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甘于恩、詹伯慧:广府方言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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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粤语研究取得不俗的成绩,这是事实,但比起不少先进省份,我们的调查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即使是调查做得较多的珠江三角洲,多数县区也只是调查了县城的方言,农村的方言调查缺乏系统的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方言保留更多早期粤语的特点,而县城方言随着现代传媒影响的日益增大,已越来越向权威方言或普通话靠拢,失去许多珍贵的特点。因此,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农村方言,可以了解到许多以前未知的特点,为汉语方言学的理论构建提供鲜活的实例。而广府方言的应用更是具有无比广阔的前途。广府方言的研究与应用要注意如下几点:
(《广府方言》书影,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01广府方言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研究课题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语言运用的多元化是语言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它既是文化多元化的基础,又是多元文化的具体体现。道理很简单,任何民族的文化,任何类型的文化,都离不开语言这一重要的载体。不同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以至于同一个民族内不同地域的文化,都只有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才能得到很好的传承与推广。古老的汉民族语言承载着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华夏文化,而长期以来世世代代聚居在神州大地各个不同地域的华夏子孙,又创造了许多具有浓郁地方色采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同样是优秀华夏文化的一部分,而它们自然也需要依托于具有地域特色的“土谈”来承载。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各种不同方言,正是这些承载着各地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地方“土谈”,一般称之为地方方言。在全民族统一的民族语言逐步形成以后,这些地方方言并不会从语言社会中消失,它们依然活跃在一定的地域内,作为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交际工具,并担负着承载和发展地域文化的重要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已成为语言生活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像我国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提倡推广全民族共同语——现在称为社会通用语的普通话(国语),仍然始终得承认地方方言有其存在的价值,要让其继续发挥地方性的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并充分发挥其在传承地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20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大力贯彻推广普及社会通用语——普通话的同时,就充分考虑到地方方言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不能忽视的作用,因而,这部语言文字的大法给地方方言的应用也预留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对国家这一语言政策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实际上,大力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要使广大通行地方方言的地区,在社会语言应用上来一个重大的改变,从单一的只用方言交际过渡到既使用方言又使用全社会通用语——普通话的双语交际。也就是使每一个自幼说家乡方言的人都学会一种家乡以外的人都能相互听懂的全社会通用语言——普通话,让每一个过惯只说方言单语生活的人都能过上既说方言、又说普通话的双语生活。以此为基础,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个以普通话作为社会公共交际用语,以方言作为家庭、乡亲间的交际用语,有主有从,既推广了社会通用语——普通话,又保留了方言在一定场合仍然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语言应用的格局。简单地说,就是要使方言地区的社会语言应用形成1+1=2的局面,而不是要让方言完全退出,而形成普通话取代方言的1+1=1的局面。这样一个双语应用的格局既体现出社会语言生活的多元化,也适应了方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地方方言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发挥作用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其中第1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一)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二)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三)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四)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认真领会这些规定的精神,我们完全可以在涉及地域文化的领域中大胆使用地方方言。像粤方言这样的“强势方言”,无疑会有它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拿在“百花齐放”中深受瞩目的粤曲粤剧来说,它始终离不开具有独特神韵的粤方言,一直在它通行的地区,包括珠三角地区、桂东南地区、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海外众多的华人聚居地区,受到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喜爱,经久不衰;当今用粤语演唱的时代歌曲,更是风靡海内外,可谓家喻户晓。众所周知,港、澳两个特区的中小学教学用语绝大多数都是运用粤语的,实际上在七百多万港澳同胞的心目中,粤语就是他们的“母语”。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粤语地区经济的不断腾飞,粤语区以外的人学习掌握粤语的热情不断升温。实际的情况是:粤语作为汉语方言中独具“强势”的一支,其社会应用范围并未因普通话的大力推广而有所萎缩。相反,在广东省内,非粤语区(闽语区、客语区)的人民大众,学粤语的势头有增无减,以至于有人把粤语戏称为是“广东省的次标准语”。粤语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它在海内外语言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以至政府官方的关注。
