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汪曾祺是不可替代的｜聚焦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4期
“聚焦”新版《汪曾祺全集》
聚焦│Focus
《汪曾祺全集》新收佚文佚信选
选自《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全集贵“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十二卷：小说三卷，散文三卷，戏剧两卷，谈艺两卷，诗歌及杂著一卷，书信一卷，并附年表，共四百多万字。
其中，《小说卷》新收佚文二十八篇，二十五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佚文合计一百多篇；《戏剧卷》新收入剧作七部；《诗歌卷》共收入新旧体诗歌二百五十七首，较之前的北师大版全集多出一百六十九首，其中四十余首从未见于之前出版的汪曾祺作品集；《书信卷》共收入汪曾祺书信二百九十三封（北师大版全集收入五十五封）。
从文类看，《汪曾祺全集》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
《汪曾祺全集》中的新增内容，一部分是由汪曾祺先生子女提供的，一部分是由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现的，还有一部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社会广泛征集而来，以及根据线索追踪查找到的。这三个渠道汇集了相当可观的内容，极大丰富了汪先生作品、文稿的数量，并将拓展人们对汪先生文学成就的认识、增进读者对汪曾祺本人的了解。
这里选刊的，是其中稀见的佚文佚诗与佚信，展现了汪曾祺人生之两端——青年与老年的状态。
——郭娟
（《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委员会主任）
分卷主编说《汪曾祺全集》
《小说卷》（四十年代部分）主编李光荣、《小说卷》（建国后部分）《书信卷》主编李建新，《散文卷》《诗歌卷》《杂著卷》主编徐强、《戏剧卷》主编汪朝、《谈艺卷》主编赵坤谈新版《汪曾祺全集》与汪曾祺先生的文学成就。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他前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师从沈从文，后启寻根文学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潮。他的创作，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诸体兼备，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堪称文体家；又兼及书画，多有题跋，以博雅名世。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等。 贾平凹评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2019年3月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朝内166·文学公益讲座第25讲：春三月，我们怀念汪曾祺”，邀请汪曾祺之子汪朗先生与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杨早先生，一起怀念汪曾祺。以下据现场发言整理。
汪朗：《汪曾祺全集》能让读者
全面地了解老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先讲一下我们家老头儿和人文社的缘份。
这有物证，我带来了两本书。这本是人文社给他出的小说集《晚饭花集》。这个书名是老头自己写的，这个设计是人文社给他做的，85年出版。这本书在他的创作生涯或者人生中是很有份量的一本书，别看很小，我算了算，它是我父亲出的第四本书。解放前出过一本《邂逅集》，六十年代出过一个很薄的《羊舍的夜晚》，82年北京出版社出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个是第四本。这一本他很喜欢，而且印量相当大，第一印就是47000，当时一般能印到几千本就算是不错了，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很有魄力的，一下印那么多。
而且这本书对他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在1987年去了一趟美国，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国，那时候他已经67。虽然岁数大，但那时候在国外还属于一个不知名的老作家。当时中国作协推荐他的时候，国际写作计划的领导说没听说过这个人，当时没想要他。但是他去了之后挺会折腾的，弄的大家都挺喜欢的。这是后话，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起码海外不是很知道汪曾祺是什么人。他就拿这本书去的，拿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作为自己的身份证明。
《汪曾祺全集》里面有他在美国写给我们家的信，让家里赶快给他再寄一部分书去，他好在那儿四处张扬。结果那些作家都不会中文，但是他拿这个，好歹有一个实物。所以这本书对于我们家老头文学创作过程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花絮，这个书不知道怎么出的，出完封面印出来以后，“汪曾祺”这仨字排成“常规”，封面全部废了以后又重新印了一遍。这本书是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结缘的一个重要见证。
