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说出我们的恐惧

乔治·柯门索 著 | 吴万伟 译

如果我不当作家，很可能希望当一名歌手、鹦鹉、间谍或神经外科医生。不幸的是，我唱歌的唯一场合是在淋浴时，乘飞机我只坐过经济舱，最接近间谍活动或者大脑手术的是在上大学时，我伪装成医生悄悄溜进国家医疗中心。穿上我从黑市上买来的白大褂，每个周二，我都用希波克拉底那样的沉着冷静与医院门卫打招呼，进入语言治疗室，在那里观看失语症患者的治疗，这些人因为大脑损伤而丧失了说话的能力。那个时候，我更感兴趣的是神经而不是人，不过在那个被白大褂隔离的冷静的房间，我开始不知不觉地重新喜欢起文学来了。

不久前，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就在30年前，我的父亲也伪装成医生溜进同一家医院，不过目的不同，他是要去看望患了肺癌的哥哥，是在探望病人的时间之外溜进去为他送一些违禁食品。伯父患上不治之症成为失落和不幸的家庭故事的核心，也意味着我在这个胖子的阴影下长大，他在40岁的盛年就因为罕见的恶性肿瘤而倒下。那时，我意识到这种癌症遭遇并不仅仅局限于我家，它象征着我们社会的大部分恐惧和心魔。正如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所说，当我们遇见众病之王（癌症），内疚、幸运、因果报应、遗传、痛苦、死亡等不过是若干指导我们或者误导我们的坐标。

我父亲讨厌癌症这个词，他认为该词有一种邪恶的魔力，是禁忌。另一方面，很多人则过度地使用它，不仅指细胞失控的激增而且指政客、腐败和怀习惯的泛滥。他们说，雷鬼音乐（Reggaetón）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癌症。最近有人在脸书上写到女权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癌症。（如果我不是在总体上反对用这种隐喻的话，我本来可能说像他这样的男人才是我们时代的癌症。）或许我们应该都穿上医生的白大褂来驯服这个令人恐怖又被如此滥用的词汇，把我们从它的狂怒中解救出来。

小时候，我喜欢唱的不是我本来应该喜欢的歌谣或者萨尔萨舞曲(一种拉丁美洲舞曲)或者意大利咏叹调，而是喜欢高声喊叫“嘿哈！”（Kihap!韩国跆拳道老师教我喊叫的口令）。我穿着白色制服扎着腰带，不停地呼喊“嘿哈！嘿哈！嘿哈！”（单单因为坚持不懈，腰带就变成了红色，最后变成了黑色。）“嘿哈！嘿哈！嘿哈！”我不停地喊叫了15年，因为父母认为用古代远东这种实践制伏我内心的无聊是个好主意。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一直喊叫的这个韩国语词汇的根指的是气以及将气引向行动的练习，但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每周花6到12个小时不停地呼喊“嘿哈”。

用韩国话喊叫特别有浑身获得解放的感觉。或许这归功于那些仪式化的暴力，我从来没有接受像父亲那样不停地大声诅咒的习惯。不管别人如何得罪了我，无论是因为无能、喧闹、还是政治观点或者宠物等，我都没有觉得迫切希望去侮辱臭骂他们一顿。悄声低语就可以引导我的气发泄出来，释放我内心的能量。

对于失语症患者来说，语言上的发泄就根本不可能了。他们很不幸地被剥夺了说出让宇宙滚蛋的话而带来的安慰。我曾经在医疗中心遇见过一位女患者，她因为运动性语言中枢布洛卡区失语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当我们和她说话时，她完全听得懂，却因为左半部分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受到严重破坏而说不出话来。我记得她令人心碎的凝视，她含义丰富的面部表情。她失语之后，丈夫提出离婚诉讼，并带走孩子，声称与哑巴母亲一起生活会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产生不良的影响。

而糟糕的家庭法院赞同丈夫的主张，使得她不仅患上残疾而且失去了孩子，虽然她被允许每个月看望孩子一两次。我记得她的眼泪、她的愤怒和那震耳欲聋的沉默。她如果能够让丈夫彻底滚蛋，让青卡妲(La Chingada是一句“国骂”，意为荡妇---译注）抓走这个负心汉，诅咒她的婆婆，暗示他与自己交媾，那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但是，她的愤怒和怨气被迫闷在肚子里，她没有发泄的渠道。某些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咒骂能够增加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而心理痛苦是最严重的痛苦。有时候，对厄运的最健康回应是大声地诅咒它。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怎么办？这就是吸引我写小说《癌症》（The Mutations）的问题。小说里的哑巴主人公拉蒙（Ramón）和嘴巴很凶的鹦鹉本尼托（Benito）借给他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我试图探索失去说话能力如何剥夺了人性、语言赋予我们的情感纽带，以及控制我们的语言缰绳，它有时候可能把我们变成狂怒的野兽。

