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 | 北京屋檐下，我也当过很多年的“低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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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和菜头先生转发了一个暖心的帖子，有读者在下面评价说：“是很暖心，但为什么不离开呢，北京也没多好啊……”

作者回复说：“是啊，为什么不买个带暖气的三居室呢？”

这段对话让我想起，我在北京作为外地人的狼狈不堪的那些日子。

我也曾经住过地下室，但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我的住宿条件大幅改善的时候了。

在北京16年，就是16年漂泊动荡的历史。

第一次到北京，觉得城市大得无边无际，到处都有房子，像密密麻麻的果子……

那个时候，国展、农展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收拾停当之后就匆忙地坐上公车，每天都有去往任何一个有招聘会的地方，每次走完招聘会，回到住处的时候天都黑透了。

有一次走完了所有的摊位，手上还剩下皱巴巴的几份简历，背上汗水涔涔，行囊里只剩下几个可以坐公车回家的钢蹦，我小心翼翼地绕过几家小餐馆，一盒米饭的味道就足以击垮马路边的我——这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如果你记得《盗梦空间》的场景，大街上的人群、奔跑的汽车和高楼都在触手不可及的斜坡上，属于梦的第四层。

我的第一个住处在北郊，还是我和姐姐走了几天的路，几乎敲开了每家人的门才找到的“物美价廉”的房子。

公共汽车站到站后，从正对面的一个胡同入口七折八拐之后（大约七八分钟），面前豁然开朗地出现了一座污水桥。过了桥之后的斜对面就是能看见小四合院的门。

这家北京人为了攒钱替儿子娶媳妇，在院子里临时用砖砌出几间简易房，红色的砖整齐地堆砌在一起，外面刷了一层白漆，沿着墙面摸下去，一路凹凸的质感。

有部电影叫《我们俩》，老太太金雅琴出租的房子，和我租住的那间一模一样。

北京户口，重点大学学历是被北京接纳的最基本要求，我找不到工作，我们能支付的房租的上限，每个月两百块人民币。

房间里除了一张大床和一个柜子外别无他物，有时候困在这个连窗户都没有的房子中，让我想起小时候养的蟋蟀，在黑咕咙咚的盒子里，总是那样一动不动。

每天上厕所，都得捏着鼻子趟着脏水走出胡同口很远。至于洗澡，只能拎着桶去公共厕所冲凉。一般会挑个大早没人的时候，在刺鼻的氨气里胡乱地用毛巾向身上擦去。

那一排破砖房，不止住着姐姐和我，还有小李，小张和小王——全都是外地来的女孩，她们比我们条件好一些，都是一人一个单间。

房子全然不隔音，她们都是半夜一两点才回来，有人去院里接个水，或是在房间里说话，声音像潮水，从捂住耳朵的手指缝隙间淹没过来，铺天盖地。

有天清早起来，门外各种人声嘈杂，小李和小张神色慌张地告诉我，刚才看见隔壁有人正在被查。

“什么意思，是有人犯案了吗？”我不明就里地问。

“傻啊，当然是查暂住证。”

暂住证，正式解释是：“凡年满16周岁，在本市暂住时间拟超过1个月或拟在本市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的外地来京人员，应申领《暂住证》。”

小张告诉我，办理暂住证只需要100元（也可能是200，具体数额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摸了摸兜里剩下的最后一张纸币），如果不办理暂住证，被查到的人会被抓到昌平去筛沙子。

——这种筛沙子的传言，相信大部分在北京屋檐下呆过的外地人都听过，很多年之后我只有在塞利纳的笔下找到过类似的描述：每每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我都会感受到自己的心脏不受肋骨的制约，啊，我多么想抓住空中惊恐的灵魂。

有天深夜，姐姐发起了高烧，烧到不行去医院时，医生照例瞩咐道，房间要通风，我和姐姐都一言不发——我们并没有哪怕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

医生要求我陪姐姐留在医院打点滴，寒风肆虐的冬天，厚重的门帘遮得严严实实；沙发虽然残破，却可以裹住冰冷的身体。没有人知道，这是我们到北京后“住”的第一个有暖气的地方。

姐姐的脸烧得通红，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病室外面有一些树，巨大的叶子落在地上，砰然有声，整个夜就好像颤栗了一下。来苏水的味道，混着暧气的热度，让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个夜晚。

后来我终于拥有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司做前台。

工作内容是这样的：每天一大早起来，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地从北京的这头被运到另一头，挤两个多小时的公车，再步行十几分钟，赶在所有人去办公室之前去打扫卫生，甚至包括洗干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

我常常一边洗一边望着哗哗的水流在想，这些烟灰怎么那么脏那么臭那么难洗，我这一辈子还得花多长时间来洗干净这些看上去永远洗不完的烟灰缸呢？

春末夏初的一天，天气变化无常，坐在对面的同事们，全都视而不见，我那躲闪不及的眼泪，和面前的整理的大纸箱。我手里捏着离职手续，已经有新人站在身后，她们全都有阳光一般明朗的笑容。

照例去挤公车，已是夜深时分了，公共汽车慢慢摇晃，高楼大厦在眼前次第行过，车越往北走，越像是驶往荒芜。城市是一棵大树，片片洒落的灯光像树叶一样逐渐衰败。

2002年，我进入体坛周报，慢慢地稳定了下来，貌似过上了一种“安宁而有尊严的生活”。

南征北战，换来的几个大包裹也伴随着我一起住进了白桥苑的楼房，确切地说，当时女生宿舍都在半地下室，由于僧多粥少，我和报社的清洁工分进了一间由厨房改造的房间里。

做清洁的那个女孩子早起早睡的生活规律和我晚睡晚起的习惯相左，多少个夜晚，我屏住呼吸半蜷在被窝里，噼里啪啦的敲字声在邻床混乱的呼吸声中杂乱而不成章法。

最可怕的一次，黑夜里有人眼睁睁看着门的把手被拧开，有个威猛的身影摸进来，又仓皇逃走。后来宿舍有人说幸好只丢了钱。

2004年，我终于搬进了自己的窝，不会再在房屋森林当中漫游，偶尔带着我那拥有北京户口的小狗遛弯时，我也会恍惚地以为湿漉漉的地下室，灰蒙蒙的墙壁被远远甩在身后，朋友说可以在百度百科上查到我的名字，我偶尔衣着光鲜地做着视频节目，还有主编形容我是“最好的记者”。但是，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隐约中某种东西汹涌而至，它们在暗里排兵布阵、咬牙切齿。

《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尼克初次到纽约，说他喜欢“在五号路上溜达，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幻想几分钟之内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在我最终离开北京之前，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站在大街上，我会从自己的脑海突然跳脱开去，跟着一个行色仓惶的人，尾随其走进一扇扇门，并且消失在渺茫的黑暗之中。

赛利纳曾经在书里“教”我把手臂尽可能伸长，也许就可以触及到黑暗的尽头……但是闭上眼睛，时常还是能感受到你自己永远都在北京屋檐下，那一个个消失的身影或面孔，其实就是自己，依旧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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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照片 by 易小荷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这是第 167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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