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先生：生于八十年代
采访：老月亮、熊韧凯
作者：熊韧凯
戴上墨镜穿着演出服的时候，李红旗有点像 Stevie Wonder，又有点像周云蓬，有股盲人音乐家的嬉皮狠劲；但平日里他是个圆框眼镜加黑色 Polo 衫的普通男人，留着一瞥不算浓密的小胡子，看上去挺文气。配上向后披到肩膀的头发，他像是个现代派道士，又或者你某个沉迷武侠小说和过时游戏的小表叔。
《乐队的夏天》里，海龟先生主唱李红旗以前一种形象出现。第一轮竞演录制时，他们刚结束新专辑巡演赶到现场，就被噼哩哐啷赶鸭子上架似的叫上去表演，结果票数拿下 31 支乐队中的第一；到了第二轮，他们又改编了一首苏打绿的《日光》，以 162 票的高分击败同一组的台湾乐队旺福。
海龟先生表演《日光》时，我就在台下。5 月 13 日中午，我从大望路附近打了一辆滴滴去大厂影视基地。这个目的地是如此的远，以至于上车后司机师傅长叹了一口气说：“一开始我还犹豫要不要接这单，你去的这什么鬼地方，我看到吓一跳，怕又是运管处钓鱼呢。”
大厂影视基地确实不近，从北京城的东边出发，汽车在没经历拥堵的状态下又向东行驶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这座欧式风情的特色产业小镇。但这里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鬼地方”——《偶像练习生》于此录制时，这是无数粉丝心中的圣地，“大厂女孩”一词也因此衍生；工作人员那天带我存包的地方，则是另一档偶像选秀综艺《青春有你》的选手宿舍。
于是当我看到一堆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出现在远处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是到这为自己的爱豆摇旗助威来了。但工作人员让我跟在她们后面，排队进入一个偌大的录影棚。棚子里面，《乐队的夏天》第二轮第一期即将开录，十六支已经成名或即将成名的乐队，要用最富综艺感的形式两两对决， 换用主持人们爱用的一个滥调陈词说就是：“捉对厮杀”。
事实上，我误会了那帮和我一同进场的观众。虽然年轻女孩占大多数，但也不是全部；而且他们大多表现出不错的音乐现场素养。当李红旗在《日光》最后高潮部分看似胡乱地抚着电吉他，唱着“水濂遮蔽，海妖歌吟；夜燕窜袭，金手抚息”时，观众们举起胳膊蹦跳打拍，呐喊的声浪堪称那场录制中最为汹涌的一波。
一曲在吉他手黄巍的独奏中终了，李红旗对着镜头挤出一个定格的笑容。在和主持人及嘉宾的一段互动之后，马东公布了双方的票数，海龟先生获胜。接着是两支乐队礼貌地鞠躬、退场，在节目的最终剪辑版本里，我们看到海龟先生和旺福的几位乐手在后台抱成一圈，一副和气大联欢的模样。
但当事人真正的心理活动，是无论站在现场还是隔着屏幕都看不出来的。李红旗后来告诉我，其实他对这轮比赛并不满意，不是因为结果，而是因为过程。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皈依宗教之后，开始尝试更新自己生命的坐标：“我开始知道我是为一种价值观、一种理念活着……如果没有那个坐标，我只是表达我自己，那其实就是随波逐流。”
在李红旗看来，以自我而非某种信仰为坐标的人，其实真正的坐标就是整个世界，因为个人意志根本对抗不了整个世界。“就像北京早高峰的地铁，你站在那里不动就好，人群自然会把你推上去。”
《乐队的夏天》录制过程中，李红旗又有了这种被世俗所裹挟的感觉。他本以为自己很坚强，但等到第二轮的一对一淘汰赛，内心的小人开始露出狰狞面目，胜负心越来越强。尽管在节目上他一直表现得轻松自如，但在和旺福对决时，比较心理一度吞噬掉他借用更大平台表达自我的初衷。直到这轮结束，他重申自己的内心，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特别邪恶：
“如果没有信仰我就完蛋，我还去参加这种‘超女’式综艺，结果只会是很可怕，特别可怕。”
在《蓦然回首》中，从小长在桂林的白先勇回忆过自己的小说“启蒙老师”，家里的厨子老央：“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极多。”
