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要如何做，才能不把他们当病人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选载薛舒中篇小说《成人记》
△薛舒
薛舒著有小说集《寻找雅葛布》《天亮就走人》《飞越云之南》《婚纱照》《隐声街》，长篇小说《残镇》《问鬼》,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等。曾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奖项。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谈
要如何做，才能不把他们当病人
文|薛舒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次，在“小绍兴”饭店便餐。邻桌有一对母子，他们的餐桌上独独一盘白斩三黄鸡，没有别的菜。儿子十七、八岁的样子，顾自举著大啖，吃相肆无忌惮。母亲低眉端坐，用筷子挑拣出最好的肉块，夹到儿子的碗里，自己一口都没吃。母亲做成这样，孩子被宠坏是一定的，彼时我想。然而等他们吃完，站起来准备离开，我才看出异样。那孩子抬起头，面容完整暴露于我视线内，典型的“唐氏儿”。母亲牵着儿子的手出饭店，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可能因为吃的欲望得到满足，步态雀跃。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自然没有孩子，观察邻桌母子吃饭，仅是好奇心使然。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偶尔想起那场景，会忽然心痛。
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
九年前，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明亮的大厅里，二十岁青年高智宁坐在三角钢琴前，《土耳其进行曲》在他的手指间飞流直下。事实上，他的智力水平停留在三岁，并且永远不会长大，但他拥有钢琴10级证书，他可以在舞台上演奏无数首世界名曲。他是一个有着特殊才能的智障患者，他是“雨人”。他的父亲站在台侧，全程注视着台上沉着演奏的年轻人，他弹几首曲子，父亲就站多久。每一次出行，每一场表演，这个中年男人都要成为“雨人”的附体。他是雨人的生活，雨人是他的舞台。
五年前，上海杨浦区，某阳光学校。我去采访，进教室听课，我选择了靠后排的座位，隔着走廊的左边，是一位高个儿小伙子。从我落座开始，他连续三次挪动自己的椅子，朝着我的方向，越过走廊。他正向我慢慢靠近，在离我一拳之隔时，突然面色绯红、轻启嘴唇：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他准备把自己介绍给我认识，他的智商停留在七岁，但是，身体的本能驱使他向一名成年女性靠近。我没有见到他的母亲，但阳光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母亲准备带他去相亲，对方，是一个聋哑女孩。母亲说，再不给他找个女人，要出事了。
电影《雨人》剧照
我的一位文友，热情开朗，多才多艺，有一回酒到酣处，突然提起他二十多岁的智障儿子。事故发生在一岁左右，正牙牙学语，有一天午睡，从床上跌下来，那以后，再没开过口。长着长着，也长大了，喂饱就好，还有，家门一定要关牢，文友说。十八岁的时候，跑出去过一次，满城找不到，我绝望了，想大概儿子要没了，不想一抬头，就在小区外面的公交站边，坐在街沿上，我眼泪“哗”一下落下来。他从没叫过我一声爸爸，可他是我儿子。
那以后怎么办呢？我没有问他。他和妻子从没去深究过儿子的智障是因为从床上跌下来造成的，还是先天就有问题。那天午睡，是妻子在照看孩子，他在单位上班。从此，午睡成了他们家的禁忌。
很少在大街上看见智障孩子，大街这种地方，可能遭遇的未知凶险实在太多，他们是要被照顾和看管的一群人，他们被深深地藏在某些地方。那扇紧紧关闭的家门，既是阻挡了危险，同时阻止他们走向外面的世界。
2010年，上海世博会首次设立残疾人综合馆“生命阳光馆”。因为要采访智障者和残疾人，我经历了一次这辈子从未有过的感官体验。
