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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 付吉佐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孔子认识的变化与演进
BSTRACT
摘要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其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需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孔子及其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首先调整过于机械的阶级认知标准和否定孔子的态度；随后在市场经济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突出其“民族”属性及对国情和社会制度选择的深层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高度，给予孔子及其思想高度而科学的评价，并运用于治国理政。概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孔子的认识，实质是思考和解决孔子及其思想作为一种固有的文化形态如何融入、适应现代国家社会的问题。
EYWORDS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孔子；儒学；阶级标准；民族属性；治国理政
UTHOR
作者简介
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付吉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17ADJ005）。
一、突破简单化的阶级认知标准
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阶级”视角下，将儒学看作只是地主阶级的传统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传统，孔子只与他自己特定时代的特定阶级——周朝末期的没落阶级相联系。因此，“孔子给现代民族留下的只是他曾有过的历史作用，或者说他已不代表任何阶级：也就是说他与现在的历史活动无关”，孔子成为一个“既不受崇拜、也不遭贬斥的民族历史人物”[1]。然而，与列文森预想不同的是，孔子及其学说并未进入“历史博物馆”，“文革”爆发后孔子与儒学成为被激烈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孔子被妖魔化为“十足的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奸诈的政治骗子”“吸吮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注：参见大连红旗造船厂工人业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辽宁省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古代部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版。）等等。庞朴曾指出，“文革”时期对孔子的分析“往往是只突出思想同阶级斗争的关系，不大注意别的社会实践的作用；只惯于把各种形态的意识都看成是社会现象，不甚理会它们首先更是一种认识现象。因而在评价时，喜欢着眼于一个学说、一个原理以至一个命题的政治意义，不惜贬低甚至无视其科学意义”[2]。在此，庞朴从功能主义角度指出了孔子学说的两种面相：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性，即和阶级统治的关系；另一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属性，即孔子思想学说作为历史知识、作为精神结晶物的客观实存性。但“文革”中仅突出孔子及其思想的阶级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忽视甚至抹煞其知识性、思想性。因此，“文革”后中国共产党对孔子及其思想认识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由意识形态批判转向客观科学的人物和思想研究。饶有兴味的是，对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的“拨乱反正”也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教工作，在是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指出科学教育工作“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3]。与此同时，他多次提出要重新编写历史教材，而编写教材就必然涉及如何评价儒家尤其是“文革”时期杜撰的“儒法斗争”历史。对此，教育部将一份《关于中学历史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中央，建议“教材在春秋战国时期，要讲百家争鸣的内容，在讲述过程中，可以按历史事实，讲到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战国以后，地主阶级内部人物在思想上的斗争，不作儒法斗争处理”[4]。1978年3月9日，邓小平作出“拟原则同意”[5]的批示，这可以视为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初步尝试。1978年3月，“文革”后的第一版全国通用初中历史教科书对孔子的描述出现细微变化：虽然标题依然是“孔子的反动思想”（注：参见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但内文中“孔老二”等侮辱性称呼则取消了。5月，学界和理论界开始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伴随这场讨论而来的思想解放也体现在对孔子的认识评价中。7月18日《光明日报》刊发《孔子教育思想试评》一文。文章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认为其中有不少合乎人类认识规律的合理因素，因此应当进行一分为二地具体分析、批判继承。但文章依然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反动和保守的。此后不久，8月1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提出对孔子的政治思想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全面看待的观点。文章指出，孔子政治思想核心的“仁”，改变了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理念，在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文章还评价说，“孔子思想及其影响，无疑是中国过去文化中的重要成分，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时不能置之不顾的历史遗产”。文章发表后旋即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成为全面重评孔子的标志之一。1978年12月底出版的第二版全国通用初中历史教材与3月第一版教材相比，对孔子的评价出现重大变化：标题上，第一版的“孔子的反动思想”，变为第二版的“孔子的思想”，“反动”二字取消。内容上，对孔子思想核心“仁”的认识，由第一版的“是为维护奴隶制度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转变为肯定“仁”也有“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人民”（注：参见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12月第2版。）的含义在内。而且，第二版历史教材不再指摘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到1979年12月第三版教材时，介绍孔子的标题又变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而且在指出孔子思想的缺陷时，非客观历史性语词也消失了。如第二版教材中说孔子“极力赞美西周的奴隶制度，对封建变革的现实表现，表示强烈不满”，第三版教材中则删去了“极力”“强烈”等副词（注：参见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12月第3版。）。概言之，相较于1978年3月第一版教材对孔子以否定为主的评价，1978年12月底出版的第二版教材和1979年12月出版的第三版教材对孔子的评价转变为以肯定为主。对于这个转变过程，庞朴以1978年夏季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叫作“对于孔子毋庸评价的评价阶段”[6]。所谓“毋庸评价”，实际上是在一种彷徨、拿不准的状态下，取淡化、冷处理态度。在此种态度下，虽然有微妙变化，但过去的认识逻辑会延续下来，即主要从阶级和意识形态角度看待孔子。第二个阶段则从评价孔子的教育活动开始，发生了从“孔子的反动思想”到“孔子的思想”再到“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认知转变，不仅恢复了孔子应有的历史与文化地位，而且“敢于重新提出学术上的是非，把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7]。而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表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将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视作一种与阶级斗争相关的意识形态，而是首先把它看作一种可以作学术探讨的“科学知识”。此后，1984年9月在中央批复同意下，具有半官方色彩的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宗旨之一就是团结与组织全国学术界对孔子、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科学研究。1986年基金会又创办《孔子研究》期刊，名誉会长谷牧在发刊词中指出，《孔子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8]。另外，孔子学术研究还具有特殊的统战意义。1985年谷牧在谈孔子基金会问题时指出，“要同国际上有关的研究孔子的机构建立广泛的联系”，通过孔子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来开展友邻国家间的友好活动，搞统战工作”。他说，“中国重视孔子研究，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对我们的印象就会改变”。他还指出，“孔子不光是我们的，也是台湾的”，“过去台湾说我们把孔子都批了，现在我们尊重、保护古老文化传统，我们在政治上就主动了”，“对开展台湾的工作有好处，可促进祖国统一”[9]。概言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突破简单化、机械化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标准，对孔子的认识评价发生明显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先是允许、接着提倡和支持对于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学术研究，还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知识价值。原因很清楚，“文革”时期对待孔子与儒学的粗暴甚至谩骂态度绝非正常，理性、客观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才是常态。与此同时，在批判“四人帮”和反思“文革”的思想背景下，从党中央到理论界、知识界，较普遍地关注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问题。而孔子和儒学与这一传统的关系则千丝万缕，甚至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况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一度突出地强调这种关系并不断提醒人们对之保持高度警觉和批判态度。总之，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孔子与儒家的态度只能做到“拨乱反正”而不大可能有“创新性”举措。