蒋晗是海龟先生的贝斯手，也是桂林人。在乐队里，他确实是表达最多最流畅的，但说起话来不像老央那样善用“鼓儿词”，更多是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倒和白先勇的文风有几丝相似。
白先勇笔下的桂林“是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世界里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远印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欢乐童画。”他在《花桥荣记》中写道：“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蒋晗的童年记忆亦是如此，除去优美的自然风光外，他还享受了玩具、漫画，别的孩子该有的他一件也没少。
1999 年，几支武汉的朋克乐队结伴，到桂林做了一次演出。17 岁的蒋晗站在台下，看着生命之饼的吴维高吼出震撼人心的朋克之声。“那是改变我整个人生轨迹的一场演出。”蒋晗说。他开始学吉他，看《朋克时代》《盛世摇滚》这类摇滚乐杂志。
到了要上大学的年纪，家里人看他成绩不好，又这么喜欢音乐，就说“那你考个艺术类吧。”蒋晗所在的中学里，唯一的音乐老师是吹萨克斯的，蒋晗只好跟着他学萨克斯。到了快考试的时候，家里人又找了关系，把蒋晗送到南宁的一家学校补习。
家里人找到的这个“关系”就是李红旗的姑姑，而那时李红旗正好也在这家学校补习音乐，并且交的学费比蒋晗少，因为他和姑姑的关系更近。在这里，李红旗第一次看到了蒋晗，“头发是拉直的，穿着一条巨细的裤子。”看到这个时髦的同龄人提着萨克斯走过来，李红旗觉得“好帅”，就想主动去认识一下。
李红旗接触音乐的时间要更早。他的姑姑是弹琵琶出身，后来发展到精通各种拨弦乐器，曾经拿着一把古典吉他四处走穴；父亲则玩过滑棒吉他。但小时候的李红旗觉得这都是些老古董的玩意，没有什么兴趣。
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年代。李红旗家住一楼，二楼有个听香港歌的大哥哥，会用吉他弹爱的罗曼斯。李红旗觉得相比于父亲弹的那些古板音乐，这才是酷的、好听的，就跟着学；大哥哥喜欢看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李红旗也跟着看。那时李红旗最想成为的就是电视里光鲜亮丽的香港明星、“软硬天师”之类嬉笑怒骂的娱乐艺人。
除此之外，他还玩游戏机、看打口摇滚录像带、和制药厂大院里的其他孩子一起玩。像大多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二三线城市年轻人一样，李红旗未曾经历过什么苦难，在一种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的环境中度过少年时代，既习惯于单位制和大院文化下的呼朋唤友、其乐融融，又向往自我实现，追捧“酷”，喜欢流行文化。
但南宁的气质毕竟与桂林不同。南宁人性格更温和，比较容易妥协；而桂林开放更早，又因旅游业吸引了不少外国人，蒋晗和李红旗都觉得桂林有一种“不知哪来的优越感”，李红旗更是直接把桂林比作“广西的上海”，认为桂林人自我意识强，喜欢调侃桂林之外的地方。所以洋气的蒋晗出现在李红旗面前时，李红旗只是个骑自行车、穿着校服的普通高中生模样。
先上去搭话的是李红旗，两人一聊觉得趣味相投，李红旗还主动提出要到学校的正门，给蒋晗用吉他弹一首 grunge 风格的歌。
后来李红旗和蒋晗都考上了位于南宁的广西艺术学院，都学了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蒋晗还是吹萨克斯，李红旗则是弹钢琴。一次公共课上，两人做着逃离学校当摇滚明星的梦，准备组个乐队。他们蜷在教室后排，挖空心思给乐队想了无数名字，甚至包括“横眉冷对千夫指”。最后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
蒋晗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
