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敌人的书能不能看?
给过本雅明灵感的施密特(右),不只力图回应前者的创发,守住自己的立场;并且还因应对方的批评,修正了原有的看法。
作者:梁文道
1940年9月26日,那时候还不晓得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更不知道自己会被人誉为“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的本雅明,已经过了好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了。这一天,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小镇包港(Port Bou)的关卡闭上了大门,可能再也不会打开,而法国维希政府的追兵也正逐步逼近,身上怀着美国签证的本雅明自忖这就是绝路了,身为犹太人的他注定要被送回德国受难。于是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吗啡,主动结束这短短四十八年的人生。在他留给老友阿多诺的口讯里头,他这么说:“在一个没有出路的处境,除了终结,再无其他选择。这是比利牛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没有人认识我,而我的生命即将来到结局……我不够时间去写所有我想写的信了。”第二天,那个短暂挡住了逃亡难民的关卡居然重新开放,既忧且惧的本雅明却已等不到这一日的黎明。
这就是本雅明的死,可能是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最荒诞的自杀事件,荒诞到了你真觉得老天会开玩笑的地步。而且故事还没完,很多年后,本雅明的好朋友、犹太神学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来到了这个小镇的公墓,发现那块刻着故人名字的墓碑之下,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他说那座据说是本雅明墓地的地方其实只不过是“看坟人的发明。他们想的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于是可以在探询者来访的时候收点小费”。的确,随着著作的陆续出版,本雅明声誉日隆,今天这块地方真的成了文化游客的小小景点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死了之后还要继续遭到戏弄,这才是老天爷的真正玩笑。
同在1940年,曾经为纳粹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后来终身不得恢复教职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发现自己竟然也已陷身于四面楚歌的险境之中。要不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出面维护,说不定他连命都保不住了,因为很多人怀疑他还不够忠诚。为什么号称是“纳粹桂冠法学家”的施密特会被党内同志质疑甚至攻击呢?线索可以在本雅明最后一篇重要文字《论历史的概念》里头找到:
受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所身处的“紧急状态”乃是常规。我们必须要获得一个与这个事实相符的历史概念。如此我们将会清楚看到,我们的任务是引发一个真实的“例外状态”,而这将会提升我们对法西斯斗争的位置。
我晓得这段话不太好理解,也不打算在这里做些太过复杂的哲理探讨,且看它所对应的现实处境就好。那个处境就是1933年之后,希特勒利用了《魏玛宪法》的紧急条款,中止了这部宪法的实施,把德国带进了没有宪法的非常状态。痛恨魏玛宪法,长年攻击议会民主制度的施密特本来很欢迎这个举动,觉得这就是他再三申说的“例外状态”。可是希特勒却没有如他预想,以拥有至高决断权的主权者身份,来建立一部崭新的宪法,把局面从非常的例外状态带回到常规的秩序之中。所以他逐渐失望,甚至公然不满;对他来讲,混淆了例外与常规的区别,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站在左派立场的本雅明虽然使用了和施密特一样的术语,甚至同样期待一场例外状态的到来,但他却非常明确地把希特勒的夺权看成是寻常的“紧急状态”,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常规:拥有权力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危急借口中断了法律和秩序的约束,然后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例外状态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革命的、颠覆的,甚至神圣的,可以一举冲决所有体制,摧毁所有压迫人民的日常秩序。
用个简单点的譬喻来说,那就是施密特和本雅明似乎都在呼唤神明的到来,只不过他俩心目中的神的形态是不同的。施密特的上帝是《创世记》里的造物主,虽然降下洪水,但却会把世界带回到一个更健康更美好的常态。本雅明想象的那个神则是《启示录》中的弥赛亚,与末日一起到来,真正地结束掉一切常态,并且赐下最终极的公义。
交代过必须交代的事情,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施密特和本雅明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私人关系,可能连面都没见过,只不过相互通了一两封书信,又在自己的著作里头提了对方几次而已。饶是如此,他俩埋藏在各自论述之中的隐秘对话却已成了一桩学界公案。过去二十年来,是众多哲学家、法学家和思想史学者探索钻研的热门话题。首先捉住大家注意力的,是那有点被夸大了的戏剧场景:一个是颠沛流离不断逃亡的左派犹太难民,另一个则是为纳粹站台的右派“官方”法学家;一个被迫自杀,身后名却无比尊荣;一个当时得令,余生则备受嘲讽攻讦。这两人又能发生什么关系呢?
所以当阿多诺夫妇在整理和出版本雅明留下来的书信的时候,还特地抽走了他当年寄给施密特的信,因为那封自言深受对方影响的谢函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一个被纳粹逼死的人又怎么能感谢纳粹御用学者,还说自己的巨著来自对方的启发呢?那时候,许多知道真相的德国学者都觉得这事简直是个丑闻。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发现这两大思想家之间的互动真不简单,德里达、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当代名家甚至以专著立说,力证此二人有一场跨越生死、持续了几十年的对话。仔细读过施密特的作品,我甚至觉得阿甘本等人可能还低估了这个对话的力度。给过本雅明灵感的施密特,不只力图回应前者的创发,守住自己的立场;并且还因应对方的批评,修正了原有的看法。直到1956年,本雅明去世十六年后,施密特仍然在他最后的遗著里认真思考逝者的挑战。
转自"东方早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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