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之母的传奇人生：玛格丽特•米德
纪念米德诞辰120周年
编者按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说：“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奉献精神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
1901.12.16－1978.11.15
米德是否改变了世界有待世人考评，不过她确实改变了美国的人类学，改变了美国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她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思想的层次之高、范围之广，至今仍对21世纪人们思考的方式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米德激励了几代人类学工作者，鞭策美国人反思自身与其他文化。米德的导师、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博厄斯（Franz Boas）是公认的美国人类学之父，米德的大师姐和密友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一度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母。在这两位师友离世后，美国人类学之母的桂冠便戴在了米德的头上。《时代》杂志甚至称米德为“世界之母”（mother of the world）。
米德诞辰120周年之际，本刊特摘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译作《人类学之母的传奇人生：玛格丽特•米德传》部分内容，以纪念这位人类学的先驱，杰出的女性代表。
书名：《人类学之母的传奇人生：玛格丽特•米德传》
作者：（美）Mary Bowman-Krum
译者：李娟娟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7月
语言：英汉对照
书号：9787521308624
人类学之母的传奇人生
玛格丽特•米德
○
胡幽丽 | 编辑
家学渊源
1901年12月16 日，米德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爱德华•舍伍德•米德，年轻有为， 25岁便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很快成为宾大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正教授，桃李满天下。他自称，走进东海岸的任何一家银行都能遇到他教过的学生。
父亲务实的工作方式对米德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多年的公众演讲经验，也帮助玛格丽特成为杰出的演讲者。
母亲埃米莉获得芝加哥大学本硕学位后继续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她关于意大利移民的研究成果于1907年由美国农业部发表，这项社会学兼人类学的调查可能是美国同类研究中的首例。埃米莉是狂热的女权主义者，也反对一切针对少数群体的不公与偏见，这对米德也有极大影响。
米德在家庭早期教育下发展超前，尤其是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著名作家的各种作品，9岁时便开始写日记，她后来说“我不会原原本本地记下发生的事情……我要讲述故事，讲述我对人和事情的看法。”
米德一生都做内容详尽、条理清晰的笔记。而她最早的记录已显示出她对细节的注重，这一特点对于她未来的成功大有裨益。她中学时就撰写过剧本和文章、编辑过杂志、创作小说，还在当地报社学习报纸出版。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米德的独特之处，很少有人像她一般技巧纯熟。
巴纳德的“垃圾箱猫”
巴纳德学院
1918年冬，17岁的米德中学毕业。她决定去上大学，而不是结婚。1919年米德进入印第安纳州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第二年转到纽约哥大女校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一个主要原因是她的男朋友克雷斯曼当时在哥大神学院读书。
20世纪20年代，部分未婚女性幵始剪短发、穿露臂露颈露腿的衣裙，抽烟化妆成为时髦。虽然米德在巴纳德的大多数朋友并非置禁忌和传统于不顾，但她们却享受着以往没有的自由。她们喜欢读诗和写诗，深受学生喜爱的戏剧老师米纳•莱瑟姆小姐，用浓重且拖沓的南方口音称这些熬夜读诗、白天上课的姑娘们看上去像是一只只“垃圾箱猫”（Ash Can Cats）。
“垃圾箱猫”们是一群活泼、聪明、有才华的年轻女性，她们积极参加关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群众集会，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也并不害怕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她们相信世界属于自己。米德到巴纳德学院读书追求的不仅是大学教育，她还想要结交一些可以为她提供“智力”养分的朋友，在巴纳德，她找到了她一直寻求的这一切。
米德大四时主修英语和心理学双专业。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人类学则侧重于研究群体以及群体的共性。她上了一门心理学方面的文化课程，还选修了一门博厄斯教授的人类学课。1923年春米德拿到了巴纳德学院心理学学士学位，次年攻读心理学硕士，她想一边完成硕士论文，一边攻读博厄斯教授的人类学博士学位。
导师弗朗茨•博厄斯
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年出生在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德国基尔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后，数改专业，最终转到人类学。
1883至1884年期间，博厄斯前往北极研究爱斯基摩人，起先他认为自然环境可以解释文化差异，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是人类本身造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局面。这些元素无论合不合理，都是理解文化重要的途径。在北美之行及第二年的旅途中，他调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原住民文化，并与当地人建立了宝贵的联系。
