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雄 赵黎 崔红志 | 跨村联建、村企共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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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建设质量关系到党在农村乃至全国执政根基的稳固。在新时代，不同地区积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形成以内生产业发展型、外生产业推动型、村企共建联建型和统筹整合发展型为代表的新型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与创新模式，体现出近年来基层党建的专业化、综合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实践能够为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提供新的组织资源，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广阔的行动空间，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组织创新。

作者：杜志雄，农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赵黎，通讯作者，社会科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红志，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 跨村联建；村企共建；基层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合作社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和路径研究”（19BJY146）。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建设质量关系到党在农村乃至全国执政根基的稳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部分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多次强调要加强基层组织力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1]。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了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总要求，并对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和系统安排。当前，我国农村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既需要党作出积极的现实回应，更需要有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一些地区积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不断探索构建完善一体化、区域化大党建格局，以开放、复合、多元为特征的党建共建、党建联建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模式。在实践发展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体现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行动优势，这充分彰显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分析和总结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模式与价值，对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加强和完善党对农村基层工作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实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驱动

1.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高位推动脱贫攻坚。为落实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帮扶举措，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大政方针到实施方案和工作细则，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体现了“高位推动”隐含的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优势，即运用党的政治权威来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省、市、县、乡、村 “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2]。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产业发展、基础建设、易地搬迁、健康扶贫、结对帮扶、人才培育等方面有效结合，形成因地制宜的党建扶贫模式，可以充分凝聚各方力量[3]。这一制度安排得以创生的原因在于，以党建促脱贫的工作机制将贫困治理、社会治理整合为一体，而这一工作机制内生于体制并依存于从中央到村庄的纵向体制贯通的政治逻辑，能够对体制障碍及负面效应作出回应[4]。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的贫困地区，将党建工作与脱贫攻坚任务双推进、形成“以党建促脱贫”的舆论氛围与社会共识，成为当地党委和政府农村贫困治理成效的关键策略[5]。将党建联建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的有效性在结对帮扶与社会扶贫方面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织保障。在开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是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的基本要求。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有效贯彻落实，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中责无旁贷，任重道远[6]。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模式应以乡村振兴为主旨，顺应新的要求[7]。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方式和途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8]。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向纵深发展，也需要建构协同创新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完善农村基层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群团组织架构，实现乡村基层治理结构转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织保障。

3.建立发挥财政投入资金效益的保障机制。在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而政府的资金扶持往往以行政村为单位下达，扶贫工作的开展也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然而，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改善等项目的实施，又通常超越了行政村的范围。这在客观上需要相邻村庄之间的联合与协作。这给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党建工作带来了挑战，相邻村庄的共同发展需要以联村党建来引领。通过党建共建、党建联建的跨村实践，可以为发挥财政投入资金的效益提供有效途径。

（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时代要求

1.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保障。如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线。调适与发展城乡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大主题和主线之一[9]。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调整城乡关系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十八大明确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到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0]。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在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为顺应这一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成为建立城乡资源相互流动机制的积极行动者与实践者。这对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过程中，为应对村庄空心化、农村老龄化、乡村文脉流失等挑战，推动城乡地位平等、城乡要素互动、城乡空间共融，需要探索基层党建的新途径。对此，有学者提出重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以解决农民诉求为导向开展党建和服务工作的必要性，以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11][12]。

2.实现城乡基层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基层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近年来，许多地区围绕加强和改善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积极开展实践创新，推动了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13]。在传统乡村基层组织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功能不分、乡村基层治理结构转型滞后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跨村联建可以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提升农民认知能力和发展能力的领导力量。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无论是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还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是要激发农民群众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自主能力和乡村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农民个体存在认知和发展能力的不足，特别是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这导致村庄发展面临各种现实困境[14]。因此，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以提升农民的认知能力和发展能力，在体现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同时，也是实现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基础。

（三）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需要与时俱进

1.基层党建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需要借力组织引领。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和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基层党建工作面临诸多问题。农村党员从业方式呈现多样化，党员流动性增强，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农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社会风险，这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15][16]。例如，部分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有待增强、干部队伍建设相对滞后、部分农村党员干部领导能力有待提高[17][18]。另外，农村思想价值迷茫与基层党组织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文化话语权[19]。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年龄结构整体上趋于老化，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难以发挥凝聚群众、引导群众的作用。