墨西哥最著名的歌手何塞何塞（José José）是男高音歌手的儿子，哥哥是假声男高音（countertenor是男声演唱音域最高的一种男高音，他的音域甚至于女高音和女低音的重叠。假声男高音，靠特别的声乐训练。---译注）显然，索萨家族（Sosa）的基因中有些东西（不管你信不信，他们的姓不是何塞）给了他们优美的潜能、音高和音质。但是，本来被称为“情歌王子”的何塞何塞失去了这些品质。他对声带、以及软化声带的肾上腺皮质激素皮质醇的滥用，加上他酗酒狂欢让他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生物性音乐工具之一给彻底糟蹋了。如今，他说话的声音沙哑和结巴，就好像被掐住喉咙将要窒息一样。

2017年春季，何塞何塞录制了视频，其中他向歌迷通报了一个消息---我们都是一伙儿的---他被诊断出胰腺癌。他用死寂的、沙哑的声音解释说，给他治病的医院院长告诉他“我想让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胰腺上拥有肿瘤，你吸收了人们希望你拥有的所有邪恶：撒谎、侮辱、痛苦的背叛，你的器官因此吸收了所有这些罪恶，你的胰腺遭受重击开始产生消极的东西。不过，不用太担忧，肿瘤还很小。”

我不知道何塞何塞是否仍然痴迷于喝酒，墨西哥最好医院的院长是否真的相信癌症是因为“人们希望你拥有的所有邪恶”引起的，而不是偶然性、遗传基因以及歌手们喝的酒的质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何塞何塞是墨西哥最臭名昭著的酒鬼，研究显示白酒是胰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如果歌手的医生所说的“邪恶”指的是白色朗姆酒、龙舌兰酒、威士忌酒、白兰地酒，那他的胰腺的确受到了“重击”。但是，如果他说的“邪恶”是道德上可怖的行为、破坏性的激情、嫉妒、撒谎，那么这个医生也应该被称为穿着白大褂的骗子（或许他的白大褂也是在我买白大褂的地方买的，一路拼搏爬上了医院最高的位置）。

如果得知任何新的诊断，人们往往会问：为什么是他？他是这么好的人。他肯定喜欢生气！她不是很容易生气的人，为什么会得结肠癌？癌症的道德理论往往是邪恶和持久的。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探讨了不同时代将疾病道德化的问题（中世纪的瘟疫、１９世纪的肺结核和癌症），考察了她自己因为患上肿瘤而感到内疚的亲身经历。

我们应该把西方国家的皮肤癌流行归咎于嫉妒还是追求漂亮而热衷晒太阳造成的恶果？肺癌是压抑愤怒或者一包接一包抽烟造成的？那小孩子的白血病呢？是上辈子的因果报应还是某种随机性的基因突变？像何塞何塞这样的音乐界偶像和他那有影响力的医生胡扯什么疾病的心理精神来源，这是非常令人警惕的倾向。情绪低落可能令治疗效果打折扣，削弱人的防疫系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人的情绪与癌症之间有因果关系。

正如桑塔格描述的那样，在每个年代，一种难以描述的疾病就变成我们社会疾病的道德贮藏室。但是，基因突变在这里不是要提醒我们犯下的罪恶。我们决心要找到癌症传达的信息，就好像肿瘤是携带了我们犯下的罪恶清单的信鸽；就好像历数我们种种心理弱点的鹦鹉（非洲灰鹦鹉是最聪明的---我愿意比作其中之一），就好像恶性黑素瘤是宣称死亡来临的乌鸦（影魔Nevermore）；就好像细胞不仅是超级活跃的和缺陷性的而且真是邪恶的，就好像它们是人而不是一堆细胞。

要驯服癌症这个词，我们必须剥夺其主观性的和道德的因素。癌症是发生的事而不是传递意义的概念。反常的肌肉组织不是恶魔，没有携带的使命或者命运。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的恐惧和沉默。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体重已经不足90磅，肺部集水已经灌满胸腔，伯父仍然在说，“明天我要起床去工作了”。父亲认为他坚决否认自己病入膏肓是面对死亡的理想策略。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在我看来，他一直就是胆小懦弱的，闭着眼睛走近虚无而不是瞥见它---我要死了---来审视他的人生：40年的孤儿生涯，经济无忧，豪华旅游，骑马，重婚罪。我要是在伯父这个年纪死掉，可能还有不到十年的寿命。这似乎也太少了。父亲在已经接近墨西哥的男人平均寿命的极限时是否也是这样想的呢？（但是，成为鹦鹉的另一个理由是：在所有鸟类中，鹦鹉的寿命最长。）

如果和行星、恒星和银河系的时代相比，人类的存在实在渺小得很。在天文学的术语中，我们的人生只有瞬间。我们的寿命还剩一年、六年或者十年又能有多大差别呢？如果我们不关注的话，十年循规蹈矩的生活就像一小时的不耐烦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我要死了”在任何年龄段都是诚实的表达，从摇篮到医院的病床上（虽然可能让你觉得有些大煞风景）。熵(物质系统的不能用于作功的能量的度量)从一开始就在我们面前消失，削弱我们的DNA直到前沿优势彻底消耗殆尽。“我要死了”只不过稍微有些夸张。这个瓶子里到底是半满还是半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将持续消失（如果是一瓶龙舌兰酒，消失得更快些。）我们发明了地狱、天堂和灵魂转世等词汇来逃避那些把我们与死亡绑在一起的词汇。“我要死了”是终极的人类真理，是最冷酷的，最老套的已经定局的真理。这个世界有起因，这些和我们的欲望没有关系。

