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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勇 李成明 |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
BSTRACT
摘要
面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不确定性增加，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中，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辩证统一的，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前提，而畅通国际大循环则是双循环的支撑和保障。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关键期，要以长期全局视角认识双循环的自主性和必然性，加快推进形成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重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进国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另一方面，稳步推进国际大循环，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动构建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从长远看，我国应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为重点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K
EYWORDS
关键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需体系；开放型经济
A
UTHOR
作者简介
董志勇（1969-），男，山东临朐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成明（1989-），男，山东莒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溯源：新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经历了多次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独立自主完成了早期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这一阶段主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改革开放后，在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我国逐渐形成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国际大循环逐渐占主导地位。但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早期工业化阶段（1949—1978）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不同于西方工业化过程，它们通过殖民剥削等方式完成早期原始资本积累，而中国只能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必然要面临从内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确立了“156项工程”，这些工程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条件，走上了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为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在“一五”期间实施了“一化三改”，并在全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支持全国工业化，形成以国家意志集中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形之手”主导的国内循环体系。从1949到1978年，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国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由7.9%提高到42.6%。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内，我国快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积累。1970年代初期，我国建立起种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某种意义上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而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日德等40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封锁和孤立局面，这又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从农村过度提取剩余和重工业偏向，我国工业结构和农业结构严重失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1978—198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在体制机制上，围绕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市场机制培育，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1]。具体来看，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自主性得以提升。一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农业经济蓬勃发展，仅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就比1979年提高了34%[2]。另一方面，农村改革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形成了城乡互动新格局，工业化从大城市开始扩展到乡镇农村。数据显示，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从2830万增加到接近9500万，到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上升到60%[3]，这为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无形之手”在国内循环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作用。但这一阶段中国的外储需求等日益提升，“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成为工作重点。（三）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形成（1988—2006）1987年10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研究员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1988年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要求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将把我国沿海开放地带推到国际市场上去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而且从根本上说，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浪潮。随后，我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放松了劳动力流动管制，且取消了票证制度，我国进入了货币化时期。随后，我国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并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峰值一度达到64%以上，中国占全球出口额比重由第7位跃居为第1位[5]，此时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下，我国逐渐跃居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双环流格局[6]。中国通过出口商品积累了大量外汇，由原来的外汇短缺和国民储蓄短缺变为高外储和高储蓄的国家，同时也造成了对外依赖度过高、国内经济严重失衡等问题。（四）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调整（2006—2020）由于经济高度对外依赖，中国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格局弊端逐渐凸显。而且，国内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口老龄化，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原有发展格局难以为继。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进入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期。金融危机后，全球生产过剩，我国对外出口受到冲击。由于内需难以短期自发形成，我国紧急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开始加快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转向内循环为主的模式。2011年“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调“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但财政刺激下的内循环马上就带来了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等问题，到2016年重化工业几乎全部进入产能过剩。我国又适时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在“补短板”和“降成本”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止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1.9%，但依然远高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这一阶段，我国逐步转向内循环，但“负债——投资”模式并不可持续，长期发展还有赖于形成市场长效机制，而且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发展格局。
（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立（2020—）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关注“补短板”。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进一步阐释了双循环的基本内涵。随后，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央已着力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而且还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RCEP协定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指导思路，对“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选择的动因分析
通过双循环的历史溯源发现，发展格局调整的本质是基于国际国内矛盾和中国发展现实作出的长期战略选择。改革和开放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在开放红利较高时期，我国应重点推进对外开放，而在开放红利较弱时期，应重点推动国内改革。从当前来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对外开放格局较好，而且长期发展向好的趋势没有变，具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基础条件。而且，疫情冲击和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压力增大，这一变化使得我国加快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为迫切。（一）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变化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原因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强调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并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高增长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杠杆。而且，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长期处于0.4以上，长期高于世界银行的警戒线。另一方面，关键技术缺乏、地区发展失衡、城乡二元结构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有重大进展，但成本问题和短板问题依然是摆在眼前的长期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格局重要性日益凸显，也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也进入了“瓶颈期”。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提升本国价值，才能在全球化中获得更大的合作空间，而这正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全球经济失衡长期积累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外在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以美国贸易逆差为特征的全球失衡愈演愈烈，长期失衡在经济体之间、经济主体之间不断积累，全球失衡在存量上正接近其可能上限，各国在寻求再平衡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近年来，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尤其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处于下降状态，但这并没有缓解美国失衡问题[7]。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由此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逆全球化等问题。同时，全球失衡加剧全球财富不平等，发达国家处在全球价值链顶端位置攫取多数利润，发展中国家承受污染等环境问题但仅获得较低收益。全球前10%的人群已占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且不平等还在扩大[8]。