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环球时报的胡总编买了一张票，去看了《江湖儿女》，感觉被噎住了。他说，《江湖儿女》充满负能量，看得让人难受。按胡总编的说法，《江湖儿女》就是一块充满负能量的臭豆腐。贾导一听，也很不爽，于是回怼胡总编：我这怎么不是正能量了？我这都是反映现实的，现实就是正能量，真话就是正能量！胡总编又作出回应说，贾导说的我全接受，所有探索都不容易，都是正能量。
两个公众人物你来我往一番，最后标准都归结到了正能量上面，政治觉悟还是蛮高的。可是，用“正能量”这个标签来衡量电影这种文艺作品是好是坏，逻辑有点怪怪的。难道说，带来正能量的就是好电影、好作品，带来负能量的就是坏电影、坏作品？就像前几天流传的一张图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是官方认可的正能量，可是有好事的人，去接了下面两句，发现这是个“负能量”。
其实，翻开中国历史上的各类文艺作品，你会发现好多经典，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三个字：“负能量”。比如《活着》，比如《平凡的世界》，又或者是鲁迅先生，这些公认的经典，充满了负能量，你能说这些都是不好的吗？显然胡总编是“只相信人生静好，不想大众知道太多，不想大众看见太多”的那种人，以为粉饰了太平，就真的是圣世了。
还是回到电影的话题。其实，拍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发言权，没有人表达的东西，大家看不见的、不愿意看见的东西，拍电影的人来表达，让社会多一种声音，人生多一种选择，多元绝对是好事。有人喜欢看喜剧，有人喜欢看穿越，有人喜欢看枪战，也有人想看底层真实的社会，谈不上哪种好，哪种不好，但是如果用“正能量”的标签来限制电影的丰富性，手伸的就太长了。毕竟，艺术是要探讨情感的多样性、人性的弱点，而不是当年那八大样板戏，人都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胡总编一贯主张的是“复杂中国”理论，认为中国社会都是复杂多样的，所以很多问题、很多矛盾，要结合国情。可是，在评论《江湖儿女》的时候，却又选择性无视。其实，我是完全理解胡总编的小心思的，他总是体贴的来替别人做判断，以为今日的中国，大家都积累了太多的压抑情绪，所以，不能再看太现实的电影，不能再给自己添堵。可是，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你不看就真的不存在了吗？
所以，贾导的“真话是最大的正能量”，驳的胡编无话可说。说真话真的是挺难的，因为真话反映的是真实，暴露的是真实、面对的是真实，而往往真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翻开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你会发现，最坏的年代，往往是从没人敢说真话开始。比如说秦朝，在统一六国后，国力何其强盛，在整个地球，应该也没有对手。但是在取得成功后，秦始皇们就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消灭真话运动，把商鞅的驭民五术发挥到了极致。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没有人再敢说真话，整个社会都是一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样子，只是很快就崩溃了。
没人敢说真话，假话、鬼话、空话、套话自然就大行其道。因此才会出现发生“指鹿为马”这个的闹剧。明明是鹿，赵高非要说是马，谁说是鹿就会被砍头，于是大臣们纷纷说这就是马，而且是难得的千里马！于是乎，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恐惧的气氛中，就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随时都可能爆炸。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反复上演，每个王朝的消失，都是从不敢说真话引起，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反过来看，在最好的年代，也都是大家敢说真话的时候。比如在唐代，魏征经常犯言直谏，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到了后来，特别是元朝以后，说真话的环境越来越差，为了明哲保身，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变得更加圆滑世故。就像现在，到处都是歌舞升平，人人都讲“正能量”。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上网怕人妖、短信怕骗钱、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甚至做慈善，也怕资助了骗子。
巴金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当我们努力不承认恶就是恶的时候，承认善会越来越危险。当坏人已经抱团，好人还是一盘散沙，好人的过度沉默可以让坏人做尽所有的坏事。”
所以说，真话真的是最大的正能量。胡总编把自己当成所谓正能量的化身，贾科长的电影展示的是另一个最真实的中国。孰是孰非，观众心里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