还有一本书，92年出版，也是他非常看中的一本书：《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丛书·汪曾祺》。这本书的篇目都是他自己选的，是他很喜欢、很看中的一部自己的作品。这本书也有一个故事，97年他逝世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的同志去八宝山的时候专门找了两本这个书送给我们，我们想人家大老远的拿过来了，我们就给它放到他的身边一块给烧了。所以如果他真的在天有灵的话，可能这本书是直接陪着他的。
我们家老头儿后来有一些影响力跟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的作品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而且他跟人文社也是有着很密切的缘份。人文社出老头的书，以前不是最多的。他去世以后出过一本散文集，卖的也不错。但整个来说不是最多的，有些出版社，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大概出了几十种，但人文社出的老头儿的作品份量都是很重的，最重的一部是刚刚推出来的《汪曾祺全集》，这个确实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第二，谈谈《汪曾祺全集》。
他刚去世的时候出过，98年版北京师大出版社。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早给他出全集，当时有一个搞出版的，叫邓九平，在八宝山的时候就跟我们联系了。后来看人家也是一片诚心，最后让他去张罗这个事。那个书出的挺快，但是据很多后来研究老头作品的人说，一个是收的不全，另外一个可能错漏方面比较多。但是毕竟出来了。到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来想出一个全集，我们一个是感觉原来的书确实存在问题，另外一个市面上早就没有卖的。特别人文社跟老头有这份缘份，又是非常认真的出版社，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把这个事交给人文社。
原来我们想的很简单，出一个错别字少一点的版本就行了，让大家能够看得下去。结果没有想到碰到一帮太认真的人，认真到较真的地步，搞了七八年，每一篇文章要找到原始出处，要进行多方面的核对，一个字、一个字的抠。这种只有人文社这种认认真真办事的出版社才能做到。因为现在大多数出版社出几本捞点小钱，没有像人文社这么干的。
所以这个书出的时候，在发布会上我说了三句话，一个不像话、两个感谢。一个不像话是我们家老头有点不像话，虽然他自己有时候跟我们吹牛说你们要对我好点，我以后要进文学史（观众笑），但同时他对自己的作品又不是很在意，经常东西写完以后不知道扔哪儿，也没有底，发表以后他也不再看一看，也不再校一校，所以有些东西漏子比较多，错的也不少。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他引用东西的时候一般不抄原文，就凭自己的印象。就是抄原文，有时候还抄错。这就给后来这些编全集的编辑增加很大的难度，所以我说这个老头确实有点不像话。
还有两个感谢。一个是感谢编辑，如果没有这帮认认真真做事的编辑，他的全集就不是这个样子，人生有几个八年！就为了这一套书花费这么多精力。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这个应该让郭娟他们讲，我们参与了一点。像我就是扫扫外围，第一次在前楼开会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下，后来看了几本校样。还有点小贡献，找到一个剧本。但是大多数都是他们出版社，还有出版社请的一些编辑做的。我们作为老头儿的家人心存感激之情。
再有就是对读者的感谢，八年始终在这等着，不断问这个书什么时候出，始终不改初心，一直等待这套全集的出版，而且出来以后卖的还可以。没有这些读者的坚守和对老头作品的热爱，这套书出的价值也就没那么高了。你出一套古董放在那有什么意义呢！读者是真正喜爱他的作品，这套书出来就有更大的存在价值。现在好多地方搞读者群谈体会，谈这个、谈那个，弄的挺热闹，老头如果活到今天肯定觉得很得意，会说你看我还是不错吧。
全集有一个好处，它能够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我们家老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严格说，好多东西我们过去都没看过，或印象不深。原来他自己在文章里面写过，他当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很洋化的，受国外现代派影响很大的，写一些现代派作品。说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着，后面两个女生在闲扯，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说就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人。这回我看了看他当年写的诗，我觉得确实人家评价一点没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笑），你可能看三遍才能看懂他想说什么。
