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戊戌变法的“错位”及百年政改历史反思

〔作者简介〕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提要：戊戌维新由“变政”演成“政变”是历史的“错位”。维新派本应占据思想舆论制高点，以公开合法新的政治行为方式持续推进以国会为中心的宪政改革，却因焦躁选择了旧式宫廷政变形式，企图借皇帝之力一举而定乾坤。戊戌变法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对传统专制政体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尝试，虽败却揭开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序幕，是百年改革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改革高潮及最出彩处不是百日维新那百张诏谕，而是此前开放党禁报禁放开言论允许自由结社。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打压思想异见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树立宪法权威摒弃传统权术宫廷政治，搭建宪政平台各派依宪博弈，依宪执政依宪治国才是现代政治的常道。

关键词：戊戌变法；强学会；时务报；思想解放；仿行宪政 

1898戊戌年康有为曾向光绪皇帝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所谓“变政”，指改革，但不是一般意义的改革，乃指政治体制改革，用之以描述戊戌新政，意涵似比“变法”二字更确切。目标模式乃日本的明治维新，康谓：“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康有为上光绪帝第五书所献“三策”之二即：“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然戊戌“变政”竟演成了一场“政变”，历史发生“错位”，并没有达成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其经验教训尤值得总结。近年来新史料的发掘甄别，使人们对政变的来龙去脉、性质、责任及后果，又有了许多新看法。若拉长时段来重新考察，对其中许多人和事的评价或许会和先前不一样，可能悟出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常识性道理，得出一些新结论，或许能为我国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资鉴和警示。 

一、戊戌变法是近现代中国百年改革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提起戊戌变法，一般都会说“百日维新”，即晚清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间那场短暂改革。其实，晚清改革一直都在进行，此前有持续30多年的洋务新政，此后有清末10年新政，百日维新较之其前其后两次改革，力度成效不一定更大，其本身乃是近现代中国百年改革历程中的一个环节。而说起改革背景，则不能不提甲午（1894）年惨败于东洋日本，割地赔款，让国人泣血锥心。这极大地刺激了清廷，年轻皇帝被要求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激昂的复仇情绪成为深化改革的驱动力。

先前有一种对戊戌变法的人为误解，似乎改革只是“百日维新”那103天，此前就停滞不改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反对一切改革，光绪皇帝想改改不动。其实，慈禧、奕、荣禄等满族皇亲不一定就顽固守旧，先前他们对曾国藩、李鸿章主办的洋务新政是全力支持的。光绪帝早在1887年17岁时已名义上亲政，1889年光绪帝大婚，慈禧撤帘归政，曾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可见太后并不顽固阻碍改革。甲午惨败后清朝野上下对深化改革更形成共识，最高统治层对社稷危亡忧心忡忡要加大改革力度，改革实际上也一刻都没有停止。如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袁世凯主持的“小站练兵”在1895年就已开办。甲午战争中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湘、淮陆军也溃不成军，败后清政府马上重整军备，是非常及时且完全必要的。而袁世凯采用“西式操练”，编练的是不同于旧军的“新军”，且卓有成效，又怎么能说不是改革呢？所谓“改革必以练兵为先”，此其谓也。

其它各方面的改革也都在推行，而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统领下的湖北，湖南巡抚陈宝箴统领下的湖南最著声绩。如1898年2月湖南仿西式警察及上海租界巡捕成例，设保卫局，职能似巡警，但由“官、绅、商合办”，“绅议官办”，颇具地方自治色彩。“百日维新”时光绪帝所下百余诏书敦促操办的改革事项，多数在湖南、湖北早已推行，并非要等到戊戌年皇帝下诏才改。张之洞和袁世凯也由此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最具改革才干的大吏。

袁世凯当时只有30多岁，年轻有为，属破格提拔，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改革精神。袁世凯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其得到超拔是由于在朝鲜及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非凡胆略和才干。袁20来岁以幕僚身份到朝鲜，一干12年，26岁即任清驻朝总领，其副手是留学美国归来的唐绍仪，二人相得推心置腹，因而袁世凯处事具有世界眼光，多次以果敢奇策安定朝鲜内乱，为朝鲜编练新兵，遏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觊觎。甲午战前面对朝鲜危局，袁曾提出改藩属为行省，战后清廷上下痛责李鸿章，而认定袁治朝策略或更高明。已从北洋大臣位上退下的李鸿章及继任者荣禄，都赏识袁世凯，要提携培植为北洋事业的继承人。

