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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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治理是当前世界面临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作为世界大国，中国近年来对全球治理高度重视，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需要有全球治理人才来保障。中国作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后起者，在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方面需加大力度。在培养过程中，需注重培养人才的基本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做好外语与专业间的融通，相关专业间的连通，本科、硕士和博士间的贯通，专业学习与实践学习间的畅通，使人才培养兼顾全球治理人才所需的外语能力、交流能力、专业知识和全球视野。各人才培养单位应结合自身人才培养优势和专业特色，努力探索创新，培养合格的全球治理人才，使中国人才储备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身份相匹配，以更好地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主题词：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专业；能力。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语言学、中国外交。E-m a i l: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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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治理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应运而生。过去30年里，气候变化、难民、疾病、贫困、恐怖主义等问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应对的任务。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强，这些问题经常波及全球，如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时，由于治理理念、规则以及大国协调等因素限制，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经常失灵，不时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对全球治理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治理人才，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治理人才的短缺现象不断凸显。培养全球治理人才的任务紧迫、艰巨，对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当前中国在全球治理人才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思考如何更好地培养此类人才。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需明晰在全球治理人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全球治理人才的基本素质和要求，进而从学科、专业、课程设置 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当前中国对全球治理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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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及全球治理的要素

 “全球治理”概念的正式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日益融为一体，很多全球性问题出现，非传统安全议题日益增多。全球性问题仅依赖单个国家已很难应对，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成为唯一出路。在全球层面应对全球性问题变得紧迫而重要，也引起了各界关注。1992 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倡议、瑞典前首相卡尔森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布《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全球治理”首次被作为学术概念系统阐述。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大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进一步阐述了全球治理理念和思想，表明全球治理已成为21世纪全球所面临和需要应对的紧迫问题。学界也开始重视全球治理，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J. Rosenau）（2001）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对全球治理进行了系统论述， 涵盖秩序、治理、制度、公民权等主要内容。

全球治理具有明确的对象。《我们的全球 伙伴关系》报告认为，“治理”概念的核心是个人、制度、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共同管理事务。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蔡拓，2004）。全球治理实际是缓和集体行动难题，找出集体行动问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在国际权力结构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新问题情况下的一种选择，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解决办法（何亚非, 2015）。全球治理对象主要指经过分析预测，已经或很可能即将影响全人类，并且很难依靠单个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的少数行为体就可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防扩散、流行性疾病、难民、环境保护、毒品、走私等。当然，全球治理对象也会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例如，网络安全过去并不是全球治理领域的主要问题，但在当前已成为一个主要领域；难民问题对于欧洲而言治理任务也比过去更加艰巨。

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不同，国内问题可依赖政府治理，而国际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无政府，只能通过全球协调与合作来进行。当前，全球治理行为体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各国政府或特定的政府部门；二是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协调机制；三是非正式的全球公民和社会化组织。在实践中，这些行为体需要相互协同，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是最重要的治理平台和治理行为体，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在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动员、协调、整合不同行为体来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相关规则和机制作为治理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运行框架，也是治理合法性的基础。这些规则也可能进一步演进成为规范，被国际社会内化，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原则。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形成于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对国际关系的各领域进行协调、管理，如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以世界贸易组织等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制度。 

全球治理的实施要依赖全球治理人才。全球治理最终要解决全球性问题，所有制度、机制的执行最终都要落到具体治理人才层面，治理人才是治理能否落地和治理能否有效的重要环节。作为国际公务员的国际组织职员肩负着将组织“模糊的”法定授权转化为具体运作程序和行动的使命，在游说成员国采取行动、协调不同群体的举措、采取外交手段执行相关协议以及确保各项目计划的落实方面发挥着无形却非常关键的作用（阚阅, 2016）。因此，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中任职人员的质量和数量是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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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人才的挑战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从无到有，从一个 局外者逐渐转变为一个积极参与者、改革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也正因如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人才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是后来者。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主要基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是国际体系的局外者、初步接触者。由于当时的国际体系是由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对中国极不友好，中国也对其不信任，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条约、公约等都比较有限。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逐渐参与一些全球性事务。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调整国家战略，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出现积极转变，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到1997年中国加入了52个国际组织和1163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刘宏松， 2019）。最重要的是，1986年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长达15年的“入世”之旅。在这段时间，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规则进行的各项工作，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 积极开展多边外交。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继续加入大量国际组织、公约、条约等，客观上参与了大量全球治理活动。但是，针对全球治理，中国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对治理观、治理理念和行动路径也不是十分明确。 

