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时代（注：“全新世”地质年代大约在12000年前开始，其特点是具有相对稳定和温和的气候环境条件，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这一阶段人类发展对气候、地质条件，以及生态系统影响较小。随着人类活动对气候、地质条件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愈发明显，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将“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地质年代引入地理学，特指“全新世”地质年代之后的新地质年代。实际上，“人类世”并无确切的开始日期，但通常人们认为它始于工业革命时期。截至2018年2月，“美国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盟”尚未正式批准把这一术语作为一个公认的地质年代划分。），城市已成为一个不断生成和变动的概念。著名地理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就是全球的城市化”。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100亿，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将在城市居住[1]。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驱动下的城市化进程既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激发的原因、场合和手段，也成为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2]。20世纪90年代末，英美社会出现一种把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用于城市研究的趋势，并由此产生一门新的分支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Urban Political Ecology），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并融合环境正义、后殖民主义、城市研究，以及社会文化批判和生态女性主义等理论，成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批判理论，正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根据对1994至2014年10年间《政治生态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所发表论文的统计，在27个主题中，以城市政治生态学为主题的发文量占据第六[3]。在西方社会，这一理论的重要先驱者有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人，主要理论代表包括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道（Erik Swyngedouw）、玛丽亚·凯卡（Maria Kaika）、美国学者尼克·海宁(Nick Heynen)、罗杰·凯尔（Roger Keil）、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瑞恩·霍利菲尔德（Ryan Holifield），以及加拿大学者凯伦·贝克（Karen Bakker）等人。相比之下，国内对于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相对薄弱。然而，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在地理学、政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地带不断地探索，尤为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空间生产理论，也有学者把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念融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之中。例如将它作为识别和分析中国空间治理危机和国土开发风险的重要视角[4]。本文试图探讨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诞生，其对于政治生态学的拓展，并以“社会自然”（socionature or socio-nature）为例讨论城市政治生态学对西方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反思。
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学界便出现生态学与政治学逐渐交融的倾向。1968年，英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同年，美国学者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出版畅销书《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专门讨论人口过剩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又出版著作《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这些著述试图反思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在无止境地追求经济和效益，却忽视了环境的承载力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面对气候的变暖、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枯竭等危机，人类必须思考未来将如何生存的问题。“政治生态学”一词最早由美国生态学家弗兰克·索恩（Frank Thone）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后被其他学者采用，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1974年，德国学者H.M.恩岑斯贝格尔（H.M. Enzensberger）用这一概念批评当时的生态学研究忽视政治性的“中立”立场，这种批评准确地把握到生态学与政治学发展交融的倾向，促进了政治生态学的诞生[5]。20世纪70至80年代，政治生态学迅速兴起。1987年，英国地理学家P. 布雷基（P. Blaikie）和H.布鲁克菲尔德（H. Brookfield）在研究土壤侵蚀问题时对政治生态学作出界定：“（政治生态学）把生态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点结合起来，包括社会与土地资源之间，以及社会内部各阶级与群体之间不断变化的辩证法。”[6]在他们看来，农村环境退化是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而不是如同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那样是自然原因导致的。