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丨张慧玉 安雨晨：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张慧玉  安雨晨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 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 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关键词

国际组织；集群；语言选择；语言价值；权力结构

01

引言

国际组织指的是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人民、民间团体或个人基于特定目的，以一定 协议形式建立的国际机构^［1］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组织成为国际社会组织化进程的表征， 在国际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而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作为直接影响组织内外部沟通的关键因素，重要性日益突出。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独立的语言管理场域，场域内的语言政策在国际组织行政机构内部及其成员之间实施^［3］，在语言管理中表现出区别于主权国家或其他组织的特征。

然而，尽管 Neustupný 较早指出了探讨超国家层面语言政策的重要性^［4］，但当前大多数语言政策研究仍然局限于国家及以下层面^［5］。少数聚焦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研究尝试对联合国、欧盟等大型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案例剖析，指出其官方语言与实际工作语言存在不一致^［6-7］，并根据特定语言的法定地位及实际使用情况评估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8］。但已有研究往往将国际组织 视作研究背景，忽视了这一新兴语言管理场域的本质及特性。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相比具有跨国性和非主权性，其行政体制以成员之间的协议为基础，对成员没有强制性^［9］，因此，其语言选择本质上是代表共同利益或部分成员利益的机构及司法机关之间的博弈^{［10］28-29}，是国际组织中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管理机构这三级体制之间的平衡^［9］。此外，已有相关研究多以纯理论探讨或以少量案例为基础，缺乏实证数据尤其是量化数据支撑，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及普适性有待提高。因此，本文尝试运用 2019 年《国际组织年鉴》中 16077 个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数据，基于国际组织的集群类别，重点剖析国际组织内部对语言实用价值和象征价值的矛盾取舍如何影响其语言选择，并进一步探究国际组织权力结构对其语言政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研究做铺垫。

02

国际组织语言管理研究述评

作为一个新兴的语言管理场域，国际组织表现出组织性及国际性两大特性^［11］7，在语言政策与管理方面表现出有别于主权国家的特征。组织性是指国际组织具有有别于会议的持久性和独立意志^［11］7，因此，就其行政机构的语言政策而言，语言主要作为组织沟通的载体和工具，确保实现有效、有意义的跨国沟通、管理及运作^［12］。部分学者指出，国际组织的多语政策受到组织效率（如翻译的时间和质量）、空间（如容纳译员的房间）、经济（如对语言通信设备的持续需求）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其行政机构往往倾向于仅仅使用少数甚至一种主要语言^［13］。

国际性则是指国际组织介于国家或地区之间，成员在组织内都是平等关系，而非隶属关系^［11］7。这一特性对其语言政策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国际组织试图通过外语教育政策促进成员的语言交际，尤其是促进成员在某些特定行业（如航天、航海、通信技术等）内的语言统一性^［3］，以提高语言政策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其语言政策也受到成员的限制性影响，在诸多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看来，语言是一种权力，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8］，语言多样性不容忽视。譬如，欧盟的多语政策存在英语霸权、德语边缘化、小族语言保护缺位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问题，归根结底是  成员国认为本国语言的使用与国家人口、权力不匹配^［14］。有学者指出，目前国际组织继承自联合国的多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国家主权、身份及领土边界的承认与尊重，这对保障国际组织高规格、高级别活动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13］。

Spolsky 指出，特定语言域中的语言政策包括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及语言管理三大要素^［15］8，主要受到交际价值、象征价值、全球化以及语言选择权四大变量的影响^［15］53。本文承续其研究，将语言价值分为实用价值和象征价值，同时基于二元结构分析国际组织行政机构和成员对语言价值的冲突性考量。其中，实用价值指的是语言的交际价值和使用价值^［16］，通常与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正相关，并受特定交际环境的影响^［17］；象征价值则指的是与身份认同、情感相关的符号和象征功能^［18］，由于语言易于形成集体共同记忆，语言的象征价值与社群及民族联系紧密^{［19］29-31}。

此外，Spolsky 还指出，语言和政治机构的权力存在着双向关系：权力中心可以制定、实施表现为法律或规章制度的语言政策，反过来，语言也因此成为语言政策发起者的一种集权手段^［15］40  。在国家层面，语言资源的利用、语言服务的提供、语言问题的处理等已经成为权力机构能力的一部分^［20］。更甚者，由于语言政策与权力之间的关联，语言政策可以演变为冲突的媒介，可能引发国家矛盾甚至分裂^［21］。在超国家层面，权力因素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然而，已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讨其影响及作用机制。因此，本文将在描述国际组织语言选择情况的基础上，探讨国际组织权力结构对其语言政策的影响，重点聚焦正式制度及成员相对权力强弱的作用。