中国开始逐渐重视全球治理大致是从2008年后。2008年，在国内层面，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成功举办奥运会。同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多国经济受到影响，尤其是美国等传统西方大国，经济受到重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2010年，中国在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世博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显示了中国实力，也增强了中国自信。同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被迫进行改革，在具体份额、投票权分配、管理人员等方面进行调整。2010年，在新兴经济体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欧洲国家把执行董事会中的两个席位转让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吴志成，2019）。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性凸显，多次召开领导人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对这一治理平台高度重视，强调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大国意识不断增强，更加重视全球治理。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大国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2015年10月和201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体现了对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第一次集体学习强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以此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第二次学习中，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思路和举措更加明晰，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中国再次强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明确要求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 2017）。这些表明中国对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路更加明确。

中国在全球治理人才方面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与中国的大国身份和世界贡献不匹配。例如，联合国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增加了5次，2019年大幅增长，常规预算分摊比例从7.92%升至12.01%，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所缴纳的维和预算分摊比例也从10.24%升至15.22%。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0%，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连续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为政治解决地区和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勒斯坦、叙利亚、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中国作用。尽管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贡献了不少力量，但是在治理人才方面的问题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任职人员数量、质量等 与中国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贡献不匹配。一是总体人数偏少、分布不均衡。例如，在联合国秘书处中，中国籍职员占联合国秘书处总职员人数的比例为1.21%，而美国为6.43%、法国为3.79%、英国为2.23%、俄国为1.39%、 德国为1.39%，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最低，远低于其他主要国家比例。在中国籍国际职员中，在联合国任职的职员最多，约占总数的45％，而在国际法院、世界旅游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机构任职的中国籍国际职员则相对较少。虽然联合国系统内 30 多个机构或组织中均有中国人员，但分布不均、参与程度较弱，不利于在联合国系统更多领域产生有力影响。近 50%的中国籍职员聚集在联合国本部，在教科文组织等其他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中人数较少，以专业人员或主管身份任职的人数则更少（罗弦，2018）。二是从事的工作种类单一，主要以翻译、会务、后勤保障、维和军人为主，较少参与管理和决策工作，尽管联合国业务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国际关系、国际法、经济、政治、新 闻、人口、信息技术、公共行政、语言文字、编辑出版等。在联合国秘书处供职的400余名中国籍职员主要集中在语言、技术和服务部门，仅联合国大会事务部中文处就有100余人。三是中高级职位数量少，在一些重大事项上无法有效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对于一些高级职位，如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特等干事、主任等，中国相对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而对于一些中层的常规级别、外勤事务等，中国的代表性也明显落后。四是任职途径单一。中国人员的任职途径主要依靠政府合作项目，未能充分挖掘高校对构建国际组织人才任职路径的作用，不利于构建立体化路径，全方位输送中国人才。国内高校与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顶尖高校相比，自主性较低，较少通过参与、承办国际组织会议或联合研究等活动与国际组织形成地区间或部门间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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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 

全球治理体现公共性、多元化和协商性，需各国协调合作，也涉及国家间竞争和博弈，人才是关键。随着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全球治理日益体现专业化特点。这些对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和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提出了特殊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中国要培养 “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首先要清楚全球治理人才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

4.1 全球治理人才的基本素质 

全球治理人才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基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目标和需求，中国在培养全球治理人才方面需要关注以下素质。