作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城市政治生态学主要在两种理论背景下产生：一是当时的政治生态学和城市研究缺乏对于社会—自然复杂互动问题的关注和新阐释，依旧延续城市与自然的“二元论”，而后者却无力解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二是西方社会城市化进程已导致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亟须有深度的、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分析理论，既有的环境正义等理论也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首先，依据传统政治生态学理论，城市与自然是二元对立的[7]。在城市中，人类把自己视为一种有特定空间组织社会形式的、具备智能的生物，而这种“智力工作”和“智力生活”便使城市成为一种“非自然”[8]。由于早期政治生态学理论限制了自身的研究对象，相应地，也“忽视”了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复杂的问题，人们难以意识到城市在政治生态学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全球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生态学的研究重心也开始向人口稠密地区偏移，由此产生的城市政治生态学认为城市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是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第二自然”（注：第二自然的定义最早来源于罗马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认为城市代表了第二自然，象征着人类社会力量从自然中的分离，是一种人类战胜自然的胜利。列斐伏尔也对第二自然进行了界定，认为第二自然代表了被摧毁的自然在城镇和城市层面的重建，是一种空间的生产，城市代表了所有社会存在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或者中心性（centrality）。史密斯则认为，第二自然的定义本身也反映出社会与自然本身的不可分离性，他的这一观点在当代城市生态学理论中较有影响。）。因而，我们更应当关注城市环境的生成，关注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和生态配置，社会—自然互动的进程，以及这些配置和进程如何产生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即由谁来、为谁获得何种资源、作出什么决定，如何决定，以及这些决定中谁受益和谁受损等问题。城市政治生态学也拓展了传统城市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以往的城市研究将城市景观和基础设施视为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过程，然而，这种认识仅仅将城市描述为一种能够自我维系的存在，认为它最终可以在更大的贸易和经济网络中形成一个节点。在“人类世”时代，人类与自己所栖居星球之间的关系却发生根本性变化，全球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从时空维度触及更深层和复杂的自然进程，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已经改变地球最基本的物理和生态过程。其次，在城市政治学诞生前，也有一些基于自由主义的理论，例如环境正义理论也试图解释和批评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但由于它们无法跳出“自由主义”窠臼，因而也无法凸显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批判性思维。例如，环境正义理论围绕着环境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基于人与环境的互动讨论社会正义问题，也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为维度进行研究，把这些维度与生态破坏的不正义分布关联起来。然而，与城市政治生态学相比，环境正义理论根植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倡导的正义主要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更倾向于围绕着不同案例进行孤立和静态的描述。
城市政治生态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6年，斯温格道发表《作为杂合体的城市：论自然，社会和赛博格的城市化》（The City As a Hybrid: On Nature, Society and Cyborg Urbanization）一文，被学界普遍认为标志着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诞生，文中首次提出“城市政治生态学”概念，强调“在城市中，社会与自然、表征（representation）与存在（being）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且无限联系的，但同时这种被称作城市社会与自然杂合的‘东西’充满了矛盾、紧张和冲突……仅仅在过去几年里，在生态思想、政治经济、城市研究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之间才开始出现和解迹象。这可能会是一种新的、更丰富的城市生态或城市政治生态的酵母”[9]。也有学者补充说，城市政治生态学也同时诞生于其他学术讨论中，例如在对城市之外的、与人类文化完全分离的理想自然概念的分析中，以及世纪之交对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都包含有城市政治生态学思想[1]。此外，已在西方学者中获得共识的观点是：哈维和斯温格道等人为城市政治生态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与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劳动力，信息和社会力量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因素和关联与生物和化学物质循环一道构成维持人类城市生活的新陈代谢。城市所独有的社会和物理环境实际上是这些物质与社会新陈代谢循环过程的产物，这些过程嵌套着复杂和不平等权力关系，构成了生态环境的政治性。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着社会与环境的不正义和各种矛盾冲突。
作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分支，城市政治生态学从思想脉络、研究主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四个方面拓展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与深度。从思想脉络上看，西方社会政治生态学的兴起得益于两种思潮：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主义和70年代对于人口过度增长及增长极限问题的广泛讨论。为应对这种局面，政治生态学主要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建立在历史和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及其关系基础之上；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不断从自然和劳动过程中压榨剩余价值，这必然会导致阻碍增长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是不断提高生产力和加剧剥削。