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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群 魏靖宇 | 发展观的历史进路与新发展观的理论超越
BSTRACT
摘要
基于全球化历史及中国的发展经验，紧紧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走向，全面集成、整合各种有益的理论资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一整套关于发展的新观念和新理论，构建了新时代发展观及其发展哲学。这一发展观以实践中产生的重大发展问题为导向，以人类利益为视野，以人民为中心，以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为理论目标，以正确处理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复杂关系为理论旨趣，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理论内涵，为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世界性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照。
EYWORDS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历史进路；理论超越
UTHOR
作者简介
李建群（1954-)，陕西汉中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化哲学研究所所长。魏靖宇(1968-) ，男，山西忻州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发展观的历史进路
人类社会及各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之路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人类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重关系的艰难历程。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人类的发展往往表现出自发性、非理性、盲目性特征，缺乏共同利益基础及其发展的共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大机器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改造与战胜自然的乐观主义开始形成并成为理论界的主要取向。对人类理性在发展中的作用的高估及建构人类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主导了人们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话语逻辑。发展的盲目性、破坏性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资本的逐利本质所决定的发展模式与长远的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方面显露出来。
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理念的形成来看，其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是与其历史进程相关联的。按照西方一些理论家划分标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以1789年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起点为界，之前为前现代，其后200余年（约1789年至1990）名之曰现代化发展阶段，而此后为后现代发展阶段。所谓前现代是工业文明之前的状态，它以欧洲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为特点；而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开创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所谓后现代，即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它与全球化历史进程相联系。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为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的低级阶段走向资本主义的较高级阶段开拓了巨大的空间。资本主义开创了现代文明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工业化大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创生了完全异于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方式，加快了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步伐。但是，资本主义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其生产方式内外矛盾与危机日益显现出来，随着其制度模式与发展方式在许多国家的复制，其本身的许多难题和困惑也成为世界性问题，启蒙理性时期所描述的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图景并未实现，并正在走向它自己的反面。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与发展理念的固有弊端使资本主义现代化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与危机，以资本为导向而忽视人本身发展的观念，导致社会分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其结果造成人口、环境、能源、粮食、气候等条件的恶化，南北贫富差异与数字化鸿沟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问题也移植传导到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使他们承担了发展的巨大代价。许多获得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在寻求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作为选项。这些国家确信欧美的发展模式具有普遍价值，其核心是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并且相信由于这种增长能够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拉美国家）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以其发展理念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其特点是强调经济发展为主要社会目标，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并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其他社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种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一度形成了经济繁荣景象。但是，这些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过一个繁荣期后普遍遭遇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挑战与困境。比如贫富差别加剧、犯罪率上升、环境恶化、政府官员腐败等社会发展严重失衡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所获得的积极成果。这些源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及其理念的问题扩散至世界许多国家，成为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从理论上看这种发展观的思想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原则。也是资本逐利性、短期性、当下性价值倾向的文化表达。在这一发展理念支配下必然导致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社会，重GDP单纯增长，忽视社会非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与影响，因此也必然出现社会发展的主体失衡，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不协调，社会结构的非均衡和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在1960—1970年代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曾经进行了反思与批评，兴起了社会指标运动，意在校正发展中的偏差与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之后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维度，深化了发展理论的内涵和思想深度。与拉美国家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同，许多国家以苏联为范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模式，这种源于经典理论所构想的计划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制度选择，相比这些国家的过去，的确发生了根本的、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世界性战争后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挤压下，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与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理论上以僵化、教条主义的理论态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上采取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路线斗争；重政治、轻经济，重精神、轻物质，通过强化上层建筑来促成生产力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盲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等。这种政治导向下的发展观和实践终难持续，最终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使发展模式面临着历史与现实的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有些国家背离了社会主义。从这段历史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教训极为深刻，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有待回答与解决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在深刻总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许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纷纷探索与本国发展历史与实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浪潮。这一改革的主旨，是如何从本国与世界历史的现实出发，调整内外发展战略和发展观，让发展回归到解放生产力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题上来，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与理论进路
