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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县城出版的一本内部刊物《政协文史资料》上， 我看到了我的舅舅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标题是《我参加的一次万人大会》。舅舅是一位乡村教师，文章记叙的是一次以教师为主的大会，参加人数近万人，时间是1970年春季，会议地点是县城。舅舅所在的乡村学校离县城有120华里，所以，他天不亮就背起行李出门了。

他的行李包括一个被盖卷，一只洗脸盆。被盖卷里裹着换洗衣服，洗脸盆里装着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等洗漱用品，以及几本书籍：马克思的《反杜林论》、恩格斯的《家庭、婚姻和私有制》、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论持久战》、《矛盾论》等。他要步行差不多10个小时才能抵达县城。

舅舅的文章省略了步行中沿途所见的风景，只简单标明了几个途经的地点：走马、郁山、保家楼、羊头铺。然后便直接写到天黑时进入县城，前往报到地点：县城第一小学。小学门口，一盏昏暗的路灯下摆放了一张课桌，三个负责会务的人员坐在那里，守着一本摆放在面前的登记册。

舅舅放下行李，走到课桌前，上缴了会议规定的3元会务费和3斤粮票。这是象征性的，整个会期下来，每个人所需的伙食费远不止3元钱和3斤粮，其差额部分是由会议补贴的。也就是说，参加这样的会议，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所以，大多数人乐意参加这样的会议（少数人可能成为会议批判的对象，所以心怀恐惧），这意味着在那个饥馑的年代，参加一次这样的会，可以省下家里的许多口粮。

舅舅报到之后，被安排进一间教室。整个会议期间，教室既是参会人员的住宿地，也是分组讨论时候的会议室。教室里的课桌都被集中起来摆放在教室的一角，先到的人在课桌上打铺，后到的人便在空出来的地上打地铺。一间教室一般可容纳二十多人。

其实，舅舅记叙的这次万人大会我也参加了。那一年我6岁多，临近7岁。我母亲也是一名乡村教师，我是跟随母亲参加会议的。只是，我们的住宿点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对岸的中学，住的是中学的教室。从中学到县城要过一条江，那时候江上还没有大桥，过江要坐渡船。全县城有三所小学，一所中学。凡是召开这样的会议（万人大会），全县城的中学、小学都得放假，以便腾出教室供参会人员居住。

这次会议的名目叫“一打三反”学习班。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会期原定一周，但不知什么原因，实际延长至两个多月，从春季一直到暑假。

在舅舅的记叙中，有一个姓冉的教师，与舅舅住同一间教室，会议开始没几天，他就被揪出来，供大家批判，罪名是贪污。

冉教师是下面小镇上一所中学的总务主任，管学校的后勤。先是有人揭发，他贪污了学校食堂的粮票，用贪污的粮票换成粮食，私藏在乡下的家里（冉教师老家在农村，妻子也是农民）。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冉教师自己又交代出其它一些事情，比如与同校一位姓马的女教师私通（由贪污问题牵扯出乱搞男女关系问题）。这位姓马的女教师是一个寡妇，独自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冉教师便开始从生活上帮助她（自然是从自己的贪污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来送予马教师），而她在感激之余，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回报。不用说，马教师也受到了批斗。

作为一名女教师，在众目睽睽之下交代自己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是一件十分难堪的事情。所以，马教师最终选择了自杀。好在，马教师所犯的是男女关系错误，加上又是寡妇，组织上没有将其自杀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因此没有在死后继续受到批判，而是被低调地处理，即死了就死了，不再追究。但是，留下的三个孤儿怎么办呢？舅舅的文章里没有记叙。倒是记叙了冉教师的最终结局：开除公职，并交公安机关严惩（先拘捕，后送去劳改农场）。

在中学，即我母亲所在的会议地，一名男教师也自杀了。这名男教师没有马教师那么幸运，他的自杀被定性为“畏罪自杀”，即“自绝于党和人民”，在死后还要被继续批判。有关他的“罪行”不仅被写成大字报（大字报为全开白纸，用毛笔书写，一共写了5张）张贴在教室外面的砖墙上，还画成漫画，一并张贴在墙上。

我对这位自杀者的“罪行”不甚了了（那时我的识字水平和理解能力都还不足以让我读懂大字报的内容），但对那幅漫画印象深刻。漫画极尽夸张的画了这位男教师戴着眼镜的脸部特写，然后将其身子画成一条蛇的形状，盘绕在脸部的下面。

漫画上还画了一把菜刀，菜刀的刀刃对着脸部与蛇身结合的部位，飞溅出鲜红的血液。但实际上，我后来听说，其自杀的工具不是菜刀，而是剃须刀的刀片。自杀者是一位络腮胡男人，常备有一把剃须刀。他避开看守的人，将三片剃须刀并排着绑在一根筷子上，然后借盥洗的机会，用这根绑了剃须刀的筷子割破了自己的颈动脉。

