也结识了不少中外有名的专家学者，并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在那些日子，我天天泡在关西大学图书馆，这里最吸引我的是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增田涉文库、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文库、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文库。这些文库果然藏书非常丰富，我看到了不少稀罕资料，这让我兴奋不已。关西大学图书馆购买了不少的台湾出版的汉语音韵学图书和期刊资料，如价格昂贵的许锬辉主编《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四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就名列其中，其音韵部分值得参考的不少。另外还有一些在中国大陆比较难找到的日据时代的资料，比如寺野喜四郎《大东亚诸语言和日本以发音为中心》（大雅堂1945）等。东西学术研究所冰野善宽博士十分热心，为我介绍了新近编辑的《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藏中国语教材目录（1868-1950)》，这个目录很有特点，也收集了不少的台湾日据时代的语音教科书，与六角恒广教授的《中国语书志目录》有许多的不同，可以互补，使用非常方便。这为我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提供了先决条件。利用两个月时间，集中精力阅读台湾和日本的汉语音韵学著作，思考相关问题，真的很难得，一想起这些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从内心里要表达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真心感谢所有给予我无私帮助和给予我大爱的人！2015年6月至8月，我应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与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之邀到了巴黎，参加了与汉语语言教学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就开始了收集台湾汉语音韵学及越南汉语教科书文献之旅。在黎塞留国家图书馆、远东学院图书馆、亚洲中心图书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法国国家科学院东方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等地，得到了王论跃、杨志棠、沙加尔、曹茜蕾、罗端、贝罗贝、汲哲、刘达威、龚勋、岑咏芳、阿米娜等诸多学人的热情帮助，收集到了不少与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相关的宝贵资料。2015年10月，在台湾东吴大学，我应邀参加第十四届国际暨第三十三届台湾声韵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议题是“百年来的汉语音韵学”。我又有机会与许多汉语音韵学新朋友见面，并再一次去台北旧书店收集资料，得到了乐学书局黄新新女士的帮助，再一次满载而归。2016年5月，我参加了在台北教育大学举办的语文教学暨第三十四届台湾声韵学研讨会，就日本学者在“台湾近现代汉语音韵学形成”中的作用展开了讨论。
回想这20多年，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大力支持，赠送资料的学者真的很多，比如陈新雄、竺家宁、姚荣松、林庆彰、叶国良、孔仲温、杨秀芳、余遒永、张光宇、何大安、林英津、陈淑芬、李添富、张屏生、洪惟仁、李存智、李正芬、王松木、张淑萍、廖湘美、丛培凯、杨家真，以及韩国成元庆、蔡瑛纯、严翼相等教授，都是让我终生难忘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副编审秦曰龙博士提供发表园地，进行修订，发表了本书内容（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予以转载）；许彬彬博士在我查阅资料过程中也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与李柏翰博士多次讨论，并经他修订而匡正不少谬误，获益不浅。我的学生罗巍、钟雪珂翻译英文目录。中华书局张可女士为此书的出版殚精竭虑，对本书的结构安排及文字细节问题的处理，纠正了我的书稿中的许多谬误，她为本书所付出的心血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我对各位的深厚情谊将永远铭记在心！
2016年9月，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公布，本书赫然列入其中。这使本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厦门大学网站也全面报道了本人专著入选的消息，因为它标志着厦门大学人文学术著作首次迈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行列，它也是本年度福建省唯一入选的学术著作。我把这一消息第一时间报告给了恩师唐作藩教授，唐先生马上回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唐先生培养我三十年，就是希望我能够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上有所贡献。我希望这本书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我由衷地感谢评审专家的厚爱，积极推荐本书。我也希望本书能够得到国内外汉语音韵学同行的积极关注，并就本书的材料收集、体例形式，以及学术观点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从而达到进一步完善本书的目的。
在我24岁之前，父亲李守田教授给我起的名字叫“无畏”，我那时心里常常自得其趣，行事有时鲁莽，原以为这就是“命名和命运的契合”，真正做到“无畏”了。父亲在我10多岁时却启发我改名，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我将来长大成人之后用“无畏”这个名字时必和别人重名。我在24岁那年，忽然想起父亲劝说改名的话，就立刻赶到了吉林省延吉市的派出所，要求在户口簿上改名为“无未”。当时改名非常容易，手续简单，派出所办事人员没有任何异议，非常热情，很容易就改了名字。30年后，互联网搜索手段极其发达，我多次在百度和谷歌、雅虎上搜索，果然现名没有了重名之虞。每一次我都不由得暗暗敬佩父亲的预测和前瞻能力，为何如此之精准？但也隐隐约约感到，我名字不叫“无畏”以后，自己做事谨慎有余，却常常勇气不足，是不是因为事事“心有畏”了，顾虑太多？也可能如此吧！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锐气渐减，“冒失”越来越少，所写文章跳不出“三界”之外。有人曾以“望气之术”观察我，说我“气正”而“红赤”，说明我“多文而吉”。“多文”意味着勇气不足，“心有所畏”，但以我自己的体味，“心与形无畏”的活动仍不鲜见。难道这也和写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有什么关系吗？我想起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话来，我对这个问题“不知为不知”，但希冀本书写作时达到“望气”之中的“气高、气正”的境地，并“多文而吉”，总还是可以的吧！
2016年10月8日于厦门五缘湾知微居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中华书局，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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