第一，谙熟国际事务，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全球视野。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问题，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很多时候，表面上一个简单的国际问题实际与很 多其他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能做到通晓世界，就很难深入有效应对，可能就会出现治理偏差或片面治理。例如，难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困扰很多欧洲国家的社会问题，影响到社会保障、安全、经济、稳定等多个方面。难民治理不能仅局限在限制移民入境等简单治理，追根溯源，它和西方国家近年来在中东、北非的政策密切相关，涉及多个双边关系，如美国与叙利亚、美国与利比亚、美国与俄罗斯关系 等。因此，全球治理人才只有具备全球视野，才能够确保正确的治理方向，标本兼治，而不是治标不治本。与此同时，要通晓国际规则。全球治理主要遵循的是国际规则，只有通晓国际规则，全球治理人才才能在处理全球事务时，以国际规则作为评判事物的依据。通晓国际规则也是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必要前提，如果缺乏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制定规则就无从谈起。

第二，熟悉国情和文化，正确把握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全球治理涉及国家间合作、协调，尤其是大国之间，有时竞争激烈。治理过程经常涉及国家利益。因此，熟悉本国国情，正确把握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是一项基本素质。同时，需要知晓中国的对外政策、全球治理观及全球治理实践，熟悉中国立场。此外，一个国家的治理理念也受本国文化和传统 的影响。当前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主要基于西方治理文化，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组织、援助机构及民间机构为国际发展贡献了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却未能帮助绝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摆脱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状态，暴露出治理理念和思路问题（张海滨、刘莲莲，2019）。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不同智慧。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中国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可 以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相比而言，中国更强调多元治理，强调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秦亚青，2019）。与西方治理方式相比，中国的全球治理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更强调共同与平等治理、整体治理、关联治理、发展治理和过程治理，强调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孙吉胜，2019）。熟悉中国的文化理念与传统可以把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更好地融入全球治理中，对丰富和补充全球治理理念大有益处。

第三，具备规则制定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对全球治理而言，议程设置决定哪些问题可以进入治理议程，将什么内容纳入讨论，也决定治理的先后顺序以及如何治理等细节。该过程涉及主题框定、具体叙事等具体技能，做得好就可以引起世界关注，增强应对和解决该问题的紧迫感，决定所采取政策的合法性，很多时候这也与舆论宣传能力有关。规则制定能力同样如此。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由美国等西方大国所主导设计，治理规则不可避免地会体现西方国家利益和偏好，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很少，这也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规则实际上决定了制度性权力，决定了治理主动权和话语权，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明显。发展中国家经常被动参与，甚至是被治理的对象。无论是规则制定还是议程设置都需要多轮沟通、谈判、协商，因此，全球治理人才要具备高超的国际沟通能力，尤其是国际谈判能力。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起步较晚，总体而言是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更需增强规则制定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以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赢得更多主动。

第四，具备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宣传并不具优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项政策经常出现理解偏差，误解或曲解时有发生。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立场、政策及贡献，使其他国家更准确了解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调，需综合协调各方立场，汇聚各方共识，动员各方力 量，通过集体行为促成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因此，统筹协调能力至关重要。 

4.2 中国全球治理人才能力培养 

鉴于此，中国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培养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应着重培养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外语运用能力。由于全球治理涉及大量国际层面的沟通、协调、磋商等，外语能力的培养除了听、说、读、写、译之外，还要兼顾跨文化交际能力、公众演说能力、辩论能力，以实现顺畅、高效的国际交流。在培养方案设计和课程设置时要充分考虑以上因素。除开设精读、听力等传统外语基础课外，我们要有意识增加中国国情、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类课程，如中国国情讨论、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文化对比、西方文明史、英汉对比与翻译等，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同时，要加强公众演说、辩论等能力训练。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国家外语能力和外语规划，“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凸显了非通用语的重要性。在外语能力培养方面，不仅通用语种外语要做到上文提到的各个方面，非通用语种外语也应坚持以上标准。