黄巍来自百色，那里是革命老区，山峦交纵，壮族人口居多。作为边境城市，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不少军队就是从百色开往前线。黄巍的为人和电吉他演奏都继承了这种地域特质：他性情火爆，直言直语，而听过他弹吉他的人，也很容易被带进他想要表达的音乐情绪。
小时候，黄巍就在这座民风淳朴的城市吃着街坊邻里的百家饭长大，有时也会在街头看邻家哥哥扛着老式大录音机听歌。现如今参加《乐队的夏天》，每当有乐队上台表演而其他乐队在候场时，他都会想起当年隔壁的小朋友去参加考试自己却待在家里的场景。
少年时的一天，黄巍走进城里的一家小乐器店，店里只有一把“红棉”牌古典吉他和一把墨绿色“星臣”牌民谣吉他。黄巍相中了后者，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音乐道路；后来他又去桂林念了几年音乐教育，毕业后到南宁继续玩音乐，就住在广西艺术学院后门。
那时的广艺后门是个具有摇滚乌托邦气质的地方，背靠广西最大的最大的艺术类院校，这里汇集了不少亚文化青年，演出场地、唱片店也都聚于此。李红旗和蒋晗在这里遇见了黄巍，被他充满表现力的吉他所感染，把他拉进了“海龟先生”弹吉他。乐队没给自己限定风格，黄巍喜欢雷鬼，蒋晗喜欢朋克，李红旗喜欢布鲁斯，于是海龟先生就呈现出雷鬼+ Ska Punk + 根源音乐的性格，李红旗甚至认为乐队韵律感的一部分来自他小时候听父亲弹的滑棒吉他。
校园时期，他们周围全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南湖边的草地上弹琴喝酒，当中也不乏奇人轶事：“鱼头”主唱在乐队之外又经营倒卖盗版 CD 和打口碟的生意，既玩了音乐又赚得盆丰钵满；一个个子瘦小的吉他手毕业后迫于生活压力解散了乐队，但依然没忘当年的理想，投资开了南宁第一家 livehouse “候朋现场”，让下一代的音乐人有更好的表现机会。
海龟先生并没遇上这样的好运气。他们不是甘心小众的矫情青年，而是一开始就怀揣着摇滚明星梦想，接受 Figure 采访时，李红旗说当时“就想回家的时候摆一堆钞票砸在家里，把钞票砸在世界的脸上，砸在我爸妈的脸上，让他们看到我自己去做摇滚乐我依然是对的，我不需要走你安排的路子。”蒋晗也说“就像美国、英国那种摇滚大牌乐队一样总在意淫会不会成为涅槃之类的这种乐队。”
但现实是当时的南宁乐队虽多，但正规的商业演出渠道和配套设施都有限，乐队最惨的时候，三个月只有一场能拿到钱的演出，分到每个人手上只有 150 块。
2005 年，海龟带着他们的第一张 EP 《 POGO 不如跳舞》进行了全国巡演，那时李红旗和蒋晗刚从广艺毕业，玩乐队又维持不了生活，他们本准备巡演之后就解散、找工作。谁知巡演进行到成都小酒馆时，现场竟然来了 100 多个人，这还是在他们毫无名气的情况下。成都著名摇滚摄影师、兼小酒馆目前的具体负责人蔡鸣找到乐队，说他们的风格适合在成都发展，成都可以供得起他们做全职乐队。
黄巍最先搬到了成都，没多久李红旗和蒋晗也来了。他们以音乐人爱去的麻糖酒吧为据点，靠商演、音乐节和拼盘演出努力养活自己，同时也开始完善之前写过的歌和歌曲动机。在理工大学的演出他们到现在都记忆深刻，“感觉整个学校都疯了。”
2008 年初，他们还在小酒馆办了第一个专场，蒋晗穿着女式背心戴警察帽，李红旗和黄巍则是头巾配袍子的嬉皮风格，又震动了整个成都的音乐圈。这座悠闲包容的城市给了海龟先生宽容和爱，让他们得以一度延长自己的青春期。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一开始李红旗还挺高兴的。为了防止余震带来的伤亡大家都搬出房屋露宿街头，加上通讯中断，乐天的成都人就聚在一起打扑克、打麻将。但很快事情发生了变化，大批量的死亡呈现在每个人面前，李红旗先是觉得恐怖，进而开始思考人从何处来、往哪里去的问题。
作为海龟先生的词曲创作核心，李红旗突然觉得自己之前写的“都是屁”。那时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张小饼的作词人，在张小饼的表达中，流浪、有家难回是常态，且“倒下的姿态比站立更符合生命的真相。”而李红旗认为自己的词，比如《草裙舞》等，都是一种遮掩与逃避。
