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幾種讀法
作者﹕王銘《光明日報》（ 2016年11月22日 11版）
| 商鞅舌戰 資料圖片 |
| 《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張國剛著 中華書局 |
【今日書評】
在學院派史學與大眾史學隔著諸多話語壁壘的當下﹐我們有時候也會像孔乙己一樣發問﹕歷史可以有幾種讀法﹖這實際上也取決於我們以什麼樣的視角﹐讀什麼樣的歷史書。很多時候﹐史書本身即有其自身的歷史寫法﹐而在此基礎上讀者又可以有不同的讀法﹐這也往往導致我們對於歷史的感悟走向不同的方向。
兩位司馬公如何說史
史書有幾種求“通”的寫法和讀法。西漢修撰《史記》的太史公司馬遷﹑北宋編修《資治通鑒》的溫公司馬光在史學界並稱“漢宋兩司馬”。兩部各自開創史學編撰體例的史書﹐是漢以前﹑唐以前歷史兩種不同的“通”的寫法。
司馬遷著《史記》﹐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更是“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其書名即直接鮮明表達了有鑒於治道之通達的願望。不過﹐《史記》不唯是“史家之絕唱”﹐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所公認的“無韻之《離騷》”﹐其紀傳體的寫法﹐將帝王將相各色人等的生平故事娓娓道來﹐其間不乏穿插一些太史公自己對於歷史事件細節的“合理想象”﹐後人讀起活靈活現的故事來自是津津有味。可是司馬溫公編《資治通鑒》﹐卻是一種不太好讀的編年體寫法﹐從頭看下來﹐羅列的都是某年某月發生了哪些事的記載﹐如同歷史“流水賬”﹐想要真正通貫起來讀﹐著實需要費些力氣。其對於歷史事件本末因果的記敘﹐則需要到後來南宋袁樞編《通鑒紀事本末》這種“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的“配套讀物”才能通讀一整件大事的來龍去脈。
即使如此﹐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這些歷史的寫法﹐似乎仍然缺了一種更通透的讀法。若能跳出簡單的人物臧否與單調的事件進程﹐而深入人物性格與行為邏輯﹐從性格命運看治亂興替﹐或許更能如兩位司馬公所希望的那樣通達其間﹐獲取智慧。
另一種有趣的讀法
如今﹐張國剛的新著﹐一部有趣的史學普及讀物《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歸約《資治通鑒》留給我們的龐雜的史料文本﹐正好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有歷史智慧的讀法﹐讓當代人得以從中獲取“前人在應對各種挑戰後﹐給我們留下的一些經驗總結”。我們從這個視角讀到的歷史﹐就是人生﹑民族﹑國家對於這些挑戰的“應對的措施﹑應對的辦法﹑應對的智慧”﹐“所有的成敗得失的記錄就構成歷史”。因此﹐“讀史就像看高人下棋”。作者正是以這樣的穿透力﹐帶著讀者從一盤盤棋譜的殘局上方看到歷史情境﹑世事權變﹑人生哲理﹐尤其是對於帶團隊﹑做決策的領導者來說﹐還能讀到至關重要的對待人生棋局與管理修養的認識。
作者以別開生面的方式導讀《資治通鑒》﹐為我們揭示自“三家分晉”到“開天治亂”之間的一系列帝王將相的興亡軌跡﹕智伯的覆亡和魏文侯的崛起﹐吳起的悲劇和商鞅的命運﹐呂不韋的成功投機和秦始皇的千古功過﹐劉邦的用人本事與項羽的逃避責任﹐漢武帝的原則與權變和霍光的機敏與膨脹﹐王莽的苦心經營與灰飛煙滅﹑劉秀的大事精明與小事厚道﹐曹操的審時度勢與驕傲輕敵﹑劉備的仁厚堅忍與借力發力﹑孫權的識人善任與改過遷善﹐曹丕的格局狹小﹑司馬氏的接班人問題﹐楊隋的得失天下﹑李淵與李密的得失人心﹐唐太宗對自我權力的約束﹑唐玄宗對自我約束的懈怠。如此林林總總﹐各路帝王將相的風雲際遇各不相同﹐自有其性格命運起了很大作用﹐在時勢動蕩的情勢下﹐終致家國興衰﹑民生休戚﹐上演了一出出跌宕起伏﹑意味深長的歷史悲喜劇。
所謂“資治”﹐歷史有資于治道者﹐不唯是可以治國平天下﹐更可以從中讀出修身齊家﹑治冶人生的味道。《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一書在《資治通鑒》提供的豐富史料之上﹐以人物際遇為軸﹐條分縷析﹐縱論古今﹐從歷史人物身上提煉更深的智慧。古人有雲﹕讀史使人明智。從人生棋局的角度來讀古人之史書﹑讀古人之史事﹐更使今人學會將歷史人物的經驗教訓化為己用﹐啟迪智慧﹐有資于自己的事業管理與人生管理﹐可謂善莫大焉。
作者從治國修身﹑人生格局的獨到角度﹐指點江山﹐笑談風雲﹐起承轉合﹐娓娓道來﹐為我們輕鬆而又深刻地導讀了一遍有資于當代人的《資治通鑒》。
（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原创著作
| 原载：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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