从一个接受西方影响那么深的人，慢慢变成运用中国语言非常熟练，而且写东西非常直白的作家，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你单看他的那些选集是看不出来的，而全集可以给你提供他创作的一种发展轨迹或者说脉络，而且对我们家老头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或者为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更丰富的素材，这一点也挺好的。里面还有很多的书信，我爱看那些杂七杂八的，因为小说和散文过去毕竟看的多一点，看他的书信，看他后来的一些旧体诗，能够更多的看出他的性格。人文社下一步还要说散文全编或者其他专题性的作品集，可能适合更多的读者。
第三，谈谈老头是怎么写作的。
我们家老头写作他自己也说有一个特点，开始不动笔，就在那瞎想，谁都不理。我们家里人就说老头又在直眉瞪眼。那时候家里有一个破沙发，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就坐在破沙发上，沏一杯浓茶，两只手端着闭目发呆，有时候可能半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四十分钟，如果觉得想好了再去铺纸拿笔，再开始动笔写。他写东西不愿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而是打好腹稿以后再动笔，所以他说能够写的比较流畅跟这个习惯可能也有关系。他写剧本的时候，一个场次的对白、唱词都能够背下来，然后才动笔。他写《沙家浜》的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写出纸稿以后送到打字室，先打字然后再油印。结果打字员把他的一个稿子丢了，找不着了，最后他还安慰人家，说没事没事你慢慢找，你实在找不着我给你闭着眼睛重写一遍。最后还是找着了。
他的东西特别注重整体性。他平常读书之前不看大部头的书，所谓的经典我们家很少，就是翻各种各样的杂书，吃喝的，还有景德镇陶瓷的等等，包括谈画的。他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的作品里面，作品人物中对于各种事务的见解都挺在行的，那实际都是他的见解。他的小说开了整个的菜谱，一般人都想不出来，但是他显得有模有样。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或者他看大部头书的时候不在我们面前看，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般都是翻杂书。跟我们谈的也都是这些犄角旮旯的事，没有给我们讲哪个文学名著好在哪儿。写长篇的他大概都看不上，只是认写短篇的这些作家。
他写东西还有一个特点，用语特别讲究，较真。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全集里有一篇叫《说短》。为什么小说要写短，大家生活这么紧张，现在的人看小说都是一手拿着汉堡包或者芝麻烧饼，吃一口看两眼小说，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的废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是82年写的。那时候国内没有汉堡包，肯德基、麦当劳都没进来，他那个汉堡包不知道哪来的。他用汉堡包，他认为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报纸的编辑可能觉得汉堡包太洋了，过去没有，给改成“面包”了。他这个不乐意，他说用汉堡包一个是有时代感，巴尔扎克那时候也有面包，狄更斯他们都能吃面包。而且他说吃这个面包容易噎着，光吃面包不行啊。他就一直在那嘟囔。后来这个文章收到集子里面，浙江文艺给他出了一本《趣闻谈》，他坚决把这几处“面包”都改回“汉堡包”。可是这次出全集，一定要找原始版本，结果又出来“面包”。他们排印的时候给我看了，而我知道这个过程，于是我把“面包”又改成“汉堡包”，而且我得注明为什么这样改，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过程，最后留的“汉堡包”。
（郭娟：我们《全集》以首发版本为底本。但是如果出现这种确实跟汪曾祺先生本来的意思拧巴的，我们就依据手稿改过来。还有一个“走进工作间”，应是“走进工作”。）
他的遣词造句，在某些时候他是非常非常较真的，这也是形成他的作品风格的一个原因。
第四，我们从老头那里学了什么？
刚才郭娟介绍我的时候给我加好多头衔，我觉得那都是瞎扯的。他的创作本事我们是学不了的，而且他也看不上我们，也没教过我们。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一般都是给儿子看的比较高，而且老想有所成就，就跟老头说你教教他，你都这么大名气了。他从来不说一句话。说急了，就把脖子一拧，说我写作的时候谁教过！我们明白了，这就是朽木不可雕。你不能跟当爹的较这劲。所以对于写作上，他真的没有教过我们，我们也没有从他那学过什么，起码没有什么秘籍。但是这种日常的接触上，也能够了解一些东西，而且有一些体会，只要自己慢慢的认真练就行了。
他曾经引用过他老师沈从文的话，大意是再蠢再笨的人，如果真正能够专注一件事，专注二三十年，总能够有所成就的。我们就按照这个路子去做，写不出就慢慢来，折腾折腾，来回来去的，好像还写了那么两篇东西，也仅此而已。
但是我们觉得从他那儿学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是认真做事，一个是平等待人。认真做事是学习他在创作上不马虎、不苟且而且较真的劲头，不一定是写东西，但是你做其他事情也要有这种认真的劲头。另外一个是平等待人，不管当官的还是一般的人，他有这个精神的，没有说你的地位低我就看不起你，他始终用平视的视角去观察事物进行创作，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得到更多读者喜欢的一个原因吧。
杨早：为什么汪曾祺是不可替代的
今天这个题目特别好：春三月，我们怀念汪曾祺。我们谈汪曾祺，如果用一种特别正经的、特别学术化的语言谈汪曾祺是不对的，因为他的作品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这样一个作家，甚至他对这样一种研究采取拒斥的态度。