第二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领域的基本知识。为确保所培养的人才谙熟国际事务，通晓世界，具有全球视野，在人才培养时要有相应课程来支撑。当前，各类全球性问题经常相互交织，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再泾渭分明。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除开设一些针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的基本课程之外，培养方案还要涵盖国际经济、国际法等领域。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把本科阶段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工作放在基础性学科的院系中， 通常是政治学系。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有“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双学士学位项目，毕业生获得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双学位，强调跨学科学习，学生从全球治理与法律、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边疆与认同、环境政治这五个专题中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外国语这四大类课程中来选修课程（张 汉、赵寰宇，2019）。近年来，中国对国际法高度重视，强调中国外交要加强理论建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和法治建设，而加强法治建设重点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由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经济治理也是中国参与的重点领域，涉及金融、贸易等专业，没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储备很难胜任。因此，培养方案可开设国际关系 理论、国际法、国际经济、中国对外关系专题讨论、英语法律阅读、经济专题讨论等课程，使学生具备初步的专业基础。

第三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知识。治理体系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是治理 制度，即规则、规范和原则；二是治理组织，即为管理而创建的物质单位，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詹姆斯·罗西瑙，2001）。全球治理主体除主权国家外主要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主要以多边形式运行。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要让学生掌握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概况，如国际组织的运行、规则制定、规范传播、成员国间的互动等；同时，要让学生了解多边主义和多边机制运行机理。中国多次强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因此，我们在进行人才培养时，要使其较全面了解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体系的变革，全球治理对象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延伸，不再仅局限于安全、 经济和政治领域，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之间相互影响，低级政治事务重要性日益突出，如气候变化、疾病等。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要有充分的跨学科和跨领域意识。针对以上需求，外交学院的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课程不仅包括国际组织概论、联合国研究、全球治理概论、多边主义与国际制度、国际公务员制度、国际组织公文写作等一般性课程，还包括援助与全球发展、国际公法、国际危机管理等更专的课程。

第四是全球治理的新领域和新问题。全球治理问题和领域因国际体系变革和现代性发展日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特点。治理机制由以建立国际规则或条约为诉求的国家政府间多边谈判转变为政府与非政府参与主体携手并进的多元治理（黄明东、陶夏，2018）。治理问题由传统意义上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转变为新形势下跨国界的全球安全、社会问题。治理对象日益复杂、多元，传统领域的治理问题和非传统领域的治理问题并存，非传统领域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如恐怖主义、难民、贫困、气候变化、能源、灾害、公共卫生管理、国际金融等，非传统领域治理问题的解决更依赖于地区乃至全球合作治理。随着科学技术革新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疆域，有的是自然存在的，如极地和海洋，有些属于公共归属性疆域。这些疆域的自然资源丰富，影响面广，有较高的科研探索价值，也有战略意义，各国都比较关注。对这些新疆域的治理还未形成广泛共识，治理规则和治理机制等还处于构建期，还有一些治理盲区。中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以上领域的特殊需求，做好相应人才储备，以更好地争取治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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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中国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需要，需积极探索新模式，注重人才培养的多方面融通和贯通，重点可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外语与其他专业的融通。改革开放以来，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外语人才培养取得了长足发展。长期以来，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注重外语的人文性、工具性、实用性，在课程设置方面注重听、说、读、写、译能力培养，培养了一大批精通外语的人才。实际上，在外语学习阶段，学生具备了基本外语交流能力后，就可以继续在外语学习中融入专业性内容。例如，外交学院外语专业学生在一、二年级主要强化外语基本功，在三、四年级主要用外语来学习一些专业性课程，以丰富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知识，如国际关系理论、多边外交、大众传媒、法律阅读、经济专题讨论、美国思想史、美国历史专题、当代美国政府与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概论、欧盟研究、东亚合作研究、中国对外关系专题讨论、外交文本翻译等，学生在提升英语运用能力和拓展国际问题领域的理论与知识两方面同时推进。再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强调英语专业的复合型特点，也体现了外语与其他专业的融通，本科主要培养具有深厚的英语语言文学和翻译学功底，宽广的人文社科知识和出色的学习、思维、创造、合作与 领导能力的国际型、通识型优秀人才。毕业生在外交、外事、国际经贸、对外文化交流、国际传播、英语教育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当前，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给外语院系带来了新挑战，外语院系需要进行相应改革，如可以外语优势为基础，加大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探索外语加专业的融通模式，加大全球治理专业融通的针对性，如外语与国际经济、外语与国际法、外语与环境科学、外语与国际金融等，使学生既通外语，又懂专业。

