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逆行更难的，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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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微博上的@菜头普拉斯那里读到一个故事：参建火神山医院的志愿者张元回到家，带着武汉方面给的无感染证明文件，面对的却是家乡的隔离，而且是跟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关在一起，而且还遭受各种责难和歧视，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下面这个故事是前媒体人王勇在Sars期间的遭遇，有点唏嘘，请不要类比。

17年了，那段关于非典的记忆，本来都快发霉长毛，掉渣成灰。

谁能料到，17年后，新冠状病毒肆虐，人人自危的现象比当年“非典”还凶悍，封城锁省，把人性的美丑善恶，瞬间都像皮袍下的小，全抖了出来。

老董从上海微信我，约我写一下当年采访非典的回忆，那就索性回忆一下。哥们儿当年也是正宗“逆行者”，只是后来“政策性”违章了，没有老铁给双击666而已。

老董当年跟我一起“蹲隔离监”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下弹吉他的手，用一小截铅笔头写了半首关于“非典”的诗，我一直记得是这几句：

当病毒以谣言的速度侵入死神狂笑着挥舞镰刀

收割大片成熟的头颅 

彼时的东北重镇长春，虽然是春夏之交，暖风阵阵，因为“非典”到来，正如老董的诗描绘那样，人们充满恐惧、焦虑，行为自私、卑鄙，政府严阵以待，俨然战争来临。

2003年5月5日，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午，我供职的《新文化报》社记者编辑们基本都在食堂吃饭，只有我在采编平台上写稿。二道区疾控中心一名宣传员来送宣传稿，希望能给刊登，因为在全市抗非典宣传报道工作中，二道区疾控中心成绩不突出，领导很着急，希望不要留在后面“打狼”。

接过着厚厚的一叠稿子，我迅速翻看了一下，几乎千篇一律的“抛家舍业”、“舍小家顾大家”、“电话隔空祝福生日”、“带病坚持一线”等等。而这样的内容，早就充斥各家报纸的版面，可以说除了做备稿，没有更多价值。本来想直接拒绝，可眼前这名汗水已经湿了鬓角的大姐，眼神里那种“交不了差，要被领导批评”的委屈，还是让我心念一动。

那时候，时政新闻部每天跟政府开会，稿件大量见报，我们社会新闻的版面被动压缩，大家几天也发表不了一个稿子。在我不断启发之下，大姐终于说出一个惊天消息：全长春所有非典患者都在他们二道区内的“吉大一院二部”接受隔离与治疗，而且可以带我进去采访！

实话讲，这个采访绝对是误打误撞，毫无政治占位，也不是啥临危受命，刚开始我就为了能挖几个新闻出来，多发俩稿，多赚点稿费。

那时候受《南方周末》影响很大，好像上帝突然把使命感塞到我脑子里。“到非典病房去！到非典患者身边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死了多少人？剩下的还有救吗？我们该怎么办？”

职业敏感快速帮我下了这个决定：记者，必须要跟真相在一起。

我开始组队。听说是去非典病房，喧闹忙碌的采访中心瞬间石化，没人搭茬。最后，有两个人站了出来：同事刘艳丽、摄影记者刘瑞秋。三人报道小组没有人送行，也不悲壮。

逆行，向非典一线出发！

剩下的事儿，就是常规流程，穿防护服，消毒，记录所见，倾听，提问……唯一的难度是：不能用笔记录，只能用脑来记，因为一点儿皮肤都不能裸露在外面。

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42分钟。

采访相当成功，可回来写稿的过程，就不那么愉快了。

二道区疾控中心确认并保证我们防护得当，没有问题，可以回到工作岗位。回到报社，以编辑中心领导为首的编辑们视我们为瘟疫，隔着几米远，全部逃离。

当夜，他们兴致勃勃地编排着我写的报道，头版+专题，却没有人看到我内心的孤独。

第二天，全长春轰动，《新文化报》热卖脱销，同城媒体独占鳌头。我拿到报纸，看着自己穿防护服采访的大幅照片，百感交集。

那个早上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通知。

电话是老妈打来，她不知道我去了非典病房采访，说一大早邻居们来我家围堵砸门，警告我爸妈，不许我回家。

一个通知，是报社不让我上班，隔离15天。我后来从知情者那里得知，我们报社在同城新闻比拼中一直被《城市晚报》压了一头，因为我这英勇的报道，一举扭转局面，证明了“吉林省第一大报”果然名不虚传。

同行们已经疯传：我获得了3万块钱奖励。而实际上，在那个没有稿子就没有工资的体制下，隔离就等于给我停职停薪了，3块钱都不给我。

我走在大街上，漫无目的，人们几乎都在讨论我的报道。那一刻，所有关于长春非典的谣言都被我报道的事实杀死，人们开始坚定信心。而我，无家可归，无班可上。

幸好，老董说他坐班车时候，司机感染非典全车乘客隔离，也是无处可去，听说我被报社驱逐，飞快背着一把吉他来跟我做伴。老董是那段时期唯一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居密友。

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作为朋友，他就是想陪我。

老董说，报社隔离你，学生不会，跟我去学校，听我一堂课吧——他那时候任教于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我欣然而往，大学毕业6年后再返课堂，做一回听讲的学生。

那是一堂影视赏析课，电影《费城故事》，一个关于疾病和尊严的故事。讲完课，老董挥手写下“自由、平等、博爱”，然后把我进非典病房采访的事讲给学生听。

非典疫情过去，论功行赏，因为政府表彰名额有限，报社需要平衡，领导带着歉意动员我放弃。因为我们报道组三人，我受奖就等于用了三个名额。我没讲什么条件，就直接放弃了——不是有啥风度，是真后悔主动去最前线采访，那时候相当于去送死。

咱也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了，没感染，能活着，荣誉算个屁。

我的荣誉，在长春师范学院的课堂上已经获得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敬重，已经深抵我心。

抗非典表彰大会如期举行，隆重盛大，好多人戴红花捧证书，喜气洋洋。我没参加，一来表彰名单上没我，咱没资格。另外，半个多月没上班，报社末位淘汰咋办？

我得去写稿，尤其得去出差，因为去长春以外的市州采访，打分时候会多得几个稿费。

我得生活。

17年过去了，我原来以为，现在的逆行者们不会再有我当年的境遇了……但事实无情地告诉我，我又错了，“还在被歧视，仍然没温暖，心有大爱，但没有人爱你”。

我抗非典报道的最后一篇，是关于胜利的庆典，所有镜头跟笔都在记录时任副市长的讲话，生怕漏掉一个字。我的采访对象不是她，是被誉为“长春钟南山”的吉大二院呼吸科主任马忠森教授，在欢呼的人群之后，非常沉默，我们俩有如下对话：

——老爷子，胜利了！

——不算胜利。

——为什么？

——这么多人失去生命，我们只研究出一个病毒基因组。

——那也是进步了。

——可是，作为医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难受……

我的这篇报道，最后被编辑成边条稿件，给其他报道让路。

从此，我再也不想提跟“非典”有关的事。

值班主编 | 余子野   值班编辑 | 小窗

这是第 83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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