每个人有自己的怀念方式，我用我自己的怀念方式来怀念一下，委屈大家来听听我的怀念。
一月份拿到《汪曾祺全集》以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翻这套书。翻的时候我想起发布会之后，有一位编者说了一段话，他说“如果不是出于研究需要，很多作家的全集都没必要看，但汪曾祺的全集是一个例外。”这句话后来发表出去，曾经引起过争论，有人觉得这是不是通过踩别的作家来捧汪曾祺?犯不着这样。但我觉得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开头想谈一谈“为什么汪曾祺的全集值得大家都看？”不是说研究者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再去看全集而别人不用看。这是一个问题，我先提出来，大家想一想。
接下来我想说一点私货，因为我在读《汪曾祺全集》的时候老忍不住想起我的一个长辈，我的这位长辈应该是《汪曾祺全集》“最好的读者”，但是很可惜他已经去世34年了，他比汪曾祺还早去世。这个长辈是我祖父的三弟，我叫他三爷爷，我尽量简短的讲一下他的故事，他跟汪曾祺的渊源，大家自己可以判断我这个“最好的读者”是不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他叫杨汝絅，他比汪曾祺小整整10岁。汪曾祺1920年生，他是1930年生，他也是高邮人。他有一位姑姑是汪曾祺的生母，所以他算是汪曾祺的表弟。汪曾祺和杨汝絅的大哥（就是我爷爷），他们是同岁。汪曾祺曾经在信里面问杨汝絅说“（你大哥）是不是有一个外号叫道士？”其实汪老记错了，因为我爷爷小时候外号叫和尚。
他们一起在高邮长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分开？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辗转从上海、香港到河内，再到昆明去考西南联大。前一年，杨汝絅那时候8岁，他跟着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的父亲从南京到了重庆，这样两个人道路分开了。当然后来杨汝絅考上内迁的南开中学。
1946年，汪曾祺离开昆明去上海，他在上海找工作不顺利，曾经跟沈从文写信说他想自杀，沈从文回信把他大骂一通，说“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同一年杨汝絅从重庆回到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的附中。
1948年，汪曾祺当时的女朋友施松卿（也就是汪朗先生的母亲）到北京大学任教，汪曾祺跟着到了北平，还在故宫任过职。这一年杨汝絅因为家境困难，一家八口都要靠大哥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所以他高二辍学，在家里自修。
1949年，汪曾祺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到了武汉，他在武汉当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那时候有没有可能留在武汉？
（汪朗：他就是留在武汉，但是他不想留。关键他不想当老师，另外觉得好不容易出来了，他参加南下工作团就想积累生活经验当作家。关键是他有历史问题，人家不要他，不让他留在部队。）
所以汪曾祺从武汉又返回北京。这年春天，长江以北已经解放，长江以南没有解放，这年春天杨汝絅随着兄嫂，因为大哥的工作也丢了，在南京待不下去，所以他们再度回到四川，到了我奶奶的老家四川富顺。他们在重庆住过一段，这时候他在重庆书店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就是汪曾祺。当时杨汝絅肯定没有钱买这本书《邂逅集》，他是站在书店里把这本书看完的。当然这也肯定不是他第一次看汪曾祺作品，他一直在留意这位表哥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1957年，汪曾祺和杨汝絅都被打成右派，汪曾祺下放去了张家口，杨汝絅是省内下放劳动。
1970年，主要由汪曾祺执笔的《沙家浜》公演，形成样板戏的热潮，这时候算是过的比较好了。但是这一年杨汝絅因为替一位自杀的教师鸣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押到宜宾的一家煤矿劳动改造。
1980年，这时候两个人都平反解放了，汪曾祺连续发表了《异秉》（《异秉》是重写的）《黄油烙饼》、《受戒》这样一些作品。这时候杨汝絅已经患上肺心病，他看到这些作品非常惊喜，他写了一封信给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部把这封信转给汪曾祺。
从那时候开始两个人恢复通信联系，从1980年到1984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来往。杨汝絅在信里告诉汪曾祺说他读到汪曾祺新发表的小说，最大的感觉是“如逢故人”。因为从《邂逅集》到这一系列小说，已经过去三十年，但他终于看到这位表哥在文学上的重生。
汪曾祺也表示很惊讶，他说“我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读者，你提起我的一些旧作，其中有一些，不是你提起，我就根本不会想起，比如《背东西的兽物》（这篇散文没有收入《邂逅集》，但是《汪曾祺全集》里面有。）我连这个题目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你提起我才想起，是写昆明背木炭的苗人的。我真没有想到，你对我过去作品中一些细节记的这样清楚！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的作品中某些部分是记录了生活的真实；一个，是由于你对生活、对文学的敏锐而精细的感觉。”他后来又说“你对《邂逅集》记的那样清楚，使我感动。”
