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作家问卷：霍艳×林培源×七堇年×张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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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
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
霍艳×林培源×七堇年×张怡微
完整版答卷发布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中华文学选刊》向目前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1985年及以后出生）发去调查问卷，提出了10组问题。
共有117位作家参与了本次调查，主要内容刊发于《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5期、6期。
今天发布的是霍艳×林培源×七堇年×张怡微的完整版答卷。
——编辑部
北京人，青年作家、学者。小说代表作《无人之境》、《离弦之箭》等。
霍艳
1. 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与那时相比，你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霍艳：如果真的抠“自觉”字眼，我倒觉得现在才是。虽然十三岁开始写东西，二十五岁往后两年，有过一个创作小高峰，但真正决定对笔下的每个字负责，字斟句酌，是现在。由于过于负责，干脆也就不写了。目前还难以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是学术的自我跟创作的自我在搏斗。
2. 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
霍艳：没有。我越来越看重作家的世界观和看待问题的方式，而这些的养成，我认为更基于社科类著作。
3. 你学习的专业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它能够给写作提供滋养吗？是否希望成为职业作家？
霍艳：最开始是电影，后来是文学。电影当然能给写作滋养，但也造成一些问题，如过于戏剧化、太像电影。很多年轻作家都有这个问题，甚至直接借鉴小众电影里的情节。
硕博士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如果只研究文学，或许能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但我更看重成为一个完整的、有独立思想的人，这是“文学”专业无法完全教会我的。也没打算成为职业作家。
4. 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是否为你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与足够多的途径？你的作品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发表？
霍艳：曾经是二十一世纪初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的受益者，受益于作文比赛和青春文学的浪潮。但当下的生产和传播机制都发生很大变化，传统渠道缺乏读者，更像是小圈子的游戏，所以会转向新媒体平台。
5. 怎样看待从“五四”发展至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其中的经典作品在你的日常阅读中占有怎样的比重，是否构成写作的参照系？
霍艳：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之中有很多缝隙是值得去探究的，所谓的“纯文学”与“政治”“大众”“民间”等“不纯”文学的划分，也可以再商榷。如果能形成更深入的研究，或许可以对这个“传统”进行颠覆。至于“经典”，文学史的经典和大众眼中的经典是不同的。
6. 你关注同代人的写作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或倾向？
霍艳：关注。最近有几位年轻作家，显示出了新的风貌，但我更关注的是背后的社会学价值。同时，我也关心其他华语地区同世代作家的写作，并把这个作为研究课题，想要寻找其中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7. 文学期刊、专业奖项、写作同行、专家学者、图书市场、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等所呈现的文学评价尺度，有哪些会影响到你的写作？你的“理想读者”是谁？
霍艳：这几种文学评价尺度的不同，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值得深入研究。
8. 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
霍艳：所列举的问题，最后都指向了作家的世界观，他们看待世界、历史、现实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创作。
我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经验和判断力，也在跟朋友不停地交流，修正自己。也去聆听他人的不同想法，启发自己。总之，经验这种东西，是独特的，却不能是封闭的。
我们不应该抱怨自己经验的同质化，而应该是在千篇一律中，看到独特性，开拓异质空间，有擅于发现的眼睛。
9. 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戏剧、影视等，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霍艳：我从小学习古典音乐，后来学习电影，它们对创作都有影响，比如审美力、节奏感、画面感。