二、突出“民族”属性和“民族”价值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孔子的主要变化在于突破简单化的阶级认知标准，开始正视其知识与学术价值，那么，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从政治和文化上对孔子和儒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再定位则愈行愈显。这里一个重要背景是“自由化”思潮不时泛起。“自由化”或曰“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表现为政治上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邓小平在1985年就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10]。作为一种思潮，“自由化”常常涉及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一般而言，由怀疑和否定现实，延展至否定历史、否定文化传统，或者聚焦并夸大历史与文化中存在的消极面、阴暗面，是其显见的逻辑。胡乔木曾批判说，“有些人提出‘全盘西化’，这实际上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口号”[11]。中宣部负责人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从对现实的否定，到否定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到否定我们党近七十年的历史，一直到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否定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否定历史也是为了否定现实，即否定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12]。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随着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如何在发展商品经济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日益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实际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对于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孔子与儒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持激烈的否定和批判态度，一直是知识界的主流，虽然也有“东方文化派”为中国传统文化“鼓与呼”，但终抵不过“尊西抑中”“崇西贬中”甚至全盘西化的大潮涌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早期的共产党人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或是积极参与者、追随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孔子与儒学自汉代以来就被历代王朝所尊奉，服务于宗法专制统治。当然，毛泽东等人也提出了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明确指出过孔孟也有真理，王阳明也有对的地方。但就主要倾向而言，特定时代特定革命任务决定了他们对孔子与儒学主要持批判与警惕的立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儒学维护的是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西学则高扬现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这种认识可谓根深蒂固于近现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现代化”等类似主题的学术讨论再度兴起，既有中国文化书院主张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对孔子、儒学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主要是学理上的，和具有政治意义的否定传统文化的“自由化”思潮不能画等号）。而所有这些讨论，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13]对此问题，1986年之后愈行愈显的“自由化”思潮的回答基本上是“全盘西化”，有人宣称，“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只有“在孔孟之道的废墟上”才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14]。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必然也必须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有明确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文化问题而是同时具有了政治意义。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提出了“中国文明的复兴”。其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历史新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与活力”（注：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178页。）。胡乔木阐释说，“中国曾经有过光辉的文明，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在新的条件下复兴中国文明”[15]。“复兴中国文明”，自然含有对中国传统文明主体——孔子及其思想的价值肯定，也明确了社会主义对中国古代文明所肩负的继承、发展任务。以提出“复兴中国文明”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孔子的态度再次发生明显变化：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编写的新教材，已经改变了一段时间来对孔子的彻底否定态度，但依然认为“孔子的思想，后来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注：参见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12月第2版。）。而1986年12月出版的历史教材，则在书中直接删除了“精神工具”的提法，表述为“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而且，评价孔子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较之前“思想家、教育家”的定性，加了一个“大”字（注：参见臧嵘、王宏志编：《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2版。）。更重要的是，1986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孔子与儒学的认识开始加强对其“民族”属性和意义的强调。1985年谷牧指出，“我们之所以重视孔子，仅仅出于他是个哲学家、教育家，他出在中国”，并评价孔子、儒学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1987年的评价则转变为“儒学是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结晶之一”。1989年再次肯定说，“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闪耀着绚丽多彩的光辉”[16]。从“中国文化遗产”的普适、中性评价，到“民族文化思想结晶之一”“民族文化主流”的倾向性价值肯定，这个认识的转变突出了孔子、儒学的“民族”属性和意义。
另外，与此前主要关注孔子、儒学的历史性学术性不同，这一时期开始强调它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1987年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谷牧提出“批判地继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优秀部分，同时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并使之有机融合”，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唯一正确的作法”。至1989年第三届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谷牧更进一步对中外文化的“主次”问题作出回答，他说，“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无疑应当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体。因为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它的国情，任何民族文化的变革，都不能离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17]。更具有标志意义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9年10月会见参加第三届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部分嘉宾时的讲话。江泽民特别指出了儒家文化对“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的培育作用。他说，“对于孔子的思想，应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下一代，许多民族优良传统，不仅是学术思想，还有许多其他优良传统，都需要继承、发扬。例如，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气节，是非常重要的”[18]。