⑴ 2004年3月11日,广州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方威提出推广普通话不必排斥方言,建议在幼儿园至小学初级阶段实行普通话与方言双语教育。这则报道同时介绍了市人大代表、广州电视台主播尹婕的见解。她认为广州青少年能说原汁原味粤语的人少了。在提倡普通话的时候能否多给粤语一点空间。她建议成立粤语粤剧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展示岭南文化。
⑵ 2004年3月23日,广州日报以《申办亚运会可打粤语文化牌》为题,报道广州市第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有代表针对当前很多本地青少年对广州粤语文化认识了解越来越少的现象,认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不应该排斥方言,正考虑写一分建议,建议广州在建设文化大市的过程中应该围绕着粤语文化进行挖掘与弘扬。还认为粤语文化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在“申亚”的时候更应该打出粤语文化这张牌。
⑶ 2004年7月29日,广州日报在头版发布了“广东启播全球首个粤语卫星电视频道”的消息。据悉,2004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将南方电视台都市频道调整为粤语卫星频道,向广东省、港澳地区及海外粤语人群播出。这是全国首个上卫星的地方方言电视频道,也是全球第一个纯粤语播出的卫星电视频道。
以上报道反映出作为汉语重要方言的粤语,在当今社会语言应用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得到从政府到民间的广泛认同。粤语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充当粤语地区的社会交际工具。更重要的是它突出表现为能够很好地反映、承载深具特色的岭南地域文化,并且能在联系、团结、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这些却是全国通行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所难以完全代替的。
许多事实说明,正是由于粤方言在汉语方言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粤语的研究在整个汉语方言的研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1987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首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以来,两年一届从未间断,迄今已开过十一届,第十二届的研讨会将在今年的12月于广东中山市举行。光是历届研讨会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就收录了超过五百篇的论文,可见粤语研究持续发展的势头十分喜人。还应该看到,粤语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汉语方言,在海内外的讲坛上也深受青睐。种种迹象表明,海外不少热衷于学习汉语、渴望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同时也对汉语这一独具魅力的粤方言深感兴趣。近期来华求学的海外学子,除了必不可少地要学会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外,有不少人还要求所在学校为留学生开设粤语的课程。据了解,美国有一些大学规定选修粤语课程可以拿到学分。粤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批批供粤语教学用的教材和工具书应运而生,粤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显著,难怪一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在一次采访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后,就在他发出的专题报道中用了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粤语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是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这样说:粤语已经成为海内外汉语学者注目的一种语言(方言),粤语早已走向世界,粤语的研究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汉语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02方言研究要为方言应用服务
如前所述,如今粤语的研究业已蔚然成凤,称得上是备受重视的热门课题。其实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历史,粤语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至少在两百多年前已经有文献记载了。下面不妨让我们来重温一下粤语研究发展的简要梗概:清乾隆壬寅年(1782)流行坊间的《分韵撮要》(虞学菩、温歧石辑录),已是颇具影响的粤音著作。一百多年前陈澧的《广州音说》(1892),更是研究广州音的一部重要论著。进入二十世纪,出现了詹宪慈的《广州话本字》,此书成稿于1923年,以前人们大都只能读到它的序言,幸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十多年前(1995)出版了完整的书稿,我们才有机会得窥《广州话本字》全豹。比《广州话本字》稍迟几年成书的孔仲南著《广东俗语考》(1933),也可算是二十世纪初少有的几部粤语著作之一。至于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对粤语进行调查研究,那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我国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王力等的倡导和实践下才开始启动的。王力的《两粤音说》(《清华学报》5卷1期,1928) 和《博白方音实验录》(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32),就已经把粤语的调查研究纳入到现代语言学的轨道上来了。赵元任早在1929年就对台山粤语进行过调查,可未发表。近期余蔼芹教授再对赵先生调查过的那个方言点进行调查,并整理成书以《台山淡村方言研究》为名付梓出版(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刊行)。继王、赵两位之后,岑麒祥、罗常培也十分关注粤语的研究。他们两位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陆续发表过有关粤语的著述,如罗先生1932年发表在《世界时报 国语周刊》上的《关于广州话入声的讨论》(1932,41期),岑先生1936年发表在《语言文学专刊》上的《粤语发音实验录》(1936,1卷2期)等。