10. 科幻、奇幻、推理等类型文学，非虚构写作以及互联网时代种种新的写作实践，是否正移动着文学的边界？在你看来，未来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霍艳：不光提到的这些，文学作用在各种地方，比如跟物质主义的结合，商家如何用语言描绘一样物品，如何假装“顾客”以讲故事的方法推荐，吸引你购买，也是用了文学的修辞手法。
霍艳作品《地下铁》
1987年生，广东汕头人。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出版有长篇小说《以父之名》、短篇小说集《钻石与灰烬》《第三条河岸》等。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
林培源
1. 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与那时相比，你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林培源：我开始写小说是在2005年读高中期间。那时喜欢读卡夫卡，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薄薄的《变形记》，晚上下了夜自习，躲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读。那时写作处在模仿阶段，自我表达欲望超过了对小说的自觉意识，后来写了几个带些寓言性质的小说，充满了变形和奇思妙想，但都不成熟，也无存稿。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初中起就读了马尔克斯，高中又陆陆续续读了卡夫卡、苏童和余华，接受的是拉美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滋养。和那时候相比，现在文学越来越内化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写起小说来，对自我的要求更高，不管是对语言、叙事视角的选择还是对故事是否经得起打量等问题，都有了较为成熟的思考。文学在我看来，是解决“自我”和“世界”紧张关系的一个中介。写小说让我时常处在一个摇摆的临界点。写出满意的小说会生出“脱壳”的快感，但它很快就被虚无取代。所以写作是一个不断清空、填补、再清空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2. 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
林培源：福克纳、马尔克斯和余华。最早读的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时上初中，读完之后，被一种恍惚迷离的奇异感受所捕获。马尔克斯教会我释放想象力，当然，卡夫卡也一样。福克纳是高中开始迷上的，《喧哗与骚动》的结构非常好，傻子班吉的那种颠来倒去的叙述虽然读得缠绕，但顺藤摸瓜，后来又读了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致敬了这部小说）。当然，结构最漂亮的是《野棕榈》（双线叙事），我还喜欢他的《八月之光》，福克纳对“恶”与人的自我身份的探究如此之深，那部小说就像一道灼热的阳光，会在皮肤上留下晒伤的痕迹；而余华如此凝练有力，他教给我的是语言的力度。读《活着》时我还不到十八岁，读完恍然大悟，像是开窍了，知道小说应该怎么写。可以说，余华是“手把手”领我入行的师傅。这些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域和时代，但他们彼此间有血缘关系，是文学家族里的宗亲。
3. 你学习的专业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它能够给写作提供滋养吗？是否希望成为职业作家？
林培源：我目前在清华中文系读博，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做的是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年代的文学和思想。学术研究带给我的东西是无限的，比如学术思维的训练、写作的严谨、知识体系的拓展和深化等，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另一双看世界的眼睛。2017-2018年在美国一年的求学生涯，拼命地读一些英文学界的著作，一方面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也让我的生活经验里多出来“在美国”的一截，非常美好，非常难忘。未来应该不会成为职业作家吧，会在高校里谋份教职，业余写作。
4. 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是否为你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与足够多的途径？你的作品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发表？
林培源：新媒体时代，“发表”变得越来越容易，同时也越来越鱼龙混杂。我2007年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小说，那时邮箱投稿，有时还需要寄送纸质版，也不认识什么刊物编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不一样，写完小说并不愁发表，愁的是如何将小说写好，基本上刊物能发的，都是基准线之上的，但如何突破自己，找准自己的定位，才是最关键的。我目前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大部分期刊会同步在微信公众号推送，这点是和十年前全然不同的），小说集和长篇主要由出版社出版发行。
5. 怎样看待从“五四”发展至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其中的经典作品在你的日常阅读中占有怎样的比重，是否构成写作的参照系？