不久之后，199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首个专门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民族”属性和价值，进行了系统阐释。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起了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有着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19]。1994年10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儒学研讨会上，李瑞环又进一步肯定了孔子、儒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意义，他指出，“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20]。“文化价值转换同时也体现在词语和概念的转换之中”[21]，自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言说，之所以发生强调“民族”属性和价值的转变，其道理即在于此。1990年2月，江泽民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访问团时曾特别提到“中华民族”这个词，说这个词“比我们过去常讲的‘炎黄子孙’的概括性更强，它包括了我们国家的各个民族”[22]。确实，“中华”或“中华民族”概念具有特殊的内涵。1907年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曾对“中国”与“中华”两个概念作区分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在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23]。这个阐释揭示了中华民族与其固有文化之间的特殊关联，即中华民族因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而区别于他族。因此，江泽民在此次讲话中还特别突出了民族文化之于民族认同和团结统一的重要意义，他说，“民族文化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脉中，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的感情”，海峡两岸是同一个根脉[24]。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随着中国日趋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对立于激荡世界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我是谁”意义日趋重要，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意义日趋重要。民间的或由政府直接间接支持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项目、工程、活动等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展，这是就国内而言；就国际而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了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陷入低潮、面临空前制度考验。一方面是美国一极独大、资本主义强势，另一方面是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文明与制度的多样性呈现复杂面相。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政治”意义、“国际交往”作用愈来愈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并加以运用。这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的意义，一是对于中国外交理念尤其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意义，一是对于扩展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意义。例如，1993年江泽民访美时指出，世界各国因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发展经历不同，形成了多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而“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25]。在人权问题上，江泽民引用儒家“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仁者莫大于爱人”的思想解释说，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口大国的国情，决定了在中国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26]。再如，胡锦涛在一些外交场合，会从中华文化追求和平和谐的特质出发，阐释中国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和中国即使强大起来后也绝不会搞霸权而是恪守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贯立场。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表征发挥着日趋显著的文化交流与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作用。2004年第一所以孔子名字命名的“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此后迅速发展，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学堂[27]。这标志着孔子成为对外交往中增进西方世界理解中国的一张重要名片。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孔子及传统文化“民族”属性和意义的突出强调，实质上是对“中西文化差异”这个困扰和影响中国一百多年的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即以孔子为表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最主要的是“民族”或“地域”差异，而非优劣之别。有学者对此高度评价说，“民族”属性的发现和强调，“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提供了根本上的合法性”，而且“直接关乎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和实现”[28]。
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运用于治国理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的自信、文化是更根本更持久的力量的思想认识前提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视野出发，对孔子及其思想作出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对其当代价值寄予从未有过的厚望。自改革开放开启至80年代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发表过有关孔子、儒学的评价性讲话。1989年江泽民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评价了孔子和儒学，但他并没有出席当年举办的第三届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后逢“五”逢“十”的孔子诞辰纪念大会，都有党的高层领导与会，一般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注：1994年、199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参加孔子诞辰纪念大会；2004年、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参加孔子诞辰纪念大会。）。而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高度肯定孔子、儒学的讲话，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的。有学者评价说，这个举动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倾向的终结[29]。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更重要的是，虽然此前中央领导人有过对孔子、儒学的肯定性评价，但大多笼统且分散，而习近平总书记则高屋建瓴地进行了较系统全面、深入肌理的分析和评价。第一，强调孔子、儒学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突出孔子、儒学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他指出，儒家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0]。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时指出，孔子及儒学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这就深刻揭示了以孔子为表征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强调孔子、儒学对民族特性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与其他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31]。第三，阐释孔子、儒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应该说，如何认识孔子、儒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如何对待孔子、儒学的最重要因素。而自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与孔子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问题。1923年梁启超在《近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四十几年间中国思想界发生剧变，“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他的判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形成巨大影响，而且马克思与孔子在时人眼中形成了一种“竞争”状态。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将孙中山思想阐释为“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蒋介石曾宣称要用“仁”字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打倒中共不仁的邪说异端[32]。