在这种讨论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在关注和讨论。
比如说1982年2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不仅仅是汪曾祺复出文坛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而且也收入1940年代的一些创作，比如《复仇》《鸡鸭名家》《老鲁》《落魄》等等，这些小说大大拓宽了我们对汪曾祺的认知，大家不会再说这是一个以前不知道在哪儿然后突然写出《受戒》《大淖记事》的作家。
1982年12月，汪曾祺在给杨汝絅的信里提到，他说《北京文学》开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对这个《选集》的篇目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年轻人问我为什么不照第一篇《复仇》那样写下去（因为可能觉得很现代派，那时候现代派正是特别火的时候）；有的文艺界的长者则认为第一篇不该入选（朦胧诗讨论的时候，也有所谓“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批评）。有人喜欢《受戒》、《大淖记事》，有人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异秉》和《七里茶坊》。我都被他们有点搞糊涂了。”这是汪曾祺自己说的话，这说明这本选集展现了汪曾祺创作的多样性，而其中的作品孰优孰劣，视乎时代和读者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评判。
杨汝絅回信里面怎么表态呢？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他说《复仇》是有趣的尝试，但是你尝试一下就可以了，这种尝试留给别人去干吧。《黄油烙饼》和《寂寞与温暖》这种作品，写反右、饥荒的，当时也画出历史时期的侧影，让人入目难忘。然而，他说“我还是想说，这些都不能与你写的最本色当行的那些小说相比——我指的就是《异秉》《受戒》《大淖记事》，还有《岁寒三友》，你是熟悉京剧的，我觉得正可以借用梨园行的习惯说法：这些小说才更是汪派的，不可替代的。”
接下来杨汝絅用很长篇幅为他的结论做了辩护，我稍微念一下，写的非常好。
他说“你八十年代初发表的这些小说，还有像《鸡鸭名家》那样发出陈酒香味的旧作，都使我感到：人的精神的美、乡土的美，是永恒的，在你的笔下，这两种美是交融在一起的。什么是乡土？不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喂养我们的心灵，用他们特有的带有土味的风吹开我们的眼睛，指点我们进入人生认识世界的一种奇妙的力量吗？……很难想象，老舍最好的小说会不带北京味儿，李劼人最好的小说会不吹扬着成都平原的风，孙犁最好的小说会不弥散着白洋淀水乡的气息……我自己离开高邮四十多年了，离开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对家乡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你写我们家乡的小说中那份浓郁的气氛仍然能够拨动我心上的乡情之弦，你笔下的余老五、陆鸭、陈相公、陶先生、小明子、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以及《岁寒三友》……都仿佛是我自小就亲爱过的乡亲。”
所以杨汝絅的重点在这里：汪曾祺写高邮，“问题当然不在于一个小小的苏北县城，而是在于我们国土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也都自有它发掘不尽的特有魅力，愈是写出它的个性就愈有普遍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热爱和呼喊，杨汝絅后来把这封信作为文章发表的时候，起的标题是《人和乡土的美与本色当行的歌》。
后来我们看汪曾祺的回信也很好玩，因为杨汝絅本身是一个诗人，当时在《人民文学》和《星星》都发表很多诗作。但是汪曾祺劝这位表弟不要写诗，因为他“对中国新诗的信心不大”，反而希望他多写一点文论。
汪曾祺说：“一口气看完你的‘信’。写得很好，这种Essay式的文论现在很少有人写，一般评论都硬得像一块陈面包，我的牙不好，实在咬不动——至少咬起来很累。现在评论文的文章都不好，缺乏可读性，我建议你多写写这样的Essay（就是随笔）。唐弢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很缺这样随笔式谈论文艺和文化问题的小品。这种东西很不好写——一要学养，二要气质，一种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的气质。你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现在全集里面厚厚两本“谈艺卷”，里面每篇拿出来都是随笔式的文论，他的文章都很好看。汪曾祺以前评过清朝作家汪中，汪中这个人是写骈文的，但是汪曾祺特别喜欢他因为什么？汪中“把骈文写得不像骈文”。骈文是非常讲究规则、音韵、对仗的文体，但是汪中的骈文之所以写得好，读起来非常顺，一点都不像骈文，大家有空可以找来读一读。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汪曾祺的自我期许。
现在我们把两个问题合起来讨论，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读汪曾祺要读全集”，延展的问题是“为什么汪曾祺是不可替代的”。