全球收入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抑制了全球总需求，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的外需疲软。对外开放边际收益减弱导致原有对外开放红利减退，并面临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中国需要新的开放思路。在全球化受阻，国内改革红利相对提升，反思结构性问题，促使国内改革加速更具现实性。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开放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需要牢牢把握开放的主动权，实现渐进稳步推进。只有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质量和吸引力，才能够把握主动，更好融入国际市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经济的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三）良好的国内经济基本面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经过7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当前，我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且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前提。截至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达28%以上，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9]。另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缓解，中国经济韧性增强。而且，我国近年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创新能力逐年攀升，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全球价值链中稳步攀升，对外依赖性相对减弱。中国对外开放格局较好，自贸区（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稳步推进，国际大循环开局良好。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多数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衰退，而我国基于疫情控制的扎实基础，已经在2020年第二季度实现经济正增长，中国经济“转正”说明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而且，在应对疫情冲击中，中国没有像其他经济体那样大规模长期“放水”，当下仍具有较多政策工具和较大的政策空间，具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外部环境变化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当前，全球正处在公共卫生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风险叠加中，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变化，也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加剧。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起贸易战，中美贸易摩擦逐渐从全面围堵转向重点打击，尤其针对中国的科技企业。二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层面，我国经济遭到直接冲击，尤其服务业冲击较为严重，国内供应链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疫情防控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但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市场信心受到影响。国际层面，全球供应链都受到极大冲击，全球经济较长一段时间难以恢复，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放大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疫情，畅通国内大循环变得更为迫切。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阐释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面对外开放的主动选择。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的是掌握中长期发展主动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更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并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带动全球经济走向繁荣。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之间是辩证统一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是主体，要求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为了更好融入并带动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国际大循环是支撑，通过国际大循环能够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大空间和更多动力。因而，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掌握主动实现国际大循环的前提，而畅通国际大循环是加快实现国内大循环的保障，最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1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终归宿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价值实现，基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带来的强劲增长动力，带动全球经济走出深度衰退的泥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新全球化浪潮。同时，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也会反过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真正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二）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是主体，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中长期的工作重心，是要集中力量重点做好的事。要求重点完善内需体系和推动创新，消除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存在的扭曲和梗阻问题，实现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相互促进。在生产方面，关键在于“补短板”。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面对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中国需要加快“补短板”，摆脱“卡脖子”问题，这既要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又要求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引进更多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在分配方面，关键在于“强能力”。我国虽然近年来收入差距有所缓解，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中国仍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内需的基础在于收入，有收入才有持续消费能力，消费能力不足限制了中国内需空间，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成为完善内需的重中之重。在流通方面，关键在于“降成本”。这就要求在隐性成本和显形成本上同时发力，既要注重市场建设和制度供给，降低隐性制度成本，又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通成本。在消费方面，关键在于“提意愿”。完善内需体系意味着人民不仅要具有消费能力，同样需要具有消费意愿。中国长期存在高储蓄，消费意愿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这就要求我国重点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让居民“放心”消费。在双循环中完善内需体系与过去强调的扩大内需具有本质区别，当下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完善内需体系更注重需求的结构，强调市场主体的活力，居民消费主导而非政府主导拉动，需要制度供给实现结构性改革，释放长期发展红利；而过去强调的扩大内需更多是需求管理的层面，强调财政政策等政策工具作用，是通过政府投资和政府购买的方式管理需求，刺激经济，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可以应对外部冲击，但并不能解决发展中的长期问题。（三）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掌握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球化逆潮中，国内大循环为主不是“闭关锁国”，不是对外脱钩，恰恰相反，而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主动选择。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局面，就要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推动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其关键在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实力和吸引力。从需求方面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释放国内经济与消费潜力，做大经济“蛋糕”，不断完善内需体系，提高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以更高水平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开拓国际市场，带动中国资本和产品走出去。在供给方面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同时，通过国际大循环引进更多先进技术，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动力，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需要转变开放方式，更好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一方面，基于内循环的畅通，未来将更具长期增长动力，直接推动中国各层次国际化水平，尤其为金融对外开放奠定良好基础。基于此，人民币资产也将具有高收益率高独立性特征，人民币资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提高，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以本币主导的资本账户开放。另一方面，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以降低对外依赖，具有更强的经济韧性应对外部冲击，为国际大循环提供稳定“锚”，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推动形成全球治理新格局。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导向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面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并稳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一方面，把握“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但也不能忽视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两种资源。（一）正确把握双循环要义，以长期全局视角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选择的自主性和必然性在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既要理解其基本内涵，把握其必然性和长期性，同时要厘清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与过去相关概念的差异，应放在中国长期发展蓝图和全球长期发展趋势大背景下考察。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其精髓要义，尤其是要认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体现的是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而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坚决防止在操作和执行层面，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片面理解为“主要依靠国内大循环”，将“注重国内循环”异化为“忽视国际循环”。同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选择不是对外部冲击的临时应对，而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长期主动选择。一方面，贸易冲突虽然表现为突然事件，但这是全球失衡长期积累的结果，失衡的长期性决定了摩擦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矛盾所决定的，当前遇到的问题是中长期的问题，必然需要中长期的战略指导。因而，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政策当局应保持战略定力，在措施上避免过多临时的政策应对，更要避免临时政策的长期化，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中长期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形成长效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过去相关概念差异，是被动接受与主动选择的差异。过去强调国内经济循环多从需求管理角度切入，更多是政策层面的短期调节，是被动应对外部冲击做出的政策选择，而当下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于长期制度供给，落脚点是结构性改革，是主动的制度建设。在国际大循环方面，过去我国也是被动融入全球化过程，这里的被动是中国对国际治理规则具有较少的话语权，只能去适应国际规则，在“霸王条款”下中国几乎没有选择空间。