03

基于集群类别的国际组织语言选择对比分析

本文以 2019 年《国际组织年鉴》中的语言选择数据为实证基础。该数据中的语言包括各组织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并未刻意区分二者，因此本研究所探讨的语言选择同时包括这两方面。

《国际组织年鉴》按照成员和结构特征将国际组织分为五大集群：国际性组织，依赖性组织，替 代性组织，国家性组织，死亡、不活跃或不被认可的组织。各集群的成员和结构特征、国际组织总 数、研究样本数量及例子如表 1 所示。不难推测，不同集群的差异性特征将对相关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以集群分类作为数据对比分析的基础。

（一）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基本情况

2019 年《国际组织年鉴》统计了 16 077 个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涉及 184 种语言，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总体而言，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较为集中，而不同语言的使用极不均衡。其中英语使用最 多，共有 14 824 个国际组织使用英语作为官方或工作语言。除英语之外，有 3 种语言为超过 1 000 个样本国际组织所使用，分别是法语（5 945）、西班牙语（3 179）和德语（2 175），均是地区通用度较高、实用价值突出的语言；有 18 种语言为 100 个以上国际组织使用；有 64 种语言为 10 个及以上国际组织使用；而 43 种语言（23.37%）仅仅为 1 个国际组织所用。

我们进一步计算了语言的使用率（使用某语言的国际组织数量/国际组织总数 16 077），仅有前四大语言使用率超过10%，其中 92.21% 的国际组织使用英语作为官方或工作语言 ，是法语（36.98%）的 2.49 倍、西班牙语（19.77%）的 4.66 倍、德语（13.53%）的 6.82 倍，显示出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五大集群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以下进一步分析、对比不同集群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表 2 列示了各集群的组织数量、组织占比（集群包含的国际组织数/国际组织总数 16 077），以及其使用的语言数量和语言占比（集群使用的语言数/国际组织使用语言总数 184）。

从表 2 不难判断，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以及集群四国家性组织在语言选择中表现出相对多样性。集群一国际性组织的数量占到了国际组织总数的近 60% ，使用的语言有 139 种，而定义上对地域限制更小、数量相对较少的集群二依赖性组织（组织占比 16.07%）、集群四国家性组织（组织占比 7.36%）使用语言的总数与集群一接近，均为 113 种。这与后两者特殊的成员构成及运作方式有关。这两类组织在具体的运作及活动中往往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传教地区、被援助地区 等）的语言，具体而言：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中的宗教团体、兄弟会、世俗学院在传教及其他宗教活 动中通过多语政策对使用不同语言的宗教信徒表示尊重及认同。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中的附属及内部机构在处理地区事务以及集群四国家性组织在救济、援助、宣传、研究等活动中使用相关地区的语言，不仅能够对活动对象表示尊重，而且有助于提高活动效率。此外，集群四国家性组织多为有关研究、和平、发展或救济的国际活动或国家组织，大多难以为成员带来直接利益，反而会使其间接受到战乱、贫困等的影响，因此，制定并实施多语政策成为该类组织鼓励成员持续参与的重要方式。

表 3 对比分析五大集群使用最多的前 20 种语言，包括使用某一语言的国际组织数量以及该语言在各集群中的使用率（该集群中使用该语言的国际组织数/该集群国际组织总数）。集群三替代性组织情况十分特殊，样本中只包括 11 个该类组织，使用了英语、法语、德语等 5 种语言，而其他四个集群使用最多的前四种语言均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进一步印证了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相对集中，实用价值导向明显，也再次彰显出这四种语言在国际语言生态中的主导地位，这与欧洲老牌强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历史上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这四个国家都曾实行过殖民扩张，语言的使用范围随之扩大。法国一直实行文化外交战略，在殖民地采取文化同化政策，并在当代重视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关系，将语言作为增强国家关系的纽带；英国则将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作为 其“ 三环外交 ”的 第二环 ，通 过语言及语言的象征价值扩大国际影响力^［22］。

