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终结者“秦晖”的变与不变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老师在学界有「问题终结者」之称。
他学问深厚，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多重维度、多个领域，都能一针见血地直指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把道理说清、说透。
他是一个充满现实关怀的「学者」，总是逆「潮流」而动。80年代「主义」盛行之时，他死守学问，谈「问题」；90年代谈「问题」成为时尚，他却由「问题」转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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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壁皆书」的家
「问题终结者」的成就，离不开「看书科生物」日复一日的积淀。
秦晖老师看书成痴，众人皆知。据女儿秦蓓蓓的记录，「秦老爹」要是看起书来，「可以屏蔽掉一切无用的信号和活动」，对其他事的反应极为迟钝。妻子女儿对此发牢骚，他反而理直气壮：「我是『看书科』生物！」
当年，秦晖老师与妻子金雁老师新婚时，约好在上海去拍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结婚彩照。谁料金雁老师精心打扮好，独自一人在照相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秦晖老师的身影。原来，秦晖老师在上海图书馆看书看得太投入，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金雁老师气得心想：连结婚这么重要的事都能忘，那以后还有什么不会忘，干脆，让他和书结婚去吧！
好在，气消之后，两位老师还是结为了伉俪，在学术上、生活上互相扶携近四十年，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秦晖老师和金雁老师夫妻俩都爱书，爱买书，爱藏书。据说，两人结婚时唯一的「资产」，就是他们合在一起14大纸箱的书。
刚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的时候，夫妻俩分到一间宿舍。他们给「新家」添置的第一件家具，就是花33元买的一个书架。但书实在太多了放不下，金雁老师的母亲就用两张单人床板搭成两个两米高的「新书架」，算作给女儿的嫁妆。很快，这两个书架也满了。于是，床上、沙发上、地板上，到处都成了「书架」。以至于女儿出生后，由于家里再腾不出多余的空间，秦晖老师不得不借住到学生宿舍。
话虽这么说，可买书从不见少。于是一边抱怨找书太难，翻得满头大汗，一边打趣道：「也算是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
不仅家里的书多，秦晖老师脑子里的书也多。除了历史类的书籍，与历史沾边的考古、古文学、古生物，乃至与专业没什么关联的自然、地理、农技、水利、兵器、宗教等等，他都有所涉猎。秦晖老师还尤其爱看地图。在小时候识字之前，他就迷上了识图。他喜欢搜集和研究各个国家、城市、地区的地图，以至于到国外旅游时，经常「抢」了当地导游的「饭碗」。因为他的讲述在地点和故事之外，更多添了几分历史真实的厚重感。
得益于看书多而「杂」，秦晖老师以知识面广、博学多闻享誉学坛。而这样的为学、求知之道，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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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稻田大学」毕业
秦晖老师经常笑称自己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因为他十几二十岁最「黄金」的青春年月，都是在广西壮族的小山村里度过的。
15岁时，还在读初中的秦晖老师下乡去到农村，一待就是九年多。因为先天性眼疾，招生招工都不愿意要他，秦晖老师从最初全公社年龄最小的人之一，逐渐熬成了知青中的「老大哥」。眼看着身边人一个个离开，自己却回城无望，说秦晖老师心里不苦闷是假的。
但他转念一想：既然已经生活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更不能让心灵也空虚。况且这里天荒地远，安静无扰，是个多适合读书的好地方。
秦晖老师的父母都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因此家里从来不缺书看。秦晖老师每次回家，都一包包地往山里捎书。为了挤出更多时间看书，他还经常报名出工，去修水库、建公路。因为工地生活虽然艰苦，但集体生活毕竟不用自己做饭做家务啊。
就这样9年下来，我不仅弥补了早年失学之憾，而且培养了对文史哲经许多方面的广泛兴趣。
不仅如此，秦晖老师还经常去县文化馆读书、借书。时间久了，工作人员都知道有这么个爱看书的小伙子，给了他许多「优待」，允许他无限期地外借。
这类「破例关照」一直延续到后来，秦晖老师走上治学道路的初期。有了学界前辈的介绍，秦晖老师更「肆无忌惮」地「泡」在甘肃、上海、浙江等等各地的图书馆里，整日整日地看书。
由于高考久停，秦晖老师在农村读书的时候，没有应试或求官的压力，不带目的性地广泛阅读。他只有一个想法，要求知、追求真理，使自身免于精神饥渴。
近十年「扎根农村」的经历，使秦晖老师对农村、农民的生活有了细微而真切的了解，为他日后的求学和治学之路埋下了种子。
秦晖老师曾说：「那段（农村）生活对我的启迪是我终生享有的资源。」既是心灵上的，也是实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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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于「问题」与「主义」
1977年「文革」后的首届高考，秦晖老师报考了文科却因语文发挥不好，加上眼疾这一「硬伤」，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但很快，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并且将报考资格放得很宽。秦晖老师抓住这个机会，如愿考上兰州大学，师从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先生研究农民史。
在正式进入兰州大学之前，秦晖老师与赵俪生先生通过书信。后者很赏识这位自学成才的「小广西」，不仅寄给他一包参考书，还承诺只要他初试复试表现好，体检的事不是问题。
眼疾确实差一点又成为秦晖老师求学的阻碍，好在，有赵俪生先生的极力帮助。赵俪生先生曾放下「狠话」：「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
在兰州大学，秦晖老师跟着赵俪生教授专攻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80年代后期，他转向经济史的研究，又以古代商品经济史与中外比较经济史为主。进入90年代，秦晖老师致力于将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学」。
秦晖老师在为学上有一句口头禅：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
他的农民学研究，不仅涉及历史上的「种田人」，还涵括了「诸如改革与革命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现代化模式比较问题等等」，完成了农民研究范式的转型。
在秦晖老师看来，这些都是与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真问题」。
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
研究中国问题，秦晖老师却并不囿于中国。他不仅在妻子金雁老师的影响下深度理解了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还研读了斯密、布坎南、科斯等经济学家和哈耶克、诺齐克、伯林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逐渐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作为自由主义者，秦晖老师总是持有前瞻性的视野。当自由主义由西方传入中国，大家还停留在高呼口号的时候，秦晖老师就开始将其引入「问题」之中，关注农村问题等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当人们由「主义」转入具体「问题」时，秦晖老师又认识到并力倡「主义」的重要性。
而秦晖老师始终认为，「主义」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任何深刻的「主义」都不可能脱离现实「问题」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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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
游走在「问题」与「主义」之间，秦晖老师似乎对一切知识和领域都带着天然的「兴趣」。因此，在求索「问题」的过程中，秦晖老师不受领域或范围的局限，从一个问题进入另一个问题，没有边界，广泛地探索、寻找问题的答案。
而自小丰富的阅读和积累，使得他对多个领域的问题都有深刻的理悟与见解。
对他而言，知识，没有边界。
无愧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家。
但不管涉及哪个领域，不管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如何转变，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
那就是秦晖老师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类深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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