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芳 杨佳丨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民观
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民观
文秋芳1, 2 杨佳1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2.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作者简介
摘 要
文本系统回顾了人民观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展现了从立足于革命再到服务于发展的动态发展历程，对这一过程所具有的中国特色进行总结，即一切语言文字工作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文本最后就新时代语言保护、法制建设、舆情引导、语言能力发展等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人民观；语言文字工作；语言政策；个人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
人民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构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人民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倡导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坚持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对人民观的内涵进行创新和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语言文字工作同样深深烙上了人民观印迹。本文将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语言文字工作历史， 展现人民观指导下不同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演进历程，总结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未来语言文字工作如何更好地践行人民观进行分析与探讨。
01
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历程
结合时代变革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21年7月-1949年10月）为带领人民以“救国”为目标，其主要任务是推行新文字和简化字，提倡文体口语化，从而号召中国人民大众学文化，积极投身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12月）为带领人民以“兴国”为目标，其主要任务是大面积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摘下“东亚病夫”的帽子，使人民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积极布局外语教育，扩大中国人民与东欧和亚非拉人民的交往；第三阶段（1978年12月-2012年11月）为带领人民以“富国”为目标，其主要任务是大力推广普通话，全力提高语言信息化水平，服务全中国的改革开放，确保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红利，同时大力推动外语教育，服务人民的广泛国际交流；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为带领人民以“强国”为目标，其主要任务是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推普脱贫攻坚”，助力各族人民走向全面小康，通过“语言铺路”，加速“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笔者将对这四个阶段的语言文字工作逐一进行介绍，以此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人民观。
（一）第一阶段（1921年7月-1949年10月）：带领人民以“救国”为目标
回望第一阶段，人民观集中体现在语言文字工作为救国图存服务。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浴血奋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后又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四年殊死搏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要想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运动，必须提高其文化素质，而缺乏通俗化、大众化的言语和文字成为当时最大的阻碍。毛泽东同志就曾分别于1919年与1920年两次致信黎锦熙，表达了对文字改革运动的兴趣。为满足工农群众迫切希望掌握文化知识、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区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语言文字改革工作。
一是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继承了辛亥革命后的表音字母化改革思路，提出用拉丁字母代替传统汉字，是继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后的又一重要新文字运动。该运动由当时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发起，于1929年在莫斯科写成出 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首先在旅苏的十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自1933年起，拉丁化新文字开始在国内推行；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先后举办了“农民新文字夜校”和 “拉丁化干部培训班”。在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等解放区还出版了多种新文字课本和刊物，为当时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组织群众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推广简化字（也称“简体字”）。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同兴起的还有简化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主张对汉字进行彻底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而简化字运动主要是对汉字进行“改良”，通过减少笔画或采用易写的俗体字帮助广大群众迅速识字。1935年，上海掀起“手头字”运动，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在同年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在第二年因内部反对而停止推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支持简化字的使用与推广，在当时用于宣传革命运动的书报刊物中广泛采用简化字，以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部分简化字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广到全国各地，并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
三是推进文体口语化。1919年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文学语言应该“崇白话而废文言”，以彻底实现文学的大众化。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得不到当时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文体口语化停滞不前，发起人胡适为此将国民政府称之为白话文运动的“敌人”。20世纪4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文学创作应该使用大众语言，文体口语化理念在解放区得到进一步落实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章，为文学语言实现口语化和通俗化、使文学从少数人中“解放”出来指明了方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出版的许多书报中刊登的文章都采用明白晓畅的口语，还出现了赵树理、孙犁等一批以口语化语言为鲜明特色的革命文学作家。通过鼓励语言创新，文学在这一时期真正成为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武器。
（二）第二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带领人民以“兴国”为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中80%是文盲，全民文化水平十分落后，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为了促进教育发展，推动广大工农群众文化“进步”，这一阶段的语言文字工作迎来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语言文字工作范围由解放区转向全国，开始面向全国各族群众，扫盲工作变得更加紧迫和艰巨；另一方面，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缓和，语言文字改革指导思想也不再一味地“求快求新”，而是关注如何更加切实有效地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阶段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改革展开，外语教育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时期也开始逐步形成。