而当下国际大循环更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权，这是主动选择全球化过程，因而中国的国际大循环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化走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终指向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将从过去全球化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从全球化跟随者逐渐转变为全球化引领者。（二）重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国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结构性改革是核心，要求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同步推进，重点做好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建设、市场制度建设和创新驱动，推动国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从需求侧来看，要建立完善的内需体系既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又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需求侧改革的目标是推动消费升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收入分配调节，相对于征税等二次分配政策，禀赋平等更为重要，应转变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导向，将改革重点放在初次分配的公平上，进而通过二次分配进行调节。在初次分配方面，关键在于机会均等和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一方面，要强化市场建设，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应注重前期干预，如加大落后地区教育投入力度，重点“扶志”和“扶智”。另一方面，应有效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我国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更有赖于人才和知识，也要求我们改变过度“亲资本”政策导向。在二次分配方面，通过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机制，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推出促进贫困地方发展且缩小差距的财政政策，如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为经济提供内在动力[11]。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深化医疗、养老、教育等多领域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通城乡壁垒，加快向消费社会转型。从供给侧来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既要降低市场成本盘活存量，又要提升创新能力拓展增量。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深入推进现代市场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消除市场扭曲，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金融市场改革。一方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业竞争机制，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发挥金融体制改革的先导性作用，形成以金融改革促科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尤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竞争中性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12]，激发市场活力。创新驱动既有赖于制度建设，也有赖于投入力度。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集中力量补短板，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二要完善创新体制，提高我国技术转化能力，既需要建立连接技术和产业的孵化基地，又要重点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创新的能力。如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让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科技企业优先登陆科创板。我们也要看到，政府应更好发挥其引导调节作用，并转变服务方式。一方面，发挥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领域的协调功能，加大对内开放，将市场“孤岛”连片为统一大市场，同时在面对外部冲击加剧时，协调国内企业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加快对经济失衡的调节，深入推进国内经济各层次再平衡，尤其是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鼓励农民工创业，尤其应做好农村领域的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民财产收入，让农村领域的改革红利真正让农民受益。同时，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发挥东部沿海带动作用，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发展格局。（三）稳步推进国际大循环，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动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大循环的形成也依赖于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我国需要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应从过去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重点做好自贸区（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自贸区（港）建设方面，关键在于探索对外开放新体制机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模式，拓展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在深度方面，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区（港），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搭建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营商环境，通过“降成本”吸引高质量外资，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打造战略新兴产业、先进设备制造等国际前沿产业集群，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大循环“补短板”。在广度层面，不断积累自贸区（港）建设经验，以自由贸易区（港）制度体系为基础，适时推广经验模式，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方面，除了国内各领域改革外，关键在于推进本币主导下的渐进金融开放，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完善汇率制度，统筹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是联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枢纽，我国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协调好短期政策调节和长期制度供给。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中国依然需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一定程度资本管制，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影响国内大循环。但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必然要走向自由浮动，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国际大循环的内在要求。既要防止短期应对长期化，影响制度建设，又要统筹好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建设和双向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新发展格局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适应，决定了金融对外开放是本币主导还是外币主导。我国要掌握开放主动权，就要以本币主导统筹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全球化过程是资源与货币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循环过程，中国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一方面要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另一方面要具有一种能够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货币。好的治理是国际货币信心来源，人民币的独立性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应逐渐摆脱人民币底层资产对美元的依赖，增强央行独立性，创新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结构，重点建设国内债券市场。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中国国内大循环畅通程度，取决于中国经济规模和质量[12]。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应本着从局部到总体的思路，首先基于人民币在亚洲的吸引力，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也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然后再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广度和深度。同时，面向离岸人民币开放境内金融市场，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为重点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从长远看，全球化依然是大势所趋，这就需要另辟蹊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以国内大循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并通过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国际经济大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进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应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依托，应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适时提出全球治理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为重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处理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中长期选择，也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在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3]。一方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会变，在美国逆全球化政策下，当前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多边贸易体系、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更具现实性。我国应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REC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促进区域贸易的谈判，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处理国际问题。同时，也应从国际社会的新变化新需要出发，注重多边组织建设。近年来中国推动区域多边组织建设初见成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等国际化组织建设在经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长远看，随着技术发展，未来的全球经济必然深度融合。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螺旋上升过程，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推动中国走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必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这就需要研究适应“一带一路”倡议、适应经济全球化融合发展趋势的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和安排，提出关于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13]，以优化国际治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全球化真正普惠全球大众，引领新全球化浪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直接决定了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也决定了全球经济格局和人类发展走向。只有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才能有充分的经济实力把握主动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一条需要长期坚持的道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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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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