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NA技术发明人考里科逆袭诺贝尔奖的背后，是美国“终身教职”学术制度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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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日，新一届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公布，发明了mRNA新冠疫苗关键技术的两位科学家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和韦斯曼（Drew Weissman）获得了这一科学界最高荣誉。

2020年底，全球深陷新冠疫情时，两个mRNA疫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三期临床试验，且展现了极高的有效性，在人类深陷公卫危机时带来了曙光。也正因为mRNA疫苗如此巨大的作用，考里科和韦斯曼早在2021年就成为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如今获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考里科的经历颇为传奇，出生于匈牙利的她是一名屠夫的女儿，学术之路鲜少得到家庭的帮助。她在20多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做研究，1989年起她受聘到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教职。一般人的印象里，在美国顶尖大学担任教职的科研人员，虽然未必是锦衣玉食，但至少也是工作稳定、生活无忧。但自从mRNA技术因新冠疫苗为全球所瞩目后，考里科在宾大灾难性的经历逐渐被各大媒体报道：在长达数十年的科研生涯里，她的项目不被学界看好、长期申请不到经费、屡次陷入被解职的危机、被学校排挤被迫离职，等等。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几次采访中，考里科也提到宾大当年如何将她降职，最后又如何将她赶走。于是多家媒体也关注到宾大庆祝考里科获得诺奖的讽刺意味。例如《财富》就报道多位学者认为宾大应该向考里科道歉。

除了对宾大前倨后恭的嘲讽，更多报道是赞扬考里科的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终成大器。这在中文媒体里也是主流，像“励志”、“逆袭”等词都成了考里科相关报道的必带标签。

考里科对科学的坚持固然值得倾佩，可在她的经历里，如果我们只看到个人的奋斗和成功，或是宾大的“不要脸”，那么就忽视了学术圈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问题：美国高校终身教职制度下那些没有终身教职的科研人员、教师的尴尬境遇——这是光鲜的美国学术体系背后的暗面。

兼职教授身份注定了考里科的遭遇

考里科1989年被宾大聘用，与宾大一位心脏科医生一起研究mRNA。不过要注意的是，考里科拿到的并非终身教职（tenure），而是兼职教职（adjunct professor）。这基本注定了后来考里科在宾大的遭遇。

美国高校乃至学术界的制度基石就是终身教职制度——“tenure”也被华人戏称为“天牛”。终身教职制度正如其名，指教职人员有“终身”的职位保障，除非有极为特殊的原因不能被解雇，可以一直干到自愿退休。以考里科在大学里从事的科研工作为例，一个有终身教职的科学家就算没有经费，不出成果，甚至就是天天混日子，学校也没法将其赶走。

照此看来，终身教职是否在培养“混子”、“懒汉”呢？至少初衷并非如此，终身教职制度在20世纪初逐渐在美国高校里成型，并总是与学术自由精神相提并论。它的目的是为教职人员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以及保护其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当教授的观点有悖潮流或者权威，或者他们的研究课题偏冷门的时候，他们不用担心因此被解雇。学者们相信，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将有利于教师对真理的探索、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利，并且最大程度上符合公共利益。

一般来说，刚入职的年轻教授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期限去展示自己的学术、教学能力，在此阶段，他\她是在通往终身教职的轨道上，但没有终身教职，一般职称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这个终身教职的轨道不是无限延展的，常常是6-7年时限。到时间后，学校会根据这些助理教授过去这几年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提供终身教职，相当于要么升职要么走人。如果学校在考核之后，同意提供终身教职，那么他\她就会转成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在科研领域，终身教职制度促成了美国大学的两大特殊景观：一是年轻的助理教授们拼命干活，以获得足够的成果拿终身教职；二是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的“舒适”，他们有稳定的工作环境，有比较大的学术探索空间。

在外人看来，终身教职的轨道制度似乎是让学校可以压榨助理教授，实际上终身教职轨道的有限性是美国大学教授们在1940年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教授制度的声明》（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里主动倡议。该制度让学校只能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雇佣非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最终的目的是大学教授主体上会以终身教职为主，人员也会更稳定。

但大学也会雇佣非终身教职的员工作为终身教职的补充，兼职教授（adjunct professor）就属于此类。从媒体报道看，考里科进入宾大时就是这种非终身教职的身份。当时她与宾大一位心脏科医生一起工作。按学术圈的规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宾大有一位有终身教职的心脏科医生从事的研究需要有帮手，招募了考里科到他的实验室工作。表面上考里科接受的是宾大的聘用，身份是宾大的兼职教授，但实际上她是那位心脏科医生招来的帮手。

正因如此，后来一系列与考里科本人无关的人事变动却导致了她在宾大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例如1997年，最初把考里科招到宾大的心脏科医生离开了宾大，使得考里科不得不在宾大另找“靠山”。在一位神经科医生的大力举荐下，考里科才保住了位置，可后来这位神经科医生也离开了宾大，让考里科在宾大更难立足。