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当然，毛泽东也承认孔子、儒学中有积极的东西，但这“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33]。也即是说，在国共对立、国民党尊孔的情况下，毛泽东事实上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孔子，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即认为国民党所奉行的是“孔子主义”（注：李大钊较早地使用了“孔子主义”这个概念，如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在此，李大钊将“纲常名教”等同于“孔子主义”。虽然毛泽东在此并没有明确使用“孔子主义”的概念，但从语境中可知，他所提到的孔子，实质上是一种在“主义”层面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孔子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斥或对立的；第二是具体文化学说层面，在这一层面要对孔子和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两个层次相比较，显然意识形态层面的认识居于指导地位，而且这种认识一直持续下来，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改变。但是，关于孔子、儒学与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段时期以来没有得到明确。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社会对孔子的认识受长期以来批孔的影响极深、不易转变。2011年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前曾树起一座孔子塑像，但此后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起的“孔子雕像放在天安门广场是否合适”的辩论中，只有43票赞成，却有3048票反对[34]，不久孔子像就被移至室内。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关注孔子、儒学及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而且更进一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源的角度阐释其价值，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党成立100年、近代以来180年的奋斗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延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36]这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定位，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存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上的政治合法性。虽然文中没有明确提及孔子、儒学，但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孔子、儒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已经不言而喻。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源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大历史观视野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以更自信、更从容的态度看待孔子、儒学，并将其价值提升至治国理政的高度。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儒家的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思想，认为“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3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运用到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例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上，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涵养与借鉴作用，而儒学恰以“伦理中心主义”著称，在该方面的价值可谓首屈一指。由于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加之中国共产党在一个长时期内将儒学价值观视作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所以重估、借鉴儒学价值观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直至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理直气壮地提出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价值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3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39]。他经常论及儒家“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道德理念，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40]。再如，在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高频率强调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先锋模范，指出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41]。由此，他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内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精髓对于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的滋养、涵化作用，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42]。他经常提醒干部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慎独慎初慎微慎欲，讲良知、守信用，等等。从中不难看出对儒学价值理念、道德理念的创新性弘扬。对孔孟与儒学经典的直接引用亦时常出现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从“习近平用典”中可以看到，属于儒学范畴（儒学经典和儒家士大夫名言名句）的篇幅和频次最高。又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亦高度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孔子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来阐释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此外，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不时引用孔子与儒学经典来说明问题。实际上，不仅在治党治国问题上，而且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儒学内涵的人文思想、价值理念也得到创造性转化与运用。如果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那里已经开始运用儒学价值理念来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方针；那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这一路径的同时，又进一步主动地将之运用于国际问题治理。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挑战和难题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43]。在深刻洞察人类文明演进历史、准确研判世界格局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思想中汲取有益启迪，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指出这“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44]。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待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总体上是评价越来越全面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科学。在此，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会成为“新儒家”，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对孔子与儒学的评价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结果。像海外某些新儒家所言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正统，这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笼统地提出儒学复兴也是值得商榷的。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待孔子、儒学，其实是一个思考如何将传统融入、适应并促进现代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问题，尤其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特定价值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大会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作出了清晰阐释，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45]。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包括孔子与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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