进入四十年代,赵元任先生陆续发表了他调查研究粤语中山方言和台山方言的著述,还为海外学习粤语人士编写了英文版的《粤语入门》(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本迄今一版再版、在粤语研究中影响很大的著作《粤音韵汇》(黄锡凌著,194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后在香港多次重版)。5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中国大陆的方言研究工作.基本上围绕着“推普”转,粤语的研究也不例外。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文革”前夕,出版了一些帮助粤语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而深入探讨粤方言的专著几乎阙如。这期间香港及海外的粤语社区,则开始出现一些研究粤语的著述。如由林莲仙博士、张日昇博士撰写的一些专论,以及由乔砚农、冯思禹等分别编写的粤语工具书,等等。总起来看,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这几十年间粤语的研究还只能说是草创的阶段,只有到了70年代,粤语研究才逐步进入中兴时期。70年代初余蔼芹教授和张洪年教授几乎同时分别在美国和香港推出了他们的粤语研究力作:余蔼芹的《粤语研究》第一卷( Studies in Yue Dialects 1:Phonology of Cantonese, Cambridge U. Press,1972 )和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这两部佳作也许可以看作是粤语研究开始深入发展的信号。由此发端而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至进入新的世纪,粤语研究终于出现了日趋繁荣、持续发展的局面。近二十多年来,除了陆续产生一些挖掘粤语特色、探索粤语渊源、从音韵、词汇、语法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深入研究粤语的著作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大面积调查粤语的调查报告,填补了长期以来没有触及的空白,突破了以往粤语研究只局限于穗、港及珠三角少数地区的格局。如八十年代中以来由詹伯慧、张日昇主持的、一批粤、港粤语学人协力完成的珠江三角洲、粤北、粤西的粤语调查报告,以及近期由张双庆、庄初升主持的对香港新界地区方言的详尽调查、陈晓锦对广西粤语的多点调查,等等。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个粤语研究繁花似锦、不断攀升、不断拓展的喜人景象!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活动接二连三,粤语研究新秀不断涌现,开发粤语资源呼声不绝于耳。如此等等,只要稍稍盘点一下这二十多年来粤语研究的发展进程,温故而知新,简略的回顾更使我们信心倍增。可以预计,今后粤语研究将不断攀登新的台阶,不断取得更多的丰硕成果。显示出它作为“强势方言”的勃勃生机。
面对当前粤语研究蓬蓬勃勃的大好形势。我们今后应该如何继往开来,把握粤语研究的路向呢?语言研究尽管方方面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课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归根结底,支撑语言研究的主要动力,无疑应是语言的应用。没有应用价值的语言,实在很难激发人们的研究热情,否则今天我们就用不着提出要“拯救濒危语言及方言”的口号来了。说语言研究总是要为语言的应用服务。研究语言的人总是要关注所研究语言的应用情况,把精力多多放在语言应用问题的探讨上,这大概应是古往今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是不会有什么偏差的。古代学者编修韵书,不正是为了“正音”的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者在研究、制定、推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坚持不懈地进行语言的规范化工作,不也就是为了使语言的应用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为了能更好地发挥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发达语言的社会功能!如前所述。粤语研究今天能够出现如此红红火火的场面,跟粤语在社会应用中的重大作用是不无关系的。粤语的研究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需要,就语言学术的层面而言,粤语保留着许多汉语史上的古音古词,人们常常用“活化石”来形容它,研究粤语对汉语史上一些重要语言现象的理解自然会有帮助;粤语词汇中不少跟今天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壮侗语有相似之处,这对于我们探讨、论证古代的“百越语”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资料。现代粤语的研究同样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如果只是为了了解粤语某方面的现实情况,揭示粤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特征,我们用共时语言学的方法対粤语进行调查,然后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描写分析、归纳整理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现代粤语的渊源,认识粤语发展的轨迹,就非了解粤语地区人民的历史,联系这个地区的移民史和相关的民族史,把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探讨结合起来探讨不可。总之,粤语的研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课题,可以采用多种调查研究的方法。然而,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是粤语既然在社会语言应用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就有必要大力加强粤语应用方面的研究。有必要认认真真的贯彻语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的精神,时刻关心粤语各方面应用的情况,关注那些粤语应用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多做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用我们语言专业人士精心研究粤语的丰硕成果来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在运用粤语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当代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要尽量做到能够客观地、科学地解决粤语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方言应用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当前粤语的应用中,有哪些问题急需研究,急需解决的呢?
