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背后的两个女人

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过一本书，中文译名叫《菊与刀》。这本书已经是一本研究日本文化以及了解日本人的经典著作。在国内，光我知道的，大概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就出版了50多种译本，这在学界是罕见的现象。

但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存在。所谓奇特的存在，应该从两个部分深入了解，因为一位学者的著作，除了其内容以外，还跟学者本身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这一个方面是作为知识与智慧的内容，而另一个方面是阅读时也可以了解作者的经历。她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扩散的，为什么会成为今天不朽的经典？

作者手绘

作者本尼迪克特是美国人，1887年出生于纽约，她的祖先是从英国来到美国的，当时第一艘船叫“五月花”，很多在英国被清教徒排斥的浸礼会成员都搭乘了这艘船驰向美国。本尼迪克特的祖先是浸礼会的牧师，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位才女。本尼迪克特出生的那年相当于日本的明治20年，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就已经从美国著名的女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毕业了，这所学院后来的毕业生还包括了肯尼迪总统的夫人，被誉为品格高贵的女子学府。

本尼迪克特两岁时失去了父亲。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为患者做手术时被病毒感染，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她的妹妹去上小学，在做学前测试时，忽然发现她的听力有问题，有时会听不见。本尼迪克特的病症成了母亲的一个心病，于是她开始教女儿尽量去写，用文字表达可以代替听不见的缺陷。

后来在她上小学时，已经显示出了写作的才能，包括她后来写诗，都是因为接受了文字记述的训练。这个才华一直到她成年后从事学术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表述独特清新，言简意明。

本尼迪克特的母亲终生没改嫁，一边当教员，一边在图书馆做工养育了两个女儿。她们两人同时考入了瓦萨学院，并获得了奖学金。本尼迪克特专攻文学，她的妹妹热衷于志愿者活动，并与一位牧师热恋结婚，从纽约搬家搬到了加州。本尼迪克特毕业后与两位女友周游欧洲1年，亲眼目睹了不同的文化，这也成为了她后来主攻文化人类学的最初的动机。

本尼迪克特从欧洲返回到美国之后，跟母亲一起搬家搬到了妹妹所在的加州，在一所高中当上了英语教师，这对喜欢写文章的她来说，是一份可喜的工作。1913年暑假，她在姥爷和姥姥的纽约附近的牧场与瓦萨学院同学的哥哥相识，并在第二年与他结婚。本尼迪克特的丈夫是研究化学的，但不幸的是婚后22年病逝了。在这期间，本尼迪克特原本是家庭主妇，因发觉自己不能生孩子，于是恢复了学业，同时还发表了诗作。后来作为旁听生，她与文化人类学之父，哥伦比亚大学鲍亚士（Franz Boas）教授相识，开始了自己的学者生涯，获得博士学位后，出任了鲍亚士教授的助手。鲍亚士教授是德裔美国人，也是犹太人，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一面旗帜，研究范围包括种族歧视与女权运动等等，波及面广泛。

本尼迪克特

本尼迪克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另外一位女助手米德（Margaret Mead），米德性格奔放，为了写博士论文，曾经到萨摩亚群岛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对当地的男女性爱做了调查，有关论文使她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文化人类学家。当时的美国学界对此题目几乎是禁区，而米德的研究除此之外，还积极主张女权主义，认为美国妇女的地位低下是不公平的。

米德比本尼迪克特小15岁，但在早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面，对本尼迪克特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她们同时在鲍亚士教授的研究班，相互加深了了解。对米德来说，姿容出众的本尼迪克特是令人憧憬的，尤其是本尼迪克特的诗作更让她心醉。米德一生结了三次婚，还有小孩，但她与本尼迪克特的关系维持了一生，她们的关系是同性恋。本尼迪克特跟她的母亲一样，在丈夫病逝后一直独身。同性恋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尤其是在学界，一旦被别人知道，前程必将受到打击。所以，米德在公众面前总是赞美本尼迪克特的诗作，而刻意避开共同的文化人类学专业，其目的就是不想让世人知道她们共同的事业，而把话题仅仅锁定到文学，降至到敬仰的程度而已。