政治生态学认为，自然资源的配置和环境变化具有科学实证研究所无法揭示的政治意义。与之相应，城市政治生态学也赞成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提出新的概念。例如1970年，列斐伏尔提出“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概念，强调当今社会已经完全城市化了，城市社会便是在这种完全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10]。哈维追随列斐伏尔的这一理论将城市视为资本主义生存的时空场所，强调应当以多维度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和环境不正义问题，把这些不正义当作城市政治生态学关注和批判的对象[10]。城市政治生态学后来的发展也不断继承和发展哈维的这些论断，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意识到孤立地解读有关时间和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政治学和地理学术语是不够的，还应当考察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涉及的阶级、种族、性别冲突和斗争，并对在这其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群体做出追求社会正义的政治承诺。从研究主题上看，政治生态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大多局限在农业政治经济问题，而城市政治生态学则以城市为基础开展研究。由于自然资源通常位于非人口密集的区域，因此政治生态学主要关注农村和农业环境，例如在北半球，主要关注农业政治经济、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和自然资源管理等问题。而在南半球，由于殖民地发展的历史，政治生态学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农村自然资源与土地控制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城市政治生态学则着眼于研究城市和城市新陈代谢进程中的人类、种族和阶级围绕着自然资源分配产生的冲突，压迫和斗争问题，提出一系列有开创性的观点。进入21世纪以来，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思潮对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使其出现“第二次浪潮”（The Second Wave），研究主题开始向微观的日常生活维度和向地球南部地区的非洲或南亚等地区偏移[11]。从研究思路上看，政治生态学和城市政治生态学都致力于将地理、环境和生态过程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发展联系起来，揭示后者如何深刻地塑造着前者。城市政治生态学更倾向于研究环境和生态问题背后隐藏的成本、后果和差异化的权力系谱，将城市作为商品消费、物质流动和政治权力建构的中心，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工具考察这些消费、流动和建构之间的具体关系。“如果政治生态学的一部分研究内容是围绕着自然资源控制而产生的政治冲突”，那么城市政治生态学则旨在“提高社会环境建设的民主内容”，其追求目标是“更公平的社会权力分配和更包容的自然生产模式。”[12]因此，城市政治生态学更具有批判性，是融合生态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批判理论的产物。这也使得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社会城市管理者愈发地重视这一理论在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政治生态学与城市政治生态学都认同一种观点：自然社会关系中的某些重要元素无法通过传统的科学经验主义方法来获取[11]。二者共同质疑以往的环境科学实证研究方法，主张转向历史和社会维度，通过考察发生在具体地点的、拥有历史沉淀的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以及所伴随的环境实践来看待事物，要求在具体实践中，把深度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以及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多个不同层级变量的相互嵌套和影响。
社会自然是城市政治生态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根据《牛津地理学词典》，社会自然意指：“由社会创造的生态系统和生产出来的自然，宣称社会关系本质上是生态的，生态关系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13]这一概念试图把社会与自然整合起来，把二者视为具有不可分离性的完整概念，据此讨论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性和杂合性、社会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以及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一）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性和杂合性社会自然概念首先强调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性（unity of socio-nature）和杂合性（hybridity），例如斯温格道等人把社会自然视为由历史和地理生产出来的一种具有社会和物质双重属性的建构物（socio-physical constructions）[14]，而这里的“自然”是一个非预先给定的，且人为建构的概念，其中必然包括深刻的政治内涵。依据社会自然概念，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性就是二者的“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和一体性，这一视角把城市政治生态学与传统的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二元论”区分开来。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一直存在把社会与自然、社会学与生物学分离开来的倾向，这使得社会学理论与环境事务之间一直无法有机地融合起来，导致一种社会与自然的“二元论”。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我”与“他者”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分离的实体。基于这种简单化和单向化的理解，资本主义宣称可以通过自由市场和货币实现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理想。而且，这种逻辑又使工具主义自然观合理化了，导致人们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转化成对稀缺自然资源分配问题，造成一系列破坏性后果。人类在资本利益驱动下对自然进行肆意掠夺。自然也简单地成为被人利用的一个对象，一个功利的事件[15]。21世纪以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社会与自然是分离的，人类活动为何能对“自然”世界造成如此重大的灾难性改变[16]？