林培源：我硕士阶段研究的是英美文学，硕士论文题目是《苏珊·桑塔格历史元小说叙事研究》，擅长的是文本细读和叙事分析，那时对现当代文学是个门外汉，后来到清华跟着格非老师读博，专业兴趣和研究取向也慢慢转移到了现代文学，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蜕变”的过程，读博的第一和第二年基本上都是在疯狂的“补课”中度过的。其间读一些经典作品和相关的文学史、研究材料，然后动手写论文，这个训练过程回过头看，非常有价值，一点也不白费。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将现当代的经典摸个透，但喜欢的作家如鲁迅、施蛰存、汪曾祺等，都会潜移默化形成一个谱系和参照坐标。因为学业的关系，我专门去做了施蛰存的小说和文论研究，《黄心大师》写得非常好，同样是讲故事，但施蛰存那种“知识化”的写法，是和赵树理所代表的民间化、通俗化的“说书”的脉络不一样的，各有千秋，都值得揣摩与深思。
6. 你关注同代人的写作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或倾向？
林培源：同行和同龄人的写作我所涉不多，但大家公认写得好的，我都会读一读，比如阿乙、双雪涛、颜歌、孙一圣、周恺、吴纯他们。我会看看别人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写到何种地步——这其实是一个同声相求、相互砥砺的过程。这一代人的知识背景是和上一代人（50后、60后）不太一样的，大多可以直接阅读外文小说，甚至还有动手做起翻译来的。群体性的特征我谈不出，但最怕的是一代人精神上的矮化和自我规训，或者被名利迷了眼，或者陷入极端化。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年轻写作者，这是值得警惕的。
7. 文学期刊、专业奖项、写作同行、专家学者、图书市场、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等所呈现的文学评价尺度，有哪些会影响到你的写作？你的“理想读者”是谁？
林培源：我比较看重的还是期刊和写作同行的意见，期刊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评价标杆，而写作同行会内在地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去审视你的作品，哪怕带着偏见，也是好的；大众媒体、互联网和图书市场，这是商业化的逻辑支撑的体系，它也同样值得关注，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单向街图书奖、《新京报》《深港书评》评出来的年度图书，都是风向标，它们某种程度上补足了一些倚重体制运作的文学奖所遮蔽的文学版图。“理想读者”的话，是多重的，有时是同行，有时是普通读者，有时是你现在也无法遇见的“未来读者”。
8. 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
林培源：有这样的倾向，但这并非这一代写作者的错误，时代、社会变迁，思潮的转换，尤其是无孔不入的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会裹挟着人变成漂在历史和现实之上的浮萍。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写作者是有自觉的，而且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当下的现实经验被挖得差不多了，总会有人掉转矛头，去开采历史的矿洞的。我个人的经验和其他同龄写作者大同小异，也是从乡镇出来，到大城市里求学、写作，如果要谈“独特”的个人经验，恐怕还是自己潮汕家乡的风土人情，还有整个地域文化带给我的滋养，这是不可转嫁的，也不会消弭。
9. 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戏剧、影视等，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林培源：我喜欢看电影，偶尔也看看话剧、小剧场的实验剧这些，影像对我的写作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我更沉迷的是在其他艺术形式带来的“生活在别处”。
10. 科幻、奇幻、推理等类型文学，非虚构写作以及互联网时代种种新的写作实践，是否正移动着文学的边界？在你看来，未来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林培源：文学的边界本来就是变动不居的。清末民初，新旧文学并存，但后来的文学史书写逐渐将“五四”新文学定于一尊，而将当时的旧诗词、旧形式的写作掩盖。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后来我们熟知的一些现代文学史所勾勒出的文学图景是相当不一样的。众声喧哗才是文学真实的模样。我个人对科幻、奇幻和推理等类型文学接触得非常少，更多是通过影视来间接接受的。未来的文学经典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类型，而不会局限于某种特殊类型。当然，金庸的武侠、刘慈欣的科幻已经是经典了，文学史书写绕不过他们。
林培源作品《以父之名》
1986年生，出版有长篇小说、散文集《大地之灯》《尘曲》《平生欢》《无梦之境》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奖。
七堇年
1. 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与那时相比，你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七堇年：大约十五六岁，在高中时期开始的。那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就是“写作”，也许更多的是非常单纯的倾诉欲和少年时期的创造欲。如今对文学的理解当然有所变化，只是我仍然相信原初的倾诉欲和创造欲是绕不开的滥觞。
2. 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
七堇年：史铁生，余华，黄碧云；其实受到影响的作家很多，这三位是在年少时就种下种子，开枝散叶，到今天仍然觉得深受鼓舞。