说“我要死了”是一种和自我保持距离的方式，是要放弃我们日常生活的有限视角，从更远的角度看待我们人生的短暂瞬间。这个宣言“我要死了”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得更加真实，它也成为让人忽略婴儿洗礼或者新书发表会的更大借口。应该有可能发送一张贺卡，在空中盘旋的若干秃鹫的画面旁边写上一则短信息“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出席，我要死了。”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类的条件》中写道，人类“虽然必须死掉，但生下来并不是要去死的，而是要开始的。虽然我们或许生下来并不是要去死的，但是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将拥有迫切需要的刺激不推迟生命的开端。”（琼·玛格丽特（Joan Margarit）在诗歌《匿名情书》（Sin remitente）中描述死亡的确定性是“强力兴奋剂”。）

通常，当人们敢于接受他们要死了，往往迫不及待地忏悔，吐露秘密，与人和解，请求原谅。我道歉，我原谅你，我害怕，不要抛弃我---这些是快死的人最经常说的话。为什么等待这么久才说这些话？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承认我们会死，我们最终将在临终的病床上说这些话，仍然陶醉在拒绝死亡的幻觉中胡说什么“明天我要起床去工作了。”

见证了若干次中风的强烈刺激后，我只好乖乖地每天早上来到健身房把血压降下来。害怕患上癌症促使我写了一本有关疾病的小说，这本小说的名称就是在我们家不能说的禁忌。我将它变成了悲喜剧，因为幽默是我知道的唯一无需心理治疗药物而战胜痛苦和丧亲之痛的方法。我拥有的最好防御机制就是自嘲。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说过很多孤儿笑话，但别人很少觉得我的不幸像我想象的那么可笑（拉康式心理分析师觉得最不可笑）。当《癌症》以墨西哥语出版的时候，我担心可能让某些读者---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对其不相关的疾病治愈途径感到不舒服。我没有打算引起他们的痛苦，只是邀请他们看到日常生活中无害的荒谬性中的幽默，包括在治疗横纹肌赘瘤的过程中的幽默。幸运的是，情况正好相反：根据我获得的短信和评论，那些丧失亲人的人或者经受严重疾病而活下来的人发现本书比其他任何书都更有意思（除了那些喜欢满口脏话的鹦鹉般年轻人。）

我相信减轻我们恐惧的最好方法是把恐惧大声说出来。要认识某个东西，我们就必须能够说出它的名字，最好能据此行动。否认我们对疾病的恐惧将防碍我们采取预防措施，比如戒烟、戴太阳镜，或者不吮吸铀棒。但是，无论我们多么小心，伤害我们的偶然命运总会战胜我们。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这种不确定性中。那些不愿意接受它的人可以向癌症病人的守护神圣佩雷格里诺（Saint Peregrino）祈祷，一天吃五磅的蓝莓或番木瓜，不要过分成功（以免引起嫉妒和背叛），或者在辉煌时期自杀以免眼睁睁看着自己走下坡路（在基督那个年龄自杀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主意）。如果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不管用，医生就会用无菌消毒水似的声音说，我们患上了癌症，如今最好保持平静，牢记多亏了科学进步，癌症已经不那么致命了，它可以带给我们奇迹如疫苗、抗生素和伟哥。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于死亡的概念，或许凄惨的肿瘤预后消息并不是那么糟糕。当那个时刻到来时，我们那些还没有解决的分歧和待定的旅程就会更少些，将更少浪费生命中的宝贵时光去参加什么婴儿洗礼或者新书发布会。当我的时刻到来时，我希望已经准备好了。至少在小说中，我一直是个歌手、鹦鹉、间谍、医生。对我来说，那已经足够。我希望能够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享受剩余的日子。即便我要死了，仍然还有笑声存在的空间啊。

（夏洛特·威特尔 英译）

作者简介：乔治·柯门索（Jorge Comensal），1987年出生于墨西哥城。曾获得墨西哥莱特拉斯基金会和拉斯阿尔特斯民族文化广场的奖金，作品发表在《自由文学》、《埃斯特佩斯》（Este Pais）、《尼克斯》（Nexos）、《墨西哥大学校庆》、《罪恶》和《文学批评》等刊物上，第一本小说《癌症》即将于11月出版。

英译者简介：夏洛特·威特尔（Charlotte Whittle），文学译者，作家和编辑。译作、随笔和评论发表在《格尔尼卡》（Guernica）、 《爆炸》、《电子文学》 、《洛杉矶时报》等刊物上。

译自：Voicing Our Fears By Jorge Comensal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19/08/30/voicing-our-fears/ 

-版权声明-

图文仅供思考与交流，感谢作者原创，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处理。（联系、交流、合作请加编者微信ding0001）