气候变化问题无疑体现出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的深刻影响，社会与自然区分的“二元论”显然是错误的。既然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相互建构的，那么二者也应当都具有可塑造性和可转化性，并在互相转化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塑造彼此。杂合性是一种把社会和自然统一起来的力量。城市政治生态学主要通过两个概念——拟客体（quasi-objects）和赛博格（cyborg）来讨论社会与自然的杂合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提出了拟客体概念，并由法国社会学家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进一步发扬光大。拉图尔认为，拟客体是一种介于自然/社会二元论两极之间的状态，就自然一极来说，拟客体比自然对人类社会生物、化学、物理等科学力量的塑造更具有社会性、人为的构建性和关系的同体性，而就社会一极而言，拟客体并非是社会向自然投射的内容，而是一种更具有实体性、非人类性和客观性的存在[17]。换句话说，作为主体的社会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我们讨论自然时需要考虑自然本身所具备的科学属性，以及为了讨论自然和与自然建立联系而赋予或向自然投射的社会性。赛博格一词最早是由控制论专家曼弗雷德·克莱恩（Manfred Clynes）和内森·S.克莱恩于（Nathan S. Kline）于1960年提出的，用来形容依赖某种人工组建或技术集成而恢复或增强了能力的生物体。在科幻小说中，赛博格被广泛指代机械和生物杂合的有机体。这一概念后被女性主义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引入女性主义科技哲学。在她看来，在赛博格时代，政治主体已经发生变化，具有复杂性和杂合性等重要特征。同时，女性主义也用赛博格视角理解被性别化了的身体，认为身体不是单一的生物组织，或是男性或者女性，而是一种社会与生物复杂融合的产物。城市政治生态学借鉴了这些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新陈代谢作为一种社会与自然的杂合进程塑造了城市，使其成为一种杂合集成（hybrid assemblages），城市本质上是多样化的异质实体（heterogeneous entities），这种杂合集成的内部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正在成为一个由自然、社会，技术和文化共同构成的赛博格世界。依据社会自然概念，城市已经转变为一种复杂的杂合集成，城市化在这种杂合集成过程中不断地流动和变革，构成一个“现代生活的漩涡”（the vortexes of modern life）。（二）社会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社会自然概念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创造过程视为新陈代谢的过程，并以城市为例讨论这一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纲》及其他晚期经济学著作中，曾以“新陈代谢”概念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再生产需求关系，美国学者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借用这一新陈代谢概念分析西方社会城市化进程，强调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生产力下降，城市排泄物和垃圾积累导致人类与土地之间新陈代谢互动的断裂，即“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18]。英国学者马修·甘迪（Matthew Gandy）也认为，城市新陈代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卫生城市的建立，这些城市已经通过循环管道将城市的新陈代谢与生物化学代谢联系起来[19]。这些观点都赋予新陈代谢以生态和社会的双重含义，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新陈代谢视为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对于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来说，新陈代谢也是西方社会城市化的文化和价值符号。例如史密斯认为，新陈代谢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进程，不仅指物质代谢和空间塑造，也代表着物质、价值及其表征在社会自然中如同漩涡般的不断循环[20]。斯温格道也强调，作为赛博格世界的城市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权力不平等关系，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等学科的协同进行研究，使我们能够同时以符号和物质、社会与自然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和自然[9]。
（三）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城市政治生态学也通过“社会自然”概念解释城市的新陈代谢过程。哈维等人借鉴女性主义的“关系辩证法”（relational dialectics）阐释城市空间。他们指出，城市的“社会—空间和政治—经济”不仅具有不断变化的流动性，处于流动性中的日常生活物质、制度、话语和思想也具有永久性（permanence），后者构成历史和地理辩证法的基础[21]。既然城市是商品消费和政治权力流动的场所，这两者便在城市里形成独特的社会和空间物质流动，以及仅仅属于城市空间场所的永久性。这种辩证思维使社会与自然关系体现出三个辩证唯物论特征：第一，社会劳动中人类与自然形成互动。在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这种互动过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入口——物质生产劳动过程塑造物质生产劳动者，后者也同时塑造前者。第二，自然的新陈代谢本身铸造了由劳动者构成的社会，由于它也同时源于劳动过程的变化和积累，因此这种新陈代谢本身对社会的铸造也成就了自然对自身的“再生产”[20]。第三，在特定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关于社会与自然的知识和观念不断地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及其表征，社会和权力关系趋于合理化，反过来也可以证明何种社会安排更具有合理性[22]。