首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被列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自1955年起，相关部门陆续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字简化方案》、《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简化字总表》等规范，确定了规范汉字（即简化字）的标准字形，在全社会迅速推广。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标志着作为民族共同语言的普通话各项标准最终确立。此外，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和现代汉字有了正式的拼写和注音工具。与以往各种新文字运动不同的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废除汉字，而是用来为汉字注音，以便于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普通话和规范汉字。随着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规范标准的制定和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开展，为扫盲运动扫清了语言文字障碍。
其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全面保护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许多少数民族还未形成本民族通用的民族共同语言文字。为此，自20世纪50年代起，党和政府组织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深入民族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字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十余种拉丁字母形式的少数民族拼音文字，同时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文字进行规范。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混乱的现象得到逐步改善，直接推动了教育、出版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改变了当时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
此外，外语教育新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外语教育范围有限，主要以俄语教育为主，其目的是输送革命青年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与科学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语教育迎来了新发展。20世纪50年代，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急需大批俄语人才。为此，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数所俄文专科学校。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苏关系的中断，以及中国与西方、亚、非、拉等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国家及时调整高校俄语专业数量和中小学学习俄语的人数，提高了英语教育的地位，同时在高校增设东欧和亚非拉国家官方语言专业。此后，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开办外国语学校的通知》和《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几个大城市新建、扩建一批外国语学院。外语教育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满足了当时人民群众学习外语的不同需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发展输送了一批急需的专业外语人才。
（三）第三阶段（1978年12月-2012年11月）：带领人民以“富国”为目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时期。随着新征程的开启，如何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成为这一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价值导向。一方面，党和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党和政府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加大了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和外语教育的力度。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各地之间人们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济价值也由此更加凸显。因此，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推广措施，从宣传、立法、督察等多个方面入手加速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在宣传方面，1997年，国务院第134次总理办公会议批准每年9月第三周举办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以下简称“推普周”），这标志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的宣传开始走向常态化。在立法方面，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颁布，首次明确规定普通话、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至此，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正式成为一项法定工作。在督察方面，2001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关于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通知》，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督察范围从学校扩大到城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的加强，满足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民群众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加迫切的需求，促进了人员交流、商品流通和统一市场的建立。
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弥补信息技术的发展鸿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全面启动。在软件研发方面，我国推出了以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为操作语言的计算机系统，研发了各类机器翻译 系统、电子排版印刷系统、检索软件等，为计算机的使用和普及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规范标准的制定方面，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ISO/IEC10646字符集的扩充工作，按照这一国际标准制定了多个汉字编码字符集，并使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编码标准纳入国际标准，初步实现了语言文字编码标准国内与国际的统一；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相继建立了“综合型语言知识库”、“中国知网”以及蒙古语、藏语、朝鲜语、彝语等传统通用民族语言单语语料库与蒙古-汉、藏-汉、彝-汉-英等大规模双语或多语平行语料库，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为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语料基础。
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外语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提速。除专业外语院校的数量有所增加外，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外语专业。在外语教育语种方面，外语通用语种专业迅速增加，英语专业尤为凸显。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培养英语人才、构建普通话加英语的“国际双语言”生活，有助于增进我国人民群众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商务往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因此，英语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据统计，21世纪初，中国已有3亿多人在学习英语，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4。
（四）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带领人民以“强国”为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党中央指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问题，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人民观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这一阶段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实现普惠发展，加大语言扶贫、通用手语和盲文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力度，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共享现代化、信息化发展成果；二是实现和谐发展，通过语言资源保护、非通用语专业建设等措施，科学解决各类语言文字的平衡发展问题，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