进一步分析发现，除了英、法、西、德之外，国际组织使用最多的 10 种语言分别为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俄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汉语、挪威语和芬兰语。这 10 种语言的母国主要为老牌欧洲强国，尽管其中部分已经相对衰落，但由于国际组织权力结构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国家发展动态，这些国家在曾经建立或主导的国际组织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各国的语言也因而在国际组 织中保持了优势地位，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它们通过国际组织维系国际话语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 10 种语言在各大集群内的使用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葡萄牙语在五大集群中的使用率分别为 6.50%、6.74%、0、3.97%、5.24%，在集群一国际性组织和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中使用率较高，在特征上更接近英、法、西、德这四种语言。阿拉伯语和俄语的使用情况相似，前者在五大集群中的使用率分别为 4.40%、8.05%、0、4.73%、6.03%，后 者分别为 3.89%、6.66%、0、4.06%、 4.14%，两者都在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中表现出了较高的使用率，同时在集群五死亡、不活跃或不被认可的组织中表现出相对高的使用率。但二者的使用情况可能基于不同的语言政策机制而有所不  同：阿拉伯语在宗教团体、兄弟会或世俗学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俄语则对苏联成员仍有影响力， 相关国际组织倾向于使用俄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意大利语与汉语的使用情况及地位较为相似 ，前 者在五大集群中的使用率分别为 4.61%、6.62%、0、5.92%、4.71%，后 者分别为 1.90%、 3.64%、0、3.38%、1.24%，两者均在集群二依赖性组织和集群四国家性组织中表现出相对高的使用率，并在集群五死亡、不活跃或不被认可的组织中有相对低的使用率。可见，意大利语、汉语是国际  组织中新兴的语言，反映出母国意大利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逐步上升，二者尝试通过在特定类别国  际组织中寻求主导地位来提高整体的国际影响力。荷兰语在集群三替代性组织（9.09%）、集群四国家性组织（6.42%）中均有较高的使用率，反映出荷兰重视追求在这两类国际组织中的相对主导地位，以此提升国际影响力。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芬兰语在五大集群中的使用情况几乎一致，并都在集群五死亡、不活跃或不被认可的组织中有高使用率，这侧面证明了北欧国家的相对衰落，及其在当前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中活跃度较低。

由此可见，基于语言所代表的认同、地位及影响力，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集群内推广本国语言谋求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因而深受其成员兴衰状况及相对权力强弱的 影响，同时也在历史、经济、国际格局等宏观环境中得以塑造。

（三）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国际组织（NGO）语言选择的对比分析

我们进一步将集群分类与IGO 和NGO 分类结合起来分析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以探析组织类型、语言价值及语言母国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复合影响。

如表 4 所示，样本中 NGO 的总数（14 443）约是 IGO 总数（1 634）的 8.84 倍，但前者选择的语言总数（180）仅为后者（81）的 2.22 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IGO 的语言选择比NGO 更具多样性，这与IGO 更加注重成员国的语言权力密切相关。IGO 的集群横向比较显示，IGO 多为集群一国际性组织（629 个，占 38.49%）和集群二依赖性组织（615 个，占 37.64%），同时这两类 IGO 的语言选择总数最丰富，分别为 56 种（占 69.14%）和 67 种（占 82.72%）。值得注意的是，集群五死亡、不活跃或不被认可的组织在组织数量上只有上述二者的约 60%，但其使用的语言数量则与二者接近。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建立的IGO 更注重国际组织的语言多样性^［16］，而由此所致的组织效率下降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负面影响其组织活力，这一点真实而残酷地凸显出语言多样性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NGO 的集群横向比较显示，NGO 多为集群一国际性组织（9 016 个，占 62.42%），而集群一 NGO使用的语言种类占所有NGO 使用语言种类的 77.22%。同时，尽管只有 13.63% 的NGO 为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仅有 8.02% 的NGO 为集群四国家性组织，但二者的语言种类占比却与集群一国际性组织十分接近，分别为 59.44% 和 62.22%，这进一步证明依赖性、国家性组织更注重语言选择的多样性。

本文进一步对IGO 和NGO 使用最多的 20 种语言进行深入分析。如表 5 所示，IGO 的语言使用更分散，而 NGO 的语言使用更加集中。在IGO 中使用率超过 10% 的语言有 6 种，而在 NGO 中则只有 4 种；在 IGO 中使用率超过 5% 的语言有 9 种，而在 NGO 中则只有 6 种。NGO 使用的前 20 种语言中，使用率比在 IGO 中下降的至少有 14 种，这进一步佐证了 IGO 更重视语言多样性。