2.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有待强化，需要依托组织创新。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社会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综治维稳、消防安全等一票否决工作事项上，对如何增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缺少充分关注，未能系统谋划党建服务群众的方式和途径。一些基层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治理权威淡化、治理功能弱化以及治理创新力退化等问题[20]。以联村党建或跨村联建党组织等方式创新基层组织体系，是推动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乡村基层治理组织结构创新来强化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

3.村级集体经济薄弱，需要加强组织建设。经济市场化与社会物质化给集体主义价值观带来了冲击，物质化的价值观使集体利益观弱化。而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使得党建工作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2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权威[22]，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由于缺少服务群众的物质基础，部分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面临道路硬化、路灯安置、打井修渠等群众关切的现实问题时，只能向群众摊派费用，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23]。在部分地区，由于缺乏办公场所和经费，一些村庄的村委会大门常年关闭，干部流动办公，党组织工作流于形式。通过多元实践模式的党建共建、党建联建可以有效地把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有助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集聚广泛的力量与优势资源。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实践模式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创新发展从产生的动力和发生场域看是多元的，但整体而言，其与乡村产业发展联系更加紧密。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内生产业发展型

为探索因地制宜的产业发展道路，一些村庄依托村域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基层组织发展模式，采取“党建+产业协会”“党建+合作社”等方式，实现党建和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

1.党建引领，激发村庄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东部F省S村是革命老区重点村和库区移民村。1980年，由于当地池潭大坝关闸蓄水，当地村民就地迁高后，全村面临不通路、不通电、不通邮的“三不通”局面，成为省定贫困村。2004年，S村在村党组织带领下，先后组建渔业协会、家庭旅馆协会、游船协会，把当地村民组织起来发展旅游产业。村党组织充分利用核心景区资源，以“政府引导、能人带动、自愿入股”方式，先后组建渔业、游船、旅馆三大产业协会，实现了民居变民宿、捕鱼变渔业、渔船变游船；成立金湖渔业股份、大金湖航运等企业，形成了“党建+协会+公司+农户”的经营组织模式。三大产业协会按照统一规划建设、服务管理、收费标准、生产经营的运作机制，建立按股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的收益分配机制。在渔业协会起步阶段，村党组织积极协调政府、村集体、渔民各方关系，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隐患，引导村民平稳入会，增强了村民参与村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了本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2.跨村整合资源，建立产业增值收益共享机制。随着S村三大产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其运行也逐步从超越村域界限转向跨越镇域界限。三大产业协会带动沿库区周边村庄贫困户和贫困村共同发展，形成了资源共享、利益共赢的发展格局。为带动周边村庄贫困户脱贫致富，渔业协会于2015年进行第二轮增资扩股，以担保贷款、收益抵扣等方式引导贫困户入股，吸纳近1500名成员。这些成员遍布整个库区，涉及6个乡镇共18个村庄。截至2020年11月，该村三大产业协会已带动本村及沿库区周边乡镇共计20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为实现“强村带弱村”，游船协会于2017年与邻村党支部协商，由邻村集体入股协会。到2020年11月，该邻村村财收入累计增加6万余元。此外，2019年，S村借助中央、省级扶贫专项资金，吸纳两个相邻贫困村入股村财增收项目，按照保底抽成模式，两个贫困村村财收入每年增加2万-3万元，由此推动了跨区域村庄的资源整合、抱团发展。

（二）外生产业推动型

与内生产业发展型相比，外生产业推动型虽以促产业兴旺、经济发展为目标，但往往受村庄外部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层级力量的推动。这一实践模式通过整合联村资源、联镇资源甚至县市级资源，实现片区产业抱团发展，凸显出科层化治理的行为逻辑。