米德

本尼迪克特自从1930年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讲师之后，不断发表学术论文，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至今还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一般教程的必读课本。本尼迪克特受米德的影响，也投身于女权主义的运动，并积极参加大学内部有关人权主义的会议。1939年原以为可以晋升教授的本尼迪克特只因为是女性而被其它大学的男性教授替代，她愤愤不平，而恰恰在这之后的1943年接到了美国战时情报局的邀请（Office of WarInformation）出任了这个部门的主任研究员。这份工作对本尼迪克特来说，是摆脱她之于大学烦恼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她为什么写出《菊与刀》这本经典的最大契机。

华盛顿是美国政府的战时情报局的所在地。当时因为美国与日本交战，急需了解日本军队以及日本人的行动类型，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家，出任这个岗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无疑，这是《菊与刀》诞生的直接缘由。

战时情报局大约有30多名专职的分析人员，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直接听从本尼迪克特的工作安排的，这也是后来出版《菊与刀》一书时，本尼迪克特把主语“我”全部改成了“我们”的理由，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团队的作品。根据日裔分析人员罗伯特・浜岛（Robert Hashima）的回忆录，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时所得到的最大启发来源于夏目漱石的小说《少爷》，而其中有关恩情与道义以及义务等复杂的关系也是来源于此。

《菊与刀》，1946年

实际上，《菊与刀》这本书是一份报告书，当时在战时情报局的编号是25，因此在撰写的过程中，分析人员都称之为“报告25号”。本尼迪克特刚到局里上任时，并不是研究日本的，而是被指令研究荷兰与罗马尼亚。当时，战火纷飞，她所从事的调查与面采是无法直接去对方国家的，于是她采取的方法是尽量调查曾经在对方国家生活过的人，而且从习惯与风俗入手，把调查做得非常详细。

局里有一个海外战意分析科（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这个部门的分析员收集了大量的日本俘虏的面采记录，人数超过了3000名。本尼迪克特本人一生从未去过日本，但她主导的这些面采记录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对日本天皇的态度上，然后惊奇地发现，在3000多人的回答中，只有7个人对天皇不敬。这一数据所包含的意义后来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政府对日占领的政策。战时情报局的代表杜布（Leonard Doob）十分敬佩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能力以及高度的判断力。他根据本尼迪克特的解释，在政府的会议上说明了天皇之于日本民众的重要地位，并主张不能处死天皇。后来，美国《时代》周刊也刊出了一个报道“她救了天皇。”（She saved the Emperor），这个“她”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本尼迪克特。

根据“报告25号”而编辑成的《菊与刀》一书，实际上是一个内容的取舍与合并。因为“报告25”的提出是在战争期间，其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让日本兵尽快投降尽快停战。另一个是占领日本后，美国如何面对日本人。对此，本尼迪克特在编辑《菊与刀》时，删除了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具体建议，而是强调了日本的耻感文化与道义，恩怨与忠诚等等，加大了学术上的见解。本尼迪克特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编辑完了《菊与刀》。

从结论上说，这个报告不仅完成了其应有的使命，同时也作为一般的书籍在日本完成了翻译出版，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又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各国出版发行。《菊与刀》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具体例子很多，思路清楚，没有日式表达的委婉，当然这跟本尼迪克特的好文笔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还有一处需要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与米德的同性恋的关系，她们相互体谅对方的立场，作为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女性，同样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不满，这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以及日本研究方面多少投下了暗影，这一点从战时情报局日裔分析人员的回忆录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1948年夏天，本尼迪克特终于被晋升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但同年的秋天在纽约病逝，享年61岁。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我对《菊与刀》的另一种解读》。除特别注明外，文中使用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

毛丹青，旅日华人作家、神户国际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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