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仇鹿鸣：“宝历年样”表微——中晚唐政治默契的形成及作用

2018年11月5日，“华大古史论坛（第三十期）·学术讲座之二十三”于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宝历年样’表微——中晚唐政治默契的形成及作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副教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达志副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毋有江、胡鸿、华中科技大学夏增民、华中师范大学冯玉荣、洪国强等老师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仇老师指出传统的唐史研究相对集中于前半部分，即自唐建立至安史之乱。相对而言，对中晚唐的讨论较少，因为人们通常对中晚唐有一些格套化的认识，即伴随唐王朝的衰微，藩镇林立造成中央权力的弱化。从中央层面来看，“牛李党争”造成官僚士大夫群体之间互相斗争；宦官专权后又与士大夫之间展开斗争。以往学者往往基于以上几条线索来理解中晚唐，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非制度性的、不成文惯例及其背后运作的政治规则入手重新展开研究，这将成为学者探索中晚唐历史重要的“知识符码”。

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写道：“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历史学家往往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问题，拥有“上帝视角”，这既是历史研究者的幸运，同时又是历史研究者的不幸。

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缓慢“衰落”，如何认识并呈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中晚唐统治方式的变化，即政治默契在中晚唐政治中的作用。

如果说唐前期的皇权是均质的，除羁縻府州外，唐王朝对于各州郡有着大致同等的控制力，那么安史乱后随着具有自立取向藩镇及节帅的崛起，唐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了挑战。与唐前期相比，中晚唐政治的运作更加依赖于惯例与默契，而这种惯例与默契的形成，并不是制度的产物，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代宗、德宗、宪宗诸朝，双方在不停的战与和的博弈中，逐步达成的妥协。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后，刘稹秘不发丧，希望重演养父刘从谏的故事，继承并获得昭义节帅的地位，并得到唐王朝的承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谋士王协提出四条秘诀：“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整个事件见载于《资治通鉴》卷二四七，这也成为整场讲座立论的出发点和突破口。

《新唐书·刘从谏传》载刘从谏为袭取节度使，向当时的执政大臣与宦官首领进行贿赂，唐敬宗听信谗言后才同意刘从谏的请求。这便是王协所称“宝历年样”中“严奉监军，厚遗敕使”的实质。后来刘稹也积极效仿这一图谋，但不幸遭遇李德裕的打压。会昌三年（844），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刘稹袭位的请求，协调各怀顾望的藩镇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平定昭义，改变刘悟、刘从谏、刘稹三代据有泽潞的局面，成功遏制了昭义军“河朔化”的倾向。

亲王遥领节度使这一制度性的惯例，并非纯粹虚文，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过渡对实际政治有重要的象征作用，这一惯例最初是在安史乱平后经过唐廷与藩镇的博弈后形成的。有趣的是，这一“故事”在整个中晚唐都得到奉行，甚至中和三年乐彦祯取代韩简为魏博节帅时，尽管僖宗尚流亡在成都，但仍“暂领雄藩，宜遵故事”，下诏命建王震遥领。

每当两任节度使交接承袭时，朝廷都会派出由宦官担任的使节前往观察情况，以中使伺察藩镇动向辅助朝廷决策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宗时。更早则多以朝廷大臣充使，如李涵大历三年“以幽州之乱，充河朔宣慰使”。宦官是唐廷窥测藩镇内部动向情报网络的关键环节，所以才会有诸如“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的情况出现。此外，《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所载陈行泰、张仲武的例子说明拖延战略是唐王朝在藩镇节帅更替当中最常采用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朝廷”与“皇权”不能等量齐观，中晚唐应对中央权力衰落的各项举措反而刺激了皇帝个人权力的强化。

仇老师还就薛茂卿的悲剧人生及杨弁与刘稹的故事来说明节度使不敢挑战唐廷的权威，甚至还要向朝廷示好。“四境勿出兵”的实质是为了不破坏与唐廷的政治默契，这也从侧面说明唐廷的正统性在中晚唐其实是在上升而非下降。而名号对于藩镇的价值在《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守光传》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

古人早已注意到在晚唐，既往跋扈的河朔藩镇转而对朝廷恭顺有加，“自张仲武、王元逵、何敬弘归命以来，皆有效顺之成劳，无抗衡之异志”，甚至在黄巢乱后犹存遗意，“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这一变化当然不能简单归因于节帅个人的取向，而是折射出唐廷政治权威发挥的作用。

最后，仇老师认为可以从藩镇与朝廷之间的共生关系出发将“皇权”细分为“权力”与“权威”来尝试理解这一问题。唐王朝中央权力的瓦解也包括不再具备进行实际统治的能力与政治权威的消失两个层面，唐廷对地方的控制公认在黄巢乱后便已无力维系，但政治权威（正统）仍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仇老师旁征博引，循序渐进，给在座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尤其是对史料的极度熟悉和细致解读，以及对关键信息的敏锐把握，给广大学子以深刻的启发与良好的示范。点评提问环节师生反响热烈，踊跃发言，仇老师逐一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和回应。整场讲座的互动交流既充分又愉悦，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