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北京《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论坛上，当时有一位演讲嘉宾是教育家杨东平，我说请问杨先生，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他想了半天说，教育吧。我说为什么?他说足球没有希望也就算了，教育不能没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教育是不是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了我们整个国民的素质。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教育整个把人脑子搞坏了。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是弱智化。搞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教育评价目标就是“成王败寇”四个字，就是你如果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好，没有得奖或者奥数没有得奖就不行。就是一成王败寇，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忘掉了教育的根本目的。这种成王败寇的评价标准的结果是不把学生当人，望子成龙，望子成材，望子成器。龙是什么?怪兽。材是什么?木头。器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要成怪兽，你要成木头，你要成东西，就是不要成人。现在口口声声以人为本，最应该以人为本的应该是教育，可是在中国，最应该以人为本的领域最不把人当人。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过的什么日子。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夫妻两个白天平时工作比较忙，到了国庆长假，孩子问爸爸妈妈能不能花一天时间陪我到游乐园玩一下。夫妻两个开了一夜的“遵义会议”，最后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拿出一天时间陪孩子上回游乐园。做了第一个游戏，孩子挺高兴。妈妈就问，好玩吗?好玩。那回去就可以写篇作文了吧。孩子当场脸就拉下来，然后垂头丧气去做第二个游戏。做完第二个游戏妈妈又过来了，问，第二个游戏好玩吗?好玩。那你可以写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孩子说，妈妈我不玩了。一天玩的时间都不给孩子，就盯他的作文，口号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我想请问:人生的终点线在哪儿?殡仪馆。所以从上到下，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家长，全都是望子成龙。所以现在我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我反对励志，反对培优，反对成功学，反对望子成龙。什么人?真正的人。有标准吗?有，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首先说真实。有人说不可能。这年头你还能全说真话，不说假话。我说能，因为我的真实标准是不说假话。有人说，那你说的全部是真话?我说是。他说那不可能，说真话要倒霉的。我说很简单，你觉得这个真话说出来要倒霉的话，你可以不说。康德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因此真实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你觉得这个真实是不可以说的，你就不说，然后假话你也不说，剩下的全都是真话，这就是真实。第二是善良。善良不是说要你到街头去做什么义工，或者学雷锋的那天去扶老太太过街。善良的底线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不忍心人家受到无辜的伤害，包括对小动物。所以不但不能行凶杀人，也不能虐待小动物。我们要在法律上保证公民的恻隐之心不受伤害。第三是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第四个就是快乐。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在孔夫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权(权衡)，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快乐是最高的境界。其实人很简单，成功不成功，是否出人头地，是否光宗耀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快乐。(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是快乐。比方说现在为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要去考公务员呢?我非常同情大学生毕业以后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非常理解非常同情，他缺乏的是安全感。有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就这样对记者说的，我也不想考公务员，但是我爸我妈让我考。我爸我妈说，孩子，你要考上公务员，咱在村里就不受欺负了。他要的就是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给每个公民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让每个公民有足够的尊严，不管他从事哪个职业，不管他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是一个安全的、有尊严的人，这样他才能快乐。这就是我对中国教育的希望。我希望中国教育能让我们每个孩子，中国改革、中国社会能够让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成为真正真实的人，善良的人，健康的人，快乐的人，这就是我的中国梦。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而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我建议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当下，不少人都在讲，泱泱大国，居然没有一个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岂非说明教育失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其实并不差，我们完全不必有杞人之忧。该忧虑的反倒是:真到有人获得诺奖的那天，中国教育的批评者，会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礼赞者?把能不能得奖看作成败的标准，恰恰证明中国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脑子被搞坏的表现之一，是不但不会分析问题，甚至也不会提出问题，包括不会反问、批驳、质疑。不会辩论，是因为不会思考。不会思考，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从来就不教这个。学校里教的，是正确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怀疑批判是不允许的，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至少，文科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们也不会。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技术和技巧)，没有科学方法，更没有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缺乏这个，结果是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自我的丧失，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因为真正的道德，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别人、爱社会、爱国家?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必须改正。怎么改?回到根本，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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