就粤语作为社会第一交际语,粤语的社会应用最为广泛的港、澳两个特区来看,粤语在应用中呈现出来的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1 .在香港实行“三语两文“的政策下,粤语的研究如何为普通话和粤语的学习服务。
方言研究为“推普“服务,这本是天经地义、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于许多长期以来一直没想到过香港人也要学习普通话的香港人来说,却是完全新鲜的玩意儿。通过掌握自己方言跟普通话的对应关系,通过粤语跟普通话的比较研究揭示带规律性的、可以类推、可以举一反三的粤——普差异来引导香港同胞学好普通话,这就成为今天能否加快“推普”进度,能否让广大香港同胞都在既能使用粤语,也能使用普通话的前提下自觉地贯彻“三语两文”政策,构建起香港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和谐社会来的重要因素了。如果粤语学者能够齐心协力,有计划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下,广泛开展针对性强、方法对头的普通话教学、培训活动,把研究的成果及时用到学习普通话的实践中来,无疑是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的。香港人要学习普通话,内地进入到香港来的一些来自非粤语区的新移民,还有一些长期居住在香港的海外人士,包括台湾人和外国人,却又都有学习粤语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学习粤语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粤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如何进行锝更好,无疑也应是粤语应用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港澳地区普通话的推广也好,粤语的学习也好,无疑都必须透过对粤语进行有的放矢的的研究来加以解决。
2 .在使用粤语作为教学语言时,如何面对粤语入文对学生掌握现代白话文的干扰。
当今港澳地区中小学使用的中文课教材,除部分古汉语(文言文)外,基本上都是选用比较典范的现代白话文。选教现代典范白话文,目的自然是希望在学生练习写作时,这些“范文”可以发挥参照、借鉴的作用。可是,港澳学生平常习惯于用粤语进行交际,而港澳粤语不仅在口语中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到书面语中来,特别是一些通俗书刊及大众传媒中的语言,粤语口语“入文”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学生们经常接触这些粤词粤语充斥其中的书面语,其结果难免深受影响,以至于在他们的白话文作业中,经常出现一些不符合民族共同语规范的粤语词语。与此同时,由于习惯使用粤语,教学用语也是粤语,在没能掌握粤语与普通话差别的情况下,类似“少”“小”不分,“造”“做”不分之类不该有的差错也经常出现在学生的语文作业中。因粤普差异、粤语入文及使用粤语作为教学用语等原因而给中小学语文教学带来的干扰,已成为影响港澳地区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素质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类问题只有通过研究粤语的专业人士和语文教师的携手合作,面对教学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得到切实的解决。我们认为,对待像港澳这样运用粤语作为教学工具的学校,要合理看待学生笔下出现的因方言的干扰而产生的语文差错现象。既要教育学生明白错在哪儿,要对错误有所抵制;也要考虑到社会语言环境的实际和学生语文作业的实际,适当从宽处理。既然粤语在港澳社会是多元语言中的主导语言,进入书面语总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合理对待。关键在于必须掌握好分寸,以可宽则宽,该严方严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作业中出现一些粤语,要看不同的情况来酌情处理,对于那些口语化较浓的文字,不妨多允许一些反映本地文化习俗的、生动活泼的粤语词语进入;对于一些比较严肃的论述性文字,就不宜太多运用方言。总之,在粤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情况下遇到的许多因方言而带来的实际问题,本着从实际出发,该严就严,可宽就宽的原则,既要引导人们不随便放弃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又要允许有所宽容。