谈到汪曾祺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两个字“完整”。比如孙郁先生说“汪曾祺的小说有高下之别，但是每篇都是完整的”。《汪曾祺全集》主编之一李建新说：“我理解的完整是几乎每一篇完成度都相当高，都充分的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无论是语言、技术还是情绪，我们整体看汪曾祺的小说也像浏览一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作品，有名作，有素描，还有速写，甚至是小纸片上随手画的几笔，这一切都让作家的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让人觉得更亲切。”
而汪曾祺自己说到完整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层含义，他说：“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三段。”
对于这种美学的考察和研究，最后讨论的问题就是“到底汪曾祺的独特意义是什么”，“他是不是不可替代”，以及“他为什么无可替代”。
新时期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当代文学史出版，这些文学史当然不可能不写汪曾祺（所以他说他会进入文学史这个预言是对的）。但是这些文学史处理汪曾祺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有一种啃不动这块面包的感觉。因为把他放在任何阵营和潮流里面都不太合适。你放哪儿？比如乡土文学？寻根文学？市井小说？诗化小说？好像都可以，但是好像都不太妥当。
包括对汪曾祺的各种定位，包括他的自我定位，比如“最后的士大夫”，“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像很多普通读者理解的“人道主义的大吃货”，都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细细究起来都像是瞎子摸象，都是片面的象。
汪曾祺是一个初读的时候没有门槛，谁都可以读的作家，感觉很浅很简单，你觉得他的文字很美，但是你可能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美，似乎很好模仿，但真的去模仿一下，恐怕只能骗骗外行。现在网上有很多所谓汪曾祺金句都不是汪曾祺自己说的，读的很多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他说的，因为整个立场、整个氛围都不对。他的语言可以学的很像，但是不对。如果你能够同意我说的这种阅读感觉的话，那意味着汪曾祺的独一无二就在这里面。
我想说一个不成熟的答案，实际上也是杨汝絅的答案，他在给汪曾祺的信里面说“气氛即人物”。这五个字是汪曾祺自己说的。杨汝絅说“你这个看法可以说是读你小说的一把钥匙。”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说：“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作家特别喜欢写各种乡风民俗，但是很多人写出来就是孤立的，那一段去掉对小说没有影响。“这些乡风土俗跟人物命运无依无傍的，而你的小说不是这样，在你那里乡风土俗就是人物活动，是借以展现人物灵魂的东西，他们不仅因为人而活泛起来，也给小说人物悄悄默默增添了活力和血肉。”
下面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时间关系我不念了。《金冬心》那篇小说里面的列菜单，还有《岁寒三友》里面列王瘦吾小店里面卖什么东西，包括《异秉》里面王二的熏烧摊子卖什么货物，一个个的列出来，在这个列当中，这种生活的氛围就已经凸显出来。这个本事看上去好像是读书可以解决，或者说博识可以解决，但是不是这样的，你没有深深理解那个东西的气味，你把它写出来就是呆板，没有办法跟人物的性格合为一体。而《岁寒三友》里面王瘦吾小店的命运，从卖东西的排列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我要倒回去说一下“气氛即人物”，在我的理解中，它是怎么出来的。
中国的新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不均衡，小说看上去最繁盛，但实际上好像是那种在沙滩上建的大楼一样，其实不稳固。经过三十年代革命风潮、现代风潮的洗礼之后，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故事”。比如说当时张恨水的长盛不衰，还珠楼主风行一时，包括解放区出现的“赵树理方向”，甚至包括张爱玲向传统章回小说借鉴语言和故事，这些等等现象都发现在修正中国小说的演变。所以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郁达夫说中国的小说不是中国小说，中国的现代小说是“欧洲小说的一个分支”，走到1940年代的时候这个小说出现一个困境，走不下去。汪曾祺是这个小说发展的一个末梢，他开始写那种看不懂小说的时候，他是按照西方的路数来的，不管是瑞恰兹、阿左林，还是伍尔夫，他从联大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中国小说的时候，他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但是就像沈从文批评他的小说一样，说你写的这不叫小说，你写的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每个人都要说格言，每句话都充满智慧的色彩，但这不是小说。
