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文| 蒋勋
我常常想起阮籍的一件事。
阮籍母亲过世时，他不哭。按儒教的传统，父母去世，是要哭出来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哭墓，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升……
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中国传统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林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
这个社会上的阮籍愈来愈少，就是因为这句话。
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两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六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她们很勇敢。
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呢？因为一个学生。
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认同的抚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十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
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从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分得名得利，到了四十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
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状留在歷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
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我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的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
忠、孝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
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
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而不是像今日的社会，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辞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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