这里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从事粤语研究和粤语教学的人都会有大量的工作可做。首先,大力开展粤语和普通话的全面比较工作是当务之急。要用比较研究的成果告诉人们,两者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一旦中小学语文老师都明白了,弄通了,自然会把差异的情况告诉学生,而学生也就会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一方面加紧学会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尽量减少粤语词、句给语文作业和汉语应用带来的干扰。
3.粤语读音的规范和方言用字的规范
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需要正音,需要对存在分歧的读音进行规范,方言的音读,如果也有分歧的读法,是不是也有必要进行正音呢?我想,回答无疑应该是肯定的。从应用的角度出发,既然方言也在社会上应用,就应该读音读锝准确,不能没有是非!更何况粤语这样作为学校教学用语的方言,老师不能在课堂上教错读音,学生读音读错了的话,教师也应该给予纠正,这就使得粤音的正误成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了。十多年前(1990)我们粤、港、澳三地一批从事粤语研究的同道,正是本着粤语研究要为粤语应用服务的宗旨,组织起一个广州话审音委员会来,对每一个存在音读歧异的字进行认真的审订,然后在此基础上组织《广州话正音字典》的编写。在经历了逾十载旷日持久的共同努力之后,终于在2002年出版了《广州话正音字典》一书,给广大粤语使用者提供一个粤音正读的参考。据了解,此书可算是我国第一部专为方言正音的方音字典。我们不敢指望这样一部出自众人之手的工具书会没有纰漏,我们只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举动,向社会表达粤语研究者对粤语应用问题中的重要一环——粤音正读问题的关注。我们之所以这么执着、这么旷日持久地把这一工作坚持做下来,是因为我们深感粤语的研究必须面对粤语应用的现实,既然客观存在着某些粤语音读歧异的现象,并且已反映到粤语工具书和专著中来,甚至影响到学校的教学,令教师们无所适从,这就非认真研究、妥为解决不可了。当初我们考虑给粤语审音的宗旨,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明确规范,减少分歧,树立标准,以利应用”。希望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为广州话审订出一个个正确的音读来,并据此编纂一部广州话的正音字典。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把《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单字目及在粤语中经常出现的方言用字和人名地名用字等一一加以审订。以应粤语社会的急需。我们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为每一个字制作了包括《广韵》、现代汉语及常见粤语字、词典音读的卡片,然后在此基础上一一进行逐字的讨论定夺,遇到举棋难定的问题,往往请出《汉语大字典》这部收字最多、音读最全的辞书来,力求做到订音有据。由此可见我们粤、港、澳的粤语研究者是十分认真对待粤语的正音工作的。近期我们了解到香港社会对粤语音读问题倍加关注,传媒经常发表关于粤语音读争议的文章,,有的言论针锋相对,显得相当激烈。我们认为,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从来都是约定俗成的;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现代语言既是古代语言的继承,又是古代语言的发展。这些语言学上的基本观念,在看待任何一种当代语言或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时,都不能不认真考虑。具体到今天粤语某些读音的争议,我们粤港澳参加过粤语审音工作及编纂《广州话正音字典》的同道一致认为:粤语音读的厘定一定不能闭门造车,要从粤语应用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尊重社会上业已广为流行的音读,每一个活在今天粤语使用者口里的音读,都应该作为我们审音、订音的重要参考。我们给今天使用着的粤语正音,决不能够简单化地只根据古代的韵书就推算出粤语的读音来,作为粤语正音的唯一依据。粤音跟《广韵》的音韵无疑存在着相当整齐的继承关系,但由于粤语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中也难免接受到其他语言(方言)的影响,从而使它的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产生一些新的因素。