此外，表 5 还列示了各语言在IGO 和NGO 中的不同地位变化（排名及使用率变化），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IGO 使用最多的 20 种语言在NGO 中的排名和使用率都上升的仅有德语和意大利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母国德国和意大利都是二战战败国，而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其语言日语属于NGO 使用最多的 20 种语言却不属于IGO 使用最多的 20 种语言。由此可见，历史原因限制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在 IGO 中的影响力，三个国家转而通过 NGO 谋求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强劲，并具有身处欧盟的区域优势，德语在五大集群的 NGO 中都表现出了较高的使用率；意大利注重国家性组织的建设，将意大利语作为一种资源，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通过但丁协会、“ 马可·波罗计划”等发展意大利语教育产业；日语是替代性组织使用的 5 种语言之一，可见日本通过该类组织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

第二，IGO 使用最多的 20 种语言在NGO 中排名和使用率均下降的有阿拉伯语、俄语、汉语、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芬兰语、波兰语。结合表 3 可知，这几种语言的母国中，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四个北欧国家权力相对衰减，即便基于历史影响力保持其在 IGO 中的地位，但是在 NGO 中影响力有限。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中国均在集群二依附性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NGO 中集群二依附性组织的比例下降，俄语、阿拉伯语、汉语的影响力也随之降低，这也反映了俄语、阿拉伯语、汉语在特定类型或特定地区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在 IGO（第 8 位，7.53%）与 NGO（第 13 位，1.57%）中都有较高的使用率和地位，在前者中的影响力尤甚。由于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扩大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是重要举措之一，汉语在国际组织尤其是IGO 中的影响力也随着政府的积极参与而逐步提升。这些分析不仅进一步说明国际组织语言选择深受成员权力强弱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动态变化。

04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通过刻画、对比分析五大集群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状况，本文发现，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以语言价值为基础，而组织特性、权力结构等组织内部特征对其语言选择取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国际社会经济大环境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历史因素则通过国际组织内部正式制度结构的路径依赖持续影响其语言政策。

（一）语言价值、组织特性与国际组织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在语言价值上的取舍考量与其组织特性密切相关。一方面，组织性特征促使国际组织在制定语言政策时必须凸显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与二元结构中的成员相比，国际组织的行政机构在语言选择上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以此作为国际合作的工具性基础，保障国际组织的宗旨和使命得以完成。这种实用价值主导的倾向最直接地体现在各集群 类别、IGO 及NGO 对英语的一致偏好上，法语、西班牙语及德语等通用度相对较高、实用价值突出的语言使用率居于前列，同样佐证了这一点。本文基于大样本数据从多个角度证实了英语在国际组织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呼应并拓展了已有学者的研究^{［13，16］}。语言作为一种高度集体化的产品，使用者越多，使用范围越广，实用价值越高^［6］27。可以预测，基于组织性特征，在国际组织资源有限性 与语言使用排他性的双重推动下，英语的主导地位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巩固，国际组织整体的语言选择将会愈加集中^［23］80。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国际性促使其在语言政策中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尽管国际组织的行政机构基于组织运作效率十分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但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及世界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力^［8］，这些不容忽视的象征价值以及组织成员基于此产生的特殊语言诉求构成了国际组织注重语言多样性的重要驱动。从不同集群、不同性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对比来看，集群二依赖性组织和集群四国家性组织相较其他三类集群国际组织更注重语言多样性，而 IGO 比NGO 更注重语言多样性。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与集群四国家性组织在日常运营及活动中通常会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实施多语政策不仅能够传达对活动对象的尊重，争取相应的配合，而且有助于提高活动的管理与沟通效率。由此可见，基于语言的象征价值，语言可以作为国际组织缓解集体行动困境^［24］、推动成员积极持续参与的手段，以更好地实现国际性特征所蕴含的成员利益均衡。此外，语言选择与自我表达有关，是特定群体文化身份的象征^［25］，部分群体甚至在英语的冲击下进一步捍卫自身语言的社会文化^［26］，上升到国家或政府层面更是如此^［27］。因此，由政府直接参与的 IGO 组织在语言政策上更注重语言的象征价值，而 NGO 成员包括政府、民间团体或个人等多种形式，更注重国际组织的运作效率及整体目标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 者在国际性特征的表现形式及实现方式上有所不同。

（二）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及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强弱均会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在国际组织中的特殊体现。