1888年，博厄斯接受了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的教职移民来美。他在41岁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同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他在几年后离开博物馆全职教学，包括教授巴纳德学院的本科课程。他在哥大一直任教到 1936年退休， 1942年去世。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培养了众多美国人类学的先驱，是实至名归的美国人类学之父。
博厄斯确信，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准确且合乎道德的概念，可以解释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任何文化都是从野蛮逐步过渡到文明的。对博厄斯来说，这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西方白人视角下的社会进化论。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来自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一种文化独有的历史塑造了该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一种文化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就显得奇怪。文化相对主义强调要接受和尊重一种文化中成员共同具有的态度、价值观、道德、目标和行为模式，没有哪一种文化更优于另一种。这与认为某些群体（通常是西方文化群体）高人一等的民族中心主义正好相反。
作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博厄斯特别注重探索原先处于孤立状况而现在正迅速变化的文化，试图在其永远消失前捕捉到相关的信息，他也将这种紧迫感传递给了他的学生。虽然哥大和巴纳德的全职人类学教授只有博厄斯一人，但人类学这一新兴领域吸引了很多学生。他的学生中较为有名的除了米德和她的男友克雷斯曼之外，还有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阿尔弗雷德• L.克罗伯以及小说家兼民俗学家佐拉•尼尔•赫斯顿，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被认为是非裔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大师姐兼密友本尼迪克特
也曾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母的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纽约出生，毕业于瓦萨学院，后留校任教。1914年，她嫁给了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斯坦利。这对夫妇初期的婚姻生活似乎还算幸福，当本尼迪克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子女时，婚姻陷入了困境并最终分居。1921年，34岁的本尼迪克特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第二年，她在系里遇到了师妹米德。本尼迪克特长米德14岁，但两人一见倾心，无话不谈，后来她们成为彼此一生中关系最要好的朋友。
1923年，本尼迪克特获博士学位，留校担任博厄斯的助教和行政助理。作为博厄斯的助教，她也授课，米德因此从师妹变为学生。两人慢慢熟络起来。她们常常一起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展览，完后一起吃饭聊天，彼此分享喜欢的诗歌，或讨论人类学。与其说是师生，她们更像是姐妹。
人类学典型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而且研究的一般需是他人的文化。出于对自己女学生的安全考虑，导师博厄斯建议米德不要去异国他乡，可以去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部落做田野调查，但此建议被米德拒绝，她希望去南太平洋一个小岛国研究当地的群体和文化。本尼迪克特也帮米德做博厄斯的工作。1923年3月，本尼迪克特通知米德，她和博厄斯可以给她“一个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导师同意了她的选择，这让她激动不已。因此，米德一直把自己职业的选择和事业的成果归功于本尼迪克特。
本尼迪克特以研究文化与性格著称，她因累累的学术成果受到人类学领域同仁的尊重，并于1947年出任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长，成为美国首位担任一个学术组织领导人的女性。1934年，她出版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改变了许多美国人对文化的定义，她认为文化“不只是高雅的艺术，还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二战接近尾声时，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调查和研究了日本国民的性格，写成《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于1946年正式出版。此作运用文化类型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1948年，本尼迪克特因冠状动脉血栓去世，享年61岁。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五天，米德一直守候在她床边陪伴。米德在《美国人类学家》期刊上写了一篇讣告向本尼迪克特致敬，结语是：“我们再也见不到像她这样的伟人了。”此后，她还写了两本纪念传记，《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述》和《鲁思•本尼迪克特》。