3. 你学习的专业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它能够给写作提供滋养吗？是否希望成为职业作家？
七堇年：很幸运，我一直都是职业作家。但我希望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和尝试去获得滋养。从找工作、各种旅行、户外运动，到量子物理、医学，永远保持好奇心恐怕是最好的滋养。
4. 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是否为你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与足够多的途径？你的作品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发表？
七堇年：对我来说，我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出版发表的。很少在网络媒体发表东西。传播机制更多的是在人际联络和宣传上面有了更便捷的作用，对我来说不太想依赖那个，也不是那个类型的作家。
5. 怎样看待从“五四”发展至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其中的经典作品在你的日常阅读中占有怎样的比重，是否构成写作的参照系？
七堇年：当代文学传统可能过多被西方影响，丢掉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的自信。经典作品的话，我还是只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也许是翻译会丢掉原著魅力的缘故，外国经典文学让我始终比较无感，一开始为此很焦虑，但现在完全没有了。我是英文专业毕业的，但仍旧觉得，对母语和有中文语言魅力的文学有种骨子里的偏爱。
6. 你关注同代人的写作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或倾向？
七堇年：会关注一些，但并不多。同侪压力恐怕是一个不太正面的东西，又很难避免，所以我尽可能地避开这种很容易失控的雷区。何况我不是批评家，不需要关注“某一批”作家。
7. 文学期刊、专业奖项、写作同行、专家学者、图书市场、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等所呈现的文学评价尺度，有哪些会影响到你的写作？你的“理想读者”是谁？
七堇年：我一般不看任何评论，也不关心任何的奖项和趋势，比较孤立自己，所以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所谓理想读者的画像很模糊，也许我脑子里没有任何“理想读者”。理想读者的意思也许暗含着共鸣或理解？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读者有他们自己的接受美学去按照他们的方式重新建构一个他们眼中的“你的作品”，这跟我本身的写作并不太有关联。
8. 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
七堇年：我没有独特个人经验。我相信不一定非要经历过二战、核爆炸、大屠杀、古拉格，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我相信不是经历，而是一个人天生的敏感和创造欲造就一个作家。按数学语言来说，经验固然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9. 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戏剧、影视等，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七堇年：非常大的影响。我从小学钢琴，画画，后来是吉他什么的，除了这些还喜欢各种各样的运动，一切的事物仿佛我都是热爱的，他们都会对我有不确定的影响。艺术说到底都是被世界或被自己内心撞击后的表达，所以是相通的。这一点现在越来越觉得明显。
10. 科幻、奇幻、推理等类型文学，非虚构写作以及互联网时代种种新的写作实践，是否正移动着文学的边界？在你看来，未来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七堇年：我觉得未来的文学世界，应该是权威不断消解，个人主义不断强化，小圈子文化越来越盛行的。经典这个东西可能真的很难再度建立，不是因为人们写不好了，或者写得好的人少了，而是因为在“原子社会”的后现代时期，个人主义导致判断标准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模糊，风格、类型也已经被细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加之参与者（大众）和参与形式越来越多，科幻奇幻推理，等等，再不可能有一本书能创造“洛阳纸贵”这种事。但以上这些趋势，都促成了文学的隐性繁荣。
虽然表面上看去，《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这种作品再难诞生，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文学的衰落。我认为追求“经典”只是因为过去我们对文学的固有印象过分狭窄而已。
我发现有些喜欢在微博上随便写几句的网友其实真的写得特别好，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诗人，但你能说他们不是文学的参与者吗？
七堇年作品《无梦之境》
1987年生，上海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出版有小说集、评论集《情关西游》《樱桃青衣》《新腔》等。曾获人民文学散文大奖、台湾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首奖等。
张怡微
1. 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与那时相比，你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张怡微：可能是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现在文学知识更多了，其他也没什么变化，依然相信文学是高于生活的审美活动、人的精神活动。