那是一个叫“盲人体验”的项目，工作人员带我进了体验区的时候，我是睁大着眼睛的。可是当我踏入那扇门的一瞬间，我发现，我已身陷无边无际的黑暗。作为现代人，我们似乎无从去体会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即便在古代，没有灯光的夜晚，也有星光和月光，我们总能凭着依稀的形和影而有所参照。可是在盲人体验区，没有任何参照，我站在原地，不敢跨出一小步，感觉，往前一步就是深渊。当时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什么是“黑洞”，什么是“盲”。
生命阳光馆内景
然后，工作人员提醒我，你伸出左手。左手探出，立即触到一个墙体，天呐！我以为四周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我身在无依无靠的黑洞中，没想到只要一抬手，我就能扶到墙。可是在那种绝对的黑暗中，连伸一下手都是恐怖的，脑中充满了不确定、以及不可把控的不安全感，甚至是危机感。接下去，我就扶着墙，极其小心地迈步，抬起脚，探索着往前，踏下去的每一步都满怀恐惧，感觉前面的任何一步都会踏空，因为，我不知道前方、四周到底有什么，或者没什么。是的，在那个世界里，我是一个睁眼瞎。
彼时，忽然听到声音，呼喊声，吆喝声，皮球的撞击声。工作人员开启一盏灯，星光般微弱，可依然让我立即分辨出，我的左边是一道墙，右边两米处，是一块布网拦起来的小球场。只见一群少年在星光下踢球，他们，全部是盲人。他们听着球飞来飞去的风声，听着伙伴们相互之间的吆喝声，传球、射门，守门员扑住了球……倘若没人告诉我他们是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相信，一群盲孩子，可以把一场球踢得这样风生水起。
从“黑洞”里出来，重返光明，我忽然有种死而复生的后怕，倘若在那样的黑暗中，我想，我是活不下去的。可是那些盲孩子，他们是怎么活下去的？还有，那些智障孩子，他们无法说出他们的内心，那么，他们又怎样体会我们常人所认为的那些悲欢与冷暖？我们无从获知他们的世界，或者说，他们活在另一个星球，是不是，我们永远都无法走进他们脑中的黑洞，抑或心灵的黑洞？
我忽然有种冲动，我想要写写那些活在另一个星球的人，我要试探着了解那些看不见彼此的人，是怎样懂得彼此的。
于是，有了《世上最美的脸》里的盲人阿兴，有了《隐声街》里的智障者大毛毛，有了《成人记》里的智障儿郑舟……很多时候，写病人，是想以其特殊，来消解普遍的困境。然而，写病人，一定不是仅仅为了同情病人，体谅病人，给予病人关爱，而是，要如何做，才能不把他们当病人。也许，所有人都把他们当病人的时候，父母是最不愿意把他们当病人的人，或者，父母，就是人群中少有的那几个试图走进另一个星球的人。
小时候看见过邻家傻儿子结婚，娶的也是个傻媳妇，后来还生了孩子，居然伶俐活泼一切正常，他们因此而当上了傻爹傻妈。也许是出于本能，他们知道如何做夫妻，如何完成生育。然而，我不知道的是，这个孩子长大后是否会因此而自卑？如同那个锤杀父母的十三岁男孩，他的怨愤，来自无以抉择的出身。可是，智力障碍并未妨碍他们具备繁衍后代的动物性，事实上，那也是人性。
老人喜欢对小孩说这样的话：等你长大了，娶了媳妇，别忘了娘。
光长大是不够的，还要成人，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那么，什么才是“成人”？是一个衡量道德水平的尺度标准，还是一种身体需求的描述？法律理性而又冰冷，它规定了一些没有权利“成人”的人，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是，只有母亲知道，她的儿，要成人。
那个带儿子去小绍兴吃一盘白斩鸡的母亲，莫名想起她，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我是做母亲的，我想，我大概懂一点点为人父母的心。
02
选读
成人记（节选）
她俯下身，亲了一口他肥白的腮帮，左侧，嘴唇触碰到他吹弹可破的白嫩肌肤。他抿了抿嘴角，圆胖脸上溢出一丝轻弱的笑。
他正酣睡，她喜欢看他睡的表情，平静，带一点点狡黠。她亲他，总是在他睡着的时候，她没有算过，十六年来她在他脸上亲过多少口。今日照旧，亲到他嘴角，感觉唇沿的绒毛比昨天更浓重了一些。
