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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宇丨十年归去来,陈冠希反骨仍在

2018-02-01 雷晓宇 骚客文艺

本       文       约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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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元旦刚过,我去了一趟尤伦斯。听说陈冠希在这里做了一个艺术展,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想去看看。

展厅一走进去,黑,没有光,突如其来的不适。摸黑走了两步,一转身,眼前就是整整两面墙的拍立得照片,它们在墙角的一点点微光里沉默伫立着。

陈冠希与诺厄·舍伯恩合作的装置《R.KELLY》

这些照片,总有上千张之多吧,谈不上精美,大概都是一时兴起拍下的路人。这些面孔,它们有的慌张,有的呆滞,有的讪笑,有的脸上还有厌恶的神色。在照片中间,还镶嵌着两只手机。一只已经被摔坏了,有张着嘴的裂纹。另外一只亮着,屏幕在不停地闪回,画面是手机主人和手持相机的狗仔之间的肢体冲突。

这是陈冠希配合他的新歌发布的一个装置作品,名叫《以牙还牙》。

作品《以牙还牙》

这时候才突然意识到,哦,艳照门,这桩华人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开偷窥事件,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

10年过去了,唯一的男主角仍未真正释怀。他还有恨,睚眦必报。

苏珊·桑塔格早就说过,相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当一个人手持相机,举到面前,他就好比拥有了一张自我保护的面具,别人看不到他,他是安全的;相机又好比是一个可以进攻的阳具,让持有者可以一举插入他人的生命时刻。

相机之于陈冠希,好比毒苹果之于亚当,是颠覆的法器,是控制的游戏,现在,他用这个装置,把它又变成了反控制的控诉。

他要重新夺回自己的相机。这意味着,他在说,你要尊重我,我说了算,关于陈冠希这个人的叙述权,属于陈冠希本人。

他的这一面,我丝毫也不陌生。

艳照门发生一年多之后,2009年冬天,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一个短期学习,曾经有机会在香港见过他。当时,他的潮牌生意做得不错,又开始谋求以制片人的身份重回演艺圈,因此愿意接受专访。因缘际会,我参与了这个访谈。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时髦的。他个子不高,甚至算瘦小,也并不刻意打扮,穿了一件格子衬衫,宽松牛仔裤,外面套米色毛衣。这是街头风格的打扮,但脖子和手指上并没有闪闪发光的金器。他有克制的审美。

他一直是诚恳的。之前零碎报道里出现过的怼记者、出言不逊的场面,并未发生。他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只要他感到自己得到了礼貌和尊重的对待,他便也会回之以礼。他像商人一样精力充沛,他像艺术家一样敞开心扉,他甚至不介意深深地剖白自己,谈到了自己的童年成长、父子关系和内心最大的恐惧。

聊到一半,夜色已浓。我们坐在中环一家酒店的大堂沙发上,突然,有个手执粗大镜头的女生,她把机器藏在衣襟下面,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陈冠希盯着看了她一会儿,没有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他说:“算了,随便她。”

我坐在他的斜对面,我分明感觉得到,有那么一瞬间,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倒不是他本人有怎么样,不,他是得体的,而是他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戒备和警惕。有一个人马上站了起来,跟到门口,另一个人急切地找到大堂经理,一阵耳语。

2009年,陈冠希仍是众矢之的。长久以来,他们一定不止一次处理过类似的情况。有些时候,比如现在,陈冠希的心情比较好,事情就算过去了。还有些时候,刚好他气不顺,那么需要迎接的很可能就是一次叵测的冲突,甚至公关危机。

那一整天,从中午的拍摄到晚上的采访,陈冠希都礼貌周到,侃侃而谈。但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年半前那次轰动事件带来的阴影,它从未真正散去。但当时,大家也没有想到,这场关于看和被看的自我精神危机,还要再用那么久的时间,将近10年,才能走在疗愈的方向上,而且这个方向仍然叫人提心吊胆,走三步退两步的。

这可能是陈冠希最大的心病:他想要看,也不介意被看,但他厌恶被偷窥。合法的看,是交流。未赋予合法性的看,是冒犯。他渴望交流,但抗拒被冒犯。至于像艳照门一样被看到那样的地步,又何止冒犯。事关尊严,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那都是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大的羞辱之一。

当事人们都蛰伏了起来。女人们做着委屈的辩白,唯一的男主角陈冠希,一开始避走他乡,后来,他对此的反应是诉诸语言或者肢体的暴力,负面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这让他在个体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负面循环中搅裹得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孤独。

年岁渐长,他似乎找到了暴力之外的还击方式。30岁那年,他在新加坡发布过一个装置作品,名叫《我讨厌你的注视》。

作品《我讨厌你的注视》

那是一幅悬挂在墙壁上,由6000多只烟头组成的眼睛,瞳孔部分则是一只针孔摄像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陈冠希第一次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试图赢回自己的尊严。