1895年8月2日，光绪帝曾召见袁世凯，征询改革方案。20日袁上交了13000字的建议书，分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涉及面极广也很有创意。他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改革策略，如理财9条即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事项。其“储才”中有“设立馆院”一节，与戊戌变法时开办京师大学堂的措置差不多。这说明甲午败后清廷上下对除旧布新“变法”有相当基础，取得了相当的共识。

从张之洞、袁世凯等能吏所办或准备操办的事业，及光绪帝“百日维新”下诏督办的改革事项看，都还只是洋务新政的继续。洋务运动30年也涉及军事、经济、教育、政治等多个层面的改革，但从未涉及政体。戊戌变法则涉及到了政体，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试图对传统专制政体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尝试。而这绝非张、袁及李鸿章等体制内洋务高官所宜言，乃是由在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进而感染年轻的皇帝，终于在戊戌年“诏定国是”，大张旗鼓地宣布了变法。

康有为、梁启超才是戊戌变法的风云中心人物，但变法是在光绪皇帝领导下进行，且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从甲午到戊戌有4年光景，其间改革一直没有停，如1897年各地已办新式学堂17所，5月27日开办了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为铁路及工矿建设融资，由盛宣怀主持以本国力量开始建筑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中国的铁路网建设自此铺开。但改革还是没有涉及政治体制，对改革政体的呼声于是一浪高过一浪。日本因变法而强打败大清，震动朝野，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就与对手伊藤博文说：“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梦醒后怎么办？当然是深化改革。怎么改呢？敌国东洋日本就是现成的榜样，即推行全方位变革。戊戌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其鼓吹最力者是康有为、梁启超。

所以我们研究戊戌变法，不能仅看戊戌年，更不能仅盯着百日维新那百张诏书，要全面看甲午后的朝野舆情，要拉长时段看洋务运动以来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变革。戊戌变法虽时间短促，但意义重大，其不同于洋务新政的关结点，就在于改革由“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制度”层面，是近现代中国百年改革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二、甲午战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康梁掌握维新话语权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改革是一个持续百年的宏伟事业，其最初乃起始于晚清的洋务运动，指导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朝开始放下身段“师夷”兴办洋务，然其向西方学习只停留在“器物”层面，重在坚船利炮，其它方面则浅尝辄止。30年洋务的样板——北洋水师，在甲午一战覆灭，实际上宣告了洋务新政的破产。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改革既不起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甲午海战的战败似乎应征了：国不在大小，维新立宪则强。于是，整个社会潮流最终演变为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变法图新运动。

甲午惨败后清廷上下弥漫着悲壮气氛，对变法维新有紧迫感，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清最高统治层也积极推动并实际领导了改革，大家都处心积虑于挽救危亡，政治风气为之一变。最突出的表现是，朝廷放松了思想舆论的控制，允许“处士横议”，这其实就是深化改革的措施之一。

思想观念的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马关条约》签订时，十八省举人“公车上书”，翰林、译署吏士连衔合词呈诉，群情激愤，掀起了很大的思想波澜，广东士人康有为、梁启超脱颖而出。于是，很快出现了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康有为是一个颇具领袖欲的读书人，他少习经世之学，披览过传教士译介的西洋法政史地书刊，早在1888年就曾上书要求维新，不久刊布《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为变法营造理论，试图主导舆论，争作士林领袖。康宣布儒经《周礼》、《春秋左传》、《古文尚书》等是“伪经”，乃西汉末刘歆为助王莽纂汉而伪造，是“莽新”之学。又附会《春秋公羊传》，穿凿“公羊三世说”：君主专制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宣言现在正是升平取代据乱之时。康的学说在学术上漏洞百出站不住，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却犹如刮起一阵飓风，如“火山喷火”，产生极大震荡。康有为是要把维系两千年传统专制政体的理论基础连根拔除，同时，却又打着孔子的旗号“托古改制”，指陈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符合“圣人之道”，为维新变法提供历史理论依据，做孔教之马丁·路德。

