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 胡适告诉你，要自由，得先学会容忍别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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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6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容忍与自由》。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论。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殷海光在肯定了此文的价值之后，也曾有过一些疑问。他写道：

“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颐指气使惯了。他言欲为无穷则，行欲为后世法；到了现代更变为‘主义’等类‘绝对真理’的化身。要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更难。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

针对殷海光的疑问，1959年11月20日，胡适在纪念《自由中国》创刊十周年纪念会上有所回应。在这篇同为《容忍与自由》的演讲中，胡适先概述了殷海光的质疑，他说：

“不过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讲了一段话。他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容忍容易，有权有势的人容忍很难。所以他好像说，胡适之先生应该多向有权有势的人说说容忍的意思，不要来向我们这班拿笔杆的穷书生来说容忍。”

青年胡适

针对殷海光的疑问，胡适回应说：

“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因为我们有权有势，所以才受到种种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像‘围剿’等。人家为什么要‘围剿’？还不是对我们力量的一种承认吗？所以我们这一班主持言论的人，不要太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知识分子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也需要容忍。胡适为何会有如此看法呢？笔者认为，这源于陈独秀的人生经历。其实，胡适之所以跟雷震说容忍，也是源于陈独秀的以往经历。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先要说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人生往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遭到了旧派文人的反对。最典型的代表是林纾。当时的林纾缺乏容忍精神，曾希望借助于政治势力来惩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林纾小说《荆生》的末尾曾感叹道：“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对这句话，胡适回忆说：“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

徐将军，即徐树铮，他是林纾的学生，当时颇居于“卫道君子”之流。也就是说，林纾希望徐树铮来惩罚陈胡。面对旧派文人的攻击，陈独秀回应的方式是“以专制对专制”。面对反对派，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当时，胡适曾与旧派文人张厚载在《新青年》上有过讨论。胡适希望《新青年》可以发表张厚载的一些反对的意见。结果，胡适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陈独秀与钱玄同的一致反对，于是，《新青年》上也就没有了张厚载的反对意见。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1919年，旧派文人通过攻击陈独秀个人私生活的方式，最终达到了将陈独秀驱逐出北大的目的。被驱逐出北大之后，陈独秀放弃了文化上的启蒙事业，走上了组党革命的道路。成为政党领袖的陈独秀，并没有改变“必不容他人之匡正”的专断作风，最典型的例证就是1925年的晨报纵火案。

1925年，因为《晨报》发表了一些反思苏俄的文章，暴露了苏俄的阴暗面，惹怒了信仰苏俄的激进革命青年，在党派领袖的驱使下，群众激于愤怒，火烧《晨报》。对此，作为党派领袖的陈独秀拍手叫好。他认为《晨报》的言论属于反动言论，由此被烧，纯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让胡适非常忧虑。1925年12月，他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谈到了争自由的原理，他写道：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此外，信中，胡适还谈到了当时国中舆论中的专制气氛。他写道：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指出，当时的顽固守旧者早已失去人心，但是新起来的激进青年却没有养成容忍异己的胸襟气度，如果这一舆论风气形成，社会将会变得更加专制冷酷，爱自由的自由人将会无容身之地。

可以说，胡适这些话一语成谶，预言了他后来的人生。

人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是在不断变化当中。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陈独秀并没有养成容忍异己的风度。后来，当他变成政党领袖后，自然也就没有容忍精神了。

在胡适看来，1959年雷震身份的变化，恰恰跟陈独秀有类似之处。1919年的陈独秀，虽然还是《新青年》的编辑，但已经开始走向组党之路。1959年的雷震，虽然还是《自由中国》的主编，但已经开始筹划组织反对党。胡适希望不要叫反对党，应该叫在野党，以免刺激国民党当局，但雷震似乎并不在意。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对张厚载这样的反对派不屑一顾，不刊登张厚载的文章。1959年的雷震，也有类似做法。在《容忍与自由》的演讲中，胡适当面询问雷震说：

“我现在说话，并不是要驳雷先生；不过我要借这个机会问问雷先生：你是否对人没有成见呢？譬如你这一次特刊上请了二十几个人做文章：你为什么不请代表官方言论的陶希圣先生和胡健中先生做文章？可见雷先生对人并不是没有一点成见的。”

雷震的这一做法，难免让胡适想到了《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鉴于陈独秀“从知识分子的不容忍延续到政党领袖的不容忍”的前车之鉴，胡适觉得有必要向雷震说一说容忍的必要性。毕竟，胡适可不希望做了政党领袖的雷震，成为下一个陈独秀。

在胡适看来，雷震与陈独秀一样，都是留日派的知识分子，后来也都从事政党工作。一般而言，留日的学生，比起留学英美的学生，缺乏容忍的熏陶。与之类似，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比起从事教育救国的人，也缺乏容忍之素养。有鉴于此，晚年的胡适才会向雷震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吧。

最后，笔者修订一下以前的一个看法。胡适晚年的文章《容忍与自由》，有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叫《政治家的风度》，第二个题目是《自由与容忍》，后来最终定稿为《容忍与自由》。之所以将修改第二个题目，原因很简单，就是要将容忍的重要性显示出来，因此，第三个题目刻意将容忍放在了前面。

以前笔者在分析第一个题目《政治家的风度》时，认为胡适这个题目是单方面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要容忍异议，保证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现在看来，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向国民党执政当局与雷震等筹划组党的人两方面来诉说的。

胡适与蒋介石

因为胡适当时已经把筹划组党的雷震视作政治家了，所以题目里的政治家，既指蒋介石，又指雷震。只不过，胡适担心台湾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将雷震视作政治家，这个题目就显得似乎是单方面地向国民党专制当局要求言论自由了。因此，胡适果断地舍弃了这个题目。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李星锐

这是第 298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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