米德从不讳言自己与本尼迪克特的学术关系，却不多谈两人的私交。20世纪20年代，在国际化大都市的中产阶层妇女之间，亲密关系很常见。但随着社会转变，米德也不愿被贴上标签。当被问及她与本尼迪克特的关系并与她的几任丈夫相比时，米德回答说：“我将自己与本尼迪克特的关系和与丈夫的关系归为同一类——都属于成人间的完整关系。”
米德（左）和本尼迪克特
希拉里•拉普斯利在《玛格丽特•米德与鲁思•本尼迪克特：女性亲属关系》一书中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案例文件，证明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是同性恋关系：“在1923年或1924年的某个时候， 玛格丽特从大学毕业之后，和鲁思成了恋人。米德回忆道：‘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关系既是同事又是密友。’为保护隐私，她略去了她们之间的另外一种关系。”女儿凯瑟琳在检查过母亲的私人文件以及零散信息后，也认为她们发生过性关系。她写道，“本尼迪克特是米德爱得最充分、最持久，且与之进行学术交流最亲密，最深入的人”，至于两人的性爱关系在各自的生活中持续了多久，“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大师兄爱德华•萨丕尔
美国人类语言学之父萨丕尔
美国人类学的元老级人物爱德华•萨丕尔，是博厄斯的门生，也是本尼迪克特的密友，两人还有过一段恋情。由于他的语言学背景，他深入研究了语言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从而创建了美国的语言人类学并成为这个领域公认的权威。
萨丕尔出生于1884年1月26日。与导师博厄斯及他的师兄、博厄斯的第一个博士生克鲁伯一样，也是德国后裔。萨丕尔1901年入读哥大，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日耳曼语言专业。读书期间选修了博厄斯的研讨课，从而对美国众多的印第安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硕士毕业后决定转读人类学博士，师从博厄斯，读博期间还修过中国语言和文化课并去师兄克鲁伯所在的加州伯克利分校从事了一年美国印第安语言分类的研究。
1909年，萨丕尔获哥大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加拿大国立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1925年返回美国，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个研究生是李方桂—编注），1931年转去耶鲁大学，任刚成立的人类学系主任。萨丕尔对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最大贡献是他对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他提出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制约思维的观点后被他在耶鲁大学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发挥成“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美国人类学会会长。他的代表作之一是《语言论》（Language）。
尽管不是同期，博厄斯的弟子们关系都很密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萨丕尔认识了小师妹米德，当时米德尚未完成她在哥大的学业。萨丕尔年长米德18岁，刚刚丧偶。米德的智慧和才华使他着迷，从而萌生爱意。米德经不住萨丕尔的进攻，跟这位师兄产生了一段婚外情。跟此二人也有恋情的本尼迪克特得知后很受打击。
米德和萨丕尔的暧昧关系没有维持很久，原因包括她当时已是人妻，虽和丈夫的关系出现裂痕，但还未打算离婚、也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拴在抚养萨丕尔的三个孩子上，另外萨丕尔欲干涉米德去南太平洋岛国做田野调查、话语中隐含性别歧视，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米德觉得跟本尼迪克特的关系更为重要。
米德的女儿玛丽•凯瑟琳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鲁思和玛格丽特决定她俩谁都不与萨丕尔进一步发展亲密关系，她们更喜欢和对方在一起。”米德的密友玛丽多年后也说到过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如何利用与萨丕尔的这段插曲变得更加亲密：“她们坐在一起，俯瞰大峡谷”。
米德在做田野调查时听到萨丕尔再婚的消息，虽已不是恋人，但还是很气愤，遂将两人的全部通信在海滩上付之一炬。
米德、本尼迪克特以及萨丕尔被认为是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创始人，该学派以博厄斯的观点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为心理人类学。1927 年，萨丕尔在一次精神健康专题讨论会上提交了《社会行为的无意识模式》一文并于第二年发表。这篇文章标志着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诞生。心理人类学成为美国人类学的主流学派，一直蓬勃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博厄斯的这三个得意弟子日后都成为美国人类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担任过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长，但他们之间互有恋情，确是美国学界里的一件稀有之事。
毫无畏惧，从不回头——萨摩亚考察
米德在萨摩亚
在博厄斯指导下，米德决定去南太平洋岛屿群的美属领地萨摩亚（Samoa）进行她的第一次田野考察。她对前方等待的未知冒险毫无畏惧，父亲也这样说她：“她从不回头!”。
米德在她写的自传《黑莓冬季》（Blackberry Winter: My Earlier Years）里写道，一位人类学家进行初期田野考察时承担着巨大的责任—要能听懂、会说当地的语言，还要结交当地人，理解他们用眼神、手势、动作表达的身体语言，再把这一切编织成展现该文化的合成图。经米德改善过的这些田野考察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参与式观察法。