康有为曾前后8次上书朝廷，广东青年孙文也曾上书李鸿章谈改革，其他上书著书者更不计其数，如郑观应著《盛世危言》。由此在甲午后形成一股士民问政论政风气，并催生出许多民间社团，探求国是，办刊办报，使士林知识界摆脱长年禁锢，思想意识获得极大解放，“人思自奋，家议维新”，民间社会更具思想活力。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研讨国是，探究政治，出版《万国公报》，不久又组织上海强学会。梁启超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虽不足半年即遭封，但创办学会的热潮不可抑止，连达官显贵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也加襄助。1897年康有为到桂林与岑春煊、唐景崧开圣学会，返京后又邀各省旅京人士开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等。接着让御史李盛铎发起保国会，御史黄桂鋆弹劾，光绪帝竟不置问。

康有为扬言：“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谭嗣同更呼吁：“今之急务，端在学会”。到1898年各地兴办各类学会70余，如不缠足会、戒鸦片会、算学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工商学会、励志学会、雪耻学会、匡时学会等。保国会还在各省办分会，交结大臣，声势浩大，以致“学会林立，万众沸腾”，御史潘宪澜再弹劾，军机大臣刚毅请查禁，光绪不许。后礼部尚书许应骃、御史文悌先后上疏，劾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仍不为所动，文悌却因此革职。中国皇帝对集会结社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此应视为政治开放的前兆，其本身即是传统专制政体的松动和改良，是“新鲜事物”，“为以往的历史活动家所未能提供的新的东西”（李文海语），是意义深远的改革。诚如谭嗣同所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

允许办报，对自由言论的容忍，更是了不起的改革。中国自古没有自由办报的传统，官办邸报只是在官府中传阅，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港澳租界办报刊，发行量有限，读者很少，政治上没有影响。戊戌前出现了士人办报热潮，1895年强学会在北京刊出《中外纪闻》，1896年8月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在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是》，论说“设报达聪”，开启民智，“去塞求通”，沟通上下。梁又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权相嬗之理》等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文章，影响巨大，曝得大名。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报刊议政遂形成风气。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梁启超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又说：“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这年民间学会、学堂和报馆已达300多个，光绪帝还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勅各地仿办，谕“中外时事，均许据实倡言，不必意存忌讳”。这是相当开明通达的改革措施，是明显的文明开化进步！千年来禁止士民结社论政的戒律辄被打破，政治参与空前高涨，意义非同凡响。我认为其突破性意义并不在此后光绪帝颁布的百余诏书之下，犹如千年传统专制禁锢政体被打开了若大的天窗，让一束阳光照射进古老的中华大地，摧生现代自由民主之花。

其时士林求变心切，还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夕，任职北洋行营的钟天伟就向李鸿章递《救国十大意见》，后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何启、胡礼垣合撰《新政真铨》等，都主张学习西方，深化改革。政治制度上他们看准了英国的巴厘满(Parliament)国会，对此魏源、王韬等早有介绍，认为可由此“通上下之情”，形成“群”力，行“君民共主”。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直呼仿泰西设议院，在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劝说变法，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1895年科举发榜，康有为得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他一再上书请及时变法，下诏求言设议院，通下情以图自强。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刊文称：“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很明显，政体改革就是引进西方宪法、国会分权制衡机制，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然目标仍是国富兵强，而非自由民主，这迎合了皇上的口味，也避开了反对声浪，使康、梁很快抢占舆论制高点，掌握了变法维新的话语权。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李鸿章在二次鸦片战后审度时势，指陈中华危亡空前，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局说”得到了朝野认同，从而推进了洋务运动。甲午惨败后，曾留英学海军的严复于1895年编译《天演论》，将“变局观”推进到“进化论”，提出“自强保种”，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造成的思想震撼更为巨大。该书1897年在天津《国闻周刊》连载，1898正式刊刻，康有为评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当时中国正被列强瓜分，康分析沙皇俄国于中国扼吭拊背，乃清心腹大敌，提出联英、日以制俄策略，对日本化敌为友，上书请“不妨以强敌为师资”，这在当时乃惊世骇俗之论。而在“世变之酷”保国保种的呐喊声中，改革思潮日趋激进，从“师夷”到“师敌”，由学习西方欧美，转为学习东洋日本，希望中国也搞一次明治维新，象明治天皇那样一举“变政”定乾坤。黄遵宪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流入宫禁，光绪皇帝深为所动，命进呈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披览。康则专门编辑《日本会党考》，附之一并进呈，建议光绪帝“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推动激进变革。