“出现这种状况，这么多人死了，谁还能高兴起来，还好意思到处去玩，还做一种粉饰太平的表达？”李红旗没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宗教信仰给了李红旗慰藉。他和蒋晗一起去教会，蒋晗后来成为了一名慕道友，李红旗则彻底过上了规律的教会生活。他意识到人是健忘的，在一场痛哭过后，如果没有虔诚的信仰，完全可能变得比之前更加世俗。
他特别喜欢何勇，那段时间又对“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产生了新的理解：“想要迎合、顺着这个世界很容易，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要从这个世界拿钱嘛。为什么我不能去选择一种特别坚定的东西去表达？”
在确定信仰之后，李红旗的创作有了明显的转向，一方面是要指出善恶，另一方面也不是单纯说教，而要从自我批判、自我认罪做起。新专辑中的《我》是乐队创作时间最长的曲目，十年前就开始写，说的是一个天天躺在家看着电视评论时事的油腻中年人。李红旗一开始想把这首歌叫《他》，但后来改成了《我》：
“如果一个人真诚一点，他一定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蛋，因为他只可能了解自己的内心，别人的他不知道……你随着坐标不断修正自己，那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肯定才是最合适的。”
人到中年，乐队的成员都渐渐摆脱了不稳定的状态，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黄巍的人际关系在成都，他在成都的音乐圈“打通关了”，几乎给每个有点名气的乐队都当过吉他手，甚至还帮说唱歌手谢帝弹过琴；蒋晗现居北京，他喜欢时尚和朋克乐，虽然这座北方城市曾因“干燥到流鼻血”和“饺子至少点半斤不能点二两”让他不适应，但也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海龟先生现在的鼓手 Hayato。
而李红旗的圈子就是教会，他在 2012 年一度为了音乐事业搬去北京，现在又为了教会从北京搬回了成都，甚至在教会自办的小学附近买了“学区房”，如果有孩子就送她／他去教会学校。他最近在读有关西方文明演变的书，平日里除了排练或者有特别好看的演出以外，他一般不会去别的地方，过着在家练琴读书与教堂两点一线的生活。
八十年代摇滚乐手的特殊性在海龟先生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和前一代摇滚乐手相比，他们未曾经历大的苦难，愤怒和政治表达没那么明显，更关心平日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后一代摇滚乐手相比，他们的涵养更多仍是大众媒体流行文化而非更加细分和个性化的（移动）互联网文化，大“摇滚明星梦”尚存，但与六零七零后比还是晚了经济蓬勃发展半步，往往到了中年还未彻底安顿，就又陷入一种上下两难的状态。
这也很像他们参加《乐队的夏天》的过程。他们轻松愉快、收放自如的形式与观众、综艺契合度都很高，但在内里又怀着质疑和防卫的态度；他们的内容是为了摆脱现实困顿而刻意塑造出的精神彼岸，却又不想也不能点明。幸运的是，他们还有想说的，也还有机会说。
真正让乐队放松的时刻是新一轮节目录制结束之后，马东请所有乐队的成员聚在一起吃了一顿海底捞。我们团队的老月亮原来写过：“海底捞就是现代版的女巫店，鸳鸯火锅就是水晶球，咕噜咕噜冒着泡，热气升腾，眼前的一切都变成快乐的幻影。”对于海龟先生的几位也是一样，那一刻他们又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回到了那条家乡的街道上，刚刚在这家看完盗版的枪花录像带、为他们那支连影子都没有的乐队该叫什么争论不已，现在几个发小又勾肩搭背，到那家去吃某个妈妈准备的一桌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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