2. 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
张怡微：王安忆，当代女性写作标杆，女性写作女性、建构女性秩序方面，历史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长。我想王老师身体力行做出了贡献。影响过我的作家很多很多，深刻影响的话就没有别人了。
3. 你学习的专业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它能够给写作提供滋养吗？是否希望成为职业作家？
张怡微：我换过很多专业，本科学哲学，后来做过一点外国文学研究，博士阶段研究的是明清小说，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大学教师。教师职业的本质是重复和传递，对创作滋养不多，但在单位时间内的阅读量、写作量被动地变大很多。当作家并不需要兼顾到写作教育和文学教育的思索。我希望每天都做好手头的事。
4. 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是否为你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与足够多的途径？你的作品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发表？
张怡微：我没有数据证明这种“足够”。我的小说主要还是通过文学杂志发表。专栏的话线上线下各一半，产生的影响力差不多。我并不是流量很大的作家，这和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关系不大。
5. 怎样看待从“五四”发展至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其中的经典作品在你的日常阅读中占有怎样的比重，是否构成写作的参照系？
张怡微：“五四”以前，中国的小说地位轻，是“末技”。承担兴亡思索、知识分子情怀的文体不是小说，但“五四”之后，小说开始为散文、为诗分忧，承担了启蒙的“大道”。这种写作传统一直影响到如今文学权力的自觉。不能说构成我阅读的参照系，但我有一门当代文学鉴赏的通识课程已经上了两年，也开始指导本科生当代文学领域的学年论文。
6. 你关注同代人的写作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或倾向？
张怡微：比较少了。因为教学研究任务太繁重。我关注比我年轻的人，比方我们复旦大学创意写作MFA的学生，我的工作就是看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和我差别不大，但写作中更关注社会问题，比如性别、校园暴力、消费主义、宗教等等。
7. 文学期刊、专业奖项、写作同行、专家学者、图书市场、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等所呈现的文学评价尺度，有哪些会影响到你的写作？你的“理想读者”是谁？
张怡微：工作之后影响比较小。“理想读者”就是普通读者，我的经验（依据销售后台数据和售书活动交流来看）一般是大学生、公务员、中学教师和退休工人。其他人工作太忙，没时间读书。
8. 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
张怡微：个人经验理应都是独特的。但我们会被各种因素规训为最好可以互相理解，以便维持友好的交流环境（发表也是一种文学交际方式）。还有更年轻的作家，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可能是电竞文、虚拟作者等等。时代发展太快了，相差五岁都未必能互相理解。所以基础的文学教育、经典的文学教育会在未来承担维系代际之间文学友谊的功能。
9. 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戏剧、影视等，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张怡微：影响不大。但抽象语言对我有吸引力。我不希望自己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用我们过度使用的日常语言所表达。
10. 科幻、奇幻、推理等类型文学，非虚构写作以及互联网时代种种新的写作实践，是否正移动着文学的边界？在你看来，未来的文学经典可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张怡微：文明与危机恒在，心灵生活恒在，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技术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越来越多基于物质层面的虚构成为了现实，神迹也沦为技术可以企及的手段。但有一个悖论，就是当物质理想越来越快地成为现实人生之后，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满足？我们为什么还是充满不安和恐惧。归根结底，作家还是要处理在人的心灵世界中，到底何为良好生活、何为善、何为美的问题。我觉得未来的文学经典会更走向哲学，对心灵的关照不管是承袭“史诗—罗曼史—小说”的西方叙事传统，还是承袭“五四”以来反思现实人生的传统，都会越来越对思想或者理性本身倾注起感情。年轻人不相信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因为什么都会变），网络的虚拟力量削弱了文字虚构的魅力，有了机器（手机）、有了AI，情感可以虚拟，人类分工细化，个人生产的服务产品要替代消费主义生产的服务产品越来越难，婚姻也变得非必要……年轻人对“不相信”会建构起越来越丰富的理性和感性的认知，不管是通过类型文学、还是非虚构、还是什么别的。
张怡微作品《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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