然改革并非简单易行之事，虽有改革共识，却也有轻重缓急路线之争，有难以触动的老朽既得利益集团，需要顾全各方面的利益，于是出现激进和稳健两种不同思路。1898年是变法的高潮也是论争的高潮，在严复刊布《天演论》的同时，这年张之洞也发表《劝学篇》，袁世凯则石印《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倡导务实稳健改革，影响也很大。张之洞后来追述：“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也力倡学习日本，并不反对西学宪政，日人福泽谕吉明治维新时亦作《劝学篇》，提出“脱亚入欧”，在日本也引发了新旧学论争。张经深思熟虑，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既批“守旧”“不知通”；也批“菲薄名教”“不知本”，主张在不弃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接受西学。光绪帝认为“持论平正通达”，谕令“广为刊布”，《劝学篇》于是成为“钦定维新教科书”。这亦可视为改革话语权的争夺，何启和胡礼垣立即撰《劝学篇书后》予以驳斥，严复更批其“体用两橛”，理论混乱。其实，张之洞对新旧学的看法与康有为并无本质差别，激进和稳健亦各有道理，改革时不我待，需要在思想上、理论上有所廓清，以让人心明眼亮，有所奔头。此时士人精英思想解放，敢著书立说放言改革，带动了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观念转变，出现初步的思想竞争博弈局面，这是极可喜的，其本身就是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但如何继续扩大思想解放成果，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将各方好的策论意见吸收落实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并能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才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否则，就难免流于空谈。

三、变法维新演成旧式宫迋政变使变政改革中殂

思想解放观念转变所迸发出的改制力量是很大的，但改革转型期尤需正确理念加坚强领导力，需要有能人把改革理念细化为政策条规加以实际操作执行。可惜当时清廷中枢虚弱，帝后权威二元，宰辅缺位。经验丰富有才干的老臣张之洞长期坐镇长江中下游，1894年《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为抵制日人，张之洞乃决定抢先建纱厂，南通集资兴办事宜请当年拔得科举头筹的张謇担任，结果很快造就出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及其东南一片产业。张之洞的深谋远略及领导力由此可见一斑，亦为士林归心注目，但却遭到“帝师”翁同龢忌妒，未能及时入辅中枢。李鸿章则因甲午战败遭“连衔折劾”，引咎外放广东。恭亲王奕在1898年5月改革关键时刻病故，不几日翁同龢亦告老还乡，清廷中枢一时竟无老资格的宰辅大臣。时曾任日本首相的老对手伊藤博文来京，“颇瞰中国无人”，有传言说将聘伊藤为相，光绪帝也接见了他，结果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虑。

中国古代王朝政治是宫廷政治，宫闱深不可测，其特点就是尔虞我诈，不讲规则。清光绪帝4岁登基，长于宫禁，既无实际政治历练也无实权，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君位悬虚。光绪对老师翁同龢“眷倚极重”， 翁书生也力主改革，却“以菲才而当枢要”。1895年6月，光绪帝令陈炽起草新政诏书12道，交恭亲王奕颁布，奕竟不从。帝所宠珍妃之兄侍郎志锐及其师文廷式，阴助帝交结宫外志士，联系士林领袖康有为，寻求体制外的支持。但次年珍妃遭慈禧杖责，太监寇良才问斩，文廷式、志锐与状元张謇等被目为“翁党”遭贬斥，宫闱关系日见紧张。

然宫内宫外是两重天，康有为、严复等虽授有下级官职，却不任职身份较自由，可谓自由知识分子，属体制外，高谈阔论可无所顾忌。而现代政体改革转型，就是要将神秘无序的宫闱政治，改为阳光有规则可循的精英政治或大众政治。光绪帝很欣赏康有为，想召见他却限于宫禁礼数而不果。但改革刻不容缓，1897年底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侵占胶州湾，竟掳去清军提督章高元，清廷托俄使言和，猾黠的俄国人却乘势强租旅大，接着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列强“瓜分豆剖”，形势逼人，再不全面改革，不啻坐以待毙。到戊戌（1898）年，变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光绪帝于1月24日就变法事让军机大臣在总署召对康有为。29日康有为上《统筹全局疏》，指陈“现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请取法日本明治维新，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他请光绪帝立行三事：一、大集群臣于天坛，诏定国是，除旧布新；二、设上书所于午门，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入值其中，皇上每日亲临，损益庶政。论其实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改变旧的政治决策和参与机制，用现代新式阳光政治取代旧式宫廷政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康有为的多次上书同时在报刊上公开刊布，使他获得很大声望。