所以四十年代一批最好的小说作者，他们的小说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他们不可能去学张恨水写通俗故事——诗化或者是散文化的倾向，这就是汪曾祺说为什么他年轻时候想把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打破，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封锁》和《倾城之恋》，沈从文的《长河》。所以这不是青年汪曾祺一个人的追求，这是当时所有一批作家共同的认知。
大家可能记得汪曾祺记沈从文，说沈从文在联大的时候教一门课，叫做《各体文习作》，他出过两道题，一道题叫做《我们的小庭院里有什么》，一道题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这都是做氛围的练习，用沈从文的话说这是在车零件，你把零件车好小说就能写好。但是你去看看现在的写作教材，都在教你怎么开头、怎么转折、怎么高潮、怎么结尾，它不会讲这些东西。
之所以说汪曾祺的小说“完整”，不是他的小说有头有尾，而是每篇小说写出独特的气氛，这种气氛让人物变得鲜活，而且连带人物所在的环境一起变得鲜活起来。杨汝絅举过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异秉》里面那个摆熏烧摊子的王二，他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业在很多县城里都有，但是只有王二身上带有高邮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而且因为生意兴旺，这个熏烧摊子从保全药店的廊檐下搬进隔壁源昌烟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又奇妙地粘着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和刨旱烟的气味，我敢说不是随便哪位作家都敢于这么‘一担三挑’，同时把一支笔伸到熏烧摊、中药铺和旱烟店里去的。”王二的传神之处在于，他身上的气味如此复杂，以至于读者没有办法把王二从旧时高邮的小县城里剥离出去，我们用同样的笔调没有办法写北京卖煎饼的。
我以前分析过《八千岁》里面关于高邮米行的生意，也是卡在那个点上，正好是机器轧米已经大兴，像八千岁那样用骡子转磨拉米的东西已经不流行的点上。所以这些小生意不仅仅是高邮的，而且是那个时候高邮的，现在去高邮也不是这样了。所以正是这个意义上，我将汪曾祺称为高邮的传记作者，更古的高邮和现在的高邮，都不是汪曾祺书写的那个高邮。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杨汝絅是汪曾祺“最好的读者”，不仅仅因为他们都熟悉那个时候的高邮，而且因为杨汝絅见证汪曾祺从《邂逅集》以来的努力，这种对气氛即人物的实验和探寻，曾经因为时代的关系中断。当然我也不认为真的中断了，其实《沙家浜》里面大家都很熟悉和喝彩的那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就是在写人物，通过写氛围写人物。
但是毕竟这样的写法在1980年代复苏了，虽然杨汝絅1985年去世，他没有看到汪曾祺后来12年的创作，但是既然前三十年汪曾祺没有放弃这种探索努力，后面12年又怎么会停止呢？当然这是大话题，我们今天不讲。
今天著名的作家潘向黎女士也到现场，昨天我跟她讨论这个问题，她说她喜欢汪曾祺的重要原因是他独树一帜。虽然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但是独树一帜她认为是准确的。为什么独树一帜？如果用更准确的词替换刚才说的“完整”，我想用的是“浑然”。
汪曾祺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浑然，明明他从事创作五十多年，中间有各种力量拉扯、限制、压抑他，但是汪曾祺就像很坚韧的气球一样，不管怎么拍打他、推打他、遮盖他，这个气球始终是气球。他在1982年致杨汝絅的信里说“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也还是只能按照我想写的那样写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允许，那我就不写。”就是可以不写，但如果让写的话我只会这么写。他生前曾经三到四次反复强调说“我希望我悄悄的写，你们悄悄的读”，我不喜欢被研究，我不希望被引人注目，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主流，我就是边缘作家。他对这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自我认知。
汪曾祺在他那个时代的作家里面，他经历的苦难并不是最深重的，或许都不如他的老师沈从文。但是说到他的创作延续性和浑然一体，跨越了民国文学到共和国文学，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我们很难数出第二个人。当然汪曾祺一直在学习，沈从文是他的老师，但在沈从文之外，老舍、赵树理，以及民间文学研究、张家口下放的经历、京剧创作经历，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烙印，但你始终没有办法把汪曾祺归到任何一个派别当中，他就是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写的汪曾祺。
汪曾祺自己说过一段自白，他说：“前三十年生活在旧社会，后三十年生活在新社会，按说熟悉的程度应该差不多，但是我就是对旧社会还是比较熟悉一点，吃得透一些，对新社会的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一个作家对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真正创作的自由。所谓创作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的想象、自由的虚构，你的想象和虚构都是符合于生活的。”这段话实际在说明小说怎样才能写出最重要的“气氛”。