以实现普惠发展为目标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盲文和手语的语言规划、各类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设。第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仍不平衡。以普通话推广为例，与大城市超过90%的普及率相比，农村很多地区的普及率只达到 40%左右甚至更低；中西部地区很多青壮年农民、牧民还不会使用普通话。为此，党和政府以“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为工作导向，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边远和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通过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帮助当地群众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益，从而实现脱贫致富。第二，进入20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手语、盲文等特殊语言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了让盲人和聋哑人等特殊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教育部、国家语委在2012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2018）、《国家通用盲文方案》（2018）、《汉语手指字母方案》（2019）等一系列重要规范标准相继发布，为保证残障人士权益提供了重要支持。第三，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语言信息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速。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已由文字信息处理层面向更高技术要求的语言信息处理层面全面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理、图文识别、自动分词、机器翻译等系统的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客观上推动了更广大人民群众融入互联网生活、共享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成果。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网民人数达到历史新高。
以实现和谐发展为目标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围绕语言资源保护与非通用语专业建设两方面展开。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不断普及，如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这一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纲要》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各种语言文字关系，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方言。在此背景下，国家语委于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文化保护工程”，通过田野调查、在线采录和文献典藏，实现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规模的语言资源汇聚。截至 2018年年底，“中国语言资源文化保护工程”完成了1495个地点的语言文化田野调查，语言资源音视频数据总量达600余万条，并出版了一批标志性成果。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尤其是非通用语专业的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育格局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从中国自身发展战略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也要求外语教育培养更多的非通用语人才，从而加快实现“走出去”战略。为此，国家加大非通用语语种布局力度，引导、鼓励高等院校增设非通用语言专业。在党和政府的积极规划下，“英语热”开始降温，外语语种布局更加平衡和多样化。例如，201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已基本开齐175个与我国建交国家的主要官方语言专业，2019年获批开设外语语种数量已达到了101种。
02
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中人民观的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随着一百年来人民观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透过其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过程中人民观的鲜明中国特色，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语言文字工作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一切工作植根人民
近代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曾一度停滞不前。要将一个人口众多、文化状况极其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语言文字强国，在世界范围内尚无成功经验可借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家，如何充分发挥各类语言文字的独特作用，直接关系到语言生活的稳定和发展；在文字拼音化、国际化的浪潮下，如何处理好文字改革与语言传承的关系，决定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语言生活未来之走向。为此，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科学规划各类语言文字功能；兼顾国内语言生活实际与文字国际化改革需求，同时推进汉字改革与汉语拼音的推广，最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切实有效的语言文字工作道路。
“主体多样”语言政策中的主体性政策是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我国语言政策的主体与核心；多样性政策经过多年发展，其内涵不断充实和丰富，主要涉及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繁体字、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手语和盲文、外国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类语言资源的科学保护。“主体多样”语言政策既保障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也考虑到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下语言生活的复杂性，为各类语言文字的使用预留了合理空间。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功能规划为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既是汉民族使用的交际工具，也是各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因此，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为照顾多民族、多语言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明确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可作为区域性通用语言文字选择使用，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正是通过科学划分“国家通用”和“区域性通用”两类不同语言功能，注重“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实现了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
自20世纪以来，拼音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改革文字的主流方向。是否需要借鉴这些国家用拼音文字代替非拼音文字的做法，成为关系我国语言生活发展前景的全局性问题。在第一阶段，受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条件的限制，同时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了解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同时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和简体字。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真听取社会上反对汉字拼音化的意见，最终决定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即不急于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是大力推广规范汉字，同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普通话和现代汉字的注音与拼写工具。这一科学做法，充分考虑了汉字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古今文化、促进不同地区人民交流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人民语言生活稳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语言生活实际所作出的这一开创性决定十分正确。如今，汉字作为各民族共享的语言文化符号的地位得到空前增强，汉语拼音除了继续服务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外，还在制定中文信息编码标准、中国人名地名国际拼写标准、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二）一切工作服务人民