所谓“大誓群臣”，就是要在庙堂搞一个公开隆重的仪式，郑重其事地宣布改革，进一步激发舆情，以将改革引向体制纵深。设“上书所”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则是进一步放开言论，解放思想，为改革指明方向。设“制度局”于“内廷”，选改革精英数十入值，为改革作“顶层设计”，以便于改革自上而下有条不紊地推行。2月28日康有为又代御史宋伯鲁拟《请设议政处折》，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可以说1898年的改革形势很好！上上下下改革的呼声很高，如果能在思想舆论上做足功夫，促使守旧官员转变观念，减少疑虑和阻力，凝聚改革共识，帝后多沟通，利益牵涉面大的人事调整能循序而进，则改革或可步入正轨。

然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这年光绪帝28岁，大婚亲政11年却并没实际主持政务，此刻却以激愤之情开始激进改革。6月11日帝颁诏“定国是”，宣布变法，而并未在天坛“大集群臣”搞一个隆重仪式造势，事先也未请示太后，甚至未召重臣开御前会加以商讨，只是使人转告慈禧：“儿不能做亡国之君，如不付儿全权，宁愿让位”。慈禧虽生气却也表示“决不阻挡”。16日光绪短暂召见了一下康有为，职务由工部主事平调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以后就再也没见面。组织上任用军机处“小章京”谭嗣同、扬锐、林旭、刘光第等，“赏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协助他在百日里发布了110多件维新谕令，内容包括教育、军事、经济、行政诸多方面，如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办实业、筑铁路，采矿藏、裁冗员、添设新机构等。这些诏书其实新意不多，不少改革事项如编练新军或早已推行，或正在酝酿，包括京师大学堂也早有朝廷重臣老臣在筹办。时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名列强学会，张之洞则捐金5千办强学书局，刊行书报译书，不久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变法期间官书局改为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主办，李鸿章对此也出力不少。所谓地方大吏惟湖南巡抚陈宝箴力挺变法的说法也不靠谱，实际上陈氏在变法前就一直在力推新政，而不待皇帝诏书也。改革上谕顷刻间如立体轰炸，涉及面既宽，多无操作性，如何执行落实却不管。有一些新政谕令因时机尚不成熟无法推行，或根本就不宜推行，如“命各省力行保甲”等，让管事大臣地方督抚无所适从，以致怨声载道，告到慈禧那里，太后也摇头说皇帝在“瞎胡闹”。 太后迅即采取反制措施，迫令帝师翁同龢开缺回籍，任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控近畿军队。

最后的结局令人心酸，9月21日慈禧太后断然中止了皇帝的“任性乱为”，使变法中殂，“百日维新”前后历时仅103天。光绪自后被囚禁于瀛台，太后重新垂帘训政。论者赌咒叶赫那拉氏发动宫廷政变，赌咒顽固守旧势力阻止改革。但近年来史料考证是康党先图发动政变，有“围园杀后”阴谋，太后的政变是自卫反制。康党毕永年后撰《诡谋直纪》，暴“兵劫颐和园”计划，让他充当杀手“成济”。袁世凯《戊戌日记》述9月16日受光绪帝召见，18日夜谭嗣同矫旨要袁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围太后。康有为《自编年谱》则言要袁世凯“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结果事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反被诛杀，变法维新演成血腥政变，情节惊心动魄，又扑朔迷离。康、梁出逃后斥袁世凯“告密”招致变法失败，让袁背了百年黑锅，现在多数学者认定袁往天津向荣禄汇报前，慈禧已经回宫出手，并认定光绪帝并未与闻“围园杀后”图谋，袁的密告非政变起因。有人推测袁世凯在会谭嗣同的当晚即往“庆邸”奕劻处告密，却仅是推测而无任何证据。但即便是密告荣禄也已使事变情势加重，以致流血。而谭嗣同则不怕流血，据说他曾与侠士大刀王五“谋救皇上”，不成也不逃走，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乃题诗：“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赴死时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父谭继洵官居湖北巡抚，嗣同乃高宦公子，舍生取义如此从容，的确令人仰慕。