我还听说，他的“罪行”其实很简单：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家庭出生是贫农，但是（可怕的但是），一个家庭出生贫农的人怎么读得起大学呢？所以，他一定隐瞒了自己真实的家庭成分，这个被隐瞒的真实的家庭成分毫无疑问属于剥削阶级（只有剥削阶级出生的人才能在万恶的旧社会读上大学是为推理的逻辑），因此，他存在着严重的历史问题，也因此，他被组织上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万人大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实属罕见，在县城的历史上也仅此一例。一般来说，万人大会的会期都在三天，最长也就一周。县城里常见的万人大会是“三级干部会”，即县、区、公社（现在的乡）三级，将这三个层级的干部们集中到县城来开一个会，是为“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这样的会至少每年都会开一次，就像现在的“两会”（人大、政协会议）一样，是例行的。遇上重大事件，如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等，还会追加一两次。这样的会由于人数庞大，所以，习惯上又称为“万人大会”。

在我的记忆中，万人大会最壮观的场面，莫过于早、中、晚三次吃饭的场面。参会人员多数居住在学校，所以，学校的操场，就是会议的“饭厅”。那些居住在县委招待所的人，由于招待所毗邻灯光球场，因此，灯光球场就是他们的“饭厅”。

露天的，遇到下雨就惨了。但我不记得下雨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我记得的是，每到开饭的时候，操场上就蹲满了人。10人一圈，围着摆放在地上的菜碟、菜碗蹲着吃。早餐的主食是馒头和稀饭，下饭的菜一般是一碟榨菜、一碟凉拌三丝和一碟凉拌肉（凉拌猪头或猪肝、猪肚）。午餐和晚餐一样，主食是干饭（米饭或掺杂了玉米面的米饭），下饭的菜有三个素菜一个荤菜外加一盆汤。

值得一说的是荤菜。中午与晚上的荤菜不一样，中午的荤菜有时是一盘回锅肉，有时是一盘青椒肉丝，有时是一盘酥肉烩土豆。但晚上的荤菜无一例外都是烧白。每一“桌”（打引号是因为根本没有桌子）摆放一碗烧白（以五花肉为食材的一道四川特色菜），每一碗烧白有20片，一“桌”10人，因此，每人可夹两片烧白进自己的碗里。而在操场的边上，搭着一排布棚子，棚子下面就是做饭的地方，即“厨房”。

每一次召开万人大会，先要招募的就是厨师和为厨师打下手、洗碗、扫地的各色服务人员。厨师是从县城各个单位的食堂以及下面区、镇各个单位的食堂抽调而来的。服务人员是面向县城招募，主要来源是县城中无职无业的居民（以妇女为主），中学毕业因政策原因免于下乡的无业青年，以及已经下乡却以病假、事假为由偷偷跑回城里来的“知青”。

在那个年代，一般无业者挣钱的机会很少，能够进入万人大会当服务员，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是大家争着要干的。因此，为了争得这个机会，往往需要托熟人，找关系，即所谓的“开后门”，才进得去。

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的三表哥那时候已经下乡当知青，有一次开万人大会，我的父亲在会务组分管后勤，手中有点权力，便为三表哥争取到了进入会议当服务员的机会，算下来可以挣十几元钱。但三表哥却谢绝了父亲的好意，原因是他要利用这几天抄一份曲谱。

那一年，我们县城刚刚上映了《红色娘子军》这部现代舞剧的电影，县城学乐器的文艺青年们被舞剧的音乐所迷倒，刚好其中某个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舞剧的音乐总谱，由于只此一本，大家只能传阅，并在传阅的时间里抄录。

开万人大会的时候，刚好也是这本总谱被传阅到三表哥手上的时候。于是，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去挣那十几元钱而放弃抄录《红色娘子军》总谱的机会，要么抄录总谱而放弃挣十几元钱的机会。而三表哥选择了后者。

每逢开万人大会，对县城的居民来说，既是祸，也是福。即，既有损害，也有福利。损害是蔬菜的价格会上涨。由于万人大会每天要消耗许多蔬菜，导致全城的蔬菜供应趋于紧张，价格自然上涨（蔬菜社的蔬菜主要供会议，居民们不得不购买“自由市场”的高价蔬菜）。而福利是，一些人可以进入会议当服务员，挣得一些额外的收入（包括免费吃饭）。但这仅限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的福利就是可以免费看好几场电影。

每逢召开万人大会，会期之中一般都要在各个学校的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几乎每天晚上一部），除了参会人员，全城的居民都可以搬上自己的板凳去观看。我第一次看殷承宗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是在万人大会放露天电影的时候，在大银幕上看到的。

县城里召开的最后一次万人大会是什么时候？会议的主题又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我15岁离开县城，那是1979年。这以后，万人大会，便只偶尔在我的梦中出现了。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李星锐

这是第 329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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