沿着幽暗的展厅继续往里走,我看到了更多的愤怒,以及悲伤、无奈、漂泊、欲望和自我拷问。

有一个全息影像装置,陈冠希把他自己以耶稣的姿势倒吊起来,鲜血从他倒悬的头部,不间断地往下流淌。

《血同》

有一条用银色反光金属制作的弯曲走道,仿佛模拟一个人的内心历程。每个参观者走进来,从无数个对立面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身影。

有一个透明玻璃隔出来的房间,用沙发、白板和凌乱的资料模拟陈冠希的办公室。几天前,他和他的朋友们真的就在这里面生活了三天。在玻璃墙上,有一句涂鸦:When you watch me, they are watching you。

陈冠希对于“看和被看”还是那么敏感。他赋予了偷窥以公开的合法性,从而消解了“被看”的难堪和屈辱。

越往后走,就会越明确地意识到,陈冠希试图以他的音乐,以这些艺术作品,来模拟他自己10年以来的心理历程,甚至重塑他和公众的关系。这个展厅,从一开始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到渐渐有了微光,接下来是反光,甚至有用干冰制造的薄雾,到了最后,整个展厅进入光明开阔地带,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只用纤维增强塑料制作的马蹄莲。

这种花,在艺术界以美国女画家欧姬芙的创作而闻名,她曾经以它的形态来象征女性的性器官,并以这个系列而一举成名。

陈冠希不再以自己的欲望为耻了。

也许他从来都不,他只是被迫扮演了一个性的耻感的象征,并且长达10年。

当年的那个采访里,我们当然也聊到了艳照门。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整个事情闹这么大,有警方,有各部门,一定要一个人说,这就是那个坏人,然后事情才可以平息。好,没问题,我就来当那个坏人。可我真是个坏人吗?我不是。人们只是需要一个替罪羊。”

一个经历过巨大心理危机的人,要真正走出来,并且重新思考自由和生存的意义,那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过程。陈冠希用两个装置表达了这种困惑和艰辛,叫人动容。

一个装置,叫《洞》。一把梯子放在一口深井里,实际上,梯子只是一截,井也只是一截,但是上下映照的玻璃让它们看起来无限延伸,没有尽头,你不知道是一个人想要往自己的更里面走去,还是想要从深深封闭的里面爬出来。无论哪一种,都是势必历经黑暗的漫漫旅程。

《洞》

还有一个影像装置,叫《无间道》。一整面墙上都在放映一段空镜头,从头到尾没有别的,就是波澜轻轻起伏的大海。所谓无间道,求出无期,经历的痛苦也像大海一样,一眼望不到边。

《无间道》

他是一个多么渴望表达,多么渴望被理解的人,一个多么孤独的人啊。这种孤独,不是说他没有朋友,形单影只,不是的,那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的孤独。一个人要做自己,又戏剧化地承受了巨大的误读,事与愿违地居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躯壳里,那么他余生不能摆脱的一个宿命,就是更深入地去探索,了解自己,搞明白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接受自己,完善自己。

至于他身上那些看起来过于冲动、缺少修养的部分,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大骂林志玲,还是因为机场插队的误会跟人发生冲突,或者因为网民留言的失态,这些一方面是他孤傲自我的本性,另一方面也是他在经历创伤之后长久未能愈合的应激反应。

他其实知道,有些时候,自己是个病人。2015年,他在《天外有天》这首歌里写:“太空仓嘅玻璃,反映反省自己边个先系真正自己,到底边个先系真正冠希。唉,我啲病征又嚟,抑郁癫痫精神分裂,轻佻骄傲冇大冇细,犯罪倾向已经接近紧张,自杀倾向,过度活跃症。我要镇静,深呼吸一口外星嘅气味。点一点火就掂,大爆炸实验。”

如果说这段歌词还不乏自嘲和反讽意味的话,2013年他还写过一首歌,叫《上路》,那一段歌词,完全可以被看做是《无间道》这个影像的互文——

“就算生路定死路都系唔容易行嘅路,冇得返转头一条不归路,生命来临灵魂进入躯壳,心跳嘅声音好似计时炸弹倒数,滴溚,滴溚,随时间飞逝。心里面嘅伤疤,令意志更加坚毅。光环背后暗藏一丝杀机。继续上路,继续上路至有一线生机。”

前年,陈冠希和VICS合作过一个纪录片叫《触手可及》。在那段影片里,他表达得最多的意思就是,走着瞧,我会证明给你们看。他不服输,他不想受委屈,他希望得到更多尊重,他渴望被真实地接纳和抱持。他反复提到的“他们”,大概就是那上千张拍立得里的面孔,那些消费和嘲弄过他的隐私的乌合之众——而你我都在其中。他像个受了重伤的孩子,和世界的关系仍然是紧张的,因为他自己还是紧张的。