康、梁则在外国人帮助下出逃，梁启超更是直接进入了日本使馆，曾邀谭嗣同去，不从。脱离险境后，康有为接受外媒采访，编造帝后党争宫廷博弈“内幕”，对慈禧进行人身攻击，诡称有密诏在身，请外国救助皇帝恢复权力。康并夸大自己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谎称光绪予他“专折奏事”，对他“言听计从”。以往史家偏信康、梁叙述，然梁启超自己后来却承认所作《戊戌政变记》有假，“难免将真迹放大”。康有为《戊戌奏稿》经考证并非戊戌真迹，乃1911年伪作，康《自编年谱》也多有故意篡乱史实之处。康有为并非对历史负责任的老实人，更非后人所称一代儒宗“南海圣人”，政治上搞了不少小动作。梁启超后来评说，康先生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采用的仍是传统权术。清室重臣视康“意甚险恶”（张之洞语）、“居心叵测”（翁同龢语），“辩言乱政”（荣禄语），“断非端正忠爱之人”，不甘于只做士林领袖宣传家，而期帝师中枢宰辅。翁同龢即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康上下结交，活动能力超强，资历未达，就采用代拟奏折的方式以达天听。对于先前鼓吹的开国会、伸民权，变法时却认定是“取乱之道”，径改为“尊圣扶教”，而“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希望光绪从慈禧手中夺回权力，不做傀儡要当真皇帝，1895年康有为给皇帝的《上清帝第三书》，就已经定下了以党争而不是以维新来打动皇帝的策略。康在折子里说：“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相当多，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任命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随侍左右，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又有几人？不分昼夜陛下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从而“构乱两宫”。戊戌维新演成宫廷政变，康党实亦脱不开干系。

四、确立宪法权威依宪治国才是现代政治的常道

戊戌政变的后果相当严重，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宫门，帝后自此形同水火，到1908年慈禧死前1天，竟先将光绪帝毒死，“两日连遘大丧，海内震动”。宫廷阴谋致中枢跌宕直接引发了政治动乱，慈禧想废帝因列强不许，乃引民间“扶清灭洋”力量进京，导致1900年“庚子拳乱”，首都也被八国联军攻占。但空前的国家危亡却也使朝野上下再一次形成改革共识，1901年在结束逃亡回京的路上，慈禧戏剧性地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了改革上谕，自后推行了内容远超戊戌维新的长达10年的新政改革。

事实证明，慈禧太后也是可以支持改革的。教科书所谓除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戊戌新政都被废止的说法并非事实，废止的不是新政，而是那如雪片飞来却不考虑如何执行的110多份诏书。如早已推行的新政编练新军就一刻也未废止，除陆军外，海军也在重建，而这绝非百日里发上百通诏书所能完成。改革是持久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有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要做，靠宫廷阴谋来加快改革进程，结果是事与愿违，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谭嗣同式流血牺牲亦于事无补。

慈禧太后固然是保守的旧式人物，但作为当家婆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大清虚弱而覆亡，在不变法不足以自存的危亡时刻，太后及清室老朽也会转变观念。所以，当严复《天演论》出版时，慈禧也即成热心读者，并加点赞。任何社会行动都以思想为先导，保守观念转不过弯时，就会顽固阻击新生事物，变法维新就会遇到强大阻力，皇帝老子下诏也无济于事。应该说当年维新派对舆论宣传及重构意识形态是相当重视的，但仅仅只是开了个头而力度不够，远没能使掌权的多数旧官僚转变观念。启蒙工作本应继续做，若康有为不染指权力，在体制外主导舆论当教主，变政工作由清帝领导改革派官僚具体去做，效果可能会更好。后来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新民丛报》，所起作用就超乎寻常。可惜戊戌年思想解放的大好局面，因政变而毁于一旦。清廷因此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致“惑世诬民，罔知顾忌”，着即令所有报刊一概停办，所有学会统统解散，在会人等一律治罪。并饬官府严拿各报主笔，务“使奸党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惧”。重开思想专制是最大的倒退，是对戊戌维新的最大损害，愚昧的拳祸由此酿成，革命党也由此渐成气候。