经过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教训与现实经验的反思总结，中国摒弃了传统或经典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立足于对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条件和可能发展路径的深刻认识，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曾经走过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是两种制度、多种发展模式经验总结与反思的结果。实践证明，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了一席之地，中华民族从未像现在一样接近我们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应该承认，几十年来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们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有些问题根深蒂固，错综复杂，长期影响我们的发展。诸如市场与政府，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保持GDP的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与绩效评价等。这些问题涉及发展的协调、可持续、整体性关系，以及发展的目标与手段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在改革之初，邓小平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和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境遇与遇到的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理论概括，适时提出适应发展需要的观念与实践策略，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长足进步。
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特别是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来：一方面，全球化发生了新的变化，它影响着国内发展的方向与路径选择；另一方面，国内改革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概括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和走向正确的复兴之路。从全球化的影响来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融入世界和体系化过程中，必然面临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确立的全球规则的强制性适应要求。同时，这种双向互动的制约关系意味着我们至少在某些方面必须接受基于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实践证明，曾经以GDP政绩观为主导的发展观所引发的诸多弊端与西方发展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影响密切相关。而这些基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而产生的问题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过先例。它表明发展模式一味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如同普遍真理的价值必须与各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一样，某种模式的植入也必然应当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否则会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此外，随着我们深度融入世界，也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例如发展观的基本理论立场与价值取向问题，国家间发展与合作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制度差异与可融合发展的问题；全球性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存的安全问题，产业分工及技术垄断带来的贫富数字鸿沟持续扩大问题；国家利益至上导致的全球化冲突与矛盾的进一步加剧问题以及可持续性发展与市场化取向之间的矛盾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是全球的，也在中国的发展中突出集中的表现出来。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生态成本、健康成本，偏离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外，我们还面临着适应全球化转型所要求的经济社会体制机制结构性变革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多重风险。而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理论与宏观观念往往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比如，在如何处理地方利益与全国一盘棋的关系，如何处理发展中的利益与责任，如何处理市场的有效性与盲目性，在如何处理经济—社会—科技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如何在这种发展中兼顾个人、集体、社会的多方利益等问题上，宏观理念与政策导向往往来的不及时，政策之间的平衡与衔接也存在明显的缝隙。发展过程中地方与个人利益导向机制主导了部分地方与行业的发展。其实经济空间是难以分割的，一个地区环境问题可以影响到其他地区，地球村概念下无法独善其身。此外，以GDP政绩观为主导的发展观，发展中的短视、短期、发快财和单一的政绩观带来了发展的系列风险。在微观的层面，由于长期的环境透支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中国成语中“竭泽而渔”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的真实写照，恶性发展的结果倒逼人们反思发展的实践和发展的理念。从理论层面来看，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在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的目标与目的，发展的结构性，发展的协调关系，发展的代价，发展的主体获得等问题上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其一，发展的目的与目标的确立需要深刻反思。比如，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就是发展的受益主体是谁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所针对的是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社会历史状况，而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是那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1990年代以降，随着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的变迁，社会利益分化的加深，社会贫富阶层结构的类型化与固化不断强化，社会主体间利益非平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社会物质价值至上与社会整体精神的失衡，以GDP政绩观为主导的发展观被深度的移植到中国的发展理念之中，影响着发展的整体方向。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使得改革与发展的文明目标与价值目标在宏观层面上开始模糊起来。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以何为本的问题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困惑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之后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人们的焦虑，校正了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社会价值倾向的扭曲，但是随着改革向纵深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必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要求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二，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中国如此之大，经纬架构错综复杂，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如何开局，我们的发展战略设计是局部先发展，局部带动全局，沿海优先发展，由东向西梯度展开。这种时间上的梯度差序，带来了发展空间上的阶段差，在某些领域，西部、东北老工业区的发展与沿海发达地区相差十数年。此外，长期存在的城乡、工农业之间，以及不同地缘与同一空间内部之间的非平衡与非协调状况不断加剧。究其根源，以GDP政绩观为主导的发展观，推动了市场主体利益的分散化、碎片化及利益链的非均衡。其三，把握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命题的度，防范市场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风险。虽然我们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全球化的特点之一是市场一体化，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及其所带来的比如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风险必然反映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或关系。即市场的盲目性与自发性会导致生产的过剩与结构性风险的情形下，如何将市场的效率与体现人的目的性的政府调控完美地统一起来。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是市场是从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的人所构成的市场，市场主体之间、主体与体制机制之间不可能不存在矛盾。特别是市场微观主体活动的趋利性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张力，导致市场—政府—个人发展目标和理念上的差异与矛盾。因此，如何在抑制人的市场活动的盲目性与非理性的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是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发挥市场作用，要有边界与度的概念。这方面我们要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处理市场方面的做法，即涉及公共性与民生最基本的生活领域，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市场行为必须予以行政或法律的约束，特别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因为一旦成为支柱产业，它将成为资本赢利的领域和工具，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有边界的。我国在上述领域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但实践证明还有漫长的路要摸索。