一方面，基于语言象征价值背后所蕴含的认同、地位及影响力，某种语言成为国际组织的官方 或工作语言意味着相关成员尤其是成员国在组织内享有更高的话语权、地位及政治权力^［14］。因此， 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成为成员谋求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之一，语言也随之成为国际竞争  和冲突的媒介^［21］。部分国家基于本国的战略需要及国情特点，会在特定的国际组织中寻求主导性地位，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因此会在不同类别的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几种新兴国际语言在五大集群中的使用差异生动地反映了语言与权力之间的这种特殊互动。譬如阿拉伯国家重视本国语言在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中的使用，通过宗教活动和宗教典籍推广提高了阿拉伯语在这类组织中的使用^［28］；俄罗斯实行了俄语安全政策，通过与独联体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经济联系建立由俄罗斯主导的国际组织，并将俄语推广至相关机构，试图降低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去俄语  化政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应对世界强势语言的竞争，并在世界范围内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29］，因此俄语在集群二依赖性组织中也有较高的使用率；此外，北欧国家语言在死亡、不活跃或不被认可的组织中的高使用率，以及在 NGO 中的相对弱势则说明，在国家相对衰落时，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也会随之衰落，语言的使用是国家或地区政治和文化吸引力的晴雨表^［30］。

另一方面，历史因素对国际组织基于正式制度的权力结构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权力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具有明显的时滞，深受权力结构影响的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也因此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制度主义学者在解释制度变革时指出了权力结构等结构性因素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31-32］，对国际组织而言，不仅历史上形成的基本权力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往往在较长时间内倾向于延续已有的制度，与权力密切相关的语言选择及政策也会相应产生延迟效应。老牌欧洲强国的语言在国际组织中偏高的使用率以及二战战败国语言在IGO 中受限均体现了这种延迟。从历史角度看，老牌欧洲强国在不对称的权力动态中解构了殖民地区的语言并基于新的语言使用重构了语言记忆^［33］，通过殖民时期的文化同化建立了自身语言的权威，并借助制度等结构性因素保留了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强势地位。尽管其中部分国家逐渐衰落，但国际组织权力结构及制度的变革滞后于此，已有语言政策的延续使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国际组织中依然保持着较高的使用率。同样，出于历史原因，二战之后《联合国宪章》“ 敌国条款”限制了二战战败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国际体系内的政治野心^［34］，其语言在 IGO 中的使用随之受限。尽管二战以来的国际格局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但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在IGO 中的使用依然受限，三国只能转而通过 NGO 提高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由此可见，国际组织中深受历史传统影响的正式制度会对其语言政策起到保留或延续的作用，这种作用力在一定程度上与成员当前权力强弱的影响形成张力，二者在不断的潜在动态博弈中塑造着国际组织的语言格局及语言生态。

05

结语

本文基于语言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运用 2019 年《国际组织年鉴》中 16 077 个国际组织的语言使用数据实证分析了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规律及机制，得出上述一系列具有理论与实  践意义的重要发现。理论上，本文拓展并深化了有关语言政策与规划，尤其是国际组织语言管理的研究。首先，本文聚焦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以国际组织为研究主体，将其行政机构和成员的二元结构划分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相结合，发现行政机构基于组织性特征尤为强调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将此作为语言选择的主导性考量因素，而成员对语言象征价值的特殊诉求与国际组织基于国际性特征兼顾语言多样性的倾向相吻合。这些发现拓展并深化了Bourdieu^［18］、Spolsky^［15］的观点，也增进了我们对国际组织语言选择机制的理解。其次，本文探讨了国际组织权力结构对其语言政策的影响，着重剖析了组织正式制度与成员权力强弱的作用。研究发现，语言是成员（尤其成员国）通过国际组织谋求国际地位及影响力提升的重要工具，成员国基于国情与国家战略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本国语言在特定国际组织中的使用率及影响力，通过权力博弈影响国际组织的语言价值取向及政策。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延续基于正式制度的国际组织权力结构维系其语言政策的稳定性。这些发现无疑丰富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最后，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2019  年《国际组织年鉴》中的大样本实证数据和集群类别对政府间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进行对比分析，以实证结果支撑相关研究发现，为后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式。就实践意义而言，本文刻画了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基本现状与规律，并深入剖析了语言价值、国际组织基本特征与权力结构对其语言政策的影响，相关发现不仅可以为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各国政府、组织及个体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语言实践带来启示。

文章来源

张慧玉,安雨晨.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1(04):228-239.

注释、参考文献及英文摘要略。

点击下方标题查看近期热点消息

投稿请发送至邮箱：[e-mail]

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