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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汉 | 从联合政府主张看中国共产党斗争艺术的成熟
BSTRACT
摘要
针对国民党说共产党讲民主不着边际，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后立即得到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连美国特使赫尔利也一度予以认可，但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虽然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与之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未能实现，但这一主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使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同盟者，从而孤立了蒋介石集团，实现了民心向我。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斗争艺术。
EYWORDS
关键词
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斗争艺术
UTHOR
作者简介
罗平汉（1963-），男，湖南安化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国民党说共产党讲民主不着边际，中共中央为此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一直处心积虑要解决共产党问题，但除了准备军事行动制造内战外，政治上始终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在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介石曾表示国共关系要“政治解决”，中共方面对此立即予以回应，明确表示愿意随时同国民党谈判。1944年5月，国共双方的谈判重新开启。恰在此时，日军集中50余万人发动豫湘桂战役。战役第一阶段是河南会战。日军集中调集了近15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则集中了35万至40万人的兵力。结果，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闻风远遁，日军只用38天即占领了河南全省。随后，日军在湘北发动攻势，并很快侵占长沙，接着进攻军事要地衡阳，衡阳4万守军浴血苦战，致日军重大伤亡，坚持孤城47天后衡阳陷落。长沙、衡阳沦陷后，日军向西发动桂林、柳州作战，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日军深入贵州境内。豫湘桂战役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事上的无能、政治上的腐败，加上长期战争导致的经济危机，国民党统治区怨声载道，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的批示中，提出应与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青年党负责人商讨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主席团会议，毛泽东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是下定了的，“我们的政策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这样才有文章可做”［1］。会议认为，应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即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9月4日，中共中央就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致电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林伯渠等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电文同时指出，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估计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英美政府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成立联合政府“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并以此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2］。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1944年5月赴渝和国民党进行谈判
9月6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9月15日，林伯渠在会上报告国共4个多月谈判经过。在报告的最后，林伯渠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3］。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林伯渠在报告的最后用这种顺带的方式提出联合政府问题，看似是不经意间提出，却反映了共产党高超的斗争策略。董必武为此解释说：“我们如想将召集国是会议改组政府的主张用提案方式提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敢连署，如在会议外提出，国民党又会诬蔑说我们阴谋要夺取他们的政权，因此我们对时局的方针，在会上用报告的方式提出最恰当。政府要根本全盘改组，十二条的提案，自然成为过时的东西，再不能束缚我们了。”［4］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复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更是明确指出，造成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军心动摇、民心离异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的紧急国是会议，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联合政府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是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5］。毛泽东要求把这封信交给王世杰、张治中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如果不能公开发表，则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并多送外国人。10月10日，周恩来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与方案。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口号给予高度评价。1944年I0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时说：“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6］次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时又说：“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7］这就把联合政府的性质解释得很透彻了。建立联合政府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的政府，而是将其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参加的政府，但这对于长期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来说，意味着其一党专政的结束，却又是一个革命的举措。在3月31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8］。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是指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欧洲一些国家先后组成了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有的联合政府甚至以共产党为主，如波兰。至于其中提到的国民党说共产党讲民主不着边际，是1944年5月初国共重新谈判开始后，国民党方面多次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要求太抽象、不具体为借口而拒绝加以讨论，其谈判代表甚至说中共方面提出的“实行民主政治”是“毫无边际之抽象之句”［9］。“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使“实行民主政治”有了具体目标。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书面政治报告就叫《论联合政府》，可见中共方面对联合政府问题之重视。与自己的“同志如获至宝”相对应的是，国民党方面对联合政府主张可谓如芒刺背又无可奈何，在其看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10］。国民党内其实也有明白人，看到了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巨大冲击。建立联合政府确实是一个极高明的口号，一下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不管国民党方面接受还是不接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有利的。建立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必须结束所谓训政、放弃一党专政，这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性的；拒绝联合政府就将违背大多数人的愿望与要求，特别是引起广大中间党派的不满，使国民党陷于孤立的境地。
二、联合政府主张得到民主党派积极响应，连美国特使赫尔利也一度认可