好在慈禧头撞南墙尚能知悔，国家残破的惨烈现实也警示了顽固派，不变政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开始筹办国会，显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企图“变政”，其举措已大大超出戊戌新政。康有为在戊戌年以“举国聋瞽”为由反对开国会，而清预备立宪诏发出后官绅各界发起的“速开国会”请愿却渐成高潮，1911年春康发布经改篡的《戊戌奏稿》，录有署时“戊戌六月”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有“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等语，似乎戊戌维新时已有即时移植西方宪政搞三权分立的规划，但学术界考证此折乃康有为作伪。康的作伪不只关系其个人品质，也关涉到戊戌变法性质的论定，如果戊戌维新根本就未涉及国会、立宪等西政关键，那还能说是“变政”，是政治体制改革吗？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时，还呈有《俄大帝彼得变政记》，此“变政”则不涉宪政。百日维新所发百余道诏谕虽涉及面广，却半点立宪措置也没有，这样来看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性质上能相比吗？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戊戌变法不能孤立看百日维新，它是近现代中国百年改革浪潮中的重要一环。在甲午惨败列强豆剖的危亡局势下，戊戌变法是想大变、全变、急变，是想一变而扭转乾坤。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变法变政就是要全面抛弃旧式极权专制的“秦政”，移植西政，全方位改变体制机制，这一点就鼓吹者和执行者来说，都是毫不含糊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中所谓：“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目标是日式君主立宪，当时称之为“君民共主”。不仅康、梁对移植西方国会宪法体制大肆鼓吹，当时许多洋务知识精英也有大量著述，光绪帝对日本因变政而强的羡慕也是由衷的，对变政有急切感。百日维新之所以未涉及国会、宪法，的确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变法的政体目标为君主立宪无可置疑，诚如康有为所论，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在戊戌维新思潮形成之际，梁启超《变法通议》有一段话曾传诵四方：“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戊戌变政虽骤然失败，实开启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序幕，是清末新政的先导。而清末十年新政后期虽循序推出预备立宪，却也失败了。移植宪政快也不行，慢也不行，清亡后的共和立宪，也以失败而告终，说明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确坎坷，我们也就不要对戊戌变政所得太过苛求，而应更多总结经验教训。

给康有为等维新派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是荒谬的。从历史发展的自身脉络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在西力冲击下要自存自强，学习西方改革维新走现代化之路是历史必然。洋务新政即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改革，但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其引进西学西艺就己引发了新旧之争，修好的铁路竟被拆毁。当洋务新政的样板北洋水师被东洋人全歼后，以日为师引进西政，改革由器物上升到制度层面乃势所必然，戊戌维新是政治体制改革，引发的新旧博弈就更加剧烈。有官员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以知日本崛起之由”，遭上峰守旧官僚压制，帝大怒竟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侍郎堃岫、溥暹、徐曾沣、曾广汉等6人一并革职。接着皇帝下诏除冗员，要废八股，裁撤旧机构，使旧体制一干人等悽悽惶惶，纷纷到西太后处哭诉告状。戊戌变法不是资本与地主间的阶级斗争，而是秦政与西政间的新旧博弈。维新派挟皇帝之势推行激进改革，旧体制官僚依太后之威进行反扑，使新旧对抉过早摊牌，当光绪帝唉叹“朕位几不保”时，康党竟铤而走险，谋划“围园杀后”，最终使变政演成政变。

宫廷阴谋是旧式王朝政治的常态，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对立物，维新派用旧式宫廷阴谋来变政，结果适得其反，事后康、梁对此也很忌讳。而在康、梁变政前夕，袁世凯曾提出不同思路。1897年12月30日）和98年1月16日，袁曾两度向中堂翁同龢递呈变法说贴，认为中国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其步骤“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责贵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即在两三个省先行试点，俟有成效再向全国铺开，搞渐进改革，而“断不可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繁剧”。对“勋旧疆臣”，也未便一概屏弃，“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适当安抚，以减少阻力。与康有为同受光绪破格召见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在所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亡之折》中，也主张有条不紊地渐进改革，反对不切实际一意孤行的激进变革。可见中国不乏智谋之士，只可惜历史不慎还是走进了另一胡同。