而这个“气氛”，不仅仅他的小说可以证明这一点，你打开整部汪曾祺全集，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书信、诗歌，都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管你打开哪一种作品，汪曾祺都会把你带入他的那个世界，他的作品就好像《爱丽斯漫游奇境》里面树洞的入口。一旦进去以后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样，他的这个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有人说汪曾祺也是心灵鸡汤，我们姑且承认这句话，但那不是一碗鸡汤，那是一间屋子的空气都是鸡汤。
我想没有人会质疑汪曾祺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但是他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故事跟任何一位作家笔下的中国人、中国故事都不一样。我这是一句非常粗浅的、像废话一样的结论，但这是我怀念汪曾祺的理由。
图文转自微信号：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刊目录
聚焦│Focus
《汪曾祺全集》新收佚文佚信选
选自《汪曾祺全集》
分卷主编说《汪曾祺全集》
实力│Main Current
张 楚 金鸡（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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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青 嵇康叔叔（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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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亚军 彼岸是岸（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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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小琥 长夜行（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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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 梆 天青（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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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奥德赛”二题
慕 明 风起华西（短篇小说）
昼 温 泉下之城（短篇小说）
选自微信公众号“不存在”
阿微木依萝 蚁人（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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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Non-fiction
王 蒙 邮事（非虚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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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鹰 万象有痕二题
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2019年第1期
陆庆屹 四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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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家│Reading Classics
李 浩 《狂人日记》的骨骼与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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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Dialogue
张 莉 等 性别观与当代写作—— 一百二十七位新锐作家问卷调查
选自《青年文学》2018年第11期、《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书架│Book Shelf
包慧怡 旋转木马的星空之旅
选自《缮写室》
艺见│On Arts
尚思伽 天边外的契诃夫
选自《散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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