米德对萨摩亚的研究最为人所知，并成为人类学的经典。她在结束调查后共出版了20多部关于萨摩亚社会和文化的著作。米德在她的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中说：“对另一种文化的了解会提高我们更冷静地审视、更由衷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能力。”
1925年8月31日，米德到达萨摩亚首府帕果帕果港，开始她的田野调查。其时米德只有23岁。她很快就学会当地语言，进入状态。她在11月29日给博厄斯的信中详细地总结了她所取得的进展。她浸入到当地的习俗和文化之中，拜访土伊拉岛的每个村庄，与当地首领及其家人共同生活，体验萨摩亚的风俗习惯。她描述了塔乌岛、岛上的村民、宗教作用、学校，对青春期女孩的初步见解、传教士的影响、萨摩亚和美国女孩的对比等等。米德推断，青春期是人生中的自然部分，是一种生物学作用，与文化无关；而青春期情绪波动是由文化建构，而非生物学的必然。博厄斯和他学生们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文化比生物因素更为重要。
其后米德前往马努阿群岛的塔乌岛继续考察，她的研究反驳了“万物有灵”思想出自生物学的理论，认为是成人从文化中习得，而不是孩童生来得之。
1926年春，米德结束了在萨摩亚的工作，取道帕果帕果、澳大利亚悉尼、法国，回到美国。不久在博厄斯的推荐下，米德接受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助理馆长一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她终身的学术之家。她在初任助理馆长的同时分析和整理了萨摩亚田野考察材料，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于1928年出版。出版后被译成十六种语言发行，畅销不衰。
这本书以充满活力的笔触描绘了遥远的太平洋群岛上一个鲜为人知的文明，深深地吸引了美国人。它鼓励西方读者反思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优于所谓的原始生活方式。它支持博厄斯的观点，即所在文化影响了青少年成长的过程，而不是他们的体质特征，否定了长期以来种族主义的解释，对人类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1929年，米德凭借论文《波利尼西亚文化稳定性的问题调查》（An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Stability in Polynesia）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但成就她未来的还是《萨摩亚人的成年》。
三段婚姻
米德一生有过三段婚姻，三任丈夫都是各有建树的人类学家。第一任丈夫是卢瑟•克雷斯曼（Luther Cressman）。两人1918年订婚。克雷斯曼比米德年长四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理性而虔诚的年轻人，1923年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并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23年9月，米德和克雷斯曼在三一圣公会教堂交换结婚誓言成为夫妻。
20世纪20年代的未婚女性虽然比过去享有更多的自由，但社会对已婚女性并不宽容，而米德却可以不受制于此。她婚后依然保持娘家姓，米德承认，像克雷斯曼这样的男人在当时属于少数，他会心甘情愿地与有工作的妻子分担家庭责任，也乐于鼓励伴侣。
米德和克雷斯曼的婚姻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走向破裂了。米德不是一个体恤的聆听者，她不了解、或许也不想了解他们之间的问题。她觉得她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比母亲更好的婚姻，支持自己的丈夫和事业，“一段看似没有任何阻碍、可以完全做自己的婚姻”。克雷斯曼形容她：“有时任性、固执，有时不切实际，却一点也不单纯；聪明、目标明确，已经规划好自己的路线，不允许任何事情阻碍她朝着目标方向稳步前进；对工作很投入，从长远来看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在次要的位置。”
米德和克雷斯曼的婚姻历时五年，最终于1928年7月31日正式解除。克雷斯曼后来转入考古学（人类学中公认的四个领域之一），创办俄勒冈人类学博物馆和俄勒冈大学人类学系，并因此获得学界的认可。
米德的第二任丈夫是雷奥·福琼（Reo Fortune），在米德第二次去南太平洋群岛田野考察时陪伴同行。他们选择新几内亚省的马努斯岛作为考察地点。1928年10月8日，当米德的船停靠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时，福琼和她急匆匆地冲到婚姻登记处，在开船前的几分钟才赶回去悉尼的船上。
1929至1930年，福琼完成了《多布的巫师：西太平洋多布岛人的社会人类学》一书，米德则出版了《新几内亚人的成长》（Growing Up in New Guinea）。1930年夏，夫妻俩前往美国田野考察地进行美国女性原住民研究。1931年春，米德撰写学术专著《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的亲属关系》，并于1934年出版。
从1931年秋到1933年春，米德夫妇相继在新几内亚的三个部落群体中做田野调查，这三个群体是山地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这次穿越新几内亚内陆的考察困难重重，米德因健康问题、缺乏耐力加上数次骨折的脚踝，不得不躺在吊床式的运输工具中，盖着香蕉叶遮阳避雨。
1933年春，米德和福琼抵达悉尼。米德从那儿回到美国。这次新几内亚田野考察中米德遇到了她的第三任丈夫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人类学者，同时也完成了她的第三本书，《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ties），于1935年正式出版。
米德和第三任丈夫贝特森在做田野调查
因为米德的感情转移，她和福琼商定在墨西哥提出离婚申请。1936年2月，她和贝特森在爪哇岛碰头，然后飞到新加坡，3月13日在那里完婚后前往巴厘岛，开始预计两年的田野考察。
巴厘岛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也有丰富的传统习俗。这里寺庙林立，绘画、音乐和仪式资源丰富，旅行便利。巴厘岛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使他们兴奋不已，并付出大量精力研究。停留巴厘岛两年后，他们意识到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在于进行文化比较，1938年3月又回到截然不同的新几内亚塞皮克地区，大约六个月后再返巴厘岛六周。