三、新发展观的特征及其理论超越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承继以往党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特点和经验教训，面对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现实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全面集成以往发展的理论资源，构建了新发展观。为解决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所面对的问题，提供了既针对中国国情，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与实践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指南。
（一）新发展观具有体系化、系统化的思想特征新发展观全方位论述了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理论问题环环相扣，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从宏观上看，新发展观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关于发展的宏观问题，它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发展的方向、目的及破解发展问题的思路。其一，发展观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的目的即发展为什么的问题。它不但涉及发展的价值取向，还牵涉发展的动力与发展的主体问题。新发展观开宗明义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理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回归共产党的初心，重新确立了人民在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应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核心理念的提出，解决了在发展为了谁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困惑，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的理论原则和建党宗旨。从理论上说，在现实的发展实践中，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社会宏观发展目标与个体经济活动目的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发展的目的是由资本及其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其目标指向是资本及其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发展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资本拥有者及其利益追求。而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基于每个个体利益之上的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是发展的目的，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无须回避的是，中国的改革是市场化的变革，在嵌入市场经济的体制与引进资本的概念之后，资本逻辑及其利益团体必然要求改变利益创造与全民共享机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体要求享有更多的权益，资本逻辑的逐利性与惠及社会服务人民的改革发展目的之间并非完全一致，有时还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它会遮蔽与扭曲我们发展与改革的目的，让改革失去发展的方向与动力。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回归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重新确立以实现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使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广大人民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地位得到重新确认，必然会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拥护。其二，关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必须明确发展面临的问题即最主要矛盾是什么。只有抓住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对当代中国发展阶段的矛盾性质进行准确的概括，才能明确解决矛盾的思路与方略。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与判断，准确地概括了当代中国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性质，明确了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向。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与问题，是由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及其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对当前主要矛盾的性质与状况准确分析与认知为基础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历经了从温饱走向小康，并进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过程。但发展与需要之间的非平衡，非适应矛盾日益突出，生产与消费、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着中国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升级换代及整体转型。因此，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明确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是新时代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理论基点。离开了这一主要矛盾的理论定位，指导发展实践的发展理论就可能偏颇。从中观层次来看，新发展观的核心是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如果说，发展观的宏观理论明确了发展的目的、主要矛盾以及发展中的前车之鉴，那么，新发展理念则明确了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一般范畴，又是认识，分析、解决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问题的方法与理论着眼点。其一，将创新理念纳入发展观体系，使其提升为发展观的首要观念，是一种理论创造与理论超越，也是新发展观的重要特征。创新观念虽然早已提出，但大多是从技术革命或社会革命的特定角度或意义上论证的，并非发展观的重要范畴。我们知道，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技术革命大力提倡创新，谁拥有了创新的技术及其知识，则就拥有了经济，技术发展的话语权与发展优势。自苏联解体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是探索体制、观念、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为更好地适应世界竞争与发展的新潮流，结合中国的发展现实，我们将创新提升到发展观的理论高度，而不是作为具体的方法或理论路径。体现了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对创新及其意义的高度肯定。我们充分认识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离开了创新，也很难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将创新提升为发展观的重要理念，体现了我们对创新观念本身的理论超越。其二，将共享作为重要的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对发展成果归属问题的新理解。改革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最终归什么社会主体所享有，这是一个政党、政府的基本立场问题。毫无疑问，在发展成果由谁分享的问题上，新发展观坚持改革发展成果由参与改革与发展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共享，而不是由少数富人共享。因此，在分配政策的制定方面，就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校正那些伤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和政策设计。只有这样，改革和发展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也只有依靠人民，发展和改革事业才能不断推向前进。其三，最具亮点的是绿色发展理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发展的逐利性不但践踏了法律和人间尊严，也使人与环境关系恶化，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就揭示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1960—1970年代，一批年轻人敏感地意识到全球环境恶化已经现实的挑战了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极限，人与环境的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环境问题由国家、民族内部的发展问题转化为全球问题。