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

生活中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总是处于历史悲情中不能自拔，就不可能以阳光心态对他人和社会；

一个国家和民族陷入历史悲情不能自拔，造就的必定是低境界、窄胸怀、小格局，甚至直接扭曲思维和价值判断。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在更宽广的历史周期中分析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没有几个国家不曾被战争蹂躏过，也没有几个国家不通过战争侵扰别人。这个判断涉及到历史观，因而变得重要。

以往我们常讲西方列强天生有侵略性，看看近代史或西方殖民史，很容易得出“国强必霸”的结论。

然而，当我们放宽视野，换一种思维或视角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则不仅此。

提出“腹地理论”或“陆权理论”的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曾于1904年出版了影响世界100年的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其中讲了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的观点：欧洲的历史是被异族侵略的历史。

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讲很陌生，因为长期进行的教育，欧洲列强铁蹄几乎踏遍世界，他们已经成为侵略者的代名词，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所犯罪行已经深印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

然而，当我们延伸到历史深处进行考察，便发现欧洲的侵略史不如被侵略的历史长。其走上侵略道路，是工业革命后的事情，也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400多年间，此前上千年基本是被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包括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入侵。危急时刻，是整个基督教文化圈面临消亡。

即便把历史拉得更近，比我们承受苦难更多的国家有很多，波兰最具代表性。从1772年到1795年，波兰3次被瓜分。1772年8月，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签署条约，使波兰丧失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1793年1月，俄普两国签署协定，使波兰领土仅剩20万平方公里，由此沦为俄罗斯的傀儡国；1795年，俄奥普再次签署协定，波兰被彻底瓜分。

德国军人和波兰民众

二战中，波兰人承受了较其他国家和民族更多的苦难。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随后，苏联以建立东方防线为由，进攻波兰东部。波兰被苏、德两国瓜分。

1940年4月，德国纳粹在波兰建立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波兰人在此殉难。1940年在波兰的卡廷森林，有2.2万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被苏联军队杀害。

据统计，二战中波兰遇难总人数达650万，其中犹太人遇难395万，波兰人遇难235万，其他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30余万，加上领土变更造成的人口损失，总数达830万以上。二战结束，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又因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决定，版图整体西移200多公里，面积比战前减少7.6万平方公里。

如果以单一民族为分析问题的对象，全世界苦难最深重的是犹太民族，这个民族不仅承受了千年大流散的精神痛苦，而且经历了德国纳粹种族灭绝的悲剧。看一下《辛德勒名单》，才会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陷入“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境地时的绝望。

今天，在这些苦难沉重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很少有人囿于历史仇恨不能自拔，他们更多是看当下，看将来，即在现实利益中生出爱恨情仇。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已经赦免了曾经的侵略者。或者说，加害国与受害国中的人们谈及历史，只是将曾经的悲剧看作“历史事件”，而不是永不化解的悲情，并为其左右。

这不能不引发我们思考，在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参与规则制定的今天，该如何看待被侵略的历史，已经成为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长期以来我们进行的是仇恨教育，因为“阶级仇、民族恨”能够最直接最生动最有力地激发精神力量，且高度契合民族文化中的“因果关系”。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由此形成国家定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问题在于秉持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是否有利于民族前行。

生活中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总是处于历史悲情中不能自拔，就不可能以阳光心态对他人和社会；一个国家和民族陷入历史悲情不能自拔，造就的必定是低境界、窄胸怀、小格局，甚至直接扭曲思维和价值判断。囿于历史悲情，加害国每有风吹草动，甚至一介平民的行为，一位政客的妄言，都触动受害国敏感的神经，这时受害国的网民如果缺少理性，必以充满戾气的跟贴应对。

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必须警惕这种情况，否则定让世界疑虑中国会走复仇的铁血道路，这显然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国崛起需要更多的大国国民，如果国家充斥的是大国小民，便不可能实现真正崛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怀越宽广，号召力越强大，反之则亦反。

换言之，小国缺少胸怀和格局，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作为参与规则制定的大国，如果缺少胸怀和格局，必定与历史攸关国发生绵延不绝的冲突，且大量树敌。

要跳出历史悲情，很重要的是对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和规律有清晰的认识，人类由“铁血道路”走向文明是一个艰难过程，在尚未实现自我超越前，发生剧烈冲突在所难免。就如同野蛮民族走向文明过程中的杀戮，必须经历一个觉悟过程。且不说公元后的2000年，即使选取更近的1000年，也很难找出一个没有杀戮和被杀戮的民族。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曾经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或者说，今天加害别人，明天被人加害。期间差异在于哪个杀戮更多地出现在记忆中。

我们已经到了更新历史观的时候了，只有“往前看”，大国道路才拥有坚实的政治和人文基础。这样讲，并非倡导虚无历史，忘却苦难，而是认为应当以更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实现自我超越，更具大国意识和胸怀的视角看待历史。这在世界出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回潮的情况下，把我们推向道义的制高点。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牢记历史是为了避免重演历史，不能囿于其中不能自拔，更不能异化为永不化解的民族仇恨。

很长时间里我们是通过复仇而激发精神力量，未来只能通过开创文明的道德感和担当精神生发力量，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命题，也是必须转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