1.镇级党委牵头，实现联村合作发展产业。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东部S省Z市的乡镇党委积极探索联村发展模式，引领联建村抱团发展。Y县S镇推动党建基础较好、经济实力较强的B村与周边其他3个行政村组建片区，成立片区联村党委，开展区域化“大党建”。片区联村党委领办专业合作社，建设农业产业示范园区，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贫困户脱贫、村民致富的经济发展成效。Y县Y镇Z片区原先8个联建村地处同一流域，地缘相邻，资源相融。镇党委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为契机，组建联村党委。联村党委书记从镇机关党员干部中考察提名、民主选举产生，其他党委成员从联建村的党组织书记中选举产生。片区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实施薄弱村提升项目，片区各村集体收入大幅提升。目前，片区在原有8个联建村的基础上发展为15个联建村，成为全县“联村党建”推动产业振兴的先行样板区。

2.县级党委引领，推动跨镇域村庄抱团发展。东部Z省Y县以“地域互通、产业互动、功能互补”为原则，由市旅发中心牵头，推动位于旅游核心区的Y镇和F镇两个乡镇共同打造旅游小镇联合党委，以党建一体化推动区域发展一体化，实现了跨镇域范围的跨村联合。联合党委整合Y镇8个村和F镇3个村共11个村的党支部，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协调解决跨乡镇、跨区域联动问题，实现了资源互惠互利、设施共建共享的抱团式、共赢式、差异化发展。

（三）村企共建联建型

村企共建是推动社会扶贫的重要力量。村社和市场主体合作，通过创新组织形式、整合资源、共建项目，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促进村企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实现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发展目标。村企共建型党组织创新实践为党建促精准扶贫、促乡村振兴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实践中，村企共建型党建结对模式除了普遍存在的“一村一企”形式，还体现为“一村多企”“多村一企”等共建形式。

1.一村多企，打造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样板村庄。G省Q市H镇Y村是省定贫困村。为帮助贫困村尽快脱贫，作为帮扶单位的两家企业联手合作，在党建共建、脱贫攻坚、产业帮扶、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全面发力。其中，产业帮扶是重中之重。国企、民企两家企业进驻该村以来，坚持党建工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注重激发贫困村党支部活力，积极探索“党建+扶贫”模式。两家企业党委成立了一线扶贫党支部，建立村党建中心和党建结对共建基地，共同举办电工、月嫂、养老护理工、民宿管家、种桑养蚕等技能培训，为当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培训指导。此外，两家企业党委还帮助村党组织积极挖掘本地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保护开发革命战争时期的地下交通站、古商铺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和文物，为村庄量身打造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多村一企，形成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发展格局。为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党建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T省F市H村党总支、Q市L村党总支与帮扶企业党委开展党建结对共建，通过思想共融、扶贫共推、产业共振、人才共育，成为“党建一家人”。三方党建结对共建，充分发挥出两地的发展优势和企业的资源优势，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各方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基础上，“两村一企”深化交流培训机制、干部培育机制和党群互动机制，形成了“1+1+1＞3”的强大合力。三方的结合与合作促进了村庄和地区的发展。对于村庄而言，结对共建有助于发现各自优势，相互学习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治理改革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也有利于利用市场主体在市场信息、投入战略等方面的优势，开拓促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效益提升、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对于地区而言，一方面，有助于深化两地农业产业合作，加强两地农业产业项目对接；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区域交流，拓宽村企结对路径。

（四）统筹整合发展型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探索符合本村实际的基层组织运行机制和产业脱贫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联合、基础联建、产业联营、民生联动的区域化党建模式，促进了村庄“小组织”向片区“大组织”转变。区域化党建模式在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组与再造，体现出农村基层组织的变革与创新。

1.建立多层级主体参与联村发展的新型基层组织架构。F省S市从2017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跨村联建党组织”工作。该市综合考虑地域、亲缘、产业、文化等因素，在原有村级行政区划、村民自治主体、财务管理体制、目标考核奖惩、村干部职数配置和经济待遇“五个不变”前提下，以片区内的先进村或示范村为主导，由先进村或示范村联合周边薄弱村或贫困村成立联村党总支，联村党总支引领联村共同谋划区域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为选优配强班子，联村党总支书记由在群众中威信高、能力强、公道正派的党员能人担任，从乡镇选派骨干力量担任党总支第一书记或副书记，各联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党总支副书记或委员。结合村级组织换届，该市调整不适宜继续担任各联村党组织书记的人员。为健全联村发展的组织架构，探索片区同步发展道路，S市打破地域界限，成立片区联村团总支、妇女联合会、老年协会等联村群团组织，将片区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济组织纳入联村党总支组织体系中。