“个子日日高，胡子夜夜长。”不知哪里听来的顺口溜，喃喃念出来，觉得错了，应该是“头发夜夜长”。可是，十六岁的人，胡子不就是一夜间冒出来的？
脖子里的白丝巾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自动脱落，忽悠悠飘落到地板上。她保持着弯腰的姿势，眼睛离他肥圆的脸庞十厘米之遥。她按他现在的模样，用想象替他褪去厚厚一层脂肪，鼻梁顿时挺拔起来，眼睛不大，单眼皮细长眼，鹅蛋脸形，白皙而光润，像某个韩剧明星。
她有些遗憾、又有些疼惜地看着趴在床上的庞大躯体，想，养孩子就像做算术题，错不得一点点。倘若是错了某个数字，相当于少一只脚趾或者多一根手指。可他什么都不缺，样样都有，只是点错了小数点，于是和正确答案差之千里。
他是她做错的一道算术题，要是让老师批改，他的身后应该跟上一个大大的红叉，订正的机会都没有。可是哪怕他是她做错的一道题，她也把他写得工整干净、漂漂亮亮的，他还有一个堂堂的大名，叫郑舟，不细看，还真看不出他是错的。
她捡起飘落在地上的白丝巾，顺手围在自己细瘦的脖子里，满足地叹一口气，一万次地想：这么好的小囝，这么好哦。她心头有一个疑问一直得不到答案，假如她没有点错那个小数点，郑明会和她离婚吗？
这话她从没问过他的亲生父亲，孩子六岁的时候他们分开了。每个月初，郑明会把抚养费如期打到她的账号上，刚离婚时一千元，三年后涨到两千，又是三年后涨到三千，他在银行工作，普通职员，但薪水不低。可是第三个三年过去了，不算少的抚养费，还是不够花了。是不是要向他提一下，四千？
涨抚养费的话，想了半年多，终究没说出来。也有过找一份工作的念头，可是孩子谁管？不上班都已经累得不想动弹了，这才刚到八点，她瞄了一眼墙上的钟，和衣躺下，白丝巾还缠在脖子里，仿佛再抬一次手解开的力气都没有。下午趁郑舟睡着时，她去小区门口的药店买咳嗽糖浆。秋风乍起，有些冷，她给脖子里加了一条丝巾。也就二十分钟，买完药回来，郑舟已经醒了，折腾到现在，刚睡着。
他睡在她的内侧，四仰八叉，把靠墙摆的双人床占掉三分之二。两岁之前，她一直让他单独睡儿童床，育儿书上说的，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他睡相乖，不会乱翻乱滚，可是有一晚，还是把自己翻下了床。她是凌晨才发现的，小身躯仰卧着，胖胖的肚皮微微隆起，脑袋歪在地板上，像一只中弹的小熊。她吓坏了，抱起他大喊“宝宝”，几近呼救的音量，吵到楼下的邻居，上楼狂拍她的门。门被撞开，邻居看见的是一个脸上挂满泪水蓬头垢面的女人，脚底卧着个孩子，肤白唇红、鼻息均匀，睡得沉沉的。
邻居是住在她楼下的男人，接近中年。两层的老式房子，木地板阻隔不了她焦急到近乎狂躁的错乱脚步。她只知道他是“八点半冲凉男”，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弄堂里的水斗边，光着瘦削的上半身，整盆冷水兜头淋下，发出“嘘嘘呀呀”的大呼小叫。她熟悉他的声音，尖细的男声，像一把操作中的铁质锅铲，带一点点快口，简直要把听者的耳朵割伤。她从未和他打过交道，男人向来自管自，和邻居疏离。那以后，他们熟络起来，她叫他老费。
那天郑明恰巧出差，老费帮她把孩子抱起来，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连皮外伤都没有，任凭大人把他翻来覆去，始终睡得香香的。老费说：我看没啥，小囝跌跌掼掼正常，北方人有句话，叫“皮实”。
她破涕为笑：是的是的，“皮实”的小囝好养。可她还是不敢再让他独自睡，她把他移到双人床上，他靠墙，她在外侧，用自己并不壮大的身躯挡着他。
郑明出差回来，被她驱逐到儿童床上睡：“最近孩子夜里多醒，和我一起睡方便照顾。”儿童床也有两米长，就是窄了点，郑明没有异议，一睡就是四年，最后把两人彻底睡分开了。
是郑明先提起的，说舟舟快三岁了，还不会喊“妈妈”，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其实她也发现了，她也想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可她不敢，并且一次次告诉自己：不会的，男孩子开口晚，正常的。她还到处打听别人家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说话，早的不到一岁，晚的，五岁才开口，五岁啊！怕什么呢？我们宝宝才三岁。她安抚自己，耐心而又焦急地等待着孩子开口的那一天。直到郑明说要去医院检查，她顿觉耐心已到极点，再也等不下去了。