与传统专制政治相对立的现代民主政治，是多元竞争又互相包容的阳光政治，其重要特点就是允许异见，允许反对，各派势力对权力的争夺都以文明手段进行，在既定规则下公开论辩，票决定策。不能说顽固守旧就十恶不赦，保守势力也可结党发表政见，并与激进力量达成平衡，国会即是各派力量博弈的平台，所以晚清稍有些西学阅历的知识精英，都竭力鼓吹“开国会”，宪法则是政治博弈的最高规则。“变政”既是“秦政”与“宪政”的体制机制转换，因牵涉利益结构和深层的文化惯性力量，不可能一蹴而就。康有为放弃深入细致的说服协调工作，试图以一场宫廷政变一举而略定大局，是打错了算盘。伊藤博文在见光绪帝前称：“将告之改革不可图急，徐徐为之”。秘书中岛雄二亦担心康有为处事轻率，可能会引起混乱。本来清朝官僚阶层多数是支持并响应“变政”改革的，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吏都赞助强学会，但康有为唯我独尊，非但不能团结大多数，反而四面树敌，急切冒进视洋务派为绊脚石，最后堕入你死我活的宫廷政治而孤立无援。礼部主事王照亲历了戊戌年的波诡云谲，民国之后，王照曾经如此回顾戊戌维新的成败关键： “自从翁同龢被罢之后，大臣抗拒新政的，都暗地里依靠太后；然而先前太后也是喜欢变法的，这个时候因为不能干政，所以才暗地里与他们结为一体，其实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我替皇上考虑，如果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则皇上的志向可以实现，保守派也失去了靠山”。

陈寅恪先生追忆先祖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戊戌时“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其先祖及先君陈三立皆非康党，并不认同南海先生牵强附会旧瓶装新酒的春秋公羊学，而是要直接“借镜”西方。1901年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等，称“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主张仿效英国搞君主立宪。为什么许多“历验世务”的清儒臣大吏思想转得过弯，能自觉“颂美西法”，“参仿西法”，甚至慈禧太后最后也“仿行宪政”呢？那是因为中国落后连连挨打亡国不旋踵的惨痛事实，使人“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改革就是等死，会亡国灭种灭教！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所谓：“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铁的事实和道理都明摆着，再顽固守旧也不能不加以面对。而改革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一切讲明说透，以让当政者义无反顾地走改革之路。而当改革与革命赛跑之时，对改革稍有迟疑即导致了辛亥革命爆发，使清朝覆亡既得利益集团老本蚀光。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对此那些以螳臂当车的极端顽固守旧分子，又能作何感慨呢？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对新思想新思潮的打压乃最愚蠢而又徒劳的举动。戊戌政变后清政府对报刊和学会严加取缔，但政治异见者不久就在日本及上海租界创办了新的政论刊物，公开直接地打出推翻清王朝宣言，并成立反清革命社团。《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在士子中疯传，清廷查禁不了，乃致惶惶而不可终日。思想解放的威力巨大无比，康、梁等维新派如果站在时代潮流的浪尖，执思想舆论之牛耳，在体制外同样可猛力推进改革。可惜康有为领袖欲极强有政治野心，后来连弟子梁启超也与他分道扬镳。然宪政体制倒不在乎也无畏于野心家，袁世凯后来也证明有野心，新出史料甚至表明张之洞亦有取代清帝黄袍加身的想法，有野心可能也有大作为，转型中国需要这种人。宪政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在宪政框架下职位公开竞争，“用野心对抗野心”（麦迪逊语），人人都要按宪法规则出牌，经过选民认可挑出有才能有事业心的人来“依宪治国”。而以旧制度传统权术搞你死我活宫廷阴谋，则因人而异不确定的黑暗政治将永无尽头。可惜戊戌变法虽揭开了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序幕，宪政体制新的政治博弈机制却耗时百年始终无法确立，思想家的启蒙宣传及对戊戌政变的反思都远远不能到位……戊戌维新百年之后，我们还须努力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变政”，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绕圈子了，确立宪法权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才是现代中国政治的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