Z省Y县由县级或镇级党委牵头，整合县镇两级行政资源、村社基层治理资源、产业链资源，以党组织为主体组建联合党委，引领当地经济社会跨领域联合发展。为打造当地古窑遗址小镇，S街道党委引导核心村T村联合周边5个村党支部成立小镇联合党委。联合党委以产业发展为抓手，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为目标，着力促进村与村、村与企、村与民、民与企等不同利益相关方融合发展、合作共赢。联合党委吸收了一批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文创能人、行业协会成员等，组建小镇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下设治安巡逻队、平安宣传队、游客服务队、卫生保洁队等4支志愿者队伍。小镇以《自治公约》为基础，形成“网格提议、自治委员会商议、联合党委会决议”的三级议事制度，搭建起多元社会主体协商合作平台，着力调和小镇范围内各种矛盾纠纷，通过凝聚各方力量、整合资源，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小镇治理的积极性，实现片区资源统筹、民主协商、项目共建。

2.形成职责明确、高效有序的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为推动“跨村联建党组织”区域化党建工作，F省S市从2017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跨村联建党组织”工作。为有效推动区域化党建工作，该市建立联村党总支领导下的职责明确、高效有序的工作机制。在运行机制上，建立“总支+支部”联席会议、轮值议事等制度，按照“议题征集、集中研究、分层执行”的办法，合理决策联村重大事项，确保联村工作运转有序。在职责分工上，联村党总支在乡镇党委领导下，负责研究和制定联村产业布局和发展、村庄规划、公益事业、管理服务等重大问题，协调督促各联村的组织实施；联村群团组织在联村党总支领导下，负责政策宣传、公益事业管理、民俗事务、农村新风营造等工作；联村经济组织负责片区产业发展项目的策划设计、引进落实等工作，帮助解决各类经济组织的资金、用地、技术和产品销售等问题。“跨村联建党组织”区域化党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团结动员群众、领导基层治理、推动改革发展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实现联建片区以强带弱、强弱合作、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3.实现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等多元发展目标。以城乡融合为目标的区域党建联盟是近年来基层开展党建工作的一种创新模式。这种“区域化大党建”的发展模式通过联结县、乡镇、村等不同层级的辖区内的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主体，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型纽带，这有利于区域内的党组织形成“一盘棋”的工作格局，推动基层党建质量的提升和关系网络的发展。S市J县W镇X片区是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片区的集镇新村以跨乡镇多村混居为特点。为推动城乡融合、资源共享，该片区在W镇党委的推动下成立了区域党建联盟。联盟通过科学设置组织架构、建立运行机制，有效推动了片区联动。在组织架构上，由区域党建联盟成员单位成立党建联盟领导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分别由镇党委副书记和镇党委组织委员担任，成员包括来自核心社区、周边4个行政村以及片区内的两家企业的党支部书记。同时，该片区党委下设4个小区临时党支部，将其作为子联盟。在子联盟中，该社区建立社区党员网格化管理机制，将社区全体住户全部纳入网格管理，由党员志愿者或党员能人担任网格长，网格长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在运行机制上，区域党建联盟一方面推行“联席会议提议——联盟单位党员大会审议——村（居、企）代表会议通过——联席会议形成决议并组织实施”的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实现“要事联议”。另一方面，整合片区内村、社、企等各方力量，开展常态化的助老爱幼等联合性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实事联办”。片区联动促进了集镇新村居民逐步从农村村民向现代城市居民转变。从2014年开始，在区域党建联盟引领下，该地区实施了一批高质量新业态产业发展项目。区域党建联盟成为当地脱贫攻坚、产业兴旺和城乡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探索“党建联盟+村党组织+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创新性地建立“飞地”生态养殖产业扶贫机制，推动了片区特色产业格局的形成。集镇新村居民逐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业产业工人转变。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实践价值