二是相关专业的连通。全球治理领域经常相互交织、渗透，有些问题极具专业性，加强相关专业之间的连通十分迫切。例如，全球治理很多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议题，单一思路可能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有时同一个问题既涉及政治层面，也涉及经济和法律层面，呈交融 互通态势，因此我们可以探索政治加经济和法律的专业连通模式。此外，全球性问题经常需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领域，在很多新疆域，如深海、外空、网络、极地等，单一专业无法应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要强化跨学科和跨领域意识，要进行专业连通，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例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在环境学科上专门设定了环境与人体健康、全球变化与生物学等子方向，每个方向的课程建设都体现高度的学科融合特点（贺克斌等， 2019）。中国各高校可更好地整合统筹院、系机构设置，设计跨学科、跨领域项目，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计算机、公共卫生、环境科学、 生物学、海洋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领域间进行一些连通。一些特殊领域的专门人才甚至需要专门培养，而不是简单的复合或融通。

三是本科、硕士、博士学制的贯通。全球治理人才属于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按照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四年完成外语、知识、技能、专业的全方位培养挑战很大。全球治理及其相关专业有些属于新兴专业，学科地位尚未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以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分段式人才培养为主，每个阶段都要经历考试、竞争、升学。学制贯通可以减少本科、硕士、博士之间的衔接时间，确保培养周期和连贯性，提高培养效率和质量。由于中国的全球治理专业处于初期建设阶段，外语类院校、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行业特色院校等可基于自身培养特色，做好本科、硕士、博士学位贯通，探索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北京大学依托其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专门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利用其学科综合性优势，以本科、硕士和博士贯通的方式培养国际组织人才 （张海滨、刘莲莲，2019）。

四是专业学习和实习实践的畅通。实习实践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专业学习的延续，也是学习效果的检测环节，不仅可以检验所学知识是否与实践相符，避免专业学习脱离 实践，同时也可把问题反馈到专业学习环节。实习环节也是入职的准备。全球治理经常以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为依托，国际组织由于其国际性和特殊性，在中国的国际组织总部和机构相对较少，即使北京、上海也无法与纽约、巴黎、日内瓦等城市相比，学生到一线接触国际组织的机会很少。有些国际组织已形成了特有的职员考试、实习、入职等一整套固定程序。因此，学校层面需要加大组织力度，使专业学习与实习实践更加畅通，让学生熟悉国际组织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模式，如工作机制、用人机制及对应聘者的具体要求等。如果没有实习条件，学校要采取多样的替代模式，如模拟实习、专题讲座等，不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忽略实习实践环节。自国家开始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以来，很多高校都有意识地组织师生走近国际组织，即使不是真正的实习实践，也能帮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开阔视野。国家的相关部委在这方面也需加大推送、推荐和组织、联系力度。在以上方面，中国可多借鉴日本、韩国、瑞士和一些非洲国家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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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前全球治理是世界面临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近年来对全球治理高度重视，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力量和信心。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需要有合格的全球治理人才为支撑，中国作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后起者，在人才培养方面需加大力度。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专业性和跨国性等特点决定了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将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工程。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要突破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设计、课程设置和实习实践等方面满足全球治理的需求，在知识和能力培养上满足全球治理的需要，努力做到通专业、跨学科的多元培养，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与大国地位相匹配，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贡献中国力量。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文章来源：《中国外语》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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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