国共关系是当时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二天的《大公报》就报道说：“昨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的两次公开大会，呈现了自该会成立以来的未有的盛况。所有报到的参政员大致全体出席，旁听席都坐满了，又在隙地加凳，还有坐不下的就站着听。”［11］蒋介石预先没想到中共方面会突然提出联合政府的问题，一时也没找出应对之策，只得在第二天的报告中说：“我觉得林（伯渠）参政员昨天在会场的报告，其观点与主张如何，姑不具论，但其态度甚好，我甚为佩服。”［12］会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却特地嘱咐各新闻部门不能把联合政府的问题见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此次参政会情况时，还将林伯渠这段话全部删去。但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办法，当时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公开出版并发行。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联合政府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热烈讨论的话题。对联合政府主张反应最积极的自然是各民主党派。9月24日，各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500余人在重庆迁川大厦举行宪政座谈会第七次会议。主持会议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1941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席的身份首先发言：“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了政治、军事、经济部门都陷入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以挽救危亡”［13］。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说：“我们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就应该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不要等到亡国以后！”“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14］由于国民党不肯结束训政，实现宪政，不能进行自由而无拘束的选举，各党派自然无法实现参政要求，而联合政府的建立，意味着国民党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这样建立的联合政府，不但共产党是“参股”者，民主党派同样可以实现“参股”的目的。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15］，明确表达对联合政府主张的支持。甚至连美国方面也一度认可建立联合政府。1944年9月6日，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抵达中国。11月下旬，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赫尔利来华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这就需要调处国共关系。美国政府的想法是：“希望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容纳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统一的合作政府，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纷争。”［16］11月7日，赫尔利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3天会谈，并于11月10日与毛泽东在《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下简称《延安协定草案》）上签了字。这个协定提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17］这表明赫尔利认可了建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共方面对这个协议是比较满意的。在11月9日晚上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这几点协议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赫尔利则将二者混而为一，所以他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18］。周恩来果然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在赫尔利看来，成立联合政府无非是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派几个人去国民政府做官，而蒋介石清楚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实际是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必然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也最终危及他个人的独裁统治，联合政府是万万不能成立的。果不其然，赫尔利11月11日回到重庆后将《延安协定草案》交给国民党方面负责国共谈判的宋子文和王世杰后，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得知协定草案的内容后，更是指责赫尔利“糊涂失察”，认为这是对“我政府为之一大之打击，而是共匪诡计最大之成就”［19］。蒋介石随即找赫尔利谈话，表示拒绝《延安协定草案》。美国给赫尔利来华的重要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20］。很显然，美国政府派赫尔利来华是要巩固而非动摇蒋介石的地位。因此，《延安协定草案》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赫尔利的态度大变。11月21日，赫尔利将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等人反复修改后的三条修正草案转交给周恩来。这三条的主要内容是：一、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21］。蒋介石提出的这三条修正草案，根本没有触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倒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22］。11月22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去见蒋介石，蒋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政府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11月底，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关于国共关系的三点意见：国民党方面的对案离《延安协定草案》相距太远，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目前解决时局的关键，既不同意，则无法挽回时局；国民党态度至今未变；党中央须召开会议讨论，请周回延安［23］。12月2日，周恩来晤见赫尔利，告知毛泽东的三点意见，赫尔利向周恩来表示中共务必参加国民政府。周恩来说，国民政府并非联合政府，参加政府无实权［24］。12月4日，两人再次会晤，赫尔利仍劝中共参加政府，而不要改组政府，周恩来回答说，参加政府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改组政府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但需要军事，也需要政治，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时局［25］。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周恩来再留在重庆谈判已无意义。12月7日，周恩来同董必武飞返延安，国共之间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无果而终。蒋介石也知道，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得到各界的广泛响应，使他政治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不过，蒋介石毕竟是有政治经验之人，于是决定采取以攻为守之策。1945年1月1日，蒋在元旦广播中提出，“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即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26］。可是，蒋介石要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的代表，竟然是全面抗战前产生的；他计划颁布的“宪法”，也是以1936年5月5日制定的所谓“五五宪法”为基础。蒋介石召开这样的“国民大会”，显然将中共和民主党派排除在外，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一党专政。因为当时选举所谓“国民大会”代表时，中共与国民党还在内战中，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镇压的对象，所谓的“国民大会”代表中哪有共产党的身影呢？！而民主党派当时要么没有成立，要么还处在非法状态，自然也当选不了“国民大会”代表。新华社这年1月3日播报的《延安权威人士评论蒋介石元旦广播》就此评论说：“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瞻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谓一语中的。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又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会议解决问题。11日，毛泽东复信给赫尔利说：“八年来一切两党秘密会议，均证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鄙人现请阁下向国民政府转达敝党方面之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上述提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27］1月24日，周恩来抵达重庆。