1939年春，米德和贝特森回到纽约。12月他们的女儿玛丽·凯瑟琳出生。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旋即对日宣战，参与二战，再去南太平洋群岛进行田野考察已经不可能。1947年，贝特森在哈佛大学任访问教授，1949年迁居至加利福尼亚州。长期的两地生活让米德夫妇的感情产生裂痕。1950年，贝特森在电话中直截了当地告诉米德，他要离婚。
米德跟她的前夫们都保持着联系。米德联系最多的是贝特森，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孩子——凯瑟琳，但也可能是因为她一直对他保留着深厚的感情。米德联系最少的是福琼，他住在英国，克雷斯曼和贝特森则搬到了美国西海岸。
语言与文化心理
二战期间，米德从事了一系列的应用人类学项目，进行了若干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跨文化研究。美英虽是同盟国，但它们之间也出现了因文化而产生的冲突，1943年米德被美国政府派去英国调查原因。尽管盟军同说一种语言，“理论上能够相互理解”，但米德认为，文化中“语言不但不能澄清问题，反而会将问题复杂化”。例如，英国人感知世界是人去适应世界，而美国人则将世界看作“一个广阔的可塑空间，人们可以按照各自绘制的蓝图去构建各自的希望。如果不满意，只需推倒重来”。
1942年夏，米德写了《做好准备：一位人类学家观察美国》一书，这是她第一本完全关于自己国家的书。米德讨论了美国对待进攻的态度及其对美国士兵的影响。她认为，珍珠港的受袭并不是美国加入二战的原因，而是多年来美国人肩上集体扛着一块板（一种儿童游戏：如果一方要当首领，便扛一块木板在自己肩上，问别人是否敢打掉这块板。如遇挑战就决出输赢），他们到处叫板，却一直不愿意参战，直到有人打掉了那块板。米德的理论至今仍能引起共鸣。
米德1949年出版的《男性与女性》（Male and Female）一书，是根据她关于性别心理学的系列讲座写成，包含了米德对许多文化中关于性别的见解，并重点论述了美国人的心理。很多女性大力赞赏其观点让她们得到思想上的解放。
米德的自我升华
米德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1953年12月，米德从马努斯完成了最后一次田野考察回家。接下来的25年她又去过很多地方，但目的是通过演讲、写作以及公众形象，探寻让世界更加美好的途径。“前半生致力于拯救世界部落文化，后半生则致力于拯救世界本身”。
到20世纪50年代，米德已经成为多个领域公认的权威。1961年《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引用米德的话，称：“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田野——都是人类学。”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杰里米•麦克兰西在《大众人类学》中写道：“在将人类学的思想传播给非学术圈的观众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米德热爱公众演讲，她的演讲方式乐观自信，“激励他人以非传统的方式思考传统的东西”。米德不用参考任何笔记，便能献上一场“令人炫目的演讲”，她产生想法的速度“比大多数人听的速度还快”。在七十多岁时她的日程安排依旧紧凑，可能两天在四所大学出席四场演讲活动。米德共有1,500多部作品，她还为各种出版物写文章，最稳定的供稿对象是年轻女性的杂志——《红皮书》。
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长期支持米德的写作、演讲和教学活动，1942年她被提拔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1964年，在那里工作了 38年后，成为民族学馆馆长。米德自1954年起一直兼任哥大人类学系教授。
米德是许多组织机构中的积极分子，包括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计划生育联合会、联合国、圣公会以及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上世纪70年代她还曾担任过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1976年，米德入选美国国家女性名人堂（National Women's Hall of Fame）。
终言
邮票上的米德
1978年11月15 日米德因癌症在纽约去世。不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她的名字家喻户晓，一如讣告所写: “在目前称得上是博学大师的人中，米德博士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位。”米德去世后的次年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奖章。
2001年4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举办的庆祝玛格丽特•米德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上，纽约大学人类学教授雷娜•拉普邀请观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当今的文化图景，“玛格丽特•米德会说什么?”
当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层出不穷，各种变化日新月异；美国参与了敌方不明、影响深远的战争，充满 “鲜明的政治色彩”。如何评价当今多元化的世界？如何评价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评价志愿精神、人之代沟、多样性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作用？如何与女性讨论生育问题，与年轻的父母讨论育儿问题？对家庭和教育提出哪些建议？是否支持目前科学研究的方向？
既然玛格丽特•米德“对文化创新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那么今天她会说什么呢？
往期相关文章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属作者。转载时请务必注明转自“语言学世界”。
扫码关注我们
语言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