准确认识并把握执政党的建设与国家建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关系机理，是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行动逻辑的基础。基于地方实践经验的分析表明，近年来，以开放多元为特征的区域化党建逐步成为重要的党建工作模式。农村基层新型党建组织结构和组织形态契合组织变迁的发展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的现实路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实践能够为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提供新的组织资源，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广阔的行动空间，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组织创新。

（一）党的基层组织创新引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不断向前推进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开始涌现。农村基层党组织从大局着眼，以区域协同、均衡发展为导向，通过党建引领、组织聚合，在制定联村型党建组织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提供公共服务、推动治理有效等方面提出发展目标和预期，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跨村联建党组织”整合村级组织资源，统筹谋划村庄建设、土地利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环境整治，实现了统筹兼顾、一体运作的区域联建发展。对此，有学者认为，“跨村联建”党建模式是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探索，有助于创造性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24]。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促进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

在城乡融合发展时代，党建联合体、区域党建一体化等新型党建工作形式，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和发展，使其组织优势和服务优势日益突显，这有利于实现政策统筹和资源整合，有利于转变发展理念、优化城乡产业体系和空间规划。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联动与协作，促进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融合发展，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实践表明，区域党建联盟在引领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推动了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通过化解身份固化，推动搬迁农户顺利融入城镇化进程。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充分彰显党与时俱进的现代化进程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创新和发展中，其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不断得到调适和完善。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政治素质好、致富能力强的党员乡土人才的带动作用。“头雁效应”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增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实践表明，以能力建设为中心，通过培养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领导人才，创新党建思维方式，可以有效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25]。另一方面，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实践，基层组织体系得到有效整合，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得到有效调整。这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保障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强大的组织资源。本质地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创新性实践中，其组织力和嵌合力进一步增强，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意味着，党在不断应对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同时，其作为服务型政党的科学定位得到彰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转型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促进了党的组织嵌入机制、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预期机制的不断优化[26]，实现了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

结语

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创新党建引领的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组织模式不断迭代、创新和升级。以内生产业发展型、外生产业推动型、村企共建联建型和统筹整合发展型为代表的新型基层党建组织模式，体现出近年来基层党建的专业化、综合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实践，不仅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服务于中国共产党自身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反映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理性化的演化趋向。

回顾百年、展望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推动农业农村同步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在有效发挥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功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实行其自身与时俱进的组织创新，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经济社会更深层次的融合，以更好地促进和完善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领导，这极为重要且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1.

[2]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4）。

[3][14][17]李思经，张永勋，钟钰，刘明月.党建扶贫机制、模式及挑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0，（1）.

[4]孙兆霞.以党建促脱贫:一项政治社会学视角的中国减贫经验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5]白浩然，李敏，刘奕伶.复合治理：地方脱贫进路的一个理论解释——基于153个脱贫摘帽县的扎根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20，（1）.

[6][22]周楠.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路径选择[J].学习论坛，2018，（10）.

[7][24]陈晓宏.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模式创新——以福建省三明市“跨村联建”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2）.

[8]董江爱，张瑞飞.联村党支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方式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2）.

[9]杜志雄，肖卫东.用科学的理论和决策调整城乡关系——中国共产党调适城乡关系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J].中国领导科学，2021，（2）.

[10]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从分割到融合[J].中国农村经济，2019，（3）.

[11]周忠丽.“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建设研究[J].探索，2016，（1）.

[12]万秀丽.精准扶贫视野下“空心化”农村治理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7，（2）.

[13]任中平，王菲.农村基层党建创新：产业党总支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于四川省广安市岳庙村党建创新的调研报告[J].长白学刊，2017，（4）.

[15]马建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16，（9）.

[16]于晓娟，钱守云.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析[J].探索，2016，（6）.

[18][25]彭汉琼.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及理论思考[J].学习与实践，2012，（11）.

[19][21]王晓荣.农村基层党组织边缘化及其权威重建[J].理论探索，2014，（5）.

[20]尹杰钦，甘信芝，黎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及其归因[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6）.

[23]佟磊.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问题、成因及思路创新[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8，（3）.

[26]赵黎.政党整合型社会治理: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范式[J].中国农村观察，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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