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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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

庚子年正月以来，笔者服从疫情防控安排，非必须不出门，绝不添乱，重又翻阅了毛泽东选集、文集和年谱。深感毛主席的一些论断，既是对公职人员尤其领导干部如何从政为官进行谆谆教诲，更启发我们如何脚踏实地做好当下的工作。每次重读都让人受益匪浅。

他的远见卓识，历经几十年风云变幻，愈发彰显生命力。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今天，我们再来学习感悟毛泽东的这些经典论断，不无现实意义。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一篇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重点谈了“讲真话问题”，信中写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33-35页）

“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同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当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时，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78页）

“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出席八届二中全会作总结讲话，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34页）

“领导者要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同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在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他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77-78页）

“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77页）

“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291页）

“要独立思考”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他说：“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毛泽东年谱》第三卷351-352页）

（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

“谁有理就服从谁”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78页）

“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只看你的政策”

1963年12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指出：“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什么也不懂。”（《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287页）

“对利令智昏之人要臭骂一顿”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1页）

“老虎屁股偏要摸”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文集》第八卷296页）

“成绩是人民的”

196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以总编辑郑浚基为团长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他说：“如果说我们有些成绩，那是人民的。我们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的，要向人民学习。人民向我们提供意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见办事。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我们纠正了错误，就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211-212页）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深刻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11页）对于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笔者历来欣赏陈云同志的15字箴言，认为是一条经过检验了的可靠路径。这15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1990年1月24日，历来很少题词的陈云，将这15个字事先写在条幅上，赠送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并作了详细解释：“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同志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如果要避免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妨借鉴一下陈云同志的这15字箴言。

毛泽东很欣赏两千多年前的曹刿。1936年，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几乎引用了《左传·曹刿论战》的全文，用来说明他所要阐述的军事思想。文中曹刿有句名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古人亦云：“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希望以上讨论，能有助于我们在做好当下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有效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毛泽东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么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

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象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编辑：湖北毛泽东文化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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