百年语言文字工作的四个发展阶段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语言文字工作范围得到明显拓展。从服务人民教育发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帮助人民融入互联网时代、加强语言文字信息规范和技术支持，再到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保护各类语言资源以推动中华语言文化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在宏观规划层面始终以人民群众的语言需求为工作导向，呈现出鲜明的动态性和灵活性，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以国家语委1992年以来颁布的5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纲要为例，纲要中相关表述的变化说明党和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例如，语言文字工作内容从语言规范化标准化拓展至“语言信息化、语言保护、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传承等领域”，其影响范围延伸到人民群众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了在宏观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外，近年来党和政府强调要提升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能力，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常语言生活中出现的新需求。例如，提出要促进“语言产业”发展，围绕语言科技开发、语言翻译、语言康复、语言会展等各个领域提供丰富的语言产品；进一步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增强语言文字工作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语言文字工作服务日常语言生活能力的提升，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尤为明显。2020年，为帮助外地援鄂医疗队解决医患沟通的方言障碍，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协调各方面力量，组织国内多家科研院所、企业联合研制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包括微信版、网络版、融媒体版、迷你视频版、抖音版、在线服务系统、即时翻译软件等多种形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一切工作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语言文字工作中始终虚心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积极调动全体人民参与语言文字工作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观历来强调走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语言文字工作也不例外，一方面广泛动员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各方面专业力量的参与，确保语言文字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充分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力求语言文字各项工作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和团体在语言文字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解放战争前，毛泽东同志致信黎锦熙先生表达对文字改革的关注，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注重集思广益的实践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积极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专业机构、培养语言文字科研人才，学术界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层面的参与度得到极大提升。尤其是进入21世纪，政府主导、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的合作机制越来越成熟。以国家语言文字管理机构——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为例，为加强与学术界的合作，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于2000年成立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2001年设立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并先后组建 21家科研机构，组织5期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优秀中青年学者研修班，与国家留学基金委举办两期“语言文字中青年出国学者出国研修项目”，还创建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青年学者协同创新联盟。以上措施，充分调动了学术界的力量，为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加强与学术界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征求意见”的方式，在制定各类语言文字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充分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时刻以人民为中心。例如，《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二简草案》）于1977年公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有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部队系统将征集到的意见寄给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意见，党和政府又组织专家于1981年制定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并印发10万份在全国再次征求意见，以发现修订草案中的新问题。考虑到群众意见不一，同时为了保持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的相对稳定，1986年国务院最终正式废止《二简草案》的推行。正是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通过人民群众检验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语言文字工作才能做到深入人心，从而在各个时期确保各项工作的稳妥、顺利推进。
03
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践行人民观的若干思考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综合国力正日益增强。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强国必强语，强语助强国。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笔者作出四点思考，旨在为更好践行语言文字人民观提供参考。
（一）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科学保护语言资源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保护意识有了很大提升，但在如何保护各类语言文字，尤其是保护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这一问题上，尚存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语言的消亡是正常现象，不能强迫人们坚持使用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延缓语言的消亡不符合语言的自然发展规律。另一种意见则对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的保护持更加主动的态度，认为应抢救、复兴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通过家庭、代际、学校教育对各类语言资源进行积极保护。
笔者认为，语言兴衰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个人选择使用符合自己需要的强势语言，其目的是为了拓展个人的生存空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应注意的是，要避免以语言保护为名牺牲人民群众的语言权益，甚至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语言保护人为地对立起来。如前文所述，人民观指导下的语言政策注重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语言多样性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语言生活的需求，但不是为“多样性”而“多样性”。因此，未来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继续坚持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此前提下采取多种措施科学保护各类语言资源。例如，加大对包括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在内的各类语言资源的记录、描写和研究工作；通过开设语言文化知识课、建设语言资源库和博物馆等方式，保存、展示、利用各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对于一些具有战略性发展意义的濒危语言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和方言，政府可依托高等院校培养专业语言人才。