不像终身教职那般有独立的雇佣保障，考里科到宾大的那一刻，工作稳定性就取决于他人，这也注定了后来她的一系列不顺、被排挤。

非终身教职与终身教职间的天堑

非学术圈的人可能会好奇，考里科不能换到终身教职吗？从考里科的自述来看，她也曾经争取过终身教职，1995年，她本来应该有机会晋升到终身教职，却因为申请经费没成功而被宾大要求减薪降职或走人。宾大的行为如今看来冷酷无情，可在终身教职制度下的学术界却是再正常不过。而考里科难以从非终身教职跳到终身教职，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二者间有着难于逾越的鸿沟。

对于宾大等美国高校来说，那些有终身教职的教授或是在通往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助理教授们才是自己人。考里科这样的非终身教职人员，都属于外人、“临时工”。

学校找的助理教授，都是看好他们的未来，视之为自己的新鲜血液。而考里科这般非终身教职的员工则不同，他们只是来做一份具体的工作，学校从来没有期望或者说也不认为他们将来能成为学术中坚。如果有这指望，当初就会以终身教职轨道招募。

这种区别也会带来支持度方面巨大的差异。学校招来的助理教授都是希望他们以后能顺利拿到终身教职的。因为这代表着他们产出了大量学术成果，顺带也会带来各种研究经费。考里科在90年代拼命研究申请经费却一直被拒，实际上刚入职的助理教授们大多也不会自带研究经费。但是在招募时学校就会商议好提供一笔启动资金，新人们可以通过这笔钱来购买研究需要的设备、材料，聘用博士后、支付研究生的补助费用。通过启动资金让自己的实验室运转起来后，助理教授又可以利用实验室产出的成果支持自己的经费申请（例如生物医学一般会向NIH申请经费）。

考里科这样的非终身教职轨道的教职员工不会得到学校的资助，独立做科研的难度就要高很多。而非终身教职轨道的兼职教授想要转到终身教职，几乎必须是他人眼里的超级优秀，让学校觉得一个“临时工”也值得拉拢为自己人。对于考里科这类科研型教授来说，科研经费是其最重要的价值指标。如果难以申请到大量经费并进行独立的研究，就很难产出足以让她能够获得终身教职的成绩。而没有终身教职的保障，又很难拿到经费并且享有学术自由。这是一个难以打破的死循环。

没有经费就是高校的“负资产”

对于美国高校来说，教职人员的贡献，或者说对学校的价值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研，二是教学，三是以行政等为主的服务。其中科研型教职人员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科研，而对学校来说，科研评价里最重要的就是经费。

假设一位教授的年薪是10万美元，学校要考虑这10万的用人成本，多少是因为科研给的，多少是因为教学，多少是行政服务。如果这位教授在NIH拿到了经费，一年是30万美元，首先这个经费里会有一定比例会直接提供给学校，称为“overhead”，原因是NIH也知道这位教授在学校供职，会使用学校的资源，经费自然要分给学校一部分。除去overhead后，这位教授在申请的经费里会注明自己一年有多少时间会花在这个经费支持的项目上，假设是30%，那么他工资的30%就可以从这里出。剩下的经费可以标注支付研究生、博士后的工资等。

不难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手上有多个经费项目，他\她的工资实际上都是自己申请来的经费在出，学校的用人成本是零，而且由于overhead的存在，学校还在靠他\她拿钱。此外，这些经费也可以支付实验室技术员、研究生、博士后的工资，等于是这位教授出钱帮学校运转一个实验室，同时不断产出有学校署名的科研成果。

理论上，教授们的工资也可以通过给学生上课（学生交学费）或其它服务（比如担任系主任，承担行政杂活）来支持。可对于科研型的教职人员来说，这些都很难成为学校眼里“称职”的表现。因为科研型教职人员教学一般只教研究生院的课，课程少学生也少。生物医学类的研究生院也是靠教授们拿科研经费撑起来的（比如研究生的工资就是这里出的），不是靠收学生学费搞起来的（很多生物研究生学费反而会从导师实验室经费出）。行政工作类似，这些本来就有很多通过学校的其它职工负担了，工作量有限。

对于学校来说，一个科研型教授拿到充分经费的情况下愿意教学、承担一点行政的杂活，那是优秀公民。如果有一定经费，但稍微有点缺口，这时愿意做点教学、行政“将功补过”，那也算识相。可如果没有经费，那就完全是学校的“负资产”了，就算愿意做很多教学行政也于事无补。如果已经拿到终身教职，学校没法解雇，时间久了只能变通着想办法“赶人”。例如把实验室空间逐渐缩小，最后干脆不给实验室位置，甚至办公室也不给等等“羞辱”手段。不过只要这位教授脸皮够厚，学校也只能认栽。