前后去了三家医院，医生问颅脑有没有受过伤，她说没有，毫不犹豫。孩子生产很顺利，没用产钳夹过脑袋。郑明不知道孩子从床上摔下地的事，那一摔，是在一岁八个月的时候，理应牙牙学语了，可他们的宝宝的确没说过话。也许是坏结果，他们不敢确定，也不愿意相信，直到第三家医院，一番全面深度检查，最后诊断出来了。中枢神经系统障碍，脑发育不全，智力低下，原因么，医生说，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受过伤，不好说。通过治疗好一些的有，但不一定，要看缘分。
什么叫缘分？郑明暴怒，跳起来要和医生打架的样子。她拉住他，眼泪轰然涌出，内心尚存的一点点侥幸，像一只受伤的海鸥，在大海里挣扎了许久，终于被巨浪拍死。
那以后，她辞了原本公司文员的工作，开始专心照顾孩子。她像个机器人一样，陷入一场早已设置好结果的战争，上蹿下跳、左冲右突，一周五次带孩子去医院康复治疗，吃医院开的处方药，也吃道听途说的偏方，孩子却一如既往，不会认人，不会说话。很多次，她暗想，究竟是生出来就有问题，还是从床上跌下来闯的祸？两种可能，后一种被她隐瞒，作为父母的哀叹自责，郑明分担了一半。
即便是带着半份自责，男人也还是有勇气摆脱困境，去寻找另一份生活。而她的自责却是一份半，因为有了埋藏在心底的一份，那半份，她承担得远比郑明沉重而战战兢兢。
她隐约感觉到了他的脱离轨道，可她正陷在那场被动的战争里，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心力交瘁，却又不忍放弃，哪里顾得上站在悬崖边的男人？郑明提离婚的时候，她竟暗暗松了口气，紧绷的身心忽然如释重负。怎么会这样？她为自己奇怪的情绪惊讶极了。直到两人谈起离婚协议的具体内容，伤心才偷偷袭来。她有点想哭，也不是非常想哭，眼睛里的水影汪出来，只一点点，很快收干了。
她要下了孩子的抚养权，抱着赎罪般的决绝。那一年郑舟六岁，她确乎认定孩子是被自己摔坏的，秘密由她一个人保守，后果也将由她一个人承担。她还告诉自己，往后，这场战争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如何打下去，就不需要听取男人的意见了。没有督战的人，她就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打，甚至有勇气想一想，要不要选择投降。这么一想，就连那一点点伤心都不再有。
一年后，她停下了孩子的康复治疗，她甘心了，投降了，从此开始专心养一个也许永远养不大的孩子。她用自己的身躯挡着他睡，一挡就是很多年。她睡觉很浅，他翻身、踢被子、梦里呓语，她一定会醒。于是眼圈长年发黑，眼袋浮肿，终年不消退。居然，孩子被她养得又高又胖，小熊渐渐变成大熊，忽然有一天，他就十六岁了，像模像样的，有了一具成年人的躯体。
真是奇怪啊！每一天都那么难熬，十年却一闪而过。
这么些年来，她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看睡着时的宝宝。那会儿，他闭上了呆滞的眼睛，放平了一脸此起彼伏的莫名表情，那会儿他是平静的，能保持平静的人，是需要智商的。看着睡眠中的庞大婴儿，她常常有这样的错觉。这错觉几乎成了她自慰的良药，于是千方百计哄他睡觉，亲他肥嫩的腮帮子，摆弄他的手脚，给他包成人尿布时拨弄一下小鸡鸡，这时候，做什么他都不会哭闹反抗……就这么看着他，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舍不得，她太爱这个睡着的宝宝了，这么乖、这么甜的囝，爱得牙根痒痒，白白嫩嫩的一大团，恨不得一口吞了他。
有时候她会回忆起他一岁八个月从床上摔下地那次，倘若摔死了，她的生活会不会和现在不一样？老费说：那天我撞开门一看，吓我一跳，你简直哭成个泪人，眼睛里闪烁着亢奋的光芒……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选自《长江文艺》2019年第1期
薛舒
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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