我站在《无间道》前面,看了很久。

这是一片暗蓝色的海洋,不知道是黎明,或者是黄昏,不知道太阳就快要落山了,还是太阳照常升起。我想起来自己此生第一次对大海产生恐惧,是有一年在菲律宾,早上四点钟爬起来,坐小艇出海去看海豚。刚出发的时候,大家还有说有笑,对岸边的绿树红花指指点点。过了半个小时,突然回头,发现四周竟然已是茫茫一片,往回看,看不到岸,往前看,也看不到边。这艘小艇如一叶命运的扁舟,只能在一片不知尽头的苍茫之中荡漾。彼时彼刻,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听天由命的恐惧。又过了半个小时,海豚出没的海域到了,出现了其他的小艇和游客,这时候,恐惧大大减轻了,因为你似乎拥有了一个和你共担命运的共同体。

大海如修行,你的恐惧定义了你的边界,而找到了边界,你就找到了自由。

陈冠希找到了没有呢?他迷失游荡的灵魂,他的生命之光,是否已经有了合适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妻子,是女儿,是他的潮牌事业,是他自我表达的音乐,但又不全然如此。

2009年冬天,我还去过他在香港的CLOT办公室。他的发小、合伙人潘世亨打开自己的苹果电脑,放他们年轻时候喜欢的歌给我听。上世纪90年代,他和陈冠希就是听着这些歌,白天逃学,呼朋唤友,在铜锣湾和中环游荡,夜幕降临,就走进7-11买果味酒精,然后去兰桂坊玩个痛快。天快亮了,凌晨四点钟,他们回到家,发现只有工人和司机在家,爸爸还没回来。

“这一首叫《Dear mama》……这一首叫《Keep ya head up》……当年除了乔丹,我们最喜欢他。可惜他后来被人枪杀了。”

他提到的这位歌手叫2Pac。一个无家可归的嘻哈天才,25岁那年,他在拉斯维加斯被人一枪轰了头。他死后,一张把他的遗体放在桌子上解剖的照片,卖了100万美元。

当年,嘻哈音乐的真实和无拘无束曾经深深地吸引过他们。那么多找不到爸爸又百无聊赖的街头深夜,是HIP-HOP教会他们怎么泡妞,怎么做爱,怎么做男人,怎么对兄弟,怎么赚钱,别人怎么怼你,你也要怎么怼回去。

不过,眼前的潘世亨早就不是那个坏小孩了。他爸爸是一家美资建筑公司的高管,他这个儿子也比陈冠希要更早变得从里到外都更像一个商人。他讲起360度产业链,讲起中国制造,跟讲起HIP-HOP一样口若悬河。

他又触碰了一下键盘,换了一首歌。他说,这个歌手叫Russel Simmons。

我猜,这些香港国际学校的富家小孩,他们真正的嘻哈偶像应该是Russel Simmons。这是一位50后的黑人嘻哈歌手,也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他不但拥有自己的金曲,还拥有自己的唱片公司、潮牌甚至通信公司,并且娶了那个年代最著名的超模。

我在网上搜索这个人的名字。他竟然还出版过一本名叫《用安静改变世界》的书。年轻的时候,他要出名,他要赚钱,他要泡妞,他要被全世界看见,可上了岁数之后,这个曾经火爆的老练之人,他开始信奉印度教,并且学着用冥想来治愈自己。

他在书的前言里说:“成功移植志根于我所经历的那些宁静时刻,这种时刻在我生活中出现得越多,我所获得的幸福和成就感就越多。”

眼看着曾经的嘻哈坏孩子们,死的死,成仙的成仙,不知道陈冠希的修行之路走到了哪一步。这个北京没有下雪的春天,他推出了自己一年之内的第三张嘻哈专辑,叫《一只猴子,第一部曲》。前两张专辑分别在去年春天和秋天推出,叫《一只猴子,第三部曲》、《一只猴子,第二部曲》。

陈冠希在用嘻哈音乐为自己作心灵自传。我注意到,他故意把这三张专辑的顺序倒过来了,不是从一到三,而是从三到一。

这三张唱片的封面都用了同一张照片,是陈冠希小时候的样子,分别在于,最先发布的《第三部曲》里,他为自己P上了紧箍咒和尾巴;在《第二部曲》里,他已经没有紧箍咒了,只剩一条尾巴;在最近发布的《第一部曲》里,那条尾巴已经抽象成了一根弯曲向上的箭头。

陈冠希人到中年,反骨仍在。他非要倒着来,反着来,让你猜,在这个长达10年归去来兮的循环里,哪一个是今日之我,哪一个是昨日之我,而前来观看我的你,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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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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