在当天宋子文举行的宴会上，宋提出拟请中共和其他党派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准备设立的行政委员会。周恩来当即声明，如不取消一党专政，任何形式的组织中，中共不参加，只有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才能解决问题。1月30日，周恩来同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在王、张口头承诺应结束一党统治后，周恩来问如何做法，王、张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周恩来提出成分应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内容应是讨论结束一党统治、共同纲领、改组政府。周恩来还提出要有一个基本的政治解决方案，才会有利于真正解决问题。2月13日，周恩来与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说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28］。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谈判下去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2月16日，周恩来从重庆飞返延安。返回前一天，他发表声明：由于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29］。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对蒋介石如何反对联合政府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请委员长组织联合政府，我们请了没有呢？请过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来同志去请过，我们《解放日报》、新华社不是几天就请一次吗？你每请一次，他总是摇头，不大高兴。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们说是和他联合，他说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们说开党派会议，他就叫‘分赃会议’，他说他的政府是赃，不赞成人去分。”“那个人实在难得讲理，还有一点流氓脾气，比较坏。”［30］
三、联合政府主张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定的同盟者，孤立了蒋介石集团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虽然由于蒋介石“实在难得讲理”最终未能实现，但它的提出，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争取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广大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紧密的统一战线、孤立蒋介石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提高了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中共七大明确宣布，应“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31］，这就将民盟放到与国共两党同等重要的地位，极大地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影响。蒋介石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十分迷信武力，他之所以一直将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手中掌握了武装，用毛泽东的话说，共产党不是“文化团体”，而是“武化团体”。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预设前提是交出军队，放弃解放区，即实现国家民主化必须先做到军队国家化。中国共产党有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懂得了军队的重要，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这也是共产党有底气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重要原因。民盟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成员也不是很多，尤其民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组织，手中没有武装力量，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团体”。但是，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并没有忘记国共之外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的利益，强调要建立的联合政府并不只是国共两党的联合，而是包括民盟及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这就表明，与蒋介石只考虑国民党的一党私利相比，共产党充分考虑了同盟者的利益。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所指出的：“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32］联合政府主张是完全符合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利益的，使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在中国，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人数都少，而中间阶级即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多；从政治影响力上讲，却又是两头大中间弱，一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一头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两个党所拥有的力量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中国其他任何政党难以超越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弱小，决定了其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因而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民主党派其力量也相对弱小。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作为“文化团体”的中间党派与“有点流氓脾气，比较坏”的蒋介石讨论民主、宪政，可以说是与虎谋皮。蒋介石1927年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蜕化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必须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且蒋介石又有极其强烈的领袖欲望和浓郁的封建专制思想，喜欢大权独揽个人独裁。他之所以一再要同共产党谈判，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武装，他通过谈判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让共产党交出军队，正是有共产党这个“武化团体”的存在并且日益强大的力量，才使蒋介石不敢为所欲为。因此，在中国，民主党派是不可能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政权单独执政的。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仅靠民主党派自身的力量不要说成为参政党，甚至要派几个代表到国民党的政府里做官都不甚容易。因此，要实现参政的目标唯有推动联合政府的建立，而建立联合政府就必须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与共产党坚定地站到一起，形成巩固的政治同盟。各民主党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成员大都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各界人士，与之结成巩固的同盟也有利于中共团结争取广大的中间力量。因此，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关系进一步密切，这在客观上孤立了蒋介石集团。联合政府主张提出之后，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的过程中中共方面作了重大让步，提出的要求并非是建立联合政府而是参加政府。8月30日，在重庆的毛泽东向刘少奇和中共中央通报了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一条意见，“从这十一点中可以看出，我党对国民党所作的让步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我党承认了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同时，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33］。9月4日，周恩来、王若飞在同张治中、张群、邵力子谈判时，周恩来特地说明，我方此次没提成立联合政府和党派会议，不反对参加国大，也不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我方的让步。这些让步是保证谈判成功的政治基础。中共拥有武装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今天谈判是为避免双方武装争夺，以民主和平方式解决矛盾［34］。因为没有在谈判过程中提联合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谈判经过时还说：“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35］之所以调子低，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已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我们的开价是比较高的”，这样“有利于以后的谈判斗争，因为双方总还有讨价还价”［36］。