（二）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
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其目的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权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语言文字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今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主体、37个地方性法规规章为支撑，其他相关法规规章配套”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各类法律法规数量接近2200项。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语言文字条例法律法规约束力仍显不足，尚未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各类语言文字条例也欠缺相应的惩戒和激励等配套机制。
为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国家语委在2016年联合印发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完善语言文字法律制度，研究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等配套规章。这一规划，为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也要看到，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要想迅速改变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约束力不足的问题，还需对法治建设的长期和短期目标进行科学区分，在着眼长期目标的同时，将现阶段工作重心放在短期目标上，以合理规划工作内容与任务。当下，语言文字法治建设应以加快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为短期目标全力推进；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专门的行政法规的制定，最终形成一般性法律与配套行政法规相辅相成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语委的统筹作用，争取其他相关部门及时有效的支持，推动各部门行政法规中相关语言文字法条的修订工作；抓紧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修订工作，吸纳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新内容。在完成国家层面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后，再统一指导地方政府对各类地方性法规进行相应修订。如此，语言文字法治建设才能快速取得成效，从而为更好更快地实现长期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三）从人民当下关注出发，正确引导舆情
随着信息传播规模与速度的空前提升，近年来语言热点问题日益增多，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例如，2012年百余名学者联名举报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字母词违反国家语言文字法规、2016年部分群众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中部分字词读音的审定结果表示异议，均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成为当时的热议话题。
以上问题充分反映了现阶段对社会舆情进行引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语言文字工作的声誉，更是中国共产党深入践行人民观，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中国特色语言文字工作道路的必然要求。未来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政府部门的语言文字舆情引导能力。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快成立专门的舆情应对机构。这一机构除了要做好语言文字日常舆情监测外，还应在语言文字突发事件中发挥“上传下达”中的协同与沟通作用，并为政府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专业参考和帮助。其次，要充分发挥语言类社会组织的语言文字治理功能。现阶段，语言类社会组织帮助、配合政府进行社会语言使用管理的职能发展较为完备，但是在社会语言热点问题上理性表达其语言文字观、影响政府语言政策形成的职能还处于“缺失”状态。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相关组织参与语言文字治理工作提供途径。
（四）从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推动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协同发展
语言能力包含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两个维度。国家语言能力的行为主体是政府行政机关，维护的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事务；个人语言能力指个人的语言水平，其发展的动力源来自国家政策、家长意愿、市场需求等多个层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统一，而在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观指导下的语言文字工作，更是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决定了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即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离不开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而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也需要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同向同行，从而更好地实现其内在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推动国家语言能力与个人语言能力协同发展，既是建成语言强国的必然前提，也是保障人民群众语言权益的集中体现。
现阶段，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的协同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涉及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服务特定需求方面的举措受大众关注度并不高；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时甚至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方向存在一定的偏离。例如，在外语学习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非通用语言专业的建设，但重视英语、轻视其他外语的社会倾向仍然存在，导致英语专业毕业生人数常年居高不下，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有鉴于此，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在未来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对相关工作的宣传，引导个人语言能力发展服务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和组织根据形势发展，开展前瞻性的语言文字工作，及时满足社会语言文字新需求；对于大众关注度不高的语言文字服务领域，政府要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04
结语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百年语言文字工作历史，实质上是以人民观为价值导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百年来，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核心内涵得到不断充实和发展，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巨变，同时也为将中国建设为语言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人民观，中国共产党才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工作道路。未来，应抓住新时代的发展契机，用开创性思维和举措继续全面推进语言文字工作为人民服务。
文章来源
文秋芳，杨佳．中国共产党百年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民观[J/OL]．新疆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10524.001
参考文献及英文摘要略。
点击下方标题查看近期热点消息
投稿请发送至邮箱：tjglobalgovernance@163.com
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