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由于理念的滞后和现实的矛盾，导致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重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负面结果，遭遇了类似早年英国所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尽管我们党也曾告诫人们要正确理解协调发展的关系，但并未将绿色及生态问题提升到发展的核心问题和重大理念的高度加以重视。新发展观关于绿色理念的确立，不再是笼统一般地谈论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是将其与其他问题并列，集中突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突显了生态与环境问题已经现实地制约了中国当前的发展。不仅如此，系统的生态理念的提出，解决了生态问题与人的生命价值系统，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与意义，人对自然的新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应该说，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发展观重要范畴的提出，体现了从制度、政策、战略等方面对发展问题的深度思考。其四，关于协调发展理念。所谓协调，是指在多种维度下，如何处理多种不同的关系、结构、利益，目标的协同、均衡发展的问题。从实践层面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社会转型，在社会主体结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产业结构、社会消费结构之间的发展与非均衡问题逐渐突显出来。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之间，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之间、全局与局部等都存在非协调、非均衡发展的问题，这种非均衡，非协调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发展的质量，某种程度阻碍了整体的发展。因此，协调发展作为新发展观的重要构成，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理论意义。例如，以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来看，非平衡或非协调是发展的常态，经济发展引领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它往往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目标相脱节，方向上有偏离，则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就会阻碍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上，反对GDP至上，将经济，社会、自然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以社会进步程度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以人的整体发展状况为经济发展的判断指标。这种将发展看作整体的，全面的，均衡的过程就是协调发展。协调发展理念作为新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既源于现代化的理论反思，也来自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将其上升为一个发展哲学的普遍范畴，赋予其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是新发展观的理论特点。从微观方面来看，新发展观涉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生态治理与环境补偿等一系列具体发展问题。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就涉及数量与质量的非平衡与非协调问题。调整产业结构，适度淘汰对环境造成过度压力且产能过剩的落后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提升核心技术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比例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力争在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而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使中国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消费、贸易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我们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实现以提升质量和产品品质为核心的改革，以期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重构国际产业结构、分工格局的经济秩序。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表述，形象，简洁，通俗，形象，深刻。它言简意赅地深刻阐释了发展与保护，增长与可持续，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多重辩证关系，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化，它改变了我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经济发展具体关系的传统认识模式，并使绿色理念与生态—环境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保持具体的有机统一。
（二）新发展观具有全球视野，是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无先例可循，但是却可以借鉴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从而使我们的发展之路避免许多困境与可能的陷阱。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中，提到要防范两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这两个防范是对中国发展未来的警示。首先，当代中国发展阶段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发展不是封闭的自我发展，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历史的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与其他国家密切相连。中国的发展拥有自己的优势，也面临着比拉美国家更加特殊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走向世界，也要破除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发展之路可能面临许多艰难险阻甚至刀光剑影。但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坚持始终抓住国内主要矛盾为发展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辩证统一，中国就能够克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们强国富民的发展目标。其次，中国的发展在达到世界级体量时，必然面对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大国竞争的加剧。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是否能够避免坠入修昔底德陷阱，能否寻找到一条和平发展与双赢，多赢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的发展必然遇到的重大问题。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从来都是通过惨烈的战争实现的，历史上著名的雅典新兴帝国的崛起引发的与老牌陆上霸主斯巴达的长达30年的冲突与战争，导致了双方文明悉数毁灭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发展以什么样的理念昭示于世界，并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典范，这对中国的智慧是一个考验。面对日益纷繁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揭示了国家关系的实质，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发展与人类命运联系起来，为解决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人类命运及其未来走向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由此体现出新发展观的世界眼光与广博胸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关系的建立，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重交往关系与利益关系，处理国家关系，应该以平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包容为原则，倡导将维护他人利益就是维护自己利益的现代利益观。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揭示了各国之间在竞争中合作与在合作中竞争关系的基础和内在联系，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与实践路径。总之，新时代的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类发展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理论完备。新发展观的产生表明：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对如何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国内在发展问题上的复杂问题有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对于如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美丽中国有了更加可行的路径与方案。新发展观必将发挥引领中国走向未来的历史作用。同时，这一理论也将在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深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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