重庆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中第二条是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37］。同意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说是重庆谈判的一项重要成果，并且初步地商定是这4方面的代表：（一）国民党9人；（二）共产党9人；（三）民主同盟9人；（四）社会贤达9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的代表由国民党同共产党双方协商推定。后来双方反复协商的结果，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员，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从民盟中分离出来靠近国民党的青年党5人，社会贤达9人。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在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迅速凸显。1946年1月10日，各方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月31日闭幕，历时22天。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其中的《和平建国纲领》在序言中强调：“国民政府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应即开始，为邀集各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以期迅速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特制定本纲领以为宪政实施前施政之准绳，并邀集各党派人士暨社会贤达参加政府，本于国家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协力一心，共图贯彻。”［38］建立联合政府再次成为时人热议的话题。通过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与民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也好，建立联合政府也罢，都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没有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没有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因而政协会议闭幕之后，蒋介石纵容默许国民党内顽固派制造了一系列破坏政协协议的活动，同时加紧做大规模内战的准备。联合政府主张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有益于民盟的，因而民盟在维护政协协议和建立联合政府上态度很积极。在中共方面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后，民盟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批评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日趋强硬。这样一来，民盟就成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障碍，于是蒋开始两手并用，对民盟实施分化瓦解和威胁恫吓。在蒋介石的拉拢之下，民盟重要组成单位的青年党投靠了国民党，逐渐成了蒋介石的应声虫；后来国家社会党最终经不住诱惑，也被蒋介石拉下了水。但是，民盟的多数组成单位及其领导人坚持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采取不妥协的立场，于是蒋介石对民盟大打出手。1946年4月23日，国民党西安市警备司令部以“烟犯”罪名，枪杀民盟成员王任。5月3日，又枪杀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幸遇救未死），彻底捣毁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报》报社。6月上旬，蒋介石指示其特务机关：“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39］7月11日和7月15日，又在昆明相继枪杀民盟中央执委兼教育委员会副主委李公朴和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闻一多。民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政党。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是有原则有立场有风骨的。蒋介石本来企图以暗杀这种卑劣的特务手段使民盟屈服，没想到他这样做反而坚定了民盟反独裁反内战的立场。1946年7月21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明确宣告：“恰恰共产党的要求与民盟主张一样，也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并要求长期停战，用协商来解决军事政治各问题，这本是极正确的。”“任他如何利诱，如何威胁，我们为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之能实现，只坚守八个字：再接再厉，不屈不挠。”［40］这表明了民盟反对内战的严正立场，也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民盟继续坚持反内战反独裁，并且拒绝参加1946年11月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其处境也日益困难。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地方组织和民盟盟员只得转入地下斗争。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民盟原本希望自己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调处国共关系，避免内战发生，但蒋介石为了其独裁统治决意要发动内战，因而民盟自然就成为他内战与独裁的障碍，于是蒋千方百计地打击民盟，指责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蒋介石的这些所作所为，实际上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敌人，为中国共产党制造了一个可靠的同盟者。蒋介石的内战与独裁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才能保障其个人独裁，这就必须要排挤联合政府，也就是排挤包括共产党、民盟等民主党派在内的政党团体，而共产党和民盟的日益强大，又始终是其独裁统治的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因为共产党掌握有武装，必须用战争的方式去解决，于是就一意发动内战；民盟是真正的“文化团体”，其成员基本上是文化人，于是采取特务手段打压。这使民盟意识到唯有与共产党亲密合作，患难与共，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结语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本来是挽救国民党政治生命的一剂良药。经过抗日战争，共产党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大发展，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也因抗战而崛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仍不放弃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并且企图以战争的方式消灭共产党与人民军队。问题是，经过多年战争，人民真心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不再有战争了。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实际上把国民党带入了没有出路的死胡同。联合政府，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还只是“洗脸政策”。可是，“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41］。正因为蒋介石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上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不愿意“洗脸”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反而发动全面战争，中国共产党也只能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使蒋介石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如果接受这一主张，意味着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他本人也无法实行个人独裁，而没有了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就必将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这恰恰是蒋介石不愿意做的，他对中国的统治是建立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基础上的，他自然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而拒绝联合政府主张，又违背国人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政治的民意，将原本持中间立场的包括民盟在内的第三方面力量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为中国共产党制造出可靠的同盟军。1948年4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民主联合政府时，很快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是有内在联系的。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因此，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斗争中赢得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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