作为西方政治生态学发展的一种新理论，城市生态政治学试图反思和批评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一理论可以为我们带来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第一，城市政治生态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为指导，结合生态学、环境正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理论，跨学科打造不同的概念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打破传统学科关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二元论”，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与地理，尤其是权力关系动态变化结构中提出“社会自然”等概念，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分析当代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它不仅可以为认知社会与自然关系提供新视角，也可以为城市规划和治理提供新的理论框架。第二，城市政治生态学不仅在认知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提供新视角，也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不同尺度下城市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与自然互动矛盾与冲突提供思路和启示。全球城市化过程正在经历双向的“尺度重构”，向上的尺度是走向“全球城市化”，将跨国公司由一国扩张为多国，并集聚在少数几个门户城市，构建了以城市为纽带的物质、劳动力、知识和价值流动网络；向下的尺度则走向“城市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商品乃至包括水、空气和土壤在内的环境物品的消费和这些消费所联系的政治—经济活动、制度、话语和思想，在城市形成了独特的流动性和永久性。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全球城市化”过程之中，并且随着公民意识的提高，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参与也越来越多。城市政治生态学以城市自身独特的尺度特点为维度研究全球层面和日常层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及隐藏在这些危机和模式背后的人对自然环境、人对人的剥削等重要课题。在形成和建构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和平发展的政治格局中，城市政治生态学可以提供独特的理论和分析视角。第三，城市政治生态学关注的主题——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课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关注和反思的问题。因而，发展以城市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在中国不仅有推动相关学科创新发展的理论意义，也具有保护“绿水青山”、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发展的现实意义。同时，城市政治生态学与中国城市研究重视城市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等主题密切相关。这些研究不仅可用于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全球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 [参考文献]
[1]Anne Rademacher,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4, No. 1, 2015, pp. 137-152.
[2]Henri Lefebvre, Dissolving City, Planetary Metamorphosi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32, No. 2, 2014, pp. 203-205.
[3][6]Bryant Raymond L(Ed).,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p.36, p.402.
[4]魏成等.基于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的规划制度重塑与展望——从“多规演义”到“大部制”国土空间规划[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8，（10）.
[5]Perreault Tom, Gavin Bridge, and James McCarthy,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4.
[7]Roger Keil, Progress Report—urban Political Ecology, Urban Geography, Vol. 26, No. 7, 2005, pp. 640-651.
[8]Margaret Fitzsimmons, The Matter of Nature, Antipode, Vol. 21, No. 2, 1989, pp. 106-120.
[9]Erik Swyngedouw, The City as a Hybrid: On Nature, Society and Cyborg Urbaniz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7, No. 2, 1996, pp. 65-80.
[10]H.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1.
[11]Nik Heyne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I: The Urban Centur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38, No. 4, 2014, pp. 598-604.
[12][13]Susan Mayhew, A Dictionary of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61, p.459.
[14]Erik Swyngedouw, Maria Kaika, and ESTEBAN CASTRO, Urban Water: A Political-Ecology Perspective, Built Environment, Vol. 28, No. 2, 2002, pp. 124-137.
[15]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53.
[16]Neil Smith, Nature as Accumulation Strategy, Socialist register, Vol. 43, 2007, pp. 16-36.
[17][法]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M].刘鹏，等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63.
[18]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No. 2, 1999, pp. 366-405.
[19][20]Erik Swyngedouw, Maria Kaika, and Nick Heynen,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21, Foreword.
[21][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8.
[22]Barney Warf,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Los Angeles: Saga, 2006, 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