但考里科没有终身教职，也不在终身教职的轨道上，如果没有申请到经费，在宾大乃至任何一所美国高校眼里都只能是应该尽快剥离的“负资产”。尽管据考里科自述，自己在宾大的年收入从未超过6万美元，但对于习惯了教授们自带经费的宾大来说，恐怕还真不习惯付这不到6万的年薪。

1995年，宾大给考里科减薪降职的选项已经算是客气。笔者个人猜测，没有直接解聘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当时与考里科合作的心脏科医生还在宾大，考里科的工资至少一部分能由这个人的经费支持。

还有无数个没那么幸运的“考里科们”

考里科一直在努力做研究，也有论文发表，包括这次诺奖引用的关键论文也是2005年她与魏斯曼在宾大合作发表在《Immunity》上的论文，该期刊也是免疫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或许会有人好奇，这些难道不能说明考里科的学术水平吗？这样的学术水平不配终身教职吗？为什么不给她更多机会呢？

很遗憾，从学校的角度看，顶级学术期刊论文的最终意义是辅助教授们申请经费——论文代表的学术水平只有获得经费评审机构的认可，才能转化为学校需要的经济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得更残忍些：发论文还得交版面费，如果一个研究者有论文却一直拿不到经费，这版面费不还得学校支付？

考里科因为新冠mRNA疫苗功成名就后，我们自然可以站在后见之明的的制高点批评宾大有眼无珠。可是站在1995年时宾大的角度，考里科只是一个一直申请不到经费的兼职教授，她已经40岁，并非出自哪位著名学术领头人的实验室，她未来会比现在更有可能拿到经费吗？恐怕很难有人能给出积极的答案。

这也让宾大的减薪逼走成了“合理”的人事决定。再转到考里科离职宾大的2013年，是的，2005年时她发了一篇不错的论文，但这并没有带来研究经费，如今8年过去了，也没有很多人关注这篇论文。此时她都58岁了，宾大又能对她的潜力抱有多大信心呢？

2018年《自然医学》上一篇报道称考里科是看到Moderna推动mRNA药物研发，感觉自己在宾大不可能将自己的发现用于实践，主动离开。但现在考里科更直接的描述是被宾大要求“退休”。具体哪种说法准确我们外人无法知晓，但是，对于一个长期申请经费不成功的非终身教职科研人员，宾大主动驱逐甚至在赶人过程中言语、行为的刻薄并不会让我感到意外。这就是终身教职体系下拿不到终身教职的科研人员必须要面对的生存风险，也是美国高校领先全球的科研水平光鲜外表下，被有意无意忽视的阴暗面。

终身教职当然有优点，它督促了很多年轻教员的努力勤勉，也为资深教员们赢得了宝贵的学术自由。对于自然科学领域，这让很多教授们有机会凭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在人文领域，更是能自由表达观点的基石。

但是现在大学里越来越多的教员是非终身教职，教学型的教员里非终身教职的比例甚至更高。根据美国教育部2020年的调查，高校非终身教职轨道的教员比例已达71%。这些非终身教职的教员们不仅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也往往更低。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四分之一的兼职教授们收入低于贫困线。

1995年，当宾大向考里科提出降薪降职或走人的要求时，考里科忍了下来。之所以忍，不仅是因为她想继续从事mRNA研究，还因为她是移民，没有绿卡、找工作很困难；更是因为如果没有宾大职工的学费减免福利，她无法承担女儿在宾大的学费。考里科当然是杰出的科学家，但在这个身份之前，她是一个人，一个母亲，有着普通人都要考虑的柴米油盐、家庭负担。

在赞扬考里科的毅力的同时，我们不应把任何人经历的痛苦想象成理所应当，特别是当这种痛苦背后存在制度性问题的时候，不要去忽视无数个没有那么幸运的“考里科们”的境遇。不是每一位非终身教职轨道上的教员都像考里科那般有才华、有坚韧的信念，可以待在被冷落的角落里，百折不挠继续自己的研究，最后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mRNA的应用前景能被新兴药企发掘，并在一场世纪大瘟疫里迅速派上用场，使得她大半生的努力被全世界看见和认可，这是一场完美的救赎，也是求之不得的运气。但她的故事完全可能是另一幅模样——一位学者因为其不利的境遇和不被看好的研究，多年来不得志，又贫病交加，最终黯然放弃研究、泯然众人。

现实是，绝大部分人只是学术体制里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他们可能只是在实验室里做着最基础的实验，可能只是在讲台上教书，但他们也应该有权利过上体面生活、受到基本的尊重。

宾大对考里科的刁难在美国现行的终身教职体系下并不特殊，但不代表这就不是一种“恶”，这其实是一种超越宾大一校一地的“恶”。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考里科的幸存就忽视制度对人的压迫，应该去思考这项制度是否有改良甚至改革的空间，否则考里科们的遭遇还会不断重演。

（本文首发于歪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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