因此,我们给今天的粤语正音,一定得对粤音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的订音原则就是既要考虑汉语语音历史发展的规律,参考当今粤语音读跟《广韵》等韵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要正视粤语的现实读音状态,考虑约定俗成的因素。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客观、比较妥善的给粤语进行审音正音,而不至于处处拘泥于古音的系统,让我们的审音工作被古人牵着鼻子走。遇到粤语今读不符合古今音发展规律时,我们也不会轻易就给这个今读判处死刑。如果此音确有謬读之处,但已在社会上广为使用,成为约定俗成、社会认同的音读,我们还是作为“俗读”予以保留。
方言用字问题也是粤语应用中一个突出问题。粤方言中有不少与众不同的独特方言词。体现出鲜明的粤语文化色彩。粤语区中用来记录粤语方言词的方言字,据统计,经常出现在粤语地区书面语中的,少说也有两三百个。而香港理工大学粤语学者张群显教授和包睿舜教授(Robert.S.Bauer)几年前合著了一本《以汉字写粤语》的专著,书中提及的粤方言用字则有1000多个。可见粤语方言字的应用已成为粤语研究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课题。在众多用来记录粤方言词的方言字中,有一些是用同音汉字来表达的,外地人看上去面孔熟悉,可就是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例如“而家”是“现在”的意思,“点解”是“为什么”的意思,等等;有一些是沿用古已有之的古(本)字,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翼”(翅膀)、“颈”(脖子)等;也有个别利用现有跟该粤方言词词义相同或相近的通用汉字来书写读音并不相同的另一个粤方言词的训读字,如“孖”,意为“双”,《广韵》“子之切,双生子也”,粤语取其义,而读音为ma ,则无所本。粤语方言用字中最具特色的还是那些粤语区人民自创的特殊方言字。这许多特殊方言字充分利用了传统“六书”中“形声”、“假借”等造字方式,例如属“形声”的“餸”(下饭的菜)、“掟”(扔)、“脷”(舌头)等,属“会意”的“氹”(水塘)、“孭”(背负)、“奀”(廋小)等。还有一大批新造的粤语字简单化地由一个“口”旁加上一个表示声音、用作声符的声旁来组成,例如“咗”(相当于助词“了”)、“嘢”(东西) “呃”(骗)等。粤语方言用字形形色色,在不同的人笔下,往往有可能出现以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个方言词的情况,随意性比较大。例如表示“现在“的”而家“是个同音借用的“假借式”粤方言词,但同时又有人用“宜家”或“伊家”来表示。这就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不同的粤语方言词。还有一种情况,同一个粤语的方言字,在不同场合含义并不相同,实际上是一形两词,同一个方言字被两个方言词共用。例如“冚”这个粤语方言字,既可以读ham,表示东西盖得严密,不透风得意思,又可以读成kam,作动词“盖 “讲。像这类的现象,反映出在粤语方言词大量入文,粤方言字被广泛使用的情况下,明显存在着一个方言用字的规范问题,需要粤语研究者加以关注。望能通过必要的调查研究,加以讨论解决。
4.方言与文化遗产的关系
方言本身就是前人积累下来的口头文化“遗产”,现在各地都在抢救地方文献,如木鱼、粤讴、童谣、地方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方言,研究得很不够。如能好好研究,有助于解决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可以极大地丰富方言语料库。
以上略举粤语应用中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涉及应用的课题,如粤语教材的编写,粤语拼音方式的改进,粤语辞书的编纂,粤方言地图的编制……等等,都有待粤语研究者的多多关注。总之,在语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的理念下,如何把应用范围如此广泛的粤语应用问题摆到粤语研究的日程表上来,以更多更好的粤语研究成果来推动粤语的各项应用